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节前，我们在北京现在的中关村大约军艺所在的那个过去叫魏公村的地方，参加完三个月的新兵连训练，度过了新鲜、快乐、刺激的一段日子后，就要分配到部队去。我们是基建工程兵的最后一批兵，除从北京兵部招的30多个女兵、10几个干部子弟外，剩下的200多个兵全来自我们的老家山东平阴。由于我在我们那批兵中属于个头比较高的（一米八），由于表现出色，还得到了一次嘉奖，并被安排担当排里的文体委员。曾到我们家去家访的排长，私下里对我说，你有可能被留在兵部警卫连。当时听说战友们要分到全国各地去，当时心里想，真不愿和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分开。全教导队集合宣布名单时，不但留北京的人员中没有我，连去青岛、焦作、重庆的名单中也没有我，我的名字最后和大多数人一起被山西军办煤矿的领导念了出来。我怀着有些失望的心情，随部队坐上了去大同的火车。火车越向西走，车外的积雪越多，景象越荒凉。坐了一夜火车到了大同火车站，天气寒冷，温度很低。我们被安排分别爬上了车箱很浅的翻头车，用大衣盖上头，依偎着趴在前面战友的后背上。车不知颠箥了多长时间，我们的全身几乎被冻麻木了，有的人迷迷糊糊就要睡着了。在北京什么待遇，不说从火车站到部队住地坐的大轿子车，就是从魏公村到白石桥的兵部看电影，每次也是大轿子车接大轿子车送。不知过了多久，大约可能有一个世纪，突然有人喊，到了，全体人员带好自己的行李下车。
　　下了车，环顾的向四周一看，天哪，这是什么鬼地方，三面环山，只有车进来的北边的沟是通往外边的唯一通道。

　　我们被分在的班的班长带回了宿舍。进屋一看，全是大通铺，除被褥和生活用品外，剩下的东西叫放到储物间去。地下点着个大炉子，老兵们用铁锨向里添煤，一加就是好几锨。

　　第二天我们每人发了一身旧棉衣、一双胶皮靴子，一个黑色的安全帽，到矿灯房领了一个矿灯，学着老兵的样子，把小方电瓶串在腰带上，把灯头别在帽子的前方，跟着队伍上了路。路边到处都是煤堆、煤矿，遇到下班的地方煤矿的人群，每个人的脸上都像黑包公，根本看不到一点本来颜色。我们走了五、六里路到了矿井旁，班长交待了注意事项，每人打开头上的矿灯，相跟着从井口向井下走去。井下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有的矿灯接触不良，灯一灭，四周什么也看不见。

　　井下是没有四季之分的，冬天在下面干活，也是挥汗如雨；夏天在下面干活，如停下来时间长了，身上也会感觉到冷。所以下井的人，一年四季都穿棉衣。

　　我们到工作面上，学着老兵的样子，先用钻机打眼，有时候一个面上要打几十个眼，然后向里放雷管和炸药，把口封紧，接上放炮器的线，人都撤到巷道的拐弯处和近百米的安全距离后，点火放炮。等炮连续响完，冒着浓浓的烟尘，回到放炮的地方，用铁锨向两边带的传送带上装煤。传送带把煤拉到外边，有人用矿斗接了，挂在一起，被上面的绞车拉上井口，倒在煤池里，拉煤的车就可以从煤池里放煤拉走。

　　由于烟尘大，每人还发了一个防毒面具那样的口罩。由于年轻气盛，大家为了表现自己，大部分人都不带的，只是挂在腰上当个摆设。

　　工作时间是三班倒，晚班是12点吃完饭下井，早晨8点回来；早班是8点下井，下午4点回来；中班是4点下井，12下班。

　　休息时，我们几个要好的战友曾爬上过三面所有的山，说是山，实际上没有石头，全是土山。翻过一座山，外边还是山。都五六月份了，背阴处到处还有雪。大阳懒洋洋地在天上散步，有气无力的样子。我们曾一直走上多半天，除了在一个大山的皱折里发现一个小山村外，别无所获。小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偶而在村里的小道上，会碰到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年妇女，或一个流着青鼻涕的孩子走过。当地人只能在山地里种些土豆，生活大部分全靠在外下煤窑的男人。

　　没当兵前，觉得在农村没出路，混来混去可能连个媳妇也找不上。我心里打算的是，当不了兵，就去东北大姐那，让人找个下煤窑的活，好赖能找下个媳妇。虽然下煤窑危险，但总比打光棍强。有时看村里有去关东下煤窑的回来，三十岁数，穿的很光鲜的样子，留着平头，带着手表，脚穿皮鞋，兜里鼓鼓的装着大把的钱，带着刚下学的模样还算俊梢的女孩子，去供销社置办结婚用的东西时，心里填满了羡慕嫉妒狠。

　　莫非我这辈子就是个下煤窑的命，在地方没去挖煤，好不容易当上了兵，来到了部队，还是得下井挖煤。

　　有时我自己跑到山顶，对着家乡的方向，绝望地啊、啊大喊。山谷里有回音，也啊、啊地回答我。我喊，爹，娘，这是什么鬼地方，我要砸死在井下，你们一辈子也见不到儿了。山谷同样回答我，爹，娘，这是什么鬼地方，我要砸死在井下，你们一辈子也见不到儿了，儿了。

　　我曾给兵部的老排长写信，信上说，你把我从家带出来，把我扔到千里之外的这个破地方，或许我这条命，就交待到这儿了。

　　我天真地想，排长同情心发现，看我说的这么可怜，想办法把我调走。我天天盼，突然有一天，收到排长的回信，让我别着急，说他正在想办法；或某一天，领导找我谈话，说你的调令来了，准备准备走吧。

　　我的前程渺茫，心情灰暗到了极点。

　　虽然心里极度苦闷，但表面上还是要装出积极向上的样子。出操、下井、公务、帮厨，每样都不落人后。

　　我们在家时从来没吃过大米饭，到了新兵连，中午吃不习惯大米饭，早晨就放起几个馒头来，中午吃剩馒头。到了这儿可不行了，一天有时连一顿面食都吃不上，想留馒头更是不可能，赶上了，能吃饱一顿就不错了。大部分都是北方兵，炊事班排两个人站在门口。谁也别想带出去。大部分老乡，慢慢都接受了这个现实，开始吃米饭。我心里对自己说，王培敬，人家都行，你不行也得行，不能吃也得吃。可怎么试都不管用，我闻到大米饭的味道就想吐，我真是个另类，要是托生在南方，这辈子更完蛋了。

　　那是80年代初，我们部队上吃的全是仓库里的陈粮，小米饭蒸了散团，，没有一点粮食味。面粉也是，不是面发不起来，就是碱面放大了。

　　山上不远处还有几个烽火台，这儿离杨家将上说的金沙摊只有三十公里路的样子。我曾走近过烽火台，四周没地方能上去，表面看不出来一点这儿远古曾有过战争的痕迹。

　　每天至少要吃一顿大米饭。如吃大米饭，我就只吃点菜，喝点汤，该下井下井，该出操出操。见我这样，有时炊事班长特许我从厨房挖一碗面粉回来，用筷子一搅，在宿舍里的炉子上放上一个铁盆，放在点水烧开，把面糊搅着倒进去，一两分钟后，一碗面片就做成了。我们有个副班长是四川人，他程度不高，干活特别能干，连里评先进每次有他的份。我们新战士都很佩服他。有时他看我没太吃东西，时而会舍脸去厨房给我要点面粉回来。

　　班长曾问过我，愿不愿意去炊事班工作？我想起了一进食堂闻到大米饭味时的感觉，考虑了再考虑，最后坚决说，不去。一是真不愿天天去闻大米饭的味，二是不想给战友留下话把，吃不了大米，闻不了那味，还进炊事班，是怕下井累、危险，装的吧。

　　有时连里吃包子，还没到半下午，全团的人几乎都知道了。机关的、卫生队的，别的连连部的老乡，一个个装着散步的样子全都来了。炊事班里的人开始忙   ，你进我出的，用尽各种方法，把包子掩盖着偷进宿舍里，老乡们享受了，抹抹嘴，装着没事似的走了。那真是像过年，人人像打了兴奋剂，脸上放光，逢人就说，晚上吃包子。更有从窗口向外递的，还有从墙头上翻的。往往是自己连的人都没吃饱，外来的人却撑得直打嗝。

　　连队放电影，邻村的老百姓听说了也来看电影。部队要集合看，放映前有时连队之间还拉拉歌。

　　那时最盼望的就是家信，最害怕的就是电报。

　　刚到部队几个月，我收到了一封家信。怀着幸福的心情，打开一看，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偷偷地跑上了山。

　　信上的内容我只记住了几个字：你母亲去世了。我感觉，我的天塌了。娘才五十多，怎么会说走就走了。我悲痛极了。我跪在地上，面对着家乡的方向，嚎啕大哭，大喊：娘啊，你好狠心，你不要儿子了。儿子今后永远没有娘了，儿子可怎么活。心里却在恨爹，你为什么不给我拍封电报，我好赶回去见娘最后一面。

　　班长看出来了我的情绪，问我什么了，是不是家里有事？我说了实话。班长带我去向连领导请假，领导说，你现在回去也见不到老人最后一面了，如何老人去世了来封电报，连里肯定同意你回去看看的。

　　我没有回家，写信问问家里的情况。家里回信说，不是你母亲去世了，是你奶奶去世了。是小队会计给写的信，他给你叔他们写信写串了。父母都没文化，写个信全是找人代笔。知道了实情，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去世的不是母亲，是从小就疼我的奶奶走了。奶奶八十四了，在坎年上永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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