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冬季，大雪纷飞，天气异常的冷。可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在中学里“闹革命”的我和9个同学，怀着保卫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的崇高信念，参军到部队，成为了一名人民海军战士。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北京，乘火车，倒汽车，顶风冒雪来到了位于山东省威海市郊区一个叫黄泥沟的小村庄。海军北海舰队训练团就坐落在离村庄几百米靠近海边的山沟里。　

　　到部队的时候，我刚刚度过15岁生日。　

　　训练团的新兵生活是极为艰苦的，也是枯燥无味的。白天学习训练，晚上还要站岗放哨。对于一个刚刚从学校出来的这群娃娃兵，冒着零下二十几度严寒在操场上听课、进行队列训练、在野外站岗放哨，让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十五六岁的学生兵吃尽苦头。其实，吃点苦头算不了甚麽，可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部队里经常进行阶级斗争教育，耳边经常听到的就是，隐藏在国内的阶级敌人随时会进行阶级报复，台湾“蒋匪帮”也时刻想反攻大陆，敌特活动十分猖獗云云。教育中甚至还有某部队晚上站岗的战士被阶级敌人暗杀的事例。那个时候的我们虽然也做好了随时准备为保卫祖国献出一切，甚至献出生命的精神准备，但对于一个15岁的孩子来说，深夜里独自一人在营房外的山沟里站岗，总觉得四周都埋伏着阶级敌人和美蒋特务，紧张和害怕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就是在这种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氛围当中，我们这一群学生娃娃兵闹出了许多笑话。　

　　记得刚刚到部队没有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带小侯和小王两个人站后夜2到3点的岗。两个哨位一个在营房前，另一个是在距营房200多米山坡下的路口，小侯和小王分别在哨位站岗，我带班负责在两个哨位之间游动。夜深人静，只有海浪拍打沙滩的轰响和大风吹着大树的哗哗声，想着随时会发生阶级敌人的阶级报复和敌特的破坏，大家心里就发虚，谁都不愿意到远离营区的路口哨位，说白了就是害怕。由于每次站岗人员的不固定，谁到路口哨位站岗就成了我这个带班的一大难题。而“石头、剪子、布”这一儿时的游戏竟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当我带着小侯来到路口哨位时，下岗的“淘气”小姜在交接了“口令”后，诡秘的一笑，背上枪向营房走去。小侯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不足15岁，，由于长的圆圆呼呼，我们都叫他胖猴儿。胖猴儿比我还胆小。这不，“淘气”小姜刚离开，胖猴儿就拉着我，可怜巴巴的说：“三哥，你就少转两圈儿，陪我多呆一会儿好吗？”由于我在家排行第三，比我小的同学就叫我三哥。“好吧，我就在你这儿多呆一会儿。”看着胖猴儿那双哀求的眼睛，我答应了。说心里话，摸黑儿来回走那两个哨位中间的200多米山路，我心里也打颤。“耳朵还疼吗”？我轻声问胖猴儿。由于连续几天在操场进行队列训练和上课，大多数人都被冻伤了耳朵和手脚。“卫生员给上了点药，好些了。”胖猴儿边说着边用手下意识的摸了摸捂在棉帽子里的耳朵。可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一块石头打在了木制岗楼的背面，“谁”？随着响声，我提着枪跳出了岗楼，心里砰砰乱跳，胖猴儿连枪都扔在了地下，从岗楼里窜出来就躲到了我的身后，双手使劲的拽住我的衣服。也许是听到我的那声“谁”明显的走调儿，也许是看到胖侯儿的狼狈样儿，离岗楼不远处的大树后传来了哈哈的笑声，“淘气”小姜提着枪走了出来。为了这，第二天“淘气”被班长狠狠地训了一顿。　

　　记得刚到部队不久的一天晚上，熄灯的哨声响过以后，训练了一天的我们刚刚进入梦乡，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的哨声响了起来，大家赶紧起床，穿衣服，打背包，稀里哗啦的向操场跑去。我和同学“老纪”睡在两张挨着的上铺，慌乱中，也不知道是他还是我，把两个人的背包带系在了一起，当俩人从床的两侧下地穿鞋后同时拿背包时，竟隔着床搞起了“拔河比赛”，俩人嘴里还都嚷着“快放开，你拽着我的背包带了。”等到我俩不是背着而是抱着背包跑到操场时，已经用时12分钟，比最快到达操场的战友晚了10分钟之多，这时全中队100多人早已经列队完毕，看到我俩的狼狈样子，队伍里发出一阵哄笑。指导员叫我俩站到队伍前面，把我们当作典型进行了严肃批评。举着背包在100多人的队列前罚站的那一刻，我们俩真是无地自容。　

　　尽管吃了不少苦，出了不少洋相，但部队毕竟是一个大学校，一个锻炼人的大学校。在经过了队列、内务、纪律三大条列的教育和训练后，一部分战友就离开了训练团直接分配到了部队，而我和留下的40余人转入雷达专业学习。我在条列学习后入了团。三个月的专业学习很快就结束了，我和战友们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专业学习，我还被评为五好战士。随后就被分配到了青岛某鱼雷快艇大队，成为鱼雷快艇上的一名雷达兵，真正走上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岗位。　

　　更为紧张而又艰苦的海上生活已经在等着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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