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推行“左”倾的错误路线,不但没有粉碎敌人的“围剿”,反而使红军遭到严重损失,根据地逐渐缩小,党领导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性转移。
中央红军此次战略转移,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觉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称为“西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
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战略转移的野战军由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红军主力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组成,共8.6万余人。为保密需要,中革军委规定各部队对外均使用代号。另外,还保留了原来的中革军委和红军指挥机关。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
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共4693人。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此纵队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军委第一、第二、第三局及无线电三台、电话一排、通讯队、警备连、工兵连、运输两排组成,彭雪枫任队长兼政治委员;第二梯队由军委第四、第五局及总政治处、警卫营、红军总政治部、医务所、运输一排组成,罗彬任队长兼政治委员;第三梯队由军委总部工兵营、炮兵营、运输一大队、附属医院组成,武亭任队长兼政治委员;第四梯队由干部团、医务所、运输一排组成,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毕士悌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方强任总支书记。其中干部团是由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并组成,下辖四个营,第一、第二营为步兵营,第三营为政治营,第四营为特科营。另有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分指挥科、政治科等,属干部团指挥。1934年10月10日,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从瑞金梅坑出发经沿坝、麻地、万田,到于都县的宽田、段屋,10月12日集结在古田、岭背一带。10月18日傍晚开始在于都城东门渡河,经新陂、小溪、上坪,19日晚移畚岭,20日晚上转移到合头(今安远县双芫乡)地域。
(右图:澄江渡口,位于梓山镇花桥村老澄江大桥)
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又名中央纵队,代号“红章”,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教导师及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后分别为张经武、姚喆代理,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共9853人。此纵队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军委教导师组成,张经武任师长;第二梯队由军委总供给部、通信教导队、军委军事工业局、军事工厂、运输大队等组成;第三梯队由军委卫生部和部分医院组成;第四梯队由中央机关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军委政治保卫局、保卫团、特务队等组成。其中保卫团(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该团番号取消,部队分编到红一、三军团)由姚喆任团长、张南生任政治委员。
10月9日,中革军委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对红军各部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的集结转移、休整补充做出详细具体安排。如,规定各部队在于都南部区域位置的分界线:红三军团右侧分界线,是长洛(现赣县区长洛乡)、牛岭坳(现赣县区韩坊镇)、长渡坝(应是长演坝,现赣县区韩坊镇)(以上均含)。红一、三军团的分界线,是新陂、小溪(两军团均不含)、金竹(属红一军团)、应坑、大桥头(属红三军团,现信丰县新田镇)、流坊圩(属红一军团)。红一军团的左翼分界线,为梨邦桥(现于都县禾丰镇)、仁凤[风]圩(现于都县盘古山镇)、双芫、金竹背(现安远县版石镇安信村)、石背圩(现信丰县古陂镇石背村)(以上均含)。同时,还要求于都、新陂、小溪的路,应让出给军委,军委于继续前进宿营位置,不应驻军团部队,军委要一师人的驻地。
中央纵队(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于10月12日晚上由瑞金梅坑出发,转移到麻地圩、于都县宽田、黄龙地域,军委教导师则于当晚转移到西江地域。
在《红军长征·文献》之《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中“中央纵队”(暨军委第二野战纵队)10月15日任务中写到“在东江口(不含)到洛口塘(不含)地域(笔者注:1.“东江口”今为于都县梓山镇澄江;2.洛口塘应为“会昌县庄口镇洛口”),进行补充侦察及准备渡河。”10月17日,“应从晚间转移到东江口、洛口塘地域的东岸,准备渡河”。
同时,在《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之“附记”中更为详细记载,“军委第二纵队于17/X黄昏时,分三个纵队向渡河前宿营地域前进:(1)第二梯队的[为]右纵队,18/X拂晓前到达黄龙(今于都黄麟乡)地域,黄昏在花桥渡河,经梓山、潭头于19/X拂晓前到里仁地域。(二)第三、第四梯队为中央纵队,18/X拂晓前到达公馆及各矛(笔者注,应为“齐矛”,今于都黄麟乡盐潭村齐矛组,下同)、河东地域,黄昏在各矛渡河;19/X拂晓前,到达黄泥坑、枫庙地域。(三)第一梯队为左纵队,18/X拂晓前,到达梅坑、温村(笔者注:1.“梅坑”,此处原稿有涂改,初步辨认手写原稿应为梓坑,在梅坑不合理,该纵队10月12日晚已经出动;2.“温村”时属西江县洛口区雩阳乡地域,现属于都县黄麟乡大岭村一带)地域,黄昏自找渡河;19/X拂晓前,到达黎邦桥(今于都禾丰圩)地域。”
由此可知,中央纵队渡河点在贡江上游的于都县梓山镇花桥至洛口塘间渡河。在于都东部区域(即贡水东段区域)有二条水系,其中一条贡水是干流,在会昌县绵、湘二江汇合处始称贡水,从会昌白鹅入于都县境,东起黄麟乡朱田。另一条支流是澄江,又称黄龙河,源出瑞金摇篮寨,下游纵贯黄麟乡,至梓山镇花桥村水口江组(澄江大桥)注入贡水。
(左图:齐矛渡口,位于黄麟乡盐潭村)
长征前夕,中央纵队在渡河时分成了左中右三个纵队,10月18日晚上于“东江口至洛口塘间”渡河。
何长工的第二梯队为右纵队,于18日黄昏在花桥村澄江渡口渡河,经梓山、潭头于19日拂晓前到里仁地域。澄江渡口,位于梓山镇花桥村老澄江大桥,渡口南岸是花桥村枫树下组,北岸是花桥村河坑组,这里是本地人通往黄麟圩、沙心及瑞金的交通要道。淡季时期,河水较浅,有一条渡船,可坐一、二十人,船工1人,姓伍,每年旺季时,有二条渡船。
贺诚领导的第三梯队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军委政治保卫局所在的第四梯队于18日黄昏在齐矛(今黄麟乡盐潭村)渡河,处于军委第二纵队渡河队形中间位置;齐矛渡口,也叫石角下渡口,位于黄麟乡盐潭村齐矛组,渡口河对面是流坑村老屋组与黄麟乡岭下村岭下组之间。该部队经梓山镇瓦松村、上焦村、磊石村、禾丰镇中坊村,19日拂晓前到达黄泥坑(禾丰镇黄田村)、枫庙地域。
第一梯队张经武率领的军委教导师为左纵队,于18日黄昏在齐矛上游自行找渡口渡河,19日拂晓前到达黎邦桥(今禾丰圩)地域。
据原黄麟乡流坑村主任郭建国说,位于黄麟乡朱田村下村组的流坑大桥所在位置,原有朱田渡口,该渡口西部靠近贡水,南部与会昌县白鹅乡梓坑村相邻,朱田渡口河对面是黄麟乡流坑村老屋组。以前听村里老人们说,当时红军过渡时,挑了许多银元和铁锅经过,还在流坑村大桥背组驻扎。
(右图:朱田渡口,位于黄麟乡朱田村流坑大桥)
据长征出发时编在中央纵队教导师、于都籍老红军李金生(宽田乡李屋村人)的回忆录中记载,“红军为了避免敌人的飞机,我们的部队在每天晚上用竹子紥成火把,点着火行军。我们从公馆出发经雩都的禾丰,走安远、信丰之间的新田、古陂,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
时任少共中央秘书长、长征出发时编在中央纵队“中央工作团”的胡耀邦,在《胡耀邦传(第一卷)》里写道,“于都河并不宽,又是枯水季节,水流平缓。除原有的一座木桥外,工兵又架设了几座浮桥。但由于桥面狭窄,等待过桥的人员和辎重过多,所以通过得十分缓慢。众多的‘老俵’赶到河畔来为红军送行。出发的队伍里有他们的子弟,也有已与他们结下深深情谊的干部和战士。一些安置在老乡家里的伤病员也来了,他们被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天渐渐黑了,老乡们举着火把和灯笼,一面把带来的辣椒、干菜、鸡蛋等塞到战士手里,一面沉重地重复着一句话‘你们可要早些回来啊。’中央纵队出发了,排成一路队列,一个紧跟一个。谁也不说话,只听得桥上的脚步声,武器碰撞声。胡耀邦渡过河去,已是后半夜了。他回过头去远望河对岸,灯笼、火把仍然亮着,照得周围一片通红,可以看到后面队伍的憧憧人影。”
中央纵队渡过于都河后,继续前进,“19日移到乱石(今靖石乡)、上坪、大平圩、小溪(不含)地域,20日晚间移到仁风圩(今盘古山镇)、金竹及牛岭、塘村(两不含)地域”,并“准备从晚上南移”。
右纵队从里仁,经利村乡荷树岽、莲塘村、下渭村,19日移到上坪,经坳背、靖石乡屏山、盘古山镇龙王山,20日到达盘古山镇仁风圩。中纵队从黄泥坑、枫庙地域,经太平圩(今禾丰镇华堂村)、焦坑村、树山背、靖石乡黄沙村、枫树下、李坑,20日移到盘古山镇仁风圩一带。左纵队从黎邦桥地域,经禾丰镇坪山、铁山垅镇乌沙背、靖石乡水头,20日移到仁风圩(今盘古山镇)。21日,到达安远县合头(今安远县双芫)。10月25日,中央红军主力经过突围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在安远、信丰、赣县一带的第一道封锁线,主力红军全部离开了中央苏区,继续西征。
(洛口(庄口)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