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到1939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寇进行了大小1500多次的战争,旷日持久。在这个过程中,八路军发展到了15万人,新四军发展到了2.5万人。这些力量使日军感到如芒在背,也使蒋介石感到惴惴不安,陷入深深的忧虑。
回想西安事变前夕,毛泽东率领7000人到达陕甘宁,加上后来的四方面军,也不过3万来人。尽管毛泽东全力扩大红军,在地少人稀的陕甘宁地区也扩展不出了多少人来。
蒋介石深恨西安事变,要把共产党一网打尽。如今面对这样的大气候,该如何是好?问题还不在于共产党的近20万人。20万人的军队和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庞大比起来,算得了什么?问题在于抗日统一战线一定要建立起来。现在大敌当前,日本灭亡中国的政策并未改变,再公开的以武力解决共产党似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的认知不但国人不容,绝大多数爱国将领和士兵也不会在日军面前自相残杀。
蒋介石了解自己部下的这些中间派们。反共好,反不了,这已经是一种典型的思想。蒋介石认为,反不了也得反,而且反的越早越好,越巧妙,越彻底越好。共产党不可不反。尤其要反掉其枪杆子,否则即便抗战胜利,也将要出现两党争雄的局面。
蒋介石想到了庄子游刃有余的处世哲学,决定不得罪国人而达到反掉共产党的目的。他采取防共、限共、溶共的策略,这是唯一可行的理智的选择。他心里充满了苦衷,以为大大上了毛泽东的圈套。想当年毛泽东在没有日军影子的井冈山就对日军宣战。想当年,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国民党是要把日本人引进国门。想到这些,蒋介石感到了低人一等的屈辱。大千世界,总理在前,自汪精卫算起,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自己总是立于不败之地,难道在毛泽东这儿自己却要成为一个例外吗?当然,毛泽东是不能等同于一个军阀的。毛泽东不是这样的人,他有了一个主义和随着主义行走的社会制度,他已经把这些主义灌输给了他鼓动起来的那些乡巴佬,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蒋介石又自信有能力对付这一切。他采用思想和行动并用的方法,既然毛泽东可以高举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自己作为最高领袖当然也可以高举这个旗帜。毛泽东用这面旗帜使自己落入圈套,去发展势力。自己也可以用这面旗帜使毛泽东落入圈套来。削弱他的实力。他坚信自己是火眼金睛,看准了共产党是假抗日、真作乱。他环顾全国,找出了两大内敌,一个是做了日军傀儡的汉奸,一个是不听从自己命令的共产党。他在日记中说,为共产党作祟最为可恨。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而蒋介石自认为,作为最高统帅,一名名正言顺者他宣布说,全国武装力量不论何人,不得违反国民革命军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不得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坏国民绝对性之言论。不准破坏军令、政令及行政命令之统一,不准利用抗战形势已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的任何企图。他讲的振振有词,似乎合情合理,不容任何人不听。
蒋介石果然显出了效应,他派出了60个师到敌后打游击,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失去了应有的警觉。闽粤边界有一只千余人的游击队。其负责人大大咧咧,全然不顾已经被围,在黑黑的枪口下,千余人只好缴械投降。
西安地方党组织被国民党市党部召见几次。稀里糊涂的取消了西北救国军,这样的事儿多了,一冒就是一起。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说这怎么行?在延安,毛泽东开会指出。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存在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共产党在抗战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要反对投降主义,要记住历史的教训。
恰在此时,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见面就对毛泽东批评说,你太“左”了,现在对中国来说是抗日,对全世界来说是反法西斯战争。哪能搞各自的山头,又不是打内战的时代,不能太左了,得向右靠,向右。他是一副马列主义的嘴脸,显出一种权威的态势,并公开以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冒充为中共中央的路线,称蒋介石已经脱胎换骨。已经从内战头子转变为不朽的民族英雄。这个英雄胸怀宽阔,里面撑得起船,跑得了马,一切应当以国家利益为重。
共产党再胡闹就不对头了,应当向蒋介石学习,也来个脱胎换骨,心无成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事情都应当征得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同意和批准,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军队中应当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王明这还不足,还郑重地发布了他的抗战宣言。
毛泽东给王明一个冷笑,依然抵制了这个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说他是患了幼稚病!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判并修正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蒋介石要防共限共。共产党则要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从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装力量。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人民的兵权和民族的兵权。
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和新四军一时间又迅速发展。蒋介石闻讯大怒,立即调兵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包围。此时,蒋介石早有动作。构有多道的封锁线,半个月时间就隔绝了中共和外部的联系,大有一举吃掉延安的势头。在山东,顽固分子响应蒋介石的号召叫嚣,宁亡于日,勿亡于共。对八路军实行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的手段。有一次在博山,一次就杀掉了八路军官兵400多人,造成历史上有名的博山惨案。
又一次在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一次又被杀掉伤病员及家属200多人。此类事件多不胜举。这些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蒋介石想打掉八路军总部。八路军的总部在哪里?在太行山。八路军建有太行山根据地,蒋介石派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向八路军喊话,收复失地,委派张荫梧为河北警备司令,专干袭击八路军后方的勾当,一时间舆论造得很厉害。大致是八路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之类,在大敌当前的抗日统一战线形势下,又萌动了内战的危机。
蒋介石敢打内战吗?国民党军队有多少人愿意打内战?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支持他打内战?假如内战一起,会不会给日军可乘之机而引来亡国灭种的灾害?这些都是问号。
1939年11月,危机到了最微妙的关头,在延安彭德怀要到太行山八路总部机关去。毛泽东和他畅夜长谈。历史的航道是曲曲折折,历史的航船又到了紧要关头。
这又是舵手们全力驾驶的时候了,有理有利有节,多一分则太强,少一分则太弱。太极柔韧。柔中藏刚,充分展示了领袖优秀的东方智慧。
彭德怀身负重任,告别延安毛泽东去太行山。他乘坐的是大卡车。寒风萧萧。天和地显出亘古如斯的苍凉。遥远的地方似乎有隐秘的枪声。这个性格耿直的将军,沉浸在深深的思索里。他眼前看到了两股铁流在中国的大地上奔腾,一股是共产党,一股是国民党,他心中涌起了一股力量,这力量给他自信。
大卡车隆隆的向前开,颠簸的很厉害。车到三原前面忽然爆发成一一声断喝,车刹住了,注意看似有人举着手枪拦住去路,问干什么的,拦路的人说,下来,我们要搜查。警卫员说,这是18军军司令部的车。拦车的特务说,管你什么车,就是要查车。特务举着手枪说,就是要查,不给查就扣车。
彭德怀闻听大怒,你们想干啥?是谁的命令要查我的车?是蒋委员长还是程潜主任?特务还要耍,彭德怀大吼一声,给我抓起来,警卫员立即跳下车,下了两个特务的枪。两个特务至此慌了手脚,面色如土,以为必死无疑。
彭德怀说,我不枪毙你们,我要当面把你们交给程潜主任,问问到底是谁的命令敢查我的车?特务求情,是我们有眼无珠。彭副司令员放了我们吧。彭德怀说,开车。
车到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迎接彭德怀。见彭总车上抓了两个特务,急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彭德怀说,这是我准备送给行辕主任程潜的礼物。林伯渠说把这两个人交给程潜,事情就闹大了,很快就会传到蒋介石那里,这样有无不妥?
彭德怀说,我就是要闹出去,现在蒋介石和我们摩擦不断。我这一次是政治侦察,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敢不敢打内战。
彭德怀在林伯渠的陪同下,让警卫押着两个特务一起去见程潜。程潜对彭德怀热烈欢迎。但见彭德怀押来两个人,大惊,问是怎么回事。彭德怀说,这是我交你的两个证人。他们要搜查我的车,我想问问这是谁的命令,不说我就把他们枪毙。
程潜打着圆场,彭德怀却抓住不放,他怒气冲冲,非要两个特务说出是奉了谁的命令不可。挨不过,特务只好说是了何绍南的命令。何是绥德地区的专员,一个极为仇恨共产党八路军的顽固分子,在陕北一带专门袭扰八路军。
彭德怀说,程主任,你听见了吧,现在中国有一个汪精卫政权。投降当了汉奸,他是站在明处,暗中却还有无数秘密的汪精卫,这些顽固分子就是秘密的汪精卫。
事有凑巧,这时候何绍南走了过来。一见彭德怀在,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十分尴尬。彭德怀说,你何绍南站在那里干什么?你过来,我问问你,你在陕北一共干了多少坏事?何绍南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程潜说彭先生息怒,现在大敌当前,大家还是以大局为重,不要闹,闹起来不得了,那会闹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
彭德怀说,我与你程主任的想法是一致的,可是汪精卫却不是这样想,他专门干反共和破坏八路军的勾当,我今天来见你程主任就是一个态度,我是主张好好团结一致抗日,可是我不怕顽固分子反共。他看了一眼何绍南,何绍南,今天我有话放在这里,谁要反共,他放第一枪,我就放第二抢,还有第三抢。
程潜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谈了许久,彭德怀依旧怒气难消。临走时,他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这个汪精卫听着,你在陕北做尽了坏事,对人民犯了罪。林伯渠说,程潜和卫立煌都是中间派。都不想弄得太过。都怕,打起内战来可不得了。
彭德怀回想起毛泽东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暗下决心,干一次反摩擦的行动。
他的大卡车从西安出发,直接去了洛阳。到洛阳以后,他去见了卫立煌。第18集团军此时归卫立煌指挥,卫立煌非常热情的接待彭德怀,请彭德怀吃饭,拿好酒,招待彭德怀。
酒席桌上,彭德怀抒己见。卫立煌一直劝他要相忍为国。彭德怀说,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么办?卫立煌说,顽固分子毕竟不是多数啊。卫立煌见彭德怀意志坚决,多次请彭德怀吃饭,不断重复背人黑锅的话,彭德怀心中明白。人是不错的,但如果忍过了头,太行山根据地就会有被顽固份子一口吃掉的危险。朱怀冰、石友三等人不正在虎视眈眈吗?大规模进攻太行山的军事行动,随时可能爆发。
八路军总部随时受到致命的威胁,没有一次大型的反摩擦行动,局面将会继续恶化,这一点意识非常清楚了。有一次在卫立煌处,彭德怀遇见了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孙殿英的部队与朱怀冰、石有三为友邻,如果打朱怀冰等,孙殿英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孙殿英是土匪出身,一身绿林气息,为人心胸狭窄,思想敏捷,处处注意保存实力。如搞反摩擦行动,他会采取什么态度?彭德怀试着和他谈了摩擦问题。
彭德怀说,大敌当前,八路军意在专心杀敌,可后面老有人在后面放冷枪。这个抗日还怎么抗?而且现在有人竟打起了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的主意, 这种事孙军长不会是不知道吧?
孙殿英意味深长的笑笑说,你们八路军是会有办法对付的。彭德怀听出弦外之音,进一步试探到,我还要请你孙军长帮忙。孙殿英明白了彭德怀的意思,说,我按你们八路军的方针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彭德怀率领着10余人的小队伍,过垣曲,晓行夜宿。寒夜,寂寂曙色在东山上露出一线白影。他们又出发了,十几个人悄然无声的在险峻的山林里前进。彭德怀一行到达了八路军总部。
7个旅的部队已经按照命令准备好了,行动在即。彭德怀密使见到孙殿英。孙说即便是在我的背后打我的第五军,我也只关心上操的事。
彭德怀下了决心,这一天,他向部队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太行山里突然响起了激战。一共打了三天。也只有3天,朱怀冰的两个师全部被歼灭。侯如墉的一个旅和张荫梧的一个中队也全部被歼灭,一共打掉了11个团。企图进攻太行山的国民党顽固力量基本被扫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