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跟日历较劲的时候，大伙争做微信孝子，送一束花、做一顿饭、打个电话、说句祝福、发个“流泪”表情，等等，或提前预告，或现场直播，生怕全世界不知道，平日里是什么样还什么样，但还是要赞叹，毕竟有了这个节日，不管平时多么疏淡甚或忤逆，至少受铺天盖地的微信影响，在这一天总得真真假假有所表示。而且，相信多数还是有真情、有行动的，孝顺一定不只限于这一天。尤其相信母亲们是真有幸福感的，看看她们晒出来的各种“礼物”便知。

    我老家称母亲为娭毑（ai jia）。我也想我母亲了，当然不只在这一天。母亲只活了五十五岁，离世已三十七年。她的整个人生几乎全被困苦、屈辱和病痛所充填。三十出头经人撮合来到父亲处之前的经历我只略知片断。如：父母和兄弟都过世得早，所以我不知道有外公外婆和舅舅姨娘；十四五岁出嫁，十六岁开始生育，十年左右生有三女二男，其一早夭；每一次生产之后的第二天就要起来煮早饭，血水顺着裤脚筒流到地上，天没亮还不许点灯；婆婆还好，婆婆的婆婆很凶，经常被打骂；不到三十岁被无端休弃回到娘家与年幼的子侄们相依度日。这些都是我很小的时候旁听她与亲戚们闲聊时记下的，她不可能直接跟我讲这些。

    母亲不识字，但好像娘家是出过读书人的，谈到这个便很有自豪感。对于乡里远近有些文名的人和事，以及被传颂的德行、模范之类能说得头头是道，虽是文盲，却很有一些知书达理的意味。由于频繁生育，身体又得不到起码的恢复，落下了重度子宫下垂症，只要站立，子宫就往下掉，甚至部分掉到体外，隐若听说那叫“掉茄”，不能行走比屋前屋后菜园子更远的路。那个时候的农村妇女子宫下垂的很多，且是属于难以启齿的病症，一般隐晦而羞涩地说是“身上病”。表哥是母亲娘家最亲的人，逢年过节侄子必定要来看望姑姑，记得继才表哥总要接她去住住，十多里路程，母亲不能成行，有几次请了轿夫抬着轿子来接，母亲也因放不下家事坚拒不去，好几次弄得表哥很生气也没有办法。

    母亲来到我们家，与父亲共同侍奉守寡多年的我的祖母，若第二三年生了我，再过两年生了我妹妹，再过一年祖母去世。那时期正闹大跃进，全民饥荒，我们家自然也贫寒，却不曾挨过饿。只要没有挨过饿就是当地最好的家景，全仗父亲勤劳和母亲操持。二十多年，虽然贫病，但能感到母亲对于生活是满足的，内心甚至是骄傲的。前头与我同母异父的姐姐哥哥们对她很孝敬，来我们家走动我父亲待他们也很好，他们称我父亲“辅来叔”是发自内心的亲敬。母亲值得骄傲，在那样贫穷的偏乡僻壤，唯有她生养的所有子女全凭自己的努力全都先后脱离了农村，这一点当地没有哪个母亲可以跟她比。

    母亲爱整洁，性情温和，经常与父亲在厨前灶下长时间絮叨家常，轻言细语谈论世态人情。母亲善于持家，父亲收进来的粮食和钱物，尽数交给母亲打理再不过问。钱是农村的稀物，但我们家总有各种途径能比别人家多获得一些，比如养猪，种白术、生姜、烟叶、茶叶，等等。说到养猪，母亲可是一把好手，可以说远近闻名，因而她对待猪们是比对待病歪歪的自己要重视得多的。母亲会做茶，清明前后从菜园地边采来的嫩茶，先做红茶卖钱，她做的红茶往往能在茶市评上很高的等级，卖到很好的价钱。后将次嫩的茶做成“黑茶”自留。自留的茶除自用，更多用来招待客人。无论生人熟人，队上出工的，远处砍柴的，走亲戚歇脚的，只要路过或进门，一年四季都有好茶呷。母亲泡的茶是我呷过的茶中最好的味道，除了茶叶，菊花是必不可少的，往往还有花椒、桂花、芝麻之类佐料，香，味正，内容多，咸淡合适，不仅仅解渴。也去别人家呷过茶，没法比。我们那叫呷（qia）茶，茶汤喝完之后小半碗茶脚也能吃，将两根指头伸向碗底，扒拉的同时发出响亮的吸吮声音。如遇饥饿之时，呷碗茶也能抵挡一阵。一碗好茶，一张笑脸，为她赢得贤惠、会（wei）事的好名声，远近传扬。

    母亲持家是很有办法的。那时期家境肯定困窘，杀过年猪也留不下多少肉，却要对付一长年，过节、待客、请工匠为主，自家人享用次要而且是极少的。如在杀过年猪请乡里乡亲吃肉喝汤时端上一碗旧年留存的腊肉，那不仅是富裕的象征，甚至有点关于主妇操持家事能耐的炫耀。父亲看见吃新鲜肉时桌子上竟然还有腊肉，嘴里一边骂着“不是说早就没有了么，怎么还有！”而脸上却一定是笑着心里一定是喜着的，父亲的骂实质上却是对贤良母亲的无上赞美。   

    我的启蒙入学是在1966年的3月1号，印象中已春深水暖，农民们开始集体下田干活。书包是母亲用旧衣服拆下来的布手工缝制的，还特地为我做了一身新衣。头一顿早餐母亲单单给我盛了一碗白米饭，父亲、母亲和妹妹都是半米半薯丝，平时全家都是这样，这已让我觉得占了便宜很感愧疚，没想到吃到一半忽然露出厚厚一块腊肉的一角，立马知是母亲对我这个新学生独有的待遇，不然不会把腊肉埋在饭底下。父亲和小我两岁的妹妹肯定没有，母亲自己更不会有，只有母亲和我心照不宣，深知不能声张，却已止不住泪流满面。

    长大以后才懂那叫感动，那叫情不自禁。那时我六岁半。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文革”结束后的头一年，我考上中专来九江读书，母亲高兴得不行，请全队上人喝酒吃肉，人家送一块钱的礼。中专这个如今消亡了的学历，那一年在考生中的录取比例估计不会比现在一般城市中学录取985大学的比例高，因而也算得上是一件荣耀事。记得那时的中专基本上就三个选择，一是师范，二是卫校，三是技校。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受冷协凡先生的影响，报了九江卫校，他当时的大队赤脚医生，同年上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他说上卫校今后是做医生的，我二话不说就报了。因为母亲长年生病，我要做医生。之前我没出过远门，在九江写信回去如实说特别想家，母亲知道了牵挂得不行，寝食不安，我知道母亲牵挂，又担心她，赶紧写信回去告诉她我很好，并撒谎说不想家了，她才放心。

    虽说学了医，后来也做了医生，却没有给予母亲治病带来丝毫帮助，没能等到我有能力帮助时，在我毕业和从医之前，母亲就走了。她的两个病，一是重度子宫下垂，有痛苦，行动不便，但不致命，且在我读书期间没告诉我经过普查普治做了手术，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另一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当时的农村医疗条件几乎为零，没有人能够认识这种常见并且容易治愈的病，更谈不上正确治疗。出现“危象”时更是无力挽回，这个病还是我后来做医生了根据她生前的病状才确认的。不幸的是，五年之后，妹妹二十四岁，嫁到湖北通城麦市镇不到一年，也是同样的原因去世，生前也未能诊断，出现“危象”同样失去了挽救机会。

    想想那个时期，或者更早的山乡，生命的存亡基本是自生自灭的，一个感冒，一个肺炎，一个痢疾，一个蛇咬，就能要了人命，稀里糊涂活过来或者莫名其妙死去都是极其常见的。我父亲五岁丧父，不到一年，十多岁的哥哥暴病而亡，大抵都是类似原因。两个姐姐相继出嫁，父亲幼小年纪便开始与寡母相依度日。女人由于有生育这道鬼门关，病和死发生得更多。母亲病痛期间父亲是尽了力的，无外驼菩萨、烧纸钱，请郎中，寻偏方，自己和他人能想得出的办法无所不用，勉强温饱之外的余钱几乎全用在母亲的治病上。父亲跟着我安度晚年，养老善终，八十六岁寿终正寝，我常常想，母亲假如能活到这个岁数一定能得到更好的照顾，因她有更多孝顺的子孙。可是现实没有假如，都是命，天注定。

    大抵认为别人困苦，多与自己已然脱离困苦有关。也许母亲在世时对于困苦不会有多么深刻的体会，因为处在那个年代那种地方的人们多数都是那样。可是，如今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生活和医疗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看到别人的母亲享受着子女的孝顺，过上了幸福生活，而我的母亲一点也没能享受到，因而愈加思念我苦命的母亲。她把一生的困苦都受尽了，刚刚可以开始走平顺的路时，却没能跟着我继续走到她的老年。

    对母亲的思念是无尽的。不分有没有什么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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