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的太阳花 
去年季夏我陪老父亲在豫东。近立秋，天仍然是溽热难耐，忙碌了一夏的空调，还在兢兢业业地轰鸣着。
我和父亲躲避着热辣辣的阳光，卧在大沙发上，天南地北地海聊。聊的最多的就是我小时候的事情，还有我认识的父亲的那些老同事。八十八岁的老父亲思维清晰，说起过去的时光，依然是饱含深情。
我问父亲：“还记得袁伯伯吗？”父亲说：“你袁伯伯人好，就是命不济啊。”在父亲的一声叹息里，那个瘦瘦弱弱的袁伯伯便从我的记忆深处缓缓地走来。
我上中学的时候，袁伯伯在门岗上班。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许多单位的大门都是那种高高大大的木头门，双开门，在右侧大门上还开个米把宽的小门。到了晚上，或者是星期天，大门是关上的，只开小门，陌生人出入要登记。我上晚自习，十点多才回家。我站在小门外，一声袁伯伯，他会马上给我开门。
冬天的夜晚，袁伯伯门岗小屋里炉火正旺，黑不溜秋的大水壶坐在上面滋滋地冒着白烟，最吸引人的还是袁伯伯在铁炉子上烤的花生、小红薯和小截的甘蔗。一迈进大门，一股香甜的味道扑面而来。我父亲有时候和袁伯伯聊天，边嗑花生边等我，临走时，袁伯伯会再抓一把花生塞到我手里，顺带那截小甘蔗。寒风里，我把小甘蔗贴在脸上，暖暖地。
父亲对我说：“你每晚回来都要对袁伯伯说声‘谢谢’，天冷，他每天晚上都要等你们几个上晚自习的回来才能锁好门上床休息。”邻里还有三个高二的学生。袁伯伯年过半百，身体不算好，有时候从大门口经过，门岗小屋里飘出的草药味就知道，袁伯伯在熬中药治疗胃病。
袁伯伯是“老右”改正回到银行工作的。十几年前，他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发配到几千里之外的东北农场。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到一个低矮瘦弱的小老头，他如断梗的飘蓬。微驼的脊背，灰白的头发，黢黑的脸庞，都在诉说着那一路的颠沛流离。
袁伯伯的平反通知书是我父亲送到东北的。周末晚上，我听见我的父母亲小声说话，说袁伯伯。
我父亲坐了两天的火车，转汽车，再坐牛拉雪爬犁。到了第三天的傍晚才找着袁伯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空空如也的小屋里，除了一个醒目的小皮箱，再无其他多余的行囊。袁伯伯麻木地看着远道而来的同事，呆呆地说不出话来。
那天夜里，袁伯伯喝得大醉，他拉着我父亲的手哽咽地说：“我以为这辈子交给深山老林了，我以为再也回不去家了。”他的脸扭曲着，抽抽噎噎地歪倒在床上。
恢复工作后，袁伯伯请假去了趟湖北，那里是前妻的老家。在他去东北的那年，他和妻子的家就散了。为了女儿的将来，他们唯一的女儿，袁伯伯提出了离婚。十几年，他只在梦里见过女儿。在前妻面前，他嗫嗫嚅嚅，话没出口，先湿了眼睛。还是为了女儿，前妻断然拒绝了他的恳求。
从湖北回来后，袁伯伯更是寡言少语了。他生活的天地就是门岗两间房子和墙边的一排花草。我清楚地记得，袁伯伯只种太阳花。大家用漏的搪瓷盆，食堂刘叔淘汰的破旧瓦盆，都变成了袁伯伯的花盆。十多盆太阳花，红色、粉色、黄色、白色。袁伯伯的门前就是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
懂花的人都说太阳花是多肉植物的前辈，想想也是，那弱弱小小的枝条，饱满充盈。它举起的小花蕾，总是让我想起健美操里向人们展示的肱二头肌和紧握的拳头。满盆的花朵，在微风里摇曳生姿。它虽然弱小，可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掐下一丁点儿叶片，插在泥土里，它就可以生根发芽长大开花。
袁伯伯问我：“你知道它为啥叫太阳花吗？”我摇摇头。“因为它的花朵一直追随着太阳，就像向日葵一样。”我觉得很新奇。接着袁伯伯若有所思，又像是自言自语：“太阳光能照亮的地方，黑暗就会消失。”我好像听懂了他的话。跟随着太阳盛开的花朵，心里也会有光亮，有美好，有希望。
袁伯伯的门岗到办公区之间，有一片开阔地，大人们喜欢在那里打篮球，孩子们喜欢踢球或者是疯跑。一到周末，总有几个大孩子在那里叽叽喳喳地闹腾。
星期天的上午，我从学校写作业回来。刚迈进大门里，就听到“哗啦啦”几声脆响。声音是从袁伯伯门口传来的。我跑过去，看到五、六个半大小子站在袁伯伯门口十多米处。一个足球扫射了一排太阳花，三盆太阳花底朝天被摔得稀碎。袁伯伯从屋里出来，听到一个小子喊：“老大！瞄准了！”袁伯伯满脸通红，大喝一声：“谁干的？”
“老袁头，看大门，一个老右，最顶真。”那个被尊称为“老大”的高个小子摇头晃脑地唱起来，其他人又一起“嗷嗷”地起哄，像一群狼羔子在叫唤。我看到袁伯伯蹲了下去，脸色瞬间苍白。我弯腰抓起了一把小煤铲，此时此刻，我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还有我迈出的趸趸脚步声。那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小子，看到了我手中的“武器”，愣了一下，然后叫嚣道：“你等着！”他们一哄而散，还不忘了附和着喊“你等着。”
我站到袁伯伯身边，看到他用手一捧一捧地把泥土捧到烂盆里。我蹲下来，想用煤铲帮忙，袁伯伯摆摆手，对我说了一句：“闺女，回家吃饭。”袁伯伯始终没有抬头看我，可我知道，他一定很心疼，不单单是心疼花儿，而是心里疼痛。
回到家里，我把刚刚的事学给父亲听。正在吃饭的弟弟在旁边插嘴 ：“当心他哥哥揍你。”我看着父亲，父亲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眼神。父亲说：“袁伯伯一肚子学问，现在都用在了种花上。”
俗话说，人大憨，马大愣，矮个子最聪明。袁伯伯就是这样，他在银校里是出了名的天文地理大词典。是老行长从银校挑回来的。从东北回来后，他身体不好，主动要求去的门岗。听到父亲的话，我从心里对袁伯伯产生了敬意。
后来，我离开了豫东，去了外地求学工作。地区人民银行也搬迁新址。寒暑假和探亲假回家，我再也没有见过袁伯伯。只是听父亲说，袁伯伯后来病倒了，百里之外的老家侄子，多次跑来照顾他。在一个秋雨夜，袁伯伯因剧烈的腹痛被送到医院，胃溃疡穿孔，休克，住院抢救治疗，也没有救过来。袁伯伯去世的时候，还不到七十岁。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我听父亲说，袁伯伯的侄子，来收拾袁伯伯的遗物，人事科和工会的人都在场。他侄子打开了那个陈旧的小皮箱，映入大家眼帘的是，里面有一套伟人选集，有几本小画书，一个千把块钱的存款折。还有一个巴掌大的蓝色小布包，打开一看，是一个红皮的工作证，里面夹着两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边缘磨损，模糊不清。一看就知道是袁伯伯的父母和小时候的袁伯伯。还有一张是袁伯伯的三口之家。中间那个大眼睛的小姑娘，头上扎着一根冲天辫。
袁伯伯的侄子，失声痛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窗外，秋风一阵紧似一阵，秋雨沥沥拉拉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袁伯伯的侄子给大家鞠了一躬，钻进雨中，向车站奔去。
只有袁伯伯门口的太阳花，依然是生机勃勃。一年又一年，花儿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依然是向着太阳，转动着自己弱小的身躯，展示着自己的顽强和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