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九年毕业后,没有选择的只能回乡参加生产劳动。那时我清楚地记得,每天清晨七点左右,生产队的钟声就会准时敲响,当!当!当!悠扬清脆的铁钟声,在队部到全屯子的大街小巷上空回荡,随风飘进每一户社员的家里。所说的钟声,其实就是挂在队部门前的老榆树上的那口大铁钟,每天上工的时候值班队长或者打头的,提前来到队部,用小铁锤敲打铁钟,钟声很响亮,只要钟声响起,全屯子的人都可以听到……

  在那个年代,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集体经济体制。生产队是处于最基层的一级生产组织,队委会由队长、副队长、会计、妇女主任和出纳员、保管员、记工员等人组成。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副队长,专门负责生产队的日常管理和服务等工作事务。每天早饭过后,亲自敲响钟声的是生产队里的副队长,主要作用就是呼唤社员们准备上工了。队长是负责全面工作的,每个生产小队大约有四五十户人家,男女老幼二百多口人左右,大一点的生产队,有五六十户或者七八十年户居民。人口一般都在一百到二百多口人左右,记得我老家的李家屯特别大,有一百多户人家,四五百口人。能坚持出工参加生产劳动的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社员们听到钟声后即刻来到固定的地点,听候队长对当天所做农活的具体安排和指派。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着,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年,就是这样的度过的,从来都没有什么改变。那时农村贯彻执行的是按劳分配的政策,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根据出勤多少挣工分,年终按照工分多少决定分红。绝大部分人的劳动积极性都很高,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不出勤不劳动,怎么能够享受到赖以生存的粮食等物品的分配呢?另外在生产队里劳动中,社员们出工的工分标准是评为三个等级的。就是一等工分,二等工分,三等工分,一等工分为12分,二等工分是11分,三等工分是10分。除此之外就是卯子工了,也就是一天为一个卯子工,一个卯子工就是10分。挣工分分配的标准都是靠社员们集体评定每一个社员为几等工分,然后由生产队委会在决定,正可谓是民主集中制评定。评定社员几等工分,不光是单纯去评定,而是根据每一个社员所干的活计的效率,质量和服从领导分配,还有群众的中的人缘和出勤等等几个方面去全面衡量的。

  我在生产队里劳动了三年整,有一年半的时间是在队里劳动的,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是在外面出民工。出民工是在当时公社的一个农建连,出民工的工分都是一等工分制。在生产队里劳动时,习惯了聆听生产队的钟声,那钟声清脆悦耳,随风飘荡,每天早午劳动时各响一遍钟声,晚上生产队里开会的时候,也用钟声召唤社员们来队部里开会。每当钟声响起,人们赶忙携带农用工具,奔赴生产队派工的地方去劳动。每天早上工前,全队所有劳动力都聚集在队部里,或蹲坐在地上,或站立一旁等候队长给分派农活。分完农活之后,所有的社员们在去自己的劳动的场地,按照要求保质保量的做完自己的劳动,当然,这期间有带工的负责人还要检查质量,保证整个劳动过程的质量。

  那时生产队里农活也有很多种,一般会给青壮年男劳动力安排的都是一些技术含量略高、体力付出较重的农活。而给妇女和年岁较老、身体较弱的人们安排一些相对轻松容易的活计。开始并非是男女同工同酬,即使干一样的活也是男女有别。男性劳动力的工分要高些,女性劳动力只能拿到男性的三分之二左右。后来妇女们要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此事也惊动了上级党委和政府。因此,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我记得当年有一部名为《李双双》的电影,就真实的反映了那段历史的情况。像李双双那样的妇女,生产队也有几位,她们大公无私,办事利索,说话爽快,性格雷厉风行,使生产队活跃了气氛,也显示出那个时代人的朝气蓬勃与青春活力。而像喜旺那样的人也有,他们谨小慎微,干事缩头缩尾,生怕得罪人,体现了少数农民的特有思想形象。我在生产队里劳动的时候,轻活和重活都做过,一等到三等工分也都挣过,但是比较复杂的农活,我还是不能全面的都掌握。

  我的老家住在黑龙江省的延寿县境内,老家的屯子紧靠蚂蜒河沿岸,属于蚂蜒河湿地腹地,周围方圆几十里都是平原河套地带。小时候父辈们每天都按时参加生产队劳动,每天生产队的钟声响过,人们随即纷纷来到派工现场,等待队长分配完当天每个人的具体生产任务后,大家便有说有笑的扛着农用工具出发了。他们走向那充满希望的田野,开始挥舞镰刀锄头,投入到紧张有序的生产劳动之中。每年的春夏秋季节,社员们都会在田间挥汗如雨,辛勤耕耘着农田。遥望绿油油的水田,蛙声四起,近看丘陵坡地带的大豆田,一片连一片,山川田野平原河流广阔无垠,仿佛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美丽极了。社员们在欢乐的劳动中,大家仿佛听到丰收的喜讯到处传颂,此时此刻,社员们人人手舞足蹈,心花怒放。

  是啊,当身处广阔无垠的原野上,眺望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一片片绿洲时,我们仿佛欣赏丰收到的累累果实,大家的内心怎能不激动万分呢?这是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成果,这是养育他们的神奇土地,这是祖祖辈辈生长的美好家园。他们深深热爱着这块养育自己多年的热土,励志为家乡奉献美好的青春芳华。我的老家因为所处平原河套地带,河流小溪众多,水资源丰富,所以,大多数农田都是水田地,在那个年月里按照分值计算工钱。我们大队五个生产队里的分值在全公社收入都很高。我记得年终核算的时候,每年的日分十分值都核算为一元五角以上,在当时全公社十五大队里我老家生产队的分值,始终都是名列前茅。那个时候老家的生产队里,就连上山下乡的知青,想要来我们大队插队下乡,都要走后门托关系才能来到大队落户。

  伴随着生产队的钟声,在当年派工现场等待派农活时,无论休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其它劳动的现场,大家言语中的农活流传着很多的故事。比如张家儿子结婚了,人家娶的媳妇热爱劳动,孝敬公婆,勤俭持家,是个人见人夸的好媳妇;李家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是全公社的高考状元呢;王家的小伙子当兵了,去部队没几年功夫就提拔为排长、连长。所有的社员们,发表的议论都是对正能量的东西羡慕和崇拜,也充实了人们的话题和内容。正面的信息能激发人们的热情,他们坚持努力生产,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努力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还有一些人家的子女,虽然没有考上大学或者去外面干出啥成绩来,但是这些后生们在老家也是做农活的行家里手,而且对农活样样精通,成家后的小日子也过得很红火。

  在生产队时期,那口大铁钟挂在队部门前的一棵老榆树下,叮当!叮当!每天刺耳的钟声招呼着社员们,到丰收的田地里收获口粮。那钟声,犹如冲锋的号角,那么让人充满力量。上学的时候,一口小钟挂在校长室的窗户旁。当!当!当!清脆的钟声召唤着孩子们,到广阔的天地里播种希望。那钟声,承载了多少父母的期待,陪伴着孩子们的茁壮成长。二十岁那年冬季,我离开了故乡来到城市的军营里。军营里生活起床集合,吃饭和训练时也是伴随着钟声而动,不过这个时候的钟声不是人工敲打的,而是电玲来敲打。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慢慢地,生存代替了希望,现实打败了梦想。偶尔,钟声也会在梦中响起——感谢的闹钟!唯有你从不懈怠催促我起床。我心中的钟声啊!就这样,渐渐地远离了我,我也渐渐地、渐渐地远离了梦想。

  难道,这就是我期盼的钟声吗?为什么这么多年了,直到今天那钟声还时常在我耳畔鸣响。为什么?为什么从那一刻起,悠扬的钟声就这样在我心中慢慢地、慢慢地形成了漪涟,慢慢地、慢慢地开始了流淌?虽然五十年过去了,但我还清晰地记着那些勤劳、善良、朴实的乡亲们,那是一个聪明智慧、乐观豁达,闪耀着灿烂思想光辉的群体。在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吃大苦、耐大劳、甘于付出奉献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征程上,可爱的乡亲们树雄心、立壮志、出大力、流大汗,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当时流行一首很火的歌曲叫做《公社是棵常青藤》,唱出了大家热爱人民公社的心愿。他们把公社视为常青藤,把社员看作是藤上的瓜;把公社视为红太阳,把社员看作是向阳花。非常生动准确地说出了人们热爱集体、努力奉献的心里话。

  确实如此,当年的人民公社与千家万户紧密相连,社员们心向集体,齐心协力种好庄稼,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可谓,人心齐、泰山移。人多力量大,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促使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人民公社蒸蒸日上的强大依赖,也是生产队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与基础。每个生产队里的社员都像是一颗向阳花,围绕人民公社这颗红太阳旋转,花儿朝阳开,花朵磨盘大,历经风雨坎坷,不畏艰难险阻,社员们永远听党的话,幸福的生活发了芽。在那个历史阶段的生产队所作所为,反映了当时农民群众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乐观精神,体现了他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人多是一大优势,实干是决定因素。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通过努力拼搏,艰苦奋斗,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人定胜天,战胜敌顽,是那个年代的突出特点……

  生产队的钟声曾经传递过很多重大消息。记得有一年连日大雨瓢泼,下个不停,导致洪水突发,泛滥成灾。我们屯边那条蚂蜒河的水已达到警戒线,快要溢出河堤了。地里的千倾庄稼、万亩良田以及人们居住的小屯子随时都有被淹没的危险,此时情况万分危急。队长紧急敲响钟声,号召大家前去保护河堤,投入紧急抗洪抢险的战斗,堵决口、筑堤坝,确保庄稼与屯子不被水淹,捍卫来之不易的丰收成果与人身家园的安全。人们纷纷积极响应,展开了一场与洪水搏斗的激烈抗争。其场景惊天地、泣鬼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随着钟声的召唤,生产队里的男女老少,无论在洪水泛滥还是其它自然灾害面前,都紧急感到险地,在队长的指挥下为了保护全体社员们生命财产安全,不顾一切的奋战着。

  生产队里的钟声在那个年代里,为社员们的集体活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那个年代里没有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要想紧急传播信息的方式,唯独是生产队里的那口老铁钟。一但屯子里有啥紧急情况需要传递时,只有敲响那口老铁钟,社员们就会紧急赶到现场。而且队里也有规定,正常情况下慢慢的敲几遍钟就可以了,如果一但有紧急情况召集社员们,就是连续不断的敲击,这时社员们听到后立即赶到队部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妇女在生产队里逐渐显示出了半边天作用。比如农业技术水平较高、体力较繁重的活计,她们同样可以承担下来,耕地、播种、收割等样样不甘落后,有的妇女甚至比起男人来一点都不逊色。生产队一般都配有负责妇女工作的副队长,带领一帮铁姑娘队,冲锋在前,攻坚克难,圆满的完成了队里交给每一项艰巨任务,时常能听到妇女们夺取农业生产新胜利的好消息。

  不论是抗旱还是排涝,不论是春种还是秋收,不管在任何场合和任何情况下,人们总能看到妇女们的潇洒英姿和勇敢坚定的靓丽身影。正是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培育了妇女的顽强意志,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征程上,树立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在劳动中寻找到了快乐与幸福,不少适龄男女还通过相互接触了解产生了爱慕之情,在家乡这块土地上喜结良缘,结婚生子,共度美好的一生。她们决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扎根一辈子,默默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从这一点上看,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妇女也能顶起半边天。”生产队里的钟声,时刻召唤着五六七十年代的人们,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生产队时期早已经成为历史,生产队里的钟声已经成为故事了。我在县城里生活了几十年,偶尔回到老家屯子里走亲戚,可街道上和那棵挂老铁钟的榆树早就没有了。所有的土草房早就被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所替代,再也听不到敲击老铁钟的声音了。如今,村里有个大事小情需要告知村民,早已被村委会房顶的那个高音广播大喇叭取而代之。生产队里上工的钟声只能响在我的记忆里,屯子里的一切都变了,五十年前的记忆只能留在我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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