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四渡赤水，闪转腾挪 ；三省转战，恣意驰骋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的一条并不太大的支流，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流经滇、黔、川三省边区，最后在四川省合江县注入长江，全长500余公里。赤水河流经的乌蒙山山脉与大娄山山脉地区是红壤土层，每年从春至秋，山洪夹红色泥沙而下，江水浑浊呈褐红色，人们因之称其为赤水河。赤水河进入贵州后，沿岸好酒层出不穷，“上游是茅台，下游望泸州，船到二郎滩，又该喝郎酒”。沿岸除茅台、习酒、郎酒外，流域范围内还有泸州老窖、五粮液、剑南春、水井坊、沱牌、全兴、董酒等名优白酒，赤水河也因此被你为“美酒河”！
红军“四渡赤水”的英勇壮举加上美酒河沿河飘香的秀美风光，赤水河如今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景区。当年红军在这里创造了革命的奇迹，如今红色旅游像风一样吹遍大河两岸。当地政府特地沿河修建了一条观光旅游公路，同时配套修了一条与公路并行的人行步道，方便游客徒步或骑行。自己从下游的赤水市溯江而上，一路走来，每一个古镇的“长征街”都让人心潮澎湃，每一个红军渡口都让人忆想当年。虽然事过境迁，物是人非，然而雄浑的赤水河依然奔流不息，它见证了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战争历史，以及沿途的长征纪念馆、纪念碑、红军营地、重要会议会址，还有伟人的住所，都会清楚地告诉你当年那场跌宕起伏的“四渡赤水”战役的惊险与传奇！
红军一渡赤水渡口，位于习水县土城镇赤水河浑溪口。“土城渡口纪念碑”就建在土城镇对岸一座山头上，向下可俯视红军一渡赤水之“土城渡口”，远眺可一揽对岸土城镇全貌。纪念碑巍然耸立，滚滚赤水河从脚下奔腾而过。伫立碑前，思绪激荡，目光随着思绪延伸，眼前仿佛看见数公里外当年青杠坡战场的炮火硝烟。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北上，意在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入川，与四方面军汇合开辟新的根据地。刘湘一面调重兵封锁长江，一面派八个旅分进合击。1月24日，由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在进至赤水黄陂洞、复兴场时，被川军潘文华部堵截，红军从赤水入川的大门被封堵。1月27日，红军中央纵队和三、五军团抵达土城，同时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至青杠坡。此时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红军要实现渡江人川的目标，必须选择一面川军予以击破。毛泽东发现土城青杠坡一带道路两侧是山谷地带，是个打伏击战的好地形，决定在这里打一场伏击战。根据初期情报，敌人为4个团，如能予以全歼，就能震撼川军，打开战局，实现渡江人川计划。1月27日，军委主席朱德命令：“红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于明日拂晓包围迂回该敌而歼灭之。“1月28日晨，青杠坡战斗打响——“四渡赤水”战役揭开序幕。
青杠坡战役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打的第一仗，但这一仗打得并不顺利。青杠坡是狭谷地带，红军本计划通过占领桐梓窝、尖山两处高地对川军形成居高临下南北夹击之势，结果敌军占领了稍远的大山头营棚顶，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使作战形势立刻改变，敌人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和优势装备，使红军处境非常困难。双方围绕营棚顶展开一场血腥的拉锯战，这场恶战从拂晓开始进行到下午，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川军的炮火一度打到了大梗上毛泽东指挥所的前沿。危急关头，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和回援参战的红二师拼死奋战，战局才得以稳定。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1月29日凌晨，红军主力放弃所有重武器从土城轻装渡河，然后炸毁浮桥，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这就是一渡赤水。
几十年来，青杠坡战役的亲历者和理论界对此战役的评价分歧较大。大家对“杀敌三千”无异议，“自损”则有一千、三千、五千甚至八千几种说法。多数认为，我军是主动撤出战斗的，而且双方互有杀伤，不算胜仗也算是平局。倒是毛泽东比较坦荡，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他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们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败仗之说也只有毛泽东本人才敢说。输得起才能赢得起，不愧伟人的胸怀。尽管对青杠坡一战评价各异，但谁都无法否认，吸取这一仗的教训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更为纯熟，才有了后来“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思想更加丰富完善。
青杠坡战役为什么打成“拉锯战、消耗战”？按说打伏击战是红军的强项，红军已占据有利地形，兵力也占优势，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缺。事后毛泽东总结有三条：“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根据事后统计，参战川军不是6千余人，而是1万多人。但即便如此，红军兵力仍占优势（红军除去中央机关和后勤人员仍有2万多人），所以看来主要原因应该还是第二条“轻敌”。主席开始没放在眼里的这个“刘湘模范师”，指挥官叫郭勋祺，他事先对红军意图有所察觉，并没有进入红军的伏击区，而是抢先占领了营盘顶高地并构筑阵地，凭险据守，使红军处于仰攻的不利境地，让红军吃尽了苦头。有的文章说是郭部尾追红军时鬼使神差地从路边拾得了红军的作战计划，才使得红军的伏击计划落空。这应该不大可能，红军不会如此大意，“鱼儿”没有上钩，应该是小觑了郭勋祺。
郭勋祺，人称“郭莽子”，（“莽”，四川话意憨厚、鲁莽、笨拙之意）。当时刘湘手下两员“亨哈二将”：一名“哈儿师长”，（“哈”四川话意“傻”），一名“莽子将军”。四川人说话诙谐，喜欢正话反说，说“这个娃儿长得好丑哟”，实际上是夸小孩俊。实际“樊哈儿”不傻，“郭莽子”也不笨，他们都绝顶聪明，善打仗，在后来抗战中尽显川军威风，为川人争光。而且识时务、明大势，最后都走到了革命队伍中来。对这次险些让红军陷入绝境的“鲁莽”，郭后来对同学辩解说：我从内心上，何尝愿意与他们硬拼。这次土城之役是他们布好阵地蓄意要歼灭我们，不是我们想去打他。既然已经钻进了他的口袋，……不得不努力拼搏”。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被迫一渡赤水后，进入了川南古蔺、叙永境内，后集结云南扎西，在扎西整编休整了10天。红军原计划在扎西休整后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长江。而此时蒋介石调动大量国民党军涌入四川云南两地，将红军团团包围起来，红军又陷入危境之中。而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根据当时的战略形势，红军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利用敌人对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乘敌军主力大部队被吸引过来，黔北空虚之机，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2月20日前后，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向东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杀了个回马枪。红军连战连捷，先后轻取桐梓，再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王家烈主力八个团。此时，蒋介石派出救援遵义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进至遵义城南，红军又乘势胜发起攻击，势如破竹，一泻千里，将吴部主力大部歼灭，其余狼狈南逃。当红军追至乌江边时，已逃过江南的吴奇伟竟下令砍断浮桥，落在北岸的1800名敌军因无路可逃乖乖成了红军俘虏。此役18天中红军长驱1100里，横扫千军如卷席，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个大捷，大大振奋了红军的士气。蒋介石在日记中称“这是国军自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不过红军损失也不小，在遵义城下，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被流弹击中头部而牺牲，红军痛失大将。
红军二渡赤水“二郎滩渡口”，距二郎镇不远，二郎镇也有一条”红军街“，现在显得十分清静。“二郎滩渡口”比“红军街”更清静，空寂荒凉无一人，无任何设施，是我见过的红军长征遗址中最令人不堪的一处！这唯一的“纪念体”，碑不象碑，塔不象塔，更象是习酒厂的广告牌。 
红军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重占遵义后，原计划立脚黔北，“赤化贵州”。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亲自飞往重庆调兵遣将，调动中央军和黔、川、滇、桂各派共30多万军队形成了新的包围圈。蒋吸取教训，重新祭起在江西围剿红军的老招——重兵进攻与“碉堡战术”相结合的战法，压迫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带，妄图围而歼之。毛泽东成竹在胸，准备乘遵义大捷之势再来一个“大捷”，一仗定乾坤，在遵义以西建立根据地之计划可成。
3月11日红军再次撤离遵义西进，故意在遵义、鸭溪一带地区徘徊，从中寻找有利战机。此时从江西一直尾追红军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两大主力，其中吴奇伟部已被红军打残，剩下的周浑元部成为毛泽东下一个重点打击目标。红军做出向乌江以东转移之势，蒋介石信以为真，命在茅台、长干山一带待命的周浑元纵队和吴奇伟残部“追剿”红军。但敌人飞机发现了红军的运动，引诱失败，周浑元没有上当。在随后中央召开的苟坝会议上，林彪、聂荣臻提出中央军周浑元部是块硬骨头不好打，认为攻打黔军容易得手。提议攻打驻打鼓新场的王家烈部，此议所有人都赞同，唯独毛泽东提出反对意见，坚持攻打鲁班场的周浑元部。他说：“鲁班场有周浑元的13师和96师，打好了，油水大；打不好有路可走，大不了再过一趟赤水河。”凯丰指责毛独断专行，应该少数服从多数。会议表决，毛泽东意见被否决。毛泽东愤而辞去“前敌总指挥”职务。会后毛泽东深感兹事体大，不能意气用事，于是半夜提灯摸黑路找到周恩来，提出“在王家烈部附近有国民党滇军，如敌方两军合并，我方恐怕打不下来，一但合围，红军将陷入包围的险境。正当二人谈论此事时，红军得到情报，果不出毛泽东所料，滇军正在和黔军会合。看到情报后，周恩来立即发报撤回攻打王家烈部的命令。
鲁班场果然不好打，3月15日，红军集中一、三、五军团以及干部团，向驻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发起猛攻。周浑元的部队十分顽强，红军一时未能得手。战前判断该敌只有两个师，战斗中敌人却以六个团兵力急速增援，红军苦战半日打成僵局，为避免消耗，决定撤出战斗，并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3月16日，红军出乎意料地从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
这一次渡赤水红军不再躲躲藏藏，而是大张旗鼓沸沸扬扬，故意让敌军侦察机发现踪迹。红军主力部队进入赤水西岸之后在川南的大村、铁厂地区关闭电台就地潜伏，同时派出一支部队携带总部电台继续向古蔺叙永方向进发，电台频繁发射讯息，佯作北渡长江姿态。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渡长江，急令各路部队向红军进逼，并调滇军在黔西北截击，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南岸。 正当敌人调兵遣将之际，红军突然折返，再次调头向东，21日晚至22日晨从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在敌军的间隙中与敌军部队擦肩而过。此时敌我双方部队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一个朝南，一个向北。国民党重兵在赤水河以西一路朝北“猛追”，红军大部队则在赤水河以东一路向南疾进，毛泽东不仅成功地调动了红军部队，还同时成功地调动了蒋介石的部队。
红军迅速向南渡过乌江，一路大张旗鼓，兵锋直指贵阳。蒋介石此时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兵力空虚，急调滇军前来护驾，孙渡的三个旅终于被调出云南。这里有一个插曲：红军一渡赤水后，原意欲溯长江上游北渡金沙江，但金沙江渡口驻有滇军孙渡的3个旅，堵死了红军的出路。于是主席命令红5、红9军团分别向西佯攻镇雄、彝良，吸引孙渡部救援，调开这三个旅，可惜敌军并未上当，孙渡始终按兵不动。这次红军四渡赤水后威胁贵阳，毛泽东终于“通过”蒋介石之手调动孙渡就范。其后红军在十几天之内，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虚张声势，兵锋直指贵阳。红军明修栈道，实则暗渡陈仓，在贵阳、龙里之间穿隙而过，急进云南，直逼昆明。此时滇军主力已东调，滇北空虚，龙云急调各县保安团向昆明集中，殊不知红军再一次形左实右，指东打西，在昆明城前虚晃一枪，然后掉头向金沙江边挺进，此时通往金沙江的道路终于畅通。5月3日至9日，红军以几条小木船从容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在江边留给匆匆追赶而来的薛岳部队几支破草鞋。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在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而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不少文章说，主席所说的“四渡赤水”是“得意之笔”，是指“第四次”渡赤水而非前三次都是“得意之笔”。理由是：一渡赤水是青杠坡之战失利被迫一渡赤水，很难说“得意”，二渡赤水后被包围的威胁仍未解除，三渡赤水源于鲁班场之战未得手，且损失不小。还有专家称“鲁班场是毛泽东的街亭”，“四渡赤水也许并非神机妙算出奇兵，而是惊险破局。”甚至还有人称“四渡赤水”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
平心而论，说“四渡赤水”之战全过程都掌控在主席事先的神机妙算之中也不客观。鲁迅说：“状诸葛亮多智而近乎妖”，太“神”了反而不真实。伟人也是人，并不是神，也会犯错，只是眼光比常人看得远一点，办法比常人多一点。不过要说“四渡赤水”之战全是误打误撞，侥幸取胜那也是动机不纯。毛泽东不是神，但他用兵的确“神”！他“神”在能从失败中敏捷地找到出路，在困境中能迅速扭转局面。红军一渡赤水固然是被迫无奈说不上“得意”，二渡赤水已然化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稳住阵脚，三渡、四渡更是绝佳的点睛之笔。鲁班场一战虽未获胜，但与青杠坡之战不可相提并论，前者是仓促撤退，后者是以退为进；三渡赤水更非一渡赤水可比。前者是无奈之举，后者是暗藏玄机。如果说“四渡赤水”全过程并非主席的“神机”，那么三渡、四渡则应该说确是伟人的“妙算”。主席在二渡赤水时就下命令船只不准销毁要妥为保存（先见之明）。开国将军王耀南在《四渡赤水架浮桥》一文中，专门有一节“茅台策划”讲道：毛泽东要王耀南去把二渡赤水时的太平渡浮桥修好守住，为下一步四渡赤水时好用。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且不说主席在二渡的时候就想到要保留好四渡的渡船这件事算不算伟人的“神机”，但在三渡前就策划好三渡、四渡的机关布局很难否认不是“妙算”。后来整个精彩剧情完全按照“导演”的意图和指挥层层展开上演，包括所有的正面和反面角色都“听说听教”。
不过毛泽东再“神”也不能“撒豆成兵”，再巧妙精密的“妙算”也需要英勇的部队来实现，四渡赤水之战，虽然归功于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但也离不开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的千里转战。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红军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广大红军战士用双腿使毛泽东导演的“四渡赤水”这部大戏取得完美的“演出”效果。同时毛泽东“得意之笔”也离不开红军的情报工作。红军之所以能够在云贵川军阀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是因为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毛泽东方能根据情况的变化，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指挥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中寻机歼灭敌人，最后成功突破重围。
“突破技术”是足球运动中最富魅力的一项技术。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马拉多纳长驱直入，左晃右过，右晃左过，连过英格兰5名球员，最后临门一脚成功，这一手出神入化连续“带球过人”的“绝技”，一直被奉为足球史上的旷世经典！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三省转战，虚左实右，虚右实左，顾南向北，指东打西，闪转腾挪，恣意驰骋，他导演的这一部精彩“大戏”，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连续“带军突围”，突破国民党四十万大军重围的旷世经典！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说：“要重新画出毛泽东反复穿越贵州的复杂路线是不容易的。当年蒋介石的指挥官弄不清，今天读者们要弄清也同样困难，甚至红军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但现在看来，毛泽东的指挥确是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