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最愉快了！每每妈说这话时，都满眼艳阳。

　　妈一生中，无数次说过这句话。每次，都让人跟随着妈的目光，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那时候是战争年代。

　　1947年春，妈15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家里，偷偷找到离家不远的一个部队医院，要求当兵。负责接待的同志问妈，当兵要上前线，到战场上抢救伤员，还可能流血、牺牲，你怕不怕？妈认真地回答，死我不怕，只是我人长得瘦小，如果背不动伤员怎么办？接待的同志笑了笑，没告诉妈应该怎么办，却终于同意留下妈当兵了。

　　其实，还在1946年，妈就想当兵，而且当即就被批准了。可当妈知道与她同去报名的小伙伴，因为听说了前线的情况，突然有些害怕，哭了起来，部队因此没有要那个女孩。妈当时什么也没想，很仗义地陪女孩一起，转身离开了。

　　说起当兵的动机，当时想得很简单，就是为了能继续学习。

　　那年，妈高小毕业，因为家里生活很艰难，实在没有钱供她再上中学。为此，在妈狠狠痛哭一场后，听说部队能学习，而且还教唱歌，就决定去当兵。

　　很顺利地当了兵，发了军装，还发了鞋。那是一双很漂亮，很合脚的小胶皮鞋。那一夜，妈说她就那样一直紧紧搂着属于自己的、崭新的胶皮鞋，很久舍不得松开，直到不知不觉进入梦乡。

　　妈的家在延吉，是朝鲜族。北方的冬天，轻轻哈出一口气，都会立刻结成霜。妈就是在这样的寒冬里，每天上学也只是穿着一件薄裙子和自己用破毛线织成的薄袜子，脚时常被冻得失去了知觉。

　　直到今天，妈还常常感慨地说，一个那么瘦弱的女孩子，生命力如此顽强，竟然在北方肆虐的寒风和漫天大雪中，没有被冻死。

　　当兵后，妈她们这批小女兵都被分在医院当护理员。一间大房子，一排长长的大通铺，上面铺上一层稻草，就是这些小女兵们的床。因为没有褥子，便两个人一对，把两个人的被子一个铺，一个盖，两人挤在一个被窝里。当时，妈和一同当兵的张福金一个被窝。

　　女孩子们凑到一起就喜欢说话。刚当兵不久的妈和张福金每天晚上一钻进被窝，就开始说悄悄话。有时说到家里艰难的生活，上不起学，以及当兵前受的苦，就搂在一起哭起来。哭完了，第二天照样高高兴兴劲头十足地去上班。那时，前线的仗打得正紧，妈他们野战医院每天都要接收许多从前线送下来的伤员。

　　那时，妈还弄不明白党是怎么回事，更没想过党对她今后、以至整个儿人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指导员给小女兵们上课时，从指导员的话里，总能听到妈和张福金夜里说的话。妈奇怪得不行。

　　指导员叫张鸿，是参加过八年抗战的老同志，南方人。更重要的，指导员是个男人。平时，他既不和小女兵们住在一个屋子里，又听不懂妈她们的朝鲜族话。那么，妈和张福金两个人的悄悄话，指导员怎么会知道呢？

　　再然后，有时下了班，不那么忙时，妈她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那时，小女兵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跳绳。当爱笑爱动的小女兵们正跳得高兴时，那位指导员，或者另一位叫姜晶的汉族女调剂员，总是在这个时候，叫住妈。然后，用妈听不太懂的汉话，或者问问家里的情况，或者讲一些革命啦，解放啦等等妈听不大懂的话。

　　刚开始，妈还睁大了眼睛听。后来，有时正跳得热火朝天，再被叫去时，妈就有些不那么情愿了。妈无论如何不愿放弃好容易才有的一次玩的机会。毕竟，从年龄上讲，15岁的妈还是一个十足的孩子。

　　不久，在指导员讲的党课上，妈吃惊的发现，指导员讲的那些道理和教堂牧师讲的差不多一样。比如，都是要正直，要团结，要互相帮助，不拿别人的一针一线……

　　一天，妈夜里和张福金说悄悄话时，说了自己的发现，说党和耶稣原来是一样的。

　　妈的妈，也就是我的姥姥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小时候，妈常跟着大人去教堂，听牧师讲的都是这些做人的道理。

　　没想到，妈和张福金夜里的悄悄话，指导员在第二次党课时，又讲了出来。还重点讲党和耶稣有什么不一样，根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讲什么是中国共产党；讲党是穷苦大众的领路人，只有共产党才是穷苦人的大救星……

　　后来，妈的班长悄悄告诉妈，指导员他们不是随随便便找妈拉家常，说闲话，是找妈谈话。而谈话和说话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

　　再后来，妈迈进党的大门以后，才恍然明白，原来，她和张福金夜里的悄悄话，都是班长向指导员“告密”的。

　　那时，党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公开。虽然妈的班长沈在英和二班长朴贤淑已经是党员了，但整天挨着班长睡觉的妈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班长好象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妈和张福金。也许因为妈和张福金都是贫苦出身，也许妈和张福金对工作都太投入，太能干，太无怨无悔一个心眼儿。因此，这对一个被窝、爱说悄悄话的小女兵，一下子就被党注意到了，就懵懵懂懂成了党的培养对象。

　　那时，女兵们无论上课、开会，都是指导员在前面用汉语讲，然后，由一位姓许的文化教员翻译成朝语，再翻译成日语。因为，野战医院从延吉当地入伍的朝鲜族战友很多。同时，还有一些被解放过来的日本医护人员。

　　妈如一棵刚刚冒出泥土的小苗，拼命吸吮着久违的甘露。

　　以前，妈始终相信耶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是万能的主。因此，妈一直非常虔诚地认定，自己没做过坏事，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得到耶稣的保佑。可此刻，党和主耶稣同时在妈面前闪着耀眼的光环，妈一下子如同迷了路，找不到家的孩子，懵懂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以后的日子里，指导员和那个叫姜晶的女调剂员，仍是经常找妈谈话。谈话的内容除了党，除了工作，还有以前妈从未听说过的一些新鲜事儿。渐渐，妈象一棵正在贪长的小树，在春雨的滋润下，很快茁壮成长起来。

　　战争年代条件很艰苦，医疗设备和用品很缺乏。可因为心底有了希望，有了照耀前进方向的指路明灯，妈的情绪永远都是那么高涨，从早到晚，好象就不知道什么叫累。

　　妈是O型血，又是输血队的队长，因此，只要有从前线送下来的伤员急需要输血，妈总是抢着去献血。并且献血之后，坚决不按规定吃病号饭，更不肯休息。在妈心里，为前线负伤的伤员献血是心甘情愿的事情，无尚光荣。

　　看着自己年轻的鲜血一次又一次缓缓流进伤员同样年轻的血管里，伤员苍白的脸上重又泛出红润，妈的心里很安慰，很开心，脸上从早到晚都是阳光灿烂的笑。尽管输血后身体变得有些虚弱，加之工作过度紧张劳累，营养又常常跟不上，体力一时难以恢复，但精神却好象永远都那么旺盛，也永远都那么快乐。就好象前面不远的什么地方，有一片金黄色很神圣，很广袤无垠的天地在等待妈。

　　1947年的时候，前线形势非常紧张，战斗打得很残酷，送下来的伤员一批接一批，有很多都是重伤员。妈他们的野战医院距前线不到一百里，伤员在经过前方紧急救治后，就转到野战医院。

　　当伤员经过救治，继续转送后方医院的时候，女兵们总要为伤员重新换一次药，再认真整理一遍伤员的衣物，然后，为他们轻轻系紧棉帽的带子，默默送他们上路。

　　有些伤员还没来得及救治就牺牲了。牺牲了的伤员也要经过女兵们的手，最后擦拭一遍战火薰烤过的身体，最后换一次药，最后为他们抚平所有没来得及实现的憧憬和希望。然后，同样默默地送他们上路。

　　妈说那是一个太阳刚刚升起的早晨，妈从夜晚和血腥中疲惫地走出来，一下子走近了一个已经牺牲的伤员身边。

　　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伤员，年轻得唇边还来不及长出坚硬的胡须。伤员年轻的身体正渐渐冰冷着，一张稚气未脱的脸上没有痛苦，没有遗憾，也没有怨愤和仇恨，却有一抹灿烂的笑，柔和地凝在苍白了的脸上。

　　妈小心地为他取下被鲜血浸透的纱布，轻轻处理好伤口，再换上干净的纱布。然后，仔细擦净他脸上、身上的血迹。再然后，妈目光轻柔地在心底与他告别，替他把棉帽的帽耳放下来，细心系紧帽带。

　　有人提醒妈，伤员已经牺牲，用不着再系帽带了。但妈似乎没有听到，仍固执地系。妈知道，身体已经冰冷的伤员，虽然此刻无法感知人世间的冷暖，但妈仍虔诚地祈望，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这些妈不曾相识的战友能尽量少一些寒冷，多一丝温暖。至今妈都愿意相信，在那一刻，已经牺牲的战友是能够感觉到绒绒的帽耳传递给他们的融融暖意。一定能。

　　因为，每一个暖暖系着帽带远去的伤员，脸上都是那样的宁静，那样了无牵挂，就好象是去赴上帝的一个约会。尽管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身边没有鲜花，没有亲人，也没有曾经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昔日战友。

　　在妈年轻的热血一次次流进伤员们的血管，在一次次为他们系紧帽带，目送他们远远离去的过程中，在经过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妈比刚当兵时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妈的心也不觉离党越来越近，工作起来更有劲头。

　　刚当兵半年，妈就荣立大功一次，带上了“人民功臣”的大红花。之后，在妈十六岁的那个早春，由指导员张鸿和女调剂员姜晶介绍，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和妈一起入党的还有张福金。这对一个被窝的战友是同时入伍的女兵当中，第一批入党的。

　　那时，入党第一次由秘密转为公开，那些和妈一起当兵的女孩子都睁大了新奇的眼睛，热热看着妈。

　　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妈脸上的笑更生动，更柔和了，胸挺得更高了，工作的劲头也更足了。不管有什么艰巨任务，妈都抢着去。妈说，她的生命从此与党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为了党，妈死而无憾。

　　日后，妈也像当初指导员张鸿和调剂员姜晶一样，引领着，扶持着后来的战友一个个走进了党的大门。

          

                    

本网站作品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凡发表在网站的文章，未经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