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新乐市何家庄村,这个村由于有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伏羲台”而闻名。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何家庄村还有土城墙围绕,村南有一个两层的高阁,阁下城门供村民出入。何家庄村内有两条东西向大街,分别是前街和后街, 我们家的老宅子位于后街西头,相隔两户人家就是西城墙,墙外的地面比墙内低下去一米多。

伏羲台坐落于何家庄村东,只见高台上古柏苍苍,殿宇坐落,古碑林立。一条名叫金水河的小河从伏羲台北侧流向东南。那时的伏羲台北侧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再远处是水稻田。何家庄村民都有一种编织苇席的技艺,家家炕上铺的苇席都是自己编织的。由于盛产芦苇,逢伏羲台庙会和端午、春节等重要节日,家家户户都采摘苇叶包粽子以待宾朋。 (图为伏羲台全景——李东顺摄)

何家庄流传着很多关于伏羲台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什么伏羲女娲造人,伏羲发明八卦,还有葫芦头、育儿池、刺孩草的来历等。关于何家庄村的源头,何家庄村地名碑记载:“何家庄由徒何氏后人所建。”而这个村没有一户人家姓徒何,李姓人家为何家庄大族。著名学者、河北省民俗学会名誉会长刘其印先生经过考证,竟然把何家庄李姓人的祖先考证到隋唐时期乱世枭雄李密的后代身上。他考证,李密的曾祖父北魏名将李弼因为有功被赐姓徒(屠)何。推定李氏即曾被赐姓徒何氏之李氏后裔,李氏为当年建村者。(详见石家庄社会科学2012-1期)

扯远了。还是书归正传。一份何家庄考古报告明明白白地说明,早在5000年至7000年前仰韶时代,何家庄就是一个人类聚集区。仰韶文化时期是新石器时代一个重要阶段,距今7000年至5000年,伏羲时代距今10000年至7000年,正好与仰韶文化相衔接。这也证明了何家庄最早形成的时代就是伏羲时代,国家把伏羲台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有科学依据的。

根据这份《新乐何家庄遗址文物考古发掘工作报告》所标示:何家庄遗址位于新乐市何家庄村北400米处,南北400米,东西300米,面积12万平方米,东南距伏羲台遗址950米。

1980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遗址北侧的中同村清理2座长方形土坑积石墓,出土一批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因素的器物,这一发现揭开该区域早期中山鲜虞族文化遗存序幕。

在2006年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开工建设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何家庄遗址进行抢救性挖掘,发现了庙底沟文化遗物以及东周时期文化遗存。

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6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何家庄遗址进行综合考古发掘,揭露遗址面积1200平方米,发现83座灰坑、4座陶窑址、1座墓葬等文化遗迹,确定其文化遗存年代分别为仰韶时代、龙山时代、夏代、东周时期等。

 专家考证认为,何家庄遗址最早年代应该为仰韶时代晚期,其文化面貌归属于庙底沟文化。是庙底沟文化东传的一个地方文化类型。这个遗址发现的龙山时期文化遗存较少,但出土器物较为丰富,其遗存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文化面貌为华北平原龙山文化。

何家庄遗址发现的夏代文化遗存较为丰富,其年代为夏代早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期文化遗存年代为夏代晚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东周文化遗存较为简单,灵寿故城同时期器类基本一致,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文化面貌为中山文化。(图为伏羲台——李东顺摄)

何家庄遗址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夏代、东周直至战国中山时期数千年的文化遗存,遗址文化遗存时间跨度大,文化内涵丰富,是太行山东麓中部山前地区一处重要的先秦时期遗址;尤其发现仰韶时代晚期遗存是研究庙底沟文化东传重要节点,这个遗址毗邻伏羲台遗址,为伏羲台关于伏羲氏古史传说提供了重要线索;这里发现的龙山时代晚期遗存是大沙河流域首次科学考古发现,基本揭示该流域龙山时代文化面貌,为先商文化起源提供重要考古学资料;夏代文化遗存早晚两期遗存是大沙河流域重要遗址,展现典型器物早晚演变规律,与北放水遗址、淑闾遗址、尧方头遗址等大沙河唐河流域夏代文化遗存,归为一种独有特色地方文化类型“北放水类型”,是研究先商文化源流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原来,何家庄竟然是一个有着至少5000年人类活动历史的古村落!这里地处太行山东麓中部地区山前台地与中部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位于大沙河南岸,通过大沙河逆流而上,向西北沿唐河谷地,穿越太行山可直达山西盆地,向下顺流而下通过磁河,可达滹沱河流域中游广袤的平原区域,所以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有学者指出,从唐河谷地、唐河、大沙河、磁河直至正定新城铺,是春秋时期鲜虞族从陕北经山西北部,向太行山东麓中部平原建立早期中山国的迁徙重要路线,何家庄正处于这一路线重要节点。

注:本文主要依据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新乐何家庄遗址文物考古发掘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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