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生地的烙印

　　北宋端拱二年，即公元989年。深秋某夜，东城外的官舍里，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长空。时任徐州武宁军节度掌书记的范墉喜得贵子，这是范家的第三个儿子。这个诞生于彭城大地的新生命，正是后来名垂青史的范仲淹。徐州，乃扼守汴泗要冲之地，此刻正以厚重雄伟的城墙与奔腾不息的河水，将最原始的命运密码注入于范仲淹的血脉之中。尽管两年之后，因范墉病故，两岁丧父的范仲淹不得不随母迁居山东邹平，但徐州已化为其作为生命原点的印记，如城墙上始终飘荡的高风，如大河里始终孕育的洪波，在时光行走的脚步中愈发清晰。

　　或许连他自己也未曾察觉，直到五十五年后，当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时，这种胸怀天下的担当，其实早在徐州官舍的襁褓中就已悄然萌芽。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涿鹿大战的号角在此吹响，楚汉相争的烽烟曾在此翻涌，多战之地上的民众血脉里，总有一种不畏生死的豪迈和敢为天下的担当，这种气息沉淀下来，晕染了范仲淹精神气质的底色。


　　二、宦海浮沉中的徐州绝响

　　公元1052年暮春，六十四岁的范仲淹拖着病体，自青州赴任颍州。车马行至徐州城外，他掀开车帘，望向城郭的目光中泛起涟漪——六十四载人生如走马灯般掠过：少年时在邹平醴泉寺“划粥断齑”的寒窗苦读，青壮年在西北边塞“燕然未勒归无计”的羌管霜月，垂老之年在庆历新政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慷慨陈词……此刻，他仿佛听见了命运的回响：这座城池既是他生命的起点，也将成为最后的归途。

　　五月的徐州已暑气蒸腾，范仲淹的病势却如秋叶凋零。弥留之际，他仍惦记着青州未竟的赈灾事宜，口中喃喃：“与母坟同域……”这个曾主持修筑范公堤、创立义庄的智者，被称为北宋第一完人的范文正公，在生命终点最深的执念，仍是孝道与责任的交织。五月二十日，一代名臣溘然长逝，徐州城外的驿馆里，烛火为天地暗了一瞬。


　　三、千年不灭的精神薪火

　　范仲淹与徐州的羁绊，恰似汴水与黄河的汇流：短暂相遇，却激荡出永恒的回声。他虽未在徐州主政，但这座城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其精神血脉。徐州人将他的临终时刻视为荣耀，明清时期，城中文人常聚于云龙山麓，在《岳阳楼记》的诵读声中追慕先贤风骨。清代诗人袁枚途经徐州时，曾赋诗“范公魂魄应犹在，夜夜汴河听浪声”，将范仲淹的忧乐精神与徐州山水融为一体。

　　今日的徐州博物馆内，一方宋代青石默默陈列。石上“先忧后乐”四字虽已斑驳，却正是徐州赋予范仲淹精神气质的写照。徐州，应该为范仲淹建一尊雕塑，让我们可以为子孙后辈讲述那个生于徐州、死于徐州却心系天下的范夫子。有学者考证指出，范仲淹在徐州去世前月余所作的《登表海楼》，末句“留得夕阳无限时”，恰似对生命终章的预言——他像一位将落未落的夕阳，以最后的光热温暖着彭城大地。


　　四、时空交错中的永恒对话

　　站在2025年的徐州城墙下，我们仍能触摸到范仲淹留下的温度：汴泗交流处的杨柳，摇曳着他年少离乡时单薄的背影；户部山古民居的砖雕，镌刻着“义田养族”的济世情怀；甚至早点铺中热气腾腾的“仲淹粥”，也寄托着百姓对清廉品格的朴素想象。这座城市以特有的方式，将范仲淹的精神化作了街巷间的烟火气。

　　当年运送灵柩的汴河故道，如今已成生态公园。暮色中，散步的市民常看见白发教授带着学生在此讲授《严先生祠堂记》，稚童指着波光问：“范仲淹的船是从这里出发的吗？”问者无心，听者却恍然惊觉：那个生于徐州、殁于徐州的灵魂，早已乘着文化的舟楫，驶过了千载光阴。他的忧乐精神，恰如不竭的汴水，仍在滋润着这片土地上的万千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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