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 烽火驿站
一座原本寻常的庄院，只因与中国革命事业结缘，便带来了命运的根本转变，由处在后方变为跻身前沿。十年坚守，不辱使命；十年战斗，一路芬芳。
2024年初春的一天，我走进了见证抗战风云的西安七贤庄，去追寻80年前发生于此的那些时光瞬间，那是汹涌澎湃的抗战洪流中的一束血色浪朵。
一
1936年6月的一个傍晚，一个金发碧眼的外籍男子和他年轻的中国助手一道，持着一封特殊的信函，敲开了西安北新街七贤庄1号院的院门。
西安秘密联络站的负责同志看过宋庆龄的亲笔信后，热情地将他们接入院中安顿。这位英俊的外籍男子，就是后来以《红星照耀中国》蜚声中外的美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埃德加·斯诺，七贤庄是他陕甘宁根据地之行的第一站。
斯诺是七贤庄接洽的第一位进入陕甘宁根据地的外国友人，斯诺也是初次面对面地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逗留七贤庄的时间虽短，但给予斯诺的印象却是新奇而深刻的，这些穿着粗布军服的军人真诚和蔼，身上激扬着誓死抗日、无畏斗争的气息，这使他对即将踏入陌生地域的忐忑一扫而空。
3天后的早晨，斯诺被送上了一辆开往延安的卡车，抵达延安当晚就见到了毛泽东。此后，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他们就着微弱的烛光进行了很多次的彻夜长谈。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全面阐述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各项政策，第一次预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前景和中国必胜的结局。斯诺被毛泽东的博学、坚韧和目光高远深深吸引与折服，他把这段经历称为“生平经历过的最宝贵的谈话”，两人跨越大洋的友谊更是伴随终生。
在陕北的4个多月里，斯诺采访了百余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士，被他们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忠诚坦荡的精神所感染，由衷地感慨道：“在苏区人民中、在红军战士身上，我的确发现了另一个中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
1937年，斯诺回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以客观的笔触呈现了真实、立体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队伍。这本书被译成20多种语言迅速流传海内外，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浪潮，甚至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斯诺的名字，从此烙印在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上。
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爱泼斯坦、伊文思及印度援华医疗队等国际友人和团体，也都经这里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艰难旅程。
1938年3月，白求恩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七贤庄，在此等候车辆前往延安。一天下午，白求恩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回到住处，见一个男子捂着肚子蜷缩在床上，脸上冒出豆大的汗珠，经查诊患了急性盲肠炎，必须马上手术。
看到办事处处长伍云甫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白求恩，顿时明白了没有及时送医求诊的难处，当即大声说道：“守着一个现成的外科大夫，你们还担心什么呢？”白求恩就着马灯，在铺上白布的木箱上做完了手术。
原来，这个男子是刚回国准备前往延安的一个秘密党员，因为身份特殊，致使寻医就诊成了难题，幸亏白求恩的当机立断才让他转危为安。10年后的1948年11月8日，这个潜伏敌营20年的中共秘密党员在徐州东的贾汪、台儿庄一带，率领2.3万余国民党军官兵临阵起义，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
自此，起义将领张克侠的名字出现在人民解放军序列中。令人惋惜的是，当年抢救他脱险的白求恩大夫，却已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涞源的摩天岭前线抢救伤员中，因手术刀割破手指感染而牺牲。随着毛泽东写下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白求恩的名字成为了国际主义精神的一面旗帜。
二
七贤庄，本是西安北新街上的一座普通庄院，由10个连墙式院落组成。抗战烽火的熊熊
燃烧，加之西安是全国通往延安的“咽喉”要津，使得这座普通的庄院突然被赋予特殊使命，由此而演绎出一段厚重的红色传奇。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武器弹药、药品器械等军需物资紧缺。根据周恩来在西安建立秘密联络站的指示，1936年春，我党派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租用了距离西安火车站较近的七贤庄1号院，以德国医生温奇·冯海伯的牙科诊所为掩护，担负起向延安转运物资、转送人员及对外转发电讯的任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七贤庄先后经历了从秘密联络站到八路军联络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变迁，驻地也扩大到1、3、4、7号院，常驻官兵达300多人，进入了“红色桥梁”十年坚守的鼎盛时期。
1938年8月，朱德总司令由前线返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途经西安时就住在七贤庄。西安各救亡团体联合派出代表前往看望和慰问，西安进步妇女团体向朱总司令敬献了锦旗，锦旗上绣着“为国干城”4个大字。
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邓颖超、陈赓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这里留下了工作、战斗的足迹。陈嘉庚、光未然、艾青、康濯、艾思奇、茅盾、梁漱溟等爱国华侨和文化名人，也都是从这里奔赴延安的。
1938年3月，著名作家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来西安进行抗日宣传。七贤庄党代表、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借用黄埔同窗之谊，携丁玲等拜会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和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取得了在西安演出的“通行证”。丁玲一行在西安作抗战节目巡回演出长达4个多月，场场爆满，轰动古城。
1940年2月，风雪笼罩西安城，连续数个寒凛之夜，七贤庄4号院里飞扬出了阵阵高亢激昂的歌声，这歌声如滚滚黄河惊涛，爆发着惊天撼地的咆哮之力，仿佛中华民族对侵略者发出的怒吼与抗争……路过的人们纷纷驻足聆听。这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在给办事处官兵们教唱他的新作——《黄河大合唱》。
两年前，奔赴延安的冼星海途经西安，曾在七贤庄逗留一个多月，期间创作了著名的《游击军歌》《战时催眠曲》等歌曲。这一次，因为要去苏联给电影《八路军与老百姓》配曲，冼星海住在七贤庄等待国民党当局发放通行证，可这一等就是半年多时间。等待的日子里，他的灵感如黄河之涛奔腾澎湃，谱写出了《民族解放》交响乐初稿，办事处官兵便成为了这些抗战歌曲的首批传唱者。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西安办事处物资采购和运送任务不断加大。官兵们白手起家，建立了快捷、严密的保障体系，如建立了完整的采办机构；在西安及宝鸡、长武、渑池、垣曲等沿途一线建立了仓库和兵站；建立了拥有150多台卡车的汽车队和马车队，有效地完成了党中央及前线赋予的各项任务。
1940年，国民党西安当局悍然向商界下达禁令：“凡卖给八路军货物者，轻则罚款，重则坐牢。”西安办事处的物资采办和运输一度陷入困境，他们想方设法疏通货源，将紧缺物资化整为零，采取把水银装在车胎里，把药品装在铁桶里，把钢材充做车轴等办法，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和陕甘宁边区。
三
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曾爆发过一曲纵贯中国南北的血色交响，那就是发生于西南地区的“十万学生十万兵”和西北地区的“万千青年奔延安”。
作为全国纵横交织的红色交通线上的“终端枢纽”，七贤庄以其承担的独特使命和卓越不凡的的贡献，见证了“万千青年奔延安”的烽火奇观。
1936年底，在完成第一次陕甘宁根据地之行后，斯诺由延安来到七贤庄，取道西安返回美国，可他20岁的随行助手王汝梅却毅然留下重返延安。
这年夏初，斯诺通过宋庆龄的斡旋安排，获得了进入陕北采访共产党及其红军队伍的机会，但他的中国话说得不是很熟练，需要一位中文翻译相随。斯诺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未加思索就想到了该校的经济学系学生王汝梅，王汝梅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表现出的出色组织能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火车站送别之际，王汝梅向斯诺提出一个请求，考虑家人和亲友的安全，希望他在作品中只字不提及自己。此后，延安的革命队伍里多出了一个名叫“黄华”的战士，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他就是王汝梅。
王汝梅仅是七贤庄厚重记忆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从1938年至1941年，通过七贤庄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每天平均为八百”，4年间累计达4万余人。
冰天雪地的冬天，三五成群的青年们，穿着臃肿的棉衣，背着沉重的背囊，铺展成了一曲响彻八百里秦川的壮美史诗；酷热难熬的盛夏，三五成群的青年们，或顶着炎炎烈日，或冒着狂风暴雨，向着目标无畏艰地跋涉着……
“万重山，险又难，仰望圣地上青天，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涛涛。” 这是一条奔赴光明、奔向前线的信仰之路、理想之路，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由衷赞叹道：“这简直就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1938年下半年，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国民党在西安至延安沿线设置了7处关卡，对爰国青年奔赴延安进行阻挠甚至扣押。1939年6月，国民党特务在咸榆线上绑劫了200多名爱国青年，押送到咸阳的“干四团特训总队”受训，学生们稍有反抗，就被送往集中营监禁甚至杀害。
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办事处的同志们毫不退缩，他们多次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想方设法为爱国青年们开辟安全通道，在敌人破坏最猖獗的1940年下半年，甚至将爱国青年们每三五十人组队，穿上八路军军装，带着以十八集团军名义开具的路条，保证他们安全地穿过封锁线。
爱国青年心向延安，趋之若鹜，既源于被革命根据地的政治贤明、团结抗战所感染和吸引；更源于我党的筑巢引凤、开门纳贤。毛泽东就此指出：“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抗大新生每至百名时，毛泽东都会前往抗大看望他们，并对他们说：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延安来，这是最好的考试！
爱国青年进入陕甘宁根据地，有的成为了宣传、文教、卫生队伍的骨干，有的走上了军事科研、军工生产等重要岗位，更多的是奔赴抗战最前线，在战火硝烟中施展才干。他们中的很多杰出战士，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栋梁之材。
此刻，我眼前仿佛闪过那一群群奔赴神圣地的矫健身影，东汉时期著名思想家王充对于战国时期人才流动规律的一段论述，也油然地在我耳畔响起：“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越越宛，叛魏魏伤”。真理颠簸不破，人才为谁所用，谁就鼎盛强大，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秘诀之一。
四
七贤庄地处闹市，名称文雅，却难掩腥风血雨时代的波诡云谲。
从1936年初开设秘密交通站，到1937年8月公开挂牌成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直至1946年6月关闭撤离，“烽火驿站”在西北敌人的“心脏”位置坚守了10年，始终遭受着监视、骚扰和破坏等威胁，可谓是危机四伏，险厄相随。
1936年12月12日深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次日凌晨时分，七贤庄附近传来激烈的枪声，为建立西安“秘密交通站”立下奠基之功的冯海伯，急忙外出察看，刚步出院门时就被流弹击中，成为了烽火驿站的第一位牺牲者。
1938年7月31日，已接到调回延安通知的西安办事处党代表宣侠父，在外出处理工作返回住处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绑架，于次日被秘密杀害。
从1941年7月到1943年6月的两年间，西安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等机构的军警和特务，先后十几次公然冲击七贤庄，甚至一次抓走13位同志，强行抢走电台。办事处的同志们迅速重新安装电台，并想方设法营救出被逮捕同志。
十年坚守期间，七贤庄先后经历了几次绝地营救，更是惊心动魄。
1937年4月的一天深夜，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带着李涛、宣侠父等人急匆匆地走出七贤庄。原来，国民党西安当局突然将陆续抓捕的30名红军西路军失散干部，集中押解到了西安监狱监禁，准备秘密押送南京。
当时，营救、收容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是西安联络处的一项重要任务。叶剑英赶到正在西安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住处，连夜研究营救方案。次日凌晨，西安联络处秘书孔石泉通过内线安排，到监狱取到了被捕人员名单。
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等的不懈努力，这批同志终于获得释放。西安联络处派出两辆卡车把他们接到七贤庄，坚贞不屈的战友们终于回到了温暖的”家“。
1946年6月25日凌晨，从新疆迪化获得释放的我党100多名同志，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计划稍作休整后即转赴延安。
当时把控陕西的胡宗南得到消息，立即设置了一系列障碍进行阻挠。西安办事处边向党中央发电汇报，边主动采取应对措施，经过他们的周密安排，6月26日，西安各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我党释放人员到达西安的消息。
这一天，正是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日，胡宗南无视两党商定的协议，悍然出动军警对这些人员进行扣押，西安办事处的同志们昼夜奔波设法营救，但胡宗南置之不理，直到第6天才气势汹汹地宣布：这批共产党人不能走，要接受审查。显然是要借全面内战爆发之际，以所谓的“审查”为借口，伺机痛下杀手。
周恩来收到党中央转来的西安办事处的电报后，立即在南京与蒋介石进行严正交涉。朱德总司令也接二连三地向蒋介石、胡宗南发出电报，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被扣押人员。7月5日，这批同志全部得到营救，乘车奔向延安。
1946年，蒋介石公开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内战。同年8月，国民党当局下令关闭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1946年9月10日，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全体同志们，撤离了生活、战斗10年的阵地。
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我党在南京、西安、太原、兰州、乌鲁木齐、武汉、广州、长沙、贵阳、桂林、重庆、香港等地，先后建立了18个八路军办事处等办事机构，其中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成立最早、贡献最大、坚守时间最长。
七贤庄——一座功勋卓著的烽火驿站，一段铁血抗战的红色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