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城区近代教育的发展

　　渭城，地处关中平原的腹地，南邻渭河水，北枕咸阳塬，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四季分明，气候适宜。远在5000年前,先民们就在此耕作渔猎，留下了任家咀、石何杨、胡家沟、聂家沟、柏家咀等原始村落遗址（《渭城文物志》）。2500年前，秦始皇在此一统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从此渭城成为了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的京畿重地。作为首善之区，渭城的教育也受到了官府的格外重视，官学、私学屡代不衰。尤其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商业经济的繁盛，教育的发展更快。按时间顺序可分为清末、民初、民国三个阶段。

　　一、清末教育的发展

　　据《咸阳县志》记载：清光绪七年(1881)，知县严书麟在今老城区的北街、南街各建社学1处。社学,系官办学堂,每社设社长1人，专以劝教社民“勤农桑，司礼仪，读诗文”，兼负蒙学教育之责。校舍以庙宇、祠堂为之，学生上学名额不限，贫寒子弟亦可入学。社学一般为蒙馆性质，课程多为《三字经》、《百家姓》、《小儿语》等，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私塾相似，主要是利用农闲季节组织农家子弟上学。

　　清末，在古城内的东岳庙和周四王庙各建义学1处。义学，系官私皆办，由人们捐资或由庙田田租兴办的免费学校，其中周四王庙义学是乡贤、教育家刘古愚所办。义学门外悬挂匾额，中间供至圣先师孔子牌位，旁边挂义学规则木榜。公推首士1人（有捐资者则一般由捐资人充任），管理义学资产，监督义学事宜。义学一般延请塾师1人，塾师俸薪由义学的房田租课中支付，招纳启蒙学生20至30人，对学童免收学费。义学以识字为主，教材以《小儿经》、《小学诗体》、《圣谕广训》为主。学童读书到十四五岁时，加授农家事务知识，对个别成绩突出的学童，再由首士就近送入经馆或书院深造，民国初年义学逐步消失。

　　渭城的私学源远流长，据《咸阳县志》记载：远在西周时期，咸阳的庠、序、校就普遍设立，到了汉代，把官学与私学分开。近代私学更是遍地开花，多数村寨、集镇、富户，都在庙宇、祠堂、闲房开班私塾。学生有富家子弟，还有平民子弟，办学方式分长年教学和农闲教学，是清末兴学堂以前学童读书的必经阶段。后来虽经多次灾荒和战乱，但私学之风仍久盛不衰。

　　本地私塾按程序分有“蒙馆”与“经馆”。蒙馆招收启蒙学童，以识字为主。经馆招收年长的学生，以读经应举为主，还有相当一些私塾属于“蒙经混合馆”，既有启蒙儿童，又有读经、讲经的大龄学生，当地人称其为“大学长”。蒙馆课程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及《七言杂字》等，专重背诵，不重讲解。经馆课程有“四书五经”及《幼学琼林》等，采取背诵与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并学习对对联、做文章，注重深造。

　　按性质划分有“村塾”、“族塾”、“门馆”与“家塾”之别。村塾是一村或数村联议开设的私塾，又称“公延馆”。公推深孚众望的家长作学东，牵头延请塾师，择定馆址，襄理学务，学童一般七八人至二三十人不等，塾师的“束脩”（薪水）按入学人数认摊或分摊，这种私塾为数最多。族塾一般是利用祠堂公产设立的私塾，专教本族子弟，间或兼收个别外姓子弟，本族子弟可以免费或减费入学，塾师束脩多从祠堂公产中支付。门馆是塾师和经师在自己家中（或租房设馆）招生授业、聚徒讲学，门馆一般根据塾童家庭经济状况分别收费。家塾是有钱人延聘塾师在家设馆，以教自家子弟为主，间或收其亲族近戚子弟，又称“专延馆”。专延馆一般事先议定束脩及期限，并书有聘约，塾师多为有功名的秀才、举人或离职的官员。私塾对塾师是一年一聘，续聘或辞谢皆在“冬至”日，设宴相定去留，门馆于是日由门生给塾师奉越冬之“毡鞋费”，先生则飨生徒一餐，以互表尊师爱生之情。

　　民国初期，各县私塾和公、私立学校并存。直到1931年后，陕西省教育厅颁布了《关于私塾改良办法》，各县陆续对私塾进行了改良，私塾逐年减少。

　　二、民初教育的发展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学、西学的学堂，此后数年间，在改书院为高等小学堂的同时，陆续设立了一些不同类型的初等小学堂。这些小学堂有官立的，有公立的，也有不少私立的，这些各种类型的小学堂就是本地近代小学教育之始。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学堂分为蒙学堂、寻常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三级，每级各学习三年。次年，改蒙学堂为蒙养园，以其隶于学龄前教育，小学教育分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两级，两级都得单独设置，其中初等小学堂学习五年，高等小学堂学习四年。宣统元年（1909），学部规定初等小学除继续保留五年制完全科外，另增设四年制的简易科和三年制的简易科，缩短了初等小学堂的年限，本地的小学教育遂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种学制直到清末再未改变。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知县杨调元、黄秉维把渭阳书院改建为“咸阳县立高等小学堂”,校舍先后作了扩充。民国元年(1912),改名为“咸阳县立高等小学校”。民国4年(1915),知县陈云霖又把崇圣祠并入该校。至民国初年,将私塾先后改建为初等小学40所。

　　官立小学堂是政府开办，经费均由官府从地方财政中支付；公立小学堂也是由政府开办，可经费一般由联合办学的地方共同以公款支付，地方政府略有补贴；私立小学堂是由私人或者村镇开办，经费由个人或村镇承担。私立小学堂分为私立高等小学堂、私立初等小学堂、各类简易小学堂三种。简易小学堂教学条件比较差，多数实行复式教学，规模较小，相当于原来的村办小学。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规定初等小学堂必修学科有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随意科有图画、手工。宣统二年（1910），还增加了“珠算”、“音乐”二科。高等小学堂必修学科除了上述课程以外，还可加授手工、商业、农业等随意科。

　　民国初期，小学课程变动较大。1912年1月，初级小学设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图画、手工、唱歌和裁缝等9门课程，高级小学设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图画、唱歌、体操、裁缝、外语等12门课程。同年九月，取消了初级小学的“游戏”课，改高级小学的“外语”为“英语”（男生学习），“裁缝”为“缝纫”（女生学习），同时将“博物”、“理化”合并为“理科”。1915年7月，高等小学恢复“读经”一科，女生“缝纫”科改为“家事”科。1923年6月初级小学的“修身”科改为“社会”科（含“公民”、“卫生”、历史、地理），“国文”改为“国语”（改文言文为语体文），改“手工”、“图画”为“工用艺术”和“形象艺术”，“唱歌”改为“音乐”，“体操”改为“体育”，同时增设“自然”（含自然、园艺），取消了“缝纫”科。高级小学废止了“读经”一科，取消“修身”，增设“公民”、“卫生”两科，改“理科”为“自然”，改“体操”为“体育”，改文言文为语体文，停授英语。

　　三、民国教育的发展

　　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对清代的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读经讲经，刷新了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未变，每周28—30课时，每节课30分钟，并将“小学堂”改称为“小学校”。1922年，北洋政府又颁布“新学制”，仍为春季开学，以后改为秋季开学，儿童为6～7周岁入学,开始分为初小4年,高小3年,共修业7年。民国17年(1928),学制又规定初小4年，高小2年，谓之“四二”分段制。这一学制一直执行至新中国成立前。同时改“等”为“级”，次年又去“校”字，各高、初等小学堂遂改名为高、初级小学。

　　民国12年(1923)，东乡清代生员柏景铭与举人陈景云，利用刘家沟刘公祠旧址，共同出资创办了“咸阳县区立启明小学校”，后毁于兵灾。民国14年(1925),将城内周四王庙初小改设为县立初级女子小学校，民国16年(1927),又改设为县立高级女子小学校，这是当时咸阳唯一的女子小学。同年,又将县立高等小学校改为县立高级小学校。民国20年(1931)，将县立高级小学校改为县立第一小学,将设在周陵的民众教育馆高级小学部改为县立第二小学校，将县立高级女子小学校改为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校。民国21年(1932),将逐渐恢复的启明小学校改为县立第三小学校。此时3所高小鼎立,学网初成。3所高小与女子小学有学生430名。村镇集体办初小87所,学生1834名。城内慈善会办初小1所，学生11名。东乡毛王沟毛伯灵办私立初小1所，学生15名。辖境共有小学93所，学生2290名，小学入学率为31%。截止民国38年(1949)上半年，辖境共有小学120所，学生5456名，入学率为62%。

　　民国28年(1939)4月，王藩城先生在原周陵小学旧址上扩建校舍，创建了“咸阳县私立周陵初级中学”。民国31年(1942)初，经县上士绅申请，改为县立周陵初级中学。1949年下半年，周陵中学更名为“陕西省咸阳周陵中学”,开始招收高中生，成为完全中学，直属咸阳专员公署。有初中生10个班，学生508名，高中生1个班，学生32名。这是渭城的第一所完全中学。民国35年(1946)9月，将设在沣河三里桥北的咸阳县私立东望初级中学，迁至城内安国寺，与东北小学合用一校园，分别管理，更名为“咸阳县私立东北初级中学”。学生2个班100名，教职工10名。至民国37年(1948)，学生3个班140名，教职工9名。

　　1946年，国立西北工学院迁至咸阳，校址在咸阳县治北门外（即今西藏民族学院所在地）。该校创建于1938年底，系由北平大学工学院、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而成。这是咸阳地区的第一所大学。

　　由此观之，渭城的近代教育有四个特点：一是崇文重教。受“首善之区”的影响，当政者和百姓都非常重视教育，官办、公办、私办百花齐放，即使贫穷、灾害、动荡、战乱，教育却始终没有中断，继承发展着“耕读传家”的民族家训。只是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呈现出点多、面小、基础性的特点。二是体制完备。无论是教育的目的、学制、课程、课时、评价、方式、管理等都比较成熟，具有当代教育的雏形。三是耕读结合。开学的时间、放假的时间、开设的课程、对学生的要求，都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相结合，体现了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四是乡贤影响。渭城的教育深受乡贤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清代生员柏景铭、清代举人陈景云、关中大儒刘古愚、现代教育家于右任、咸阳教育家王藩城等，乡贤的前瞻与力行对教育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