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渡”边忆朱熹 
高耸的大王峰一如千年的沉稳安静，从来不缺少红男绿女的九曲溪上，不断漂来欢声笑语。溪边有位老人家却与众不同，他背水而立，头戴巾帽，身着襕衫，慈眉善目，面带微笑，右手端起，左臂下垂，一付悠闲自得的样子，似乎在等船远行，也好像在与人闲谈。如今认识他的人可不多了，他就是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朱熹，他脚下的渡口叫“朱子渡”。
朱熹，原本打算去武夷精舍拜访他，结果在这个古渡口不期而遇。我们从厦门高崎机场飞到武夷山机场，入住三姑镇的国贸大酒店后，放下行李出去找吃的。那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凉意阵阵袭来，越发感到饥饿。快速进出几个饭店，都没有可口的饭菜。当走到崇阳溪大桥旁时，忽然发现那里有他的雕像，顿感惊喜，即刻奔了过去。
朱熹是福建尤溪人，出身贫寒，学习刻苦，19岁考中进士，做过几年地方官，当过几天皇帝老师。除此之外，他长居武夷山从事理学研究和讲学活动，直至去世。一位著名学者曾指出：“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朱熹比孔丘小一千多岁，武夷山距泰山一千多公里，在这个双千时空里，朱熹与孔丘成为两座前后呼应的人文高峰，两位南北而立的大教育家。在两千多年的时光隧道里，遍地的私塾、文庙，到处的学宫、书院，就是对他们的最好怀念和最高褒奖。
这里是三姑镇的热闹之处，新开发的旅游度假区，游人来找吃找喝找玩的多，但很少有光顾这个古渡口的。想当年，朱嘉要是往那里一站，立马就会有许多人围上前来。有向他请教学问的，有与他讨论时事政治的，甚至还有求他帮忙办事的。朱熹是做过官的，而且是不小的官，是手握管钱管物管人实权的主官。他从知县、知州一路做上去，直至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从四品，相当于省部级高官，还当上了皇帝的老师，那可是古代读书人的极大荣耀和最高理想。
可是，朱熹为人诚实正派，刚直不阿，只认死理，不谙关系，不懂官场上的潜规则，不会圆滑处世。别人当官一心搞政绩工程，只报喜不报忧，他却是只报忧不报喜，下面如何如何困难，老百姓没事做，没粮吃，没钱花，不断地申请赈济救灾，还强烈要求朝廷减免税负。官场上响起一片嘲笑之声，做官没有这么玩的。尤其是对他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更是坚决抵制。轿子不能坐，花酒不让吃，红包不可收，情人不许找，那做官还有啥意思。后来，果真饿死了许多人，上面才知道只有朱熹敢说实话，敢报实情。有史料记载，他任南康知县时，由于在大旱之年积极抗灾救荒扶贫，使当地“活饥民大人一十二万七千六百口，小儿九万二百七十六口”。
雨还在下着，而且有见大的趋势。朱熹站在那里既不怕淋湿也不怕寒冷，就像当年不怕世态炎凉不惧权势歁压一样。浙东一带发生自然灾害，宰相王淮根据他以往的为官表现，推荐他去赈灾，并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这可是个美差，既是皇帝的钦差大臣又是中央的巡视大员。下去走一圈，不仅会受到高规格接待，还会收到不少的礼物和红包。可他一路上整肃贪官污吏，毫不留情地清除腐败分子，让不法官员恨之入骨。结果在台州碰上了硬茬子，那里的知府唐仲友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根本不把朱熹放在眼里，因为他是宰相王淮的儿女亲家。换了别的官，都会睁只眼闭只眼地放一马，何况宰相王淮还有恩于他。朱熹可不吃这一套，立马向上写弹劾状，而且连写了6次。前3次都被王淮压下了，后3次顶不住了，便想个损招，把朱熹调离浙东工作岗位，让你管不着这摊子事。朱熹一气之下，辞职回家，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猴了。
这时，41岁的朱熹正值壮年时期，也是晋升官职的关键时期，如果继续在官场中混下去，说不定宰相的位子就是他了。这是不是太义气用事了？当然不是，而是坚持一种操守、一种气节、一种官格。64岁时，他被选调当皇帝的老师，依然不改自己的臭毛病，为匡正君德，主动增加评论时事热点的内容，意在影响皇帝改进，引起宋宁宗的反感，佞臣给他扣上干预朝政的罪名。侍讲仅进行了46天，《大学》还没讲完就被罢了职。
朱熹为官几起几落，不是被调离、罢官就是自己辞职，但他从不醒悟，不求情、不检讨、不屈服。腐败的官场既然不容他这样的人，那就回乡去做学问、搞教育。“朱子渡”边的雕像正是他甩掉乌纱帽后，回乡讲学的中年形象。仔细端详他的那副模样，一点也不灰头土脸，依然笑意盈盈。福建和江西的民间有识之士都十分钦佩朱熹的人格和学问，纷纷请他去传道、授业和解惑。朱熹在这方面是有求必应、乐此不疲，经常从脚下的渡口登船出发，哪怕走上几百里路也在所不辞。江西省的南城、南丰、金溪、乐安等地，都留下他的足迹。这个古渡口虽然早已废弃了，当地人为怀念他的历史功绩，专门树碑、立坊和雕像，将其称为“朱子渡”。
朱熹对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学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一生酷爱读书，手不释卷。他曾把读书的感受赋诗一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源头就是不断地读书学习，充实自己。在读书上，他还有一套自己的独特方法：循序渐进，熟读精进，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他还强调心到、眼到和口到，提倡穷理以致其知和反躬以践其实。因此，他的学问不仅功底扎实而且独辟蹊径，成为两宋时期学术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学者。
朱熹还提出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他在长沙为官期间，不仅力主修复了“岳麓书院”，还专门制订了著名的“学规”。其中著名的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教学活动中，他提出小学与大学教育之分，小学期间教其事，大学期间教其理。在育人上不仅有了层次性，还有了侧重点。这因此奠定了朱熹作为古代教育名家的历史地位。他在武夷山亲自讲学40年，广招门徒，传播理学，著书立说，扩大影响，形成了著名的“考亭学派”，他的家乡建阳成为理学之乡。
如同孔子一样，朱熹在当世并不得志。可在以后的元、明、清三朝，却火了起来。无论官学私学都必教他的著作，科举考试必考他的文章，写作为文必引他的思想观点。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学说竟成了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这并非是他的初心，不过是被统治者所利用而已。南宋时代尽管文化和科技都很发达，但没有电子对撞机和射电望远镜，没有电子计算机和宇宙飞船，学人只能在儒学、道学和佛学的指导下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研究学问、传播知识。用今天的思想观点来苛求千年前的古人，那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客观的。
朱熹的学问是有目共睹的，他与当时一些著名学者所进行的“寒泉之会”、“鹅湖之会”、“朱张会讲”，已成为古代学术史上的亮点和佳话。他所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和《楚辞集注》，他所创办的“武夷精舍”，所建立的“白鹿洞书院”，所修复的“岳麓书院”，其学术价值和文化功绩都是不能抹杀的。
站在“朱子渡”边，望着朱熹就要远行的身影，我们所怀念的是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为学较真、为教不倦的人格、官格、学格和教格。试问，今天还有多少学人能够像他那样不为官禄物欲所迷惑，甘于清贫和寂寞，潜心研究学问，一心培育人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