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男女老少齐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乌云遮日终难久,红日必将放光芒。”这是萧华将军撰写的《长征组歌》开篇的歌词,形象地描述了中央红军跨过于都河走上万里征程,在于都河畔与苏区人民告别时的难忘情景。

  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从于都出发,历时一年之久,途经十一个省,长达二万五千里,穿越了多少高山峻岭、大河激流。而红军跨过的第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河就是位于长征出发地的于都河。因此,耸立在于都县城东门渡口纪念碑上雕刻着九个大字“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虽然能征善战的红军不畏强敌,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执行了不切实际的错误军事路线,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直处于被动态势。仗越打越难,地盘越缩越小,损失越来越大。1934年8月31日,国民党军占领广昌以南的驿前地区。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都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形势也更加危机,打破第五次“围剿”已经无望,剩下的只有战略转移这一条路。

  此时已被解除了军权的毛泽东日夜忧思,心急如焚。红军的命运让他不能无动于衷,便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的要求。毛泽东于九月中旬来到于都后,在于都深入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调查当地的敌情及周边敌人的动态,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了大量一手材料。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详细叙述了包括中央苏区西南部于都、赣县等地小股敌人侵扰及潜伏的情况和红军及地方武装对地主武装和小股敌人进行的打击和清除。报告最后说“于都全境没有赤色戒严,敌特出入容易,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夜哨及肃反。”毛泽东在于都还召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座谈会,提出要组织游击队,牵制敌人;要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都为红军长征前在于都集结做了有效铺垫。由于工作过分劳累,毛泽东突然患上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从瑞金赶到于都为毛泽东诊治。毛泽东的病刚见好,又马上投入工作,并对劝阻他休息的傅连暲院长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10月上旬,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毛泽东立刻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宣布撤出中央苏区的决定并布置善后工作。毛泽东强调: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更好的继续革命斗争。

  1934年10月9日,中革军委发出《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10月10日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分别从瑞金、兴国、宁都、石城、长汀各自的驻地出发,向于都集结,以实现中央红军向西的战略转移计划。据时任军委总部工兵营营长王耀南回忆,工兵营是10月12号到达于都的。于都河河宽600多米,水深1到3米,水流湍急,河底为砂石。当时红一方面军集中大部分工兵连在于都河沿河30公里架设了五座浮桥。总部工兵营和一军团工兵连负责在赖公庙附近及上游架桥,这些桥要求能通过骡马和炮车。为了防止敌机侦察,避免过早暴露目标和红军的行动意图,决定架桥作业在每日下午五时到次日早晨七时之间进行。而部队过桥这几天,每天早上六点钟半将桥拆除,晚上五点钟再架起来。整整四个晚上在于都河架桥渡江,敌人竟没有发现!10月14日,周恩来亲自到作业现场进行巡视,仔细听取了架桥作业进展、部队情绪、苏区人民对架桥的支援等情况的汇报。汇报提到于都人民为了支持部队架桥,老百姓纷纷把自己家的船及家中的床板、门板,甚至是打棺材的木料拿出来用于架设浮桥,仅船就提供了800多只。并动员上万人参加红军和担当随军挑夫,还为红军筹集了大批军粮。周恩来听到这些情况非常感动,他深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随后,中革军委又发布了《野战军渡河计划日程表》,对各部队渡河的地点、时间、次序做了具体安排。各部队按照中革军委的统一部署,迅速有序地渡过于都河。渡河时间10月16日就开始了,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一军团前卫部队率先渡过于都河,大部队是17日渡过的。随后是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三军团;叶剑英领导的军委纵队;罗迈领导的中央纵队;周昆、黄甦率领的八军团;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九军团;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五军团殿后,是20日渡过的。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在20日的日记中写有:“是夜从黄昏时开始渡河,至23时许即全部渡完。”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是18日傍晚从于都县东门渡口过河的。毛泽东携带的东西很简单,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两块旧油布。还有一袋子书,这是毛泽东离不开的。在穿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后,毛泽东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这是毛泽东多么不情愿看到的事情。临行前的10月15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取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毛泽东对将留在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据前卫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他们出发的时间是傍晚时分,整齐的队伍站在河对岸的草坪上。源源不断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汇集来,他们扶老携幼来到于都河畔,乡亲们有的把煮熟的鸡蛋塞到我们手里,有的把一把把炒熟的豆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有的拉住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的呜呜的哭起来。杨成武住过的房东大娘烤了两个白薯送给他。这位60多岁的大娘,三个儿子都当了红军,两个牺牲了。他拉着杨成武的手说:“好好打仗,大娘等你们回来。”杨成武说:“军号响了,我跟红四团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这是1934年10月16日。”这个夜渡于都河,依依难舍的场面,深深烙印在多少红军指战员的心中。

  陆定一在他的《长征歌》中就有这样一段歌词“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叶剑英元帅也曾赋诗一首“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緬怀前来送行的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刘伯坚当时亲自指挥架桥,又亲自送战友过河,自己却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在战斗中不幸被捕,惨遭杀害。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陈丕显将军的看法,留下来的人只有1/10能幸存。”我党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十名高级干部,牺牲的就有八名,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包括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等。于都县人民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仅红军离开后前五个月,于都县被杀害或牺牲的干部和群众就达3000多人。还有不少于都的青壮年参加红军后牺牲,永眠在长征途中。但苏区的人民坚信“乌云遮日终难久,红日必将放光芒。”

  15年后的1949年8月13日,于都人民终于把当年的红军盼回来了。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8军所部当日解放了于都城,于都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注:此文已刊发《于都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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