【抗战】学府弦歌 爱国情怀
东吴大学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府，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历经艰难险阻，展现出坚韧不拔的办学精神和深厚的爱国情怀。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战期间，东吴大学从校园内的师生抗争，到辗转多地坚持教学，为保存文化教育火种、培养抗日人才、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东吴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独特的办学策略以及师生们无畏的爱国情怀，在战火中顽强坚守，为国家和民族保存了珍贵的知识火种，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篇章。
东吴大学1900 年创办于苏州，学校初期以文科为主，后逐渐发展为涵盖文、理、法、医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其校园建筑融合中西风格，设施先进，学术氛围浓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国内教育界享有盛誉。学校注重国际化教育，与国外多所高校建立交流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广阔的视野和前沿的知识体系。
在学术方面，东吴大学法学教育成绩斐然，其法学院被誉为 “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有效率的法律学校”，培养出众多法学界的杰出人物。在自然科学领域，东吴大学的生物、化学等学科也有突出研究成果。校园文化丰富多彩，学生社团活跃，如东吴剧社等在文艺活动中展现出较高水平，同时，学校重视体育，多次在全国性体育赛事中取得佳绩，塑造了全面发展的校园文化氛围。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东吴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独特的办学策略以及师生们无畏的爱国情怀，在战火中顽强坚守，为国家和民族保存了珍贵的知识火种，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篇章。深入探究抗战时期东吴大学的发展历程，不仅能还原一所高校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生存轨迹，更能从中洞察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担当与抉择，为理解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史和文化抗战提供独特视角。
战前，东吴大学位于苏州天赐庄，校园建筑融合中西风格，环境优美，设施完备。校内图书馆藏书丰富，实验室配备先进，为教学和科研提供良好条件。师资队伍汇聚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既有留洋归来的学术精英，也有本土的学界翘楚。他们以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敬业精神，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使东吴大学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学术重镇。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苏州作为重要城市，很快陷入战争阴霾。日军频繁空袭，城市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百姓生活陷入恐慌。东吴大学校园成为日军轰炸的潜在目标，正常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校园设施面临损毁风险，师生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学校不得不紧急采取应对措施，如疏散师生、转移重要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等，但这些临时举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学校的存续问题。
面对严峻局势，东吴大学管理层经过艰难抉择，决定内迁。这一决策并非一帆风顺，面临诸多困难和争议。一方面，内迁意味着要放弃熟悉的校园和多年积累的办学资源，长途跋涉至陌生之地，过程充满未知与风险；另一方面，经费筹集、搬迁路线规划、新校址选择等实际问题亟待解决。然而，为了延续教育使命，保存学术力量，学校最终克服重重困难，确定了内迁方案。
面对战争威胁，东吴大学迅速成立应变委员会，商讨应对策略。学校一方面组织师生进行防空演练，在校园内挖掘防空洞，储备应急物资，以保障师生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开始筹备学校的转移事宜，对重要教学设备、图书资料进行整理打包，准备随时撤离。同时，学校积极与上海租界内的高校联系，寻求临时教学场地的可能性，为学校的后续发展做准备。
在搬迁路线上，东吴大学师生兵分多路，一部分师生经上海辗转前往内地，一部分则直接向西南地区进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遭遇日军封锁、空袭、交通不便等诸多艰难险阻。许多师生背着简单行囊，徒步穿越崇山峻岭，风餐露宿，历经数月才抵达目的地。学校的图书资料和设备则通过各种方式运输，部分珍贵物品甚至由师生们肩挑背扛，在战火中艰难转移，为学校在后方的重建保留了关键资源。
1937 年 11 月，苏州沦陷前夕，东吴大学部分师生在校长杨永清的带领下，携带部分重要物资迁往上海租界。在租界内，东吴大学借圣约翰大学等校的教室继续开展教学活动。尽管教学环境局促，但师生们克服困难，坚持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一时期，学校增设了一些与抗战相关的课程，如国际形势分析、战时经济等，引导学生关注时局，为抗战贡献知识力量。同时，东吴大学的师生们积极参与上海租界内的抗日救亡活动，通过组织义卖、募捐等方式支援抗战前线。
东吴大学内迁后，先后在浙江湖州、安徽屯溪、上海租界以及四川成都等地设立临时办学点。在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协和大学等多所高校组成 “五大学联合办学”，共同利用有限资源维持教学。尽管办学条件艰苦，校园简陋，宿舍拥挤，教室多为临时搭建，但东吴大学师生积极适应环境，通过修缮旧建筑、开辟新场地等方式，逐步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教学秩序。
据1946年出版的《东吴年刊》中记载，1937年，为了避免战火的威胁，更为了不愿面见颜在敌寇控制下生活，东吴大学在苏州的文理学院师生们，在校长杨永清和教务长徐景韩、总务长冯家声以及慎斐文等教授的带领下，毅然离开了有数十年历史渊源的苏州，向浙江迁徙，在东吴大学设在湖州的附属中学继续上课。然而，在湖州的片刻宁静很快被打破。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湖州一带同样难保安全。东吴大学的师生们又从湖州向杭州、泗安两地撤退。泗安的师生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向长沙进发，一部分回到上海。在杭州的师生则转往安徽黟县办学。虽然东吴师生四散流离，但他们的心依然拧成了一根绳，抗日、办学，是共同的目标。
1938年，教师们陆续从各地到上海。当时的上海租界，日军还没有涉足，而东吴大学法学院本来就设在那里。于是，校长杨永清会同在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师生一起筹备复课，教室借用的是上海西藏路上的慕尔堂(今沐恩堂)和南京路上的慈淑大楼。当时，顾镕芬的父亲顾瑞伯也来到了上海，在东吴师生们的努力下，东吴文理法三学院和附中都在上海招生复课。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再也挡不住侵略军的铁蹄。日伪教育机关召集在沪的各教会大学主持人开会，强令各校根据他们的指令办学，开展奴化教育。面对无理要求，东吴大学的师生们断然拒绝。无论是政治施压，还是经费利诱，他们始终没向日伪教育机关登记。满腔的爱国情怀和无上气节，都写在了东吴大学校歌里：“中西文艺，并蓄兼输，国运待昭苏。古今完人，天地正气，更勉以同符。”拒绝日伪的“示好”，就无法继续公开办学。不能登报招生，他们就凭着人们相互转告将招生消息传递出去。让东吴老师们欣慰的是，报考的青年竟然非常多。这是在战火纷飞、家国不保的年代里，最让他们高兴的事了。只是，面对刺刀，这样的坚持到了第二年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1943年，抗战的烽火中，东吴大学校部及文理学院曾应岭南大学邀请内迁粤北曲江（今广东韶关）办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东吴大学克服重重困难，在坚持办学的同时锲而不舍建起了一座相对完整的校园。
据登载于《东吴校闻》曲江版创刊号（1943年12月1日）的沈体兰代理校长《校舍素描》记载：“曲江校本部及文理两院于半年内陆续建筑校舍共十八座，此项校舍位于曲江北约三十公里粤汉铁路之仙人庙站。抵站后向东步行一百步即达校门”。此处曲江是指“曲江县”，据《韶关市志》，当年曲江县城在今韶关市区，1943年，析曲江县城设韶关市。韶关城北约三十公里之仙人庙站今已不存，附近有梅村车站。但梅村车站背后是大山，当年不会在这样的地方设站。仙人庙车站当在今梅村站西北500米处粤汉铁路与乡道Y303交界处，这样才方便交通和运货。受山地地形影响，铁路和乡道都应该是80年前的走向。如若仙人庙站在粤汉铁路与乡道Y303交界处，则沿乡道Y303向东偏北方向步行200米不到，就是乡道与进入大村横岗山小路交叉口，即今日浈江区复建的东吴大学校门。东吴大学所在横岗山不高，今天依然风景很美，山下皆为农田，一派田园风光。时任东吴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的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在其回忆录《白头唯有赤心存》中深情地回顾：“战乱后迁到广东曲江的东吴大学，校舍设在近郊的仙人庙，周围树木苍翠，空气清新，环境比建阳好了许多。”1944年，李约瑟博士曾到访曲江东吴大学，因吴大琨系东吴毕业生，英语很好，沈体兰校长遂指定吴大琨代表学校接待他。据吴大琨回忆，在陪李约瑟博士参观和了解东吴大学后，还一起到韶关旧书店选购图书，并向他推荐了《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提要》等丛书，李约瑟如获至宝，全部买下。当时李约瑟博士正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后来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拟写提纲，有很多问题找吴大琨讨论，谈的很投机。后来李约瑟博士在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时提到要感谢一些人，其中有吴大琨。
1944年6月，随着日军困兽犹斗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之举和国民党军的溃败，曲江形势危急，奉广东省政府转移粤北高校之命，东吴大学撤至桂林后分散转移，部分师生加入重庆的东吴沪江联合法商学院。曲江的岁月是东吴大学世纪长河中难忘的一段记忆，记载着民族的苦难与浴火重生，记载着中华儿女不屈的战斗意志与东吴师生的爱国情怀。
东吴大学校部及文理学院师生在代理校长沈体兰、校务长潘慎明带领下，下金华、赴邵武、过江西、奔曲江，克服万难，绝不屈服于日伪，弦歌不辍，与祖国同命运，为民族保留读书种子。曲江的教学与学习生活非常艰苦，学校财务异常困难，学费收入基本断绝，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教师结茅筑舍以作育英才，学生读书报国以昭苏国运。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局势恶化，东吴大学被迫再次迁移。学校先后辗转浙江金华、福建邵武等地。在迁移过程中，师生们面临着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疾病流行等诸多困难。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在长途运输中损失严重，但师生们始终没有放弃办学。在邵武，学校利用当地的庙宇、祠堂等作为临时校舍，因陋就简地开展教学。教师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认真授课，学生们求知若渴，在战火纷飞中延续着东吴大学的学术传统。例如，法学院的教师们在简陋的教室中为学生讲解战时法律问题，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知识维护正义、服务抗战的能力。
东吴大学的师生们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工作。学生们组织宣传队，深入城市街巷和乡村，通过演讲、演剧、张贴标语等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东吴剧社排演了多部抗日题材的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以生动的艺术形式感染民众，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教师们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分析抗战形势，为抗战出谋划策。同时，学校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师生们纷纷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前线的将士。
部分东吴大学的师生直接参与到军事和情报工作中。一些学生投笔从戎，加入抗日军队，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例如，东吴大学的一些体育专业学生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军事训练，在军队中担任侦察兵等重要角色。还有一些师生利用自己的外语和专业知识，参与到情报翻译和分析工作中。他们截获并翻译日军的情报，为抗战部队提供重要的战略信息，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独特贡献。
在抗战期间，东吴大学根据战争需要对课程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学校加强了实用学科的教学，如机械工程、化工等专业，培养能够服务于战时工业生产的技术人才。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军事素养，开设军事训练课程，为学生日后投身抗战做好准备。在文科方面，加强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通过这些课程调整，东吴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各类人才，他们在不同领域为抗战胜利和国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处于战争环境，东吴大学的教师们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利用有限的资源开展研究工作。例如，生物系的教师们在野外考察中研究当地的动植物资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发展战时农业提供理论支持；历史系的教师们深入研究中国抗战史，从历史角度为抗战提供经验总结和精神动力。学校还积极组织学术交流活动，通过举办学术讲座、研讨会等形式，促进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保持学校的学术活力。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不仅为抗战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也为战后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教学方面，由于师资分散、教材匮乏，东吴大学教师们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因陋就简编写教材，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授课。课程设置根据战时需求进行调整，增加了与抗战相关的内容，如军事训练、战时经济、国际法中的战争法等，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和应对战时社会需求的能力。同时，学校坚持学术研究不辍，教师们在艰苦环境下仍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在法学、医学、生物学等领域取得一定成果，为抗战胜利后的国家建设储备知识力量。例如，法学专业教师深入研究战时法律问题，为国民政府提供法律支持；医学专业师生则投身于医疗卫生救助和疾病防治研究，为抗战大后方的医疗保障作出贡献。
东吴大学的学生们满怀爱国热情，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组织各类宣传队，深入城乡宣传抗日主张，唤起民众的爱国意识。通过演讲、戏剧表演、张贴标语等形式，向广大民众揭露日军暴行，激发群众的抗日斗志。许多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抗日军队和各类抗日组织。有的加入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战场，为保卫滇缅公路这一抗战生命线浴血奋战；有的投身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参与情报收集、物资运输等工作，为抗战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此外，学生们还积极参与募捐活动，为前线将士筹集物资，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教师们不仅在教学科研上坚守岗位，也以各自方式支持抗战。一些教师利用自身专业知识，为抗战提供智力支持。如法学教师为国民政府制定战时法律法规出谋划策，参与国际法律事务，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医学教师则在后方医院义务服务，救治伤病员，并开展医疗培训，提高基层医疗人员的救治能力。同时，教师们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组织募捐、救助难民等，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精神，成为学生们的榜样，激励着一代青年学子为国家命运而奋斗。
尽管身处战时艰难环境，东吴大学始终将传承学术传统视为使命。学校在课程设置中保留了核心专业课程，延续战前的学术体系和教学方法，确保学生能够接受系统、高质量的教育。在法学教育中，坚持对英美法系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入研究，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专业素养；文学教育则注重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研读，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同时鼓励学生创作反映抗战现实的文学作品，为时代发声。通过这些努力，东吴大学在战火中维系了学术传承的脉络，为战后学术复兴奠定基础。
东吴大学以文化为武器，开展文化抗战。学校师生通过创作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等，传播抗战精神，鼓舞民族士气。校内刊物《东吴校刊》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阵地，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评论等，从不同角度展现师生们对战争的思考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此外，东吴大学还积极组织文化交流活动，与其他高校联合举办学术讲座、文艺演出等，促进了大后方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在文化领域为抗战胜利作出独特贡献。
抗战期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始终在战火中屹立不倒，成为全国文人心目中神话一般的存在。逃离上海，南撤福建邵武的东吴大学也曾与同样在颠沛流离中的协和、之江两所大学携手成立联合大学，并在金华成美中学设点联络。但这次联合办学并没有坚持多久。“抗战爆发后，（复校）开始坚持了一段时间，东吴还曾和之江、协和联合办学。一路往内地，但很快就散掉了，主要问题是没有经费，教会没有经费。”东吴大学校友、原苏州大学副校长、东吴大学校友会会长沈雷洪回忆说，不同于西南联大的国立性质，东吴大学是教会学校，当时已经没有经费拨给学校，学校全靠师生筹款，很难维持。不久，邵武的东吴师生又向广东撤离，一边撤，一边寻找合适的地方教学。幸运的是，他们在广东曲江仙女庙弄到了一片地面，从前只拿过纸笔的学生老师化身木匠、水泥匠，搭了几间简陋的房子，这便是东吴大学的临时校舍。“东吴人就像是大家庭，不管遇到什么事，不管在哪里，师生始终是凝聚在一起的。”沈雷洪动情地说，这也是东吴大学的传统。和曾经明净优美的苏州校舍不能相比，但有一方屋瓦栖身、展开教学，已经十分可贵了。现在苏州大学内的钟楼，在东吴大学时期名叫林堂，曾经的化学物理系的教学楼叫葛堂。在曲江的东吴大学临时校舍内，心系苏州的东吴师生们，也命名了一个“林堂”、一个“葛堂”，以此表示“君子不忘其旧”，更相信终有一日，定能回归苏州的校园。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东吴大学的师生也结束了八年的流离失所，怀着激动的心情返回苏州，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校园。然而，此时的东吴园是怎样一副模样呢？据《东吴大学法学院年刊》记载，收回的校舍只是几幢空房，别无长物，不要说仪器设备同教室里的桌椅荡然无存，就是连门窗、墙壁、地板也残毁不堪。而旧健身房及螺丝浜的住宅更是只留下一堆瓦砾、几株枯草。依照当时的物价估计，修理费要法币六万万元，合美金30万元。时年16岁的顾镕芬跟着父亲一起回到东吴大学，并进入东吴大学附中读书。她回忆说：“学校边上还有日本人留下的铁丝网，后来才知道战时被日本人用作军人医院了。我入学后还能在教室里看到低矮的日式家具，像榻榻米那种;体育馆，我们当时叫健身房，里面的地板也被马啃成一个一个大坑，修好之后也还是看得出来的。”虽然学校经过了修复，但日本侵略者在东吴师生心中留下的创伤难以抹平。
晚一年进入东吴大学附中读书的沈雷洪，对当时的情景也仿佛历历在目，谈起东吴大学的往事，记忆特别清楚：“日本人占领的时候，校园荒芜了，东吴大学在接管的时候，校园里全部都是野草。当时听年长的校友说，操场上的野草齐腰高。”说到齐腰高的野草时，沈老一边比划，一边颇是气愤。“当时我进校的时候，还能看到水龙头上贴着的‘消毒’那种日文字。破坏最严重的就是健身房，现在是苏大的博物馆。地板好像是烧焦的，也有被马啃的，后来是把坏木头切掉后重新补的地板，当时到底在健身房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沈雷洪说。
由于此时的校园已满目疮痍，大部分建筑遭到破坏，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损失惨重。学校立即成立复校委员会，着手校园的恢复重建工作。师生们齐心协力，清理废墟，修复校舍，重新购置教学设备和图书。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东吴大学逐步恢复了往日的生机，重新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抗战时期，东吴大学的校园文化呈现出坚韧、爱国、包容等特点，这些特点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得以传承和发展，为师生们提供了精神支撑，也为学校的发展和抗战胜利后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一是坚持教学。面对战争的破坏和学校的多次迁徙，东吴大学师生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教育的坚守。学校在浙江、安徽、福建、广东等地辗转办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克服了物资匮乏、生活艰苦等诸多困难，坚持开展教学活动，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底色。
二是学术传承。尽管处于战争时期，学校的教师们依然努力维持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正常进行，尽可能为学生提供系统的知识教育和学术训练，使学术传统在动荡中得以延续，为学生们树立了坚持学术追求的榜样，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三是强烈的爱国情怀。师生们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他们借教会学校 “团契” 的传统，组织文艺演出、体育表演、义演义卖、学术讲座等活动，将抗日救亡的思想融入其中，激发师生和当地民众的爱国热情，唤起大家的民族意识。许多东吴大学的师生不仅在思想上支持抗战，还积极投身到实际的抗战工作中。有的师生参加了抗日军队，有的参与了后方的支援工作，还有的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抗战贡献力量，如法学院的师生参与战时法律实务，为抗战提供法律支持，这种爱国行动体现了东吴大学师生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校园文化的鲜明特征。
抗战时期，东吴大学与其他高校联合办学，如法学院迁至重庆与其他高校合组 “联合大学”。这种联合办学的方式促进了不同学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文化融合，师生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背景，形成了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氛围。东吴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在抗战时期仍保持着一定的国际联系。学校与国外的教会组织和高校有一定的交流与合作，这种国际交流为师生们带来了国际视野，使校园文化更加开放和包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师生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教师们不仅在学业上指导学生，还在生活上关心学生的疾苦，为学生解决实际困难；学生们也尊敬教师，积极配合教学工作，师生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情谊，这种互助互爱的氛围体现了浓厚的人文关怀。
东吴大学的师生们还关注社会民生，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和公益活动。他们为战争中的难民提供帮助，开展慈善活动，关心当地民众的生活，展现了学校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进一步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涵。
尽管处于抗战时期，东吴大学法学院仍坚持其 “比较法学” 的特色教学。继续开设民法、英美法、中国法等多个法律系统的课程，让学生通过比较不同法律体系来获得知识和司法实践能力。此外，还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课程，如在特殊时期仍坚持开设《苏联法》课程以拓宽学生知识面，以《陈案书状汇录》作为教学参考材料来训练学生辩论技能。教学方式注重实践，采用 “研究判例” 的教学方法，这也是当时美国法科学校中主要的教学方法。同时，继续通过设 “型式法庭”（模拟法庭）进行诉讼实习，让学生在模拟的法律场景中锻炼法律应用能力和辩论技巧。
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有许多学生投身于抗日救亡事业。1930 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的茅丽瑛，接受党组织布置的救济难民和募集抗日部队军棉衣的任务，与各救亡团体一起，发起 “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组织 “物品慈善义卖会”，以救济难民名义，为新四军添制军衣，筹集经费。
东吴大学自创办以来就从世界各地延揽名师，如讲授法理学的吴经熊、讲授法制史的董康、讲授劳动法的孙晓楼等。这些教师不仅拥有博士学位和较高的专业素养，而且十分热爱教学，对教育工作精益求精。
学校保障教师待遇：尽管学院作为私立学校财政极为困难，收入主要来源于学生学费，但仍将有限的经费几乎都用到教学上。开支中 50% 用于教师薪酬，还会足额、及时报销教师用于教学和科研的合理开支，为教师们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财政困难但保障教学。学院开支中 45% 的经费用于购买各种原版图书和教学用品，支撑 “比较法学” 学术发展的需要，其图书馆拥有 2 万余册法律藏书，被誉为远东地区最佳法律图书馆之一。同时，学院尽量压缩非教学开支，全院仅雇了三名工友，负责门卫、收发、绿化等工作，效率极高。
上海沦陷后，东吴法学院处于 “孤岛” 环境，但仍坚持办学，维持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培养了一批法律人才。太平洋战争时期，面临更为艰难的局面，学院可能在教学条件、师生安全等方面面临更多挑战，但依然努力维持法学教育，为战后的法律事业储备力量。
抗战胜利后，东吴大学法学院 10 位师生校友在东京审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在中国抗战史和司法实践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东吴大学法学院在抗战时期培养了不少著名的法学家，择要介绍几位代表人物：高文彬：1922 年出生，从东吴附中毕业后直升东吴大学法学院，1945 年获得法学士学位。他是中国著名法学家、翻译家、历史学者，也是中国最后一位东京审判全程见证者。在校期间，他系统学习了英美法和中国法，掌握了较高的外语能力和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东京审判中，他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后因表现出色被留下任秘书，负责翻译、核对庭审记录等工作。他还因发现 “百人斩杀人竞赛” 的报道，为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提供了关键证据。潘汉典：1940 年进入东吴大学学习法律。在东吴大学，他不仅学习了中国法知识，还对普通法进行了系统了解，视野更加开阔。毕业后他到中南银行当法律顾问，抗战胜利后，1946 年回到东吴大学开始研究生生涯。他精通多门外语，主持翻译了《比较法总论》等法学译著，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杨寿林：1912 年出生，1934 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抗战胜利后，在日本东京先后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秘书、盟国总部国际法庭中国法官。后任东吴大学、复旦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与教材编写、学报学刊编辑等工作，著有《翻译教程》等，译有《印度的发现》等。杨兆龙：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后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也是国际法学界公认的杰出学者。抗战期间，他起草了《军事征用法》《国家总动员法》等关键法律，成为国民政府动员抗战的法律基础。1948 年，他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选为 “世界 50 位最杰出法学家” 之一，还担任国际刑法学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法学会理事等职，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中文本。
东吴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法学领域，一是坚持法学教育，抗日战争期间，东吴大学法学院迁至重庆，与其他高校合组 “联合大学”，坚持开展法学教育，为抗战时期及战后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法律人才，维持了法学学术传承。二是参与战时法律实务，法学院师生利用专业知识参与战时法律实务，为抗战提供了法律支持，在实践中丰富了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提升了东吴大学法学教育的实用性和专业性。三是东吴法学院创办的《法学杂志》（The China Law Review），在抗战时期仍持续发行，成为民国时期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法学刊物之一。该刊物向西方介绍中国法律，并引介西方法学思想，促进了中西方法学的交流，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为法学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四是在抗战时期师生参与了《中华民国民法典》《六法全书》的翻译与注释工作，促进了中西法律术语的对接，有助于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完善和与国际法律的接轨，这是东吴大学法学院在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方面的重要成果，对中国近代法制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五是助力东京审判。在东京审判中，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校友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倪征燠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以精湛的英美法知识驳斥日本战犯辩护；刚刚毕业的高文彬翻出了《东京日日新闻》对 “百人斩杀人竞赛” 的报道，直接促成两名战犯被缉拿归案等。他们在东京审判中的出色表现，展示了东吴大学法学院在英美法教育方面的卓越成果，也为维护国家尊严和国际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图为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的向哲浚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进行艰苦卓绝的审判，各国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人士上演一场场法庭传奇，尤其是中国法官梅汝璈的据理力争才扭转了局面，用战犯的绞刑告慰了在战争中死难的中国人民。在历时两年半的漫长过程中，法庭共开庭817次，创下了国际刑事审判的记录。审判中，中国法官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由于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中国赴远东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翻译等几乎都来自东吴大学法学院，他们是：向哲浚（检察官）、倪征燠（首席顾问）、桂裕（检察官顾问）、鄂森（检察官顾问）、裘邵恒（首任检察官秘书）、高文彬（翻译、检察官秘书）、方福枢（法官秘书）、杨寿林（法官秘书）、刘继盛（翻译）、郑鲁达（翻译）等，东吴大学法学院也因此更加著名。
抗日战争的经历对东吴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段艰难岁月锤炼了师生们的意志，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和爱国精神。学校在抗战期间积累的办学经验，如灵活的课程设置、适应战时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等，为战后学校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同时，抗战时期培养的大批优秀人才，在战后的国家建设中成为各行业的骨干力量，进一步提升了东吴大学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
抗日战争中的东吴大学，在战火的洗礼下，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办学，为国家和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学校师生们在艰难困苦中展现出的爱国情怀、学术坚守和社会担当，成为东吴大学历史上光辉的篇章。这段历史不仅是东吴大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特殊时期为民族复兴奋斗的生动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