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挑重担创业艰 峥嵘岁月谱新篇
我们的父亲刘路通，是当阳机场筹建时期筹建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空军当阳基地1967年组建时的第一任政委。
1939年3月，刚刚13岁的父亲就参加了八路军。16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参加过百团大战和数次的敌后武装游击战争。1942年，经过三个月的徒步行军，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父亲从晋察冀边区的河北，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担任了学员、班长。在延安最困难的时期，他参加了毛主席亲身倡导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并被抗大授予过“劳动英雄”光荣称号。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加入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西北野战军（后改为第一野战军），任连队会计、副指导员、指导员。在这期间，他既经历了清化砭战役、蟠龙战役，以及榆林、宜川、陕中、西安、扶眉、陇东等战役战斗的激烈与凶险，又享受过解放西安、解放兰州、解放宁夏、西宁等地获得胜利的喜悦。1949年下半年，他跟随贺龙率领的18兵团，进军四川，参加了我军解放战争时期的最后一场大战西南战役，解放了成都。战争年代，父亲经受了枪林弹雨的考验，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力量。解放初期，父亲调任第二野战军18军汽车第18团，任青年股长、西藏军区四川（甘孜）办事处青年助理员。1953年被优选调入西南军区空军。先后任西南军区空军政治部干部部助理员，空军航空兵第13师38团、39团飞行大队政委，空39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1961年后，任空军郑州基地后勤部政委、郑州基地政委，1967年任空军当阳基地首任政委，后任空13师政治部副主任等，直至离休。
空军航空兵第13师，由河南省郑州机场搬迁到湖北省当阳机场，是60年代中期中央军委和空军对全军唯一的运输机部队，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
从1966年中期到1969年底的三年左右的时间，父亲作为筹建当阳机场的主要负责人和当阳基地的首任政治委员，受命带领筹备组的全体同志，经过艰苦努力，出色地完成了三项重大任务。
一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缺乏经验、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仅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新机场的筹建任务。创造了时间短，经费省，质量好的空军新建机场的历史，受到了空军、总部机关的表彰。
二是从1968年初开始，父亲代表空13师和当阳基地，前往宜昌地区和当阳县，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约一年多时间。支左期间，父亲先后任宜昌地区军管会主任兼支左办公室主任、宜昌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组长，以及当阳县革命委员会首任主任。面对当时特殊年代出现的剧烈武斗，父亲发扬老八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仅用一个多月就平息了宜昌市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和打砸抢。接着，又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促进了各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较快地恢复了当地的生产和社会秩序。后又赶赴文革重灾区当阳县支左，同样圆滿完成了任务。受到了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武汉军区的高度好评，也在宜昌和当阳两地的干部群众中，留下了较好的口碑，特别是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为空13师和当阳基地的顺利进驻当阳机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是从1968年9月至1969年4月，父亲带领新组建的当阳基地全体人员，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全方位地做好各项后勤保障工作，保证了师直属队和独10团、空38团等几十架大中型运输机和部队及家属共几千人的顺利转场，没有发生任何大的差错，受到了武汉军区空军和军委空军的表彰。基地成立的第二年，就被军区空军、军委空军评为先进单位。
父亲在世时常常给我们讲起，他在空13师工作的25年中，唯独这三年时间的经历，是最不平凡、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每每回忆起这段火红年代的峥嵘岁月，每每谈起这段时间的艰辛和奉献，父亲总是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他认为，这三项重任，就是三场大考，每场都是前所未有，每场都是硬仗，每场都须倾尽全力。最终，他和战友们以优异的成果、显著的业绩向党和人民、向部队，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为新组建的当阳基地，创造了一个好的开局，谱写了新的篇章。
一、坚决服从命令，勇于担当奉献
父亲是1966年初接到师党委的命令，要求他率队赶赴湖北当阳筹建新机场。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兴起，社会动荡，秩序很乱。我们的母亲在距离郑州机场十几公里以外的城里，河南省外贸局上班，不能每天都回家，家里只剩下我们姐弟三人。弟弟当时才八岁多。学校又开始停课闹革命。我们的奶奶也刚刚从河北老家赶来部队看望我们。父亲一走，我们平时就没人照顾，出现不少问题和困难。所以，母亲还是有些想法的，问父亲可不可以向师领导反映一下家里的实际困难。但是作为一个老八路出身的父亲却坚定地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新机场的建设是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责任很重。再说，跟我一起去的同志们，哪家沒有困难？我们俩都是经过战争年代考验的老兵，我又是一把手。所以，必须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带好这个头。家里有困难，我们自己克服吧。”
于是，父亲二话不说，主动做好全家的工作。他先把奶奶送回了老家，又多次嘱咐上班的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日常的注意事项。还为我们买好了到职工食堂吃饭的饭票。不久，他就率领筹备组的同志们义无返顾地奔赴了当阳。由于工作繁忙，他一走就是两年多，一直都没有抽出时间回郑州看望我们，直到1969年下半年，我们家作为13师家属最后一批搬家，他才匆匆赶回来。真正做到了舍小家顾大家，一心扑在筹建机场的工作上。
二、继承光荣传统，奋力艰苦创业
筹建新机场，对父亲和筹备组的全体同志都是崭新的课题。缺少经验、千头万绪、白手起家、困难很多。一切要从头学起，一切要从头干起。父亲团结带领全体同志不畏困难，虚心学习，全力以赴、艰苦创业，很快进入状况，把工作全面铺开。
首先，面对艰苦的环境，及时统一大家的思想。
筹备组的同志们大都是从郑州、开封等大中城市来到当阳的。从大城市到农村，从条件较好的营区来到荒山野岭，吃的，是干部战士职工在一起少油少盐的大锅饭；住的，开始是从当地一家中学借的土坯库房，后来是临时搭建的草棚，还有先期进驻的空军工程兵修建六总队住过的、四面透风的工棚。有的同志因住房紧张，甚至睡在库房堆放的、修机场要使用的炸药上面；喝的，是从老百姓水塘打来的人畜共用的浑水，泥沙混杂，味道不好，还需要自己净化；行的，除了少量质量很差的土路、石子路外，大多是乡村山路。走起来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脚泥。可以说，吃住行都很艰苦，要什么没什么，不少同志很不习惯，产生了畏难情绪。
父亲十分注意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教育全体同志应尽快转变思想认识，适应新的环境。他自己是八路军出身，经历过战争年代长期的艰苦岁月。他就用自己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在延安抗大，参加轰轰烈烈的大生产的经历，来现身说法。告诫全体同志：“我们是来创业的，不是来享福的。现在的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一切要从零开始，白手起家，但比起战争年代还是强多了！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必须勇于吃苦，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我相信，通过艰苦努力，我们一定能创造出美好的环境。”
父亲不仅反复教育大家，还努力做到身先士卒、言传身教，与大家同甘共苦，为大家做出榜样。由于在延安时期非常艰苦，经常几个月没有粮食只能吃黑豆等，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老胃病，发作起来经常疼痛难忍（后来，胃部做了切除五分之四的手术），但父亲全然不顾，始终坚持与干部职工战士一起搭伙吃，拒绝开小灶。工地临建的草棚，是用竹杆和黄泥搭成的，夏天烈日一晒就透，里面像蒸笼；冬天北风一刮，棚内也像冰窖，不少同志手脚耳朵被冻伤。但父亲不搞特殊化，而是同干部战士职工一样，睡在草棚里面。由于当时道路大多没有修好开不了车，各团站选址比较分散，有的相隔十几里路，他就同干部战士一样跋山涉水，同行乡间小路，有时一天要徒步几十公里勘查地形。到了晚上，还常与大家一块审查图纸和施工方案，加班加点赶工期。
榜样的力量，是无形的动力。筹备组全体同志，在父亲的影响和带领下，逐渐树立起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大家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使，为圆满完成机场的修建任务，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其次，倾心尽力、尽快投入筹建工作。
机场的跑道及各项附属设施、道路、营房的建设工作，是中心工作。但筹备组的同志们，绝大多数都不是营建出身，修建新机场是过去大家从未遇到过、需要面对的崭新课题，万事开头难！一到当阳，父亲就带领筹备组与工程兵修建六总队、机场设计部门的同志们接洽，主动向他们请教、学习，迅速进入状态。按照军委空军的要求，与各部门商定了道路先行、营房随后、边勘查边设计边建设、快速展开的工作思路，并制定了一整套工作方案，选定施工队伍。还对全体人员进行了合理的分工，使人人都明确自己的职责。促使了各项工程很快地开工。在筹建工作中，凡遇到工程技术方面的难题，他还主动向设计施工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求教，与他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作为政治工作的总负责人和党委书记，他还抽空多次走访了宜昌、当阳当地的政府部门、乡镇主管部门，对当地进行了广泛的社情民意调查。通过各种方法向机场附近的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战略重大决策、机场筹建的重大意义，赢得了地方部门和机场当地老百姓对修建机场工作的积极支持。使我军军民一致的光荣传统，得到较好的落实，因此。在修建机场工作的几年中，部队极少与老百姓因为征地、施工等发生军地纠纷，为机场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再次，节约经费、积极创新。
当阳机场筹建的时候，正是我们国家刚刚从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脱离出来、文化大革命又在全国兴起的时刻。国家的财政非常困难。而且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水泥、钢材、木材等建材供应也十分紧张。即使有了军供批件，到水泥厂也常常是提不出来货，很多采购员经常是等很长时间仍空手而归。因此，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尽量少花钱多办事，是筹建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父亲始终考虑的重大课题。他常常要求大家和施工单位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要多想新办法。部队陆续进场后，为节省军费，他动员不少连队干部战士自己动手，制作空心砖、土坯砖等建材。
他和筹备组周志甲主任，在对当阳农民土坯住宅大量走访调查时，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广大农民的住房，绝大部分是用本地的粘土砖建起来的，不少使用了几十年仍然比较完好。周志甲主任根据这个情况，反复思考，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设想，即能否在营房的框架结构建好的基础上，像老百姓那样，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粘土制作成土坯砖作为填充物，减少水泥及成品砖的使用量。他的想法得到了父亲和筹备组全体同志的一致认可。很快，他们又与工程设计和建设单位的技术人员一起商讨论证，得到了肯定。他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干打垒”建筑法。后来经过上级主管部门批准，采用这种“干打垒”新方法，在整个营区的建设中进行了大力的推广。不仅节省了宝贵的军费，还因为是就地取材，减少了运输的费用和时间，从而加快了工程的进度。
经过两年左右的艰苦工作，当阳机场提前达到了部队可以进驻的标准，顺利通过了上级的验收。听父亲讲，当时这种勤俭节约，既快又好的“干打垒”做法，还得到了空军领导机关和总后勤部的通报表彰。这也是在当阳机场筹建历史上值得大书的一笔。
三、科学筹划转场，精心做好保障
当阳基地于1967正式成立不久，父亲即受命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后又兼任当阳县革命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作为政委，在两头兼顾的同时，把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了组织安排全师飞机及人员转场工作上。当时，很多同志是刚从外单位调入，一时不能马上适应新环境；不少下属单位干部战士缺编较多，不可能马上补齐；各种保障装备也不齐整，到位率不高；由于当年没有铁路线，航空油料只能通过长江水运，到枝江县再中转。新设立的枝江油库和专门为运输航油又组建的另一个汽车连等（很少有一个场站有两个汽车连的），均缺乏运行经验。总之，从一个从来没有全面保障过飞行训练的新单位，到突然要接收执行着全军各种战略投送运输任务的两个满编飞行团，光各种产自不同国家的大、中型运输机就有几十架（包括安一12、伊尔一12、伊尔一14、里一2、安一26），以及为几千名人员和各种装备进驻提供全方位保障。任务十分繁重，各种矛盾集中凸显出来。不仅昼间要保障好几个飞行场次，人员多次进场，夜间还常常加班加点连轴转。这对新组建的当阳基地来说，可谓是个严峻挑战。
困难和问题考验着全体同志，更激励着父亲的斗志。
他多次召开党委会、干部会，要求基地党委新班子和基地所属各单位，统一思想，提髙站位，精心筹划，各司其职，充分认清中央军委关于对部队进行战略调整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力开展各种争先创优活动，尽快调动全体同志的积极性，克服遇到的各种困难，以临战的状态和一流的标准，坚决做好各项保障工作，迎接大部队的进驻。
他经常与基地的领导们，从场道、油料、航材、四站、气象、营房、军需、车辆、通信等各方面，一项一项地检查，一项一项演练、一项一项改进、一项一项落实，坚决杜绝了各种差错。由于全体干部战士积极克服困难，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干工作，从而使转场期间的各项工作井井有条，飞行保障的优良场次率达到了90％以上，多次受到师领导及各飞行团的称赞。为尽快提高基地的战略保障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军家属的住房和工作安排，是新转场来部队干部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父亲也将之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急大家所急，帮大家所需。他不断叮嘱营房部门，家属住房要一户一户的核实，合理进行分配，把“窝”先安好。对于随军家属子女的工作及上学安排，他更倾注了大量精力。他利用自己在宜昌地区和当阳县支过左，与地方各级领导比较熟悉的优势，屡次前往宜昌市和当阳县党委和政府机关，接洽联络，全力安排落实。当时，师部带两个团和一个基地进驻，至少有几百个家属要安置。这对于当阳一个县级政府，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作为县革委会的主任，父亲要求全县所属的各个单位，要提髙政治责任感，充分认识落实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不仅对于部队作战训练，而且对于保障国土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同样具有重大意义。配合和支持部队转场，也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因此，要无条件做好部队家属子女的接收工作。后来，仅当阳县城各单位，就接收了绝大部分随军家属的工作安置，受到了干部们及家属们的普遍好评（乃至后来好多年，师里干部转业，都需要父亲前往宜昌市当阳县去做工作，安置情况干部们大都滿意）。
全师的转场工作，从飞机装备到各种人员，短短几个月就顺利完成。基地在新机场的头场大考中，取得了好成绩！并为继续提高战略保障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在1970年与空降兵部队八次伞降合练；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前往西藏阿里地区的空投支援，援助越南抗洪救灾；以及以后在多年的各种重大战略投送运输任务中，基地都充分发挥出了良好的保障能力。
四、参加“三支两军”，逆行宜昌当阳
省长亲自点将，父亲扛起责任。
1968年初，正当机场建设全面铺开、工程顺利进展之际，由于“四人帮”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别有用心地提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主张，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更加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宜昌地区更是发生了社会大动荡，形势十分严峻。刚刚成立的湖北省革委会的领导如坐针毡，心急如焚。这时，毛泽东主席向全军发出了军队介入地方事务、“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的指示。原任湖北省省长的张体学（时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和武汉大军区政委兼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亲自把父亲叫到武汉，当面给他下达了命令，要求他率队到宜昌地区去支左。
冒着生命危险，坚决打赢宜昌“保卫战”。
接受任务之后，父亲根据省革委武汉军区的指示，立即成立了“宜昌地区军管会”和“支左办公室”，由父亲亲自担任主任，并从当阳基地抽调了陆志达、裴志华、李保宪等同志，以及六总队部分干部战士前往。办公室还设了秘书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和制止武斗组。接着，立即在宜昌市区发布了重要公告，要求造反派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和打砸抢，马上上缴枪支弹药，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大张旗鼓地举行了军管会部队的进城仪式，从气势上鼓舞人心。进城时，成千上万受尽磨难的宜昌市民纷纷走上大街，夹道欢迎解放军。高呼“向解放军致敬！”“要文斗、不要武斗！”等口号，对部队的到来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同志们也感受到自己身上沉甸甸的责任。
竭尽全力地平息武斗和打砸抢是重中之重。刚刚进城时，除了听到群众的欢呼口号声外，很快也听见了各处传来的造反派武斗枪声。群众的举报电话也接连不断地打来，有时一天能接到上百个电话，仿佛回到了战争年代。广大群众人人自危。父亲意识到，他们马上要迎接一场涉及生死的严峻考验了。为此，他要求大家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发扬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勇敢地面对现实，采取一切办法尽快平息武斗和制止打砸抢，收缴枪支弹药，给广大群众创造一个和平的生活环境。
父亲立刻把带来的干部战士分成了16个工作小组，分别进入到比较大的厂矿、企业、码头和武斗严重的单位，开展制止武斗和打砸抢、收缴枪支工作。他本人开始做调查研究，并约见各造反派、各群众组织的头头、武斗的指挥者等，面对面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有一天，造反派“新派”和“钢派”的两派人员提着长枪短枪、大刀、叉子、铁棍，当着父亲的面斗了起来。一派占了地委招待所二楼，另一派在一楼与他们对骂。两派相互攻击，火气越来越大，眼看着武斗就要发生。父亲冒着中弹的危险，立即带着几个战士冲到他们中间，大声喊道：“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什么问题可以当着我的面，坐下来好好谈。” 可正在做工作的时候，楼上的造反派忍不住开了枪，楼下的对立派也立即用机关枪还击，两派对打了起来。子弹在父亲头上嗖嗖的飞，场面十分危险。基地通信队的陆志达同志马上冲上来，一把把父亲推倒在地上保护起来，连拖带拉的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可是，当过八路军、见过血雨腥风、曾经死过一回的父亲，既勇敢又不信那个邪（1942年，父亲在冀察冀边区抗大二分校时，有一次部队转移，跨过平汉铁路线时，被鬼子发现开了炮，父亲被一颗落在身边的炮弹震昏在弹坑里，不少战友们从他身上踩过去，都以为他牺牲了。可是半夜他从昏迷中醒来后，硬是凭着坚强的意志爬起来，神奇地追上了大部队，后来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接见了他）。他硬是要把武斗两派组织的头头立即找来，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两派尽快脱离接触，很快平息了武斗。
听父亲讲，刚到宜昌的时候，造反派气势十分嚣张，像这样的事例还很多。而他们军管会就像消防队一样，只要群众打来举报武斗的电话，就马上派人去现场，冒着枪林弹雨去做两派的调解工作。因夹在两派武斗的中间，遭到误打，也是常有的事。特别是，有不少群众夜里打来电话，而他们只好不分昼夜地开展工作，有时甚至接连几天几夜不睡觉去制止武斗，工作既危险又辛苦。大家都牢记我军宗旨尽职尽责工作，毫无怨言。
在这期间，母亲实在担心父亲的安全，曾带着小弟从武汉乘坐部队的大卡车，匆匆赶到宜昌去探望他。可是到了宜昌好几天，也见不到繁忙父亲的身影，只听到怕人的枪声。
（父亲文革中与原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组织部党务科长、后任空军高炮19师副政委史锦国同志）
经验从实践中来。父亲发现，打蛇要打七寸，制止武斗和打砸抢，重点是做好各造反派头头的工作，再由他们去做下属的工作。所以，他除了多次召开各种大小会议，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外，还常带着军管会的干部战士，深入到各造反派组织的大本营，语重心长地给这些头头做说服工作。与他们谈话时，父亲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与他们展开针尖对麦芒的斗争。对他们的不合理的要求，都直接了当的拒绝。有时还吵得脸红脖子粗，有的人甚至想对他动拳头。但他毫不畏惧，在原则问题上从不退让，与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听父亲讲，有一次，数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连续几日一同来无理取闹，但父亲一直没有让步。时间久了，父亲与这些头头也搞熟了，经过多次推心置腹地交谈，他们也逐渐能听进去父亲的话了，对这个既不怕死又不怕威胁的老八路也敬重了起来！经过军管会全体同志一个多月的辛勤而有效的工作，造反派们大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纷纷减少乃至停止了武斗和打砸抢行为，上缴了手里的武器弹药。张体学省长听了以后十分高兴，多次打来电话表扬军管会的工作。
全力解救老干部，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当年，宜昌地区除了武斗全国闻名外，老干部工作也是重灾区。武斗停止以后，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又提上了军管会的重要议程。父亲告诉过我们，当年造反派对宜昌地区的老干部斗得十分厉害。无情打击、残酷斗争，批斗游街戴高帽，有的髙帽两三尺高，有的是用钢筋编成的，有几十斤重。批斗老干部时，叫你低头就不能抬头，叫你跪着，就不能站着。弄的老干部死的死、病的病、伤的伤，很多人被造反派挟持、非法关押、不知去向。谁还有精力去抓生产生活？例如，宜昌军分区政委侯占太，因为谴责过造反派，被说成是走资派的靠山和黑后台，是罪魁祸首。造反派把他看成肉中刺眼中钉，经常拉着他到各个单位去开批斗会，把他往死里整。父亲他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对侯占太实行了保护政策。一旦造反派执意批斗他，又暂时劝不住，父亲就带着战士跟着到现场陪斗，竭力保护他，使他免受皮肉之苦。侯占太感动的要给父亲下跪。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父亲基本摸清了宜昌地委、专署、宜昌市委、市政府、以及宜昌军分区老干部的现状，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要求，分别对他们采取了保护的措施：该解救的解救、有病的给看病、该住院的住院。他还多次找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头头做工作，赢得他们对解放老干部工作的理解支持，即刻让各级干部出来工作。如第一批出来工作的就有地委副书记戴风岐同志，行署副专员刘聚贤同志，军分区副政委刘文毅同志等。由于他们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干部，对地方工作十分熟悉，出来了以后，他们积极抓了生产生活的恢复。接着，又解放了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老干部……不久，宜昌市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武斗和打砸抢停止了、老干部游街批斗消失了、社会秩序大大好转了、各个企业单位生产逐渐恢复了、广大人民群众也有了安全感。据了解，在全湖北闹得凶的几个地方，宜昌是第一个转好的地区。
张体学同志、刘丰同志十分满意，接着就批准了在宜昌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的请示，由父亲担任筹备组的组长，戴风岐副书记任副组长，行署副专员刘聚贤、军分区副政委刘文毅，以及群众组织代表刘德光、冯长峰、陆峰、还有支左办公室的鲍科长等任成员，准备时机成熟后立即成立革委会。
不久，随着宜昌各方面的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省革委、武汉军区考虑到部队和父亲的实际情况，主动调整了支左部队，由陆军第17军接替了父亲的部队。
在宜昌支左的七个月中，父亲及全体战友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岁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打胜了支左以来第一场漂亮仗。不少干部说，这是宜昌的第二次解放啊！特别是他所代表的空13师、当阳基地及父亲本人，在宜昌地区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比较好的口碑。在欢送会上，不少老干部老同志还留下了恋恋不舍的热泪，多年以后不少同志还记得父亲的名字。记的当年我们去当阳看望父亲，基地营区突然开来了几辆大卡车，来了几百个群众，要求见父亲本人。后来一问，他们是因为在宜昌听说有人要加害父亲，专程赶到当阳基地保护父亲来了。后来父亲亲自出面感谢并说明情况，才把他们都劝了回去。
再“战”当阳，完胜收兵。
当阳县当时粮食产量超过一千亿斤，棉花产量超过百万担，是湖北省八个农业重点县之一。县里还有不少工业企业，产值都不低。但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各方面情况也十分混乱。各造反派打砸抢和武斗的情况比较严重。另外，驻军比较多。有空军修建六总队、空军第27飞机修理厂、以及当阳基地。各个造反派多次窜到军营连队、车间，搞串联，要求部队表态。而部队在支左工作中意见也不统一，经常产生磨擦，使形势更加混乱。
县级干部普遍被打倒或靠边站，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社会秩序都受到严重影响，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是宜昌地区出名的重灾区，在全省也挂上了号。广大人民群众意见很大。按当时县里有的干部话说：当阳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因此，父亲从宜昌还未撤离，就接到了张体学省长和武汉军区刘丰政委的指示，要他再前往当阳县继续支左，尽快扭转其落后的面貌。
立即调整了支左部队。来到当阳县以后，经过全面调查分析，父亲建议：必须先调整支左部队的力量，由当阳基地一家出面，发一种声音，其他部队撤出。省革委会接受了父亲的建议。武汉军区政委兼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亲自把三家部队领导找到了一起，规定了支左行动，完全由空军当阳基地一家负责，空军修建六总队和空军第27修理厂部队立即撤回，今后也一律不准再参加全县任何单位支左行动。同时，不准背后搞小动作，各部队必须以党性来做担保。根据军区的要求，父亲重新调整了前往当阳支左人员组成，让工程兵修建六总队的人员全部回部队归建，从基地又抽掉了部分人员，支援支左办公室。
抓住“龙头”，大力治乱。当时的当阳县，处于无政府状态，各自为政，各搞一摊，生产生活秩序混乱不堪。
各个造反派，还经常专门跑到县委政府大院闹事搞打砸抢，随意批斗领导干部，正常的生产生活工作秩序全部乱了套。
当阳基地支左办公室成立以后，头等任务就是制乱。有一天，有个造反派组织，有意跑到部队支左办公室的门前来争斗、动手打架，现场乱成了一锅粥。支左办公室的战士黄金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出来劝阻，居然被造反派的一个叫邓顺德的头头打得鼻青脸肿，眼睛出血。父亲听说后大发雷霆，他决心要把这股歪风打下去！他叫两个战士把邓顺德弄到办公室来，狠狠地大骂了他一顿。最后，邓顺德给战士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来捣乱才告一段落。此事在造反派组织中震动很大，县里的干部听闻此事都竖起了大拇指。县委副书记严可真说：“听说刘政委的性格是很好的，沒想到发起脾气来也这么厉害！”支左办公室的同志们集中对各造反派组织头头做了大量的疏导工作，不久，县里的武斗和打砸抢的情况大为好转。
解放大批干部，尽快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
父亲始终认为，做好地方的经济工作，部队的干部是外行，必须依靠地方的干部。因此，父亲带领支左办公室的同志们，上下协调，大力做好了各造反派的工作，让大批干部放下了包袱，开始出来工作。最早出来的干部有：县委副书记颜克真、副县长孙在双、刘玉泉、以及高福长等。另外，又多方动员了原县委、县政府机关的基层干部通通上岗，抓恢复生产生活的具体工作。虽然，当时仍有一些造反派揪住一些干部不放手，常常给他们指手划脚出难题。但是父亲坚定地对他们说：“你们大胆放手工作！出了问题，我给你们顶着，有什么事情叫他们找我。”有父亲庄重的承诺作靠山，干部们出来工作后都很努力。很快，粮棉油等农业生产，烟厂、棉纺厂、化肥厂、酒厂等工业企业都正常运转起来了。
尽快实现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健全组织。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当阳县面貌很快有了起色。省里安排成立县革委会，把组织健全起来。但县里的主要造反派头头为争权夺利一直联合不起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和省革委会决定，办一期学习班，把全省各地的造反派头头，都集中到武汉去统一思想，促进联合。谁家工作做好了，同意联合了，谁家就可以回去成立革命委员会。当阳县的两派头头由支左办公室的一名部队干部带队也去参加了学习班。但是办了近三个月了，绝大多数县市都做好了工作，促成了大联合，只有当阳县等三个县未谈成。张体学省长很恼火，给父亲打电话叫他亲自赶到武汉，给造反派头头做工作。
父亲到达武汉后，立即把两派的头头叫在一起，从当前的形势、各单位的进展、省市委和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期望、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大意义，以及对他们个人如何安置等。从下午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五点，经过一夜的促膝长谈，终于做通了两派头头的工作。他们纷纷同意大联合，表示第二天要同父亲一同回当阳。张体学省长听了以后又是惊讶，又是高兴。他根本没有想到父亲能一夜就把工作做通。
1968年9月，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父亲担任了革命委员会首任主任。下设秘书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治安组等，每个组由支左办公室派一名干部与广大地方干部共同组成。
革委会成立以后，由于常委班子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特别是有几个是原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人气不顺，争权夺利，常常与干部们闹矛盾。父亲作为一把手经常性的工作就是：第一，主持公道、协调矛盾。对造反派们的歪理谬论直接批评，对干事业的老实人坚决扶持，鼓励正气打击歪风，把常委们心情搞舒畅，促进军地干部的团结，使大家拧成一股绳。第二，培养大批干部，尤其是让年轻的干部甩开膀子干工作。那时的口号叫做“抓革命促生产”。时间不长，在当阳县各方面工作实践中就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如区委书记艾光忠同志、副县长张忠明同志、组织部副部长于世荣同志、宣传部长宋祖哲同志等。后来这些同志分别都走上了地市级领导岗位，还有不少县的副职干部调到外县市当一把手。革委会成立第二年，由于老天爷的帮忙，当年风调雨顺，全县的粮食和棉花都获得了大丰收，产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年。工业企业的生产也全面恢复，有声有色。
因此，省革委两次派工作组下来，总结了当阳县的两个方面的经验。一是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干好工作的做法。二是抓革命，促生产，尽快恢复经济和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经验，并向全省进行了推广。《湖北日报》还做了两次专题报道。从父亲带队进入当阳到部队撤回，仅一年左右，当阳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支左工作的圆满完成，不仅使当阳县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还大大促进了军政军民关系，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成一家人。这也从客观上为空13师的顺利转场当阳机场，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
五、传承红色基因，永做合格党员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追忆爸爸50多年前，在当阳基地初创时期的令人难忘的往事，不禁使我们感慨万千。我反复地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父亲能屡屡做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从他长期的军旅生涯和基地筹建初期历程中，我们深刻的感悟到：父亲从1942年抗战时期入党起，经过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长期历练，铸就了他铁一般坚强的党性。他自始至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鞭策自己、未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部队的建设倾心尽力、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人民军队，牢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坚定地听党的话跟党走。他坚信，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困难面前，只要坚定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办，就一定会无往而不胜。
他时刻保持着老八路的光荣传统作风。参加过不计其数的大小战斗，经历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是父亲特有的财富。延安精神，抗大精神，早已在他心中深深扎根，成为他做好各项工作的动力源泉。他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内心都始终燃烧着旺盛的革命激情，始终保持着崇髙的革命信仰和坚定的革命精神。即使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他仍然保持着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当阳机场筹建期间，困难不能说不多，矛盾不能说很少。每当遇到新的任务来临，他都像战场上即将要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做到了接受任务，不讲价钱，完成任务，绝不含糊。他敢于担当、敢于作为，敢于冲锋陷阵、敢于攻艰克难，勇于啃硬骨头，善于开创新局面。真正做到了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越是艰险越向前！
（父亲母亲与我）
他不居功、不卖老，谦虚谨慎，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始终做革命的老黄牛。父亲本身是烈士的后代。他的父亲、我们的爷爷刘毅之，是红军时期1927年就入党的干部，是中国共产党河北省无极县1930年时的第一任县委书记，1944年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被国家评定为革命烈士。这也是父亲13岁就入伍的特殊原因。父亲本人是1939年参军的老八路。当时，在当阳基地乃至在空13师，30年代入伍的同志也寥寥无几，他算得上是老革命老八路老资格了！他1944年在延安抗大，参加大生产运动中，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表现积极，最多一个人一天开荒好几亩地，号称“气死牛”。被抗大授与“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这是全军范围的英模，在总政治部出版的《全军英雄模范名录》的书中，登载了他的事迹。名气可谓不小！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身经百战，获得了几十块奖章、纪念章等。但父亲从没有把这些荣誉当成骄傲的资本。
他牢记着自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绝不能给父辈丟脸。在平时，他不卖老，不居功，公道正派、廉洁奉公、平易近人，团结群众、对上对下都是一个样，在部队干部战士中威信很髙。特别是在空13师，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红军和烈士的后代。他更没有把自己曾获全军英模称号的事迹，到处宣传。始终尽到了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合格党员的责任，默默奉献自己的才智，党叫干啥就干啥。做到了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他始终做到正确对待个人的职级待遇，在各种利益面前从不伸手。当年由郑州去当阳和在当阳筹建机场几年的工作中，家里的困难可谓不少。但是他是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一直也没有回过郑州看望我们。我们往当阳搬家，都是等大部队和所有的家属搬完了以后，最后一个走的。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忙！我的母亲闫聪敏也是1942年就参加抗日战争、1945年入党的老八路。她原来在郑州的时候在省直机关工作。搬到当阳以后，县里的同志早给她选了个合适的单位，准备安排她到县人民医院当党委书记。可父亲为了避嫌，执意要把她安排到空军第27飞机修理厂一个车间当书记。为此，母亲多少还是有一些意见的。父亲自己解放初期就是营职干部，1959年就是团级干部，一直到离休近20年，单位换了不少，但职级上基本上都属平调，没怎么动过。按现在的人来说是不可想像的。但父亲从来没有向上伸手、摆老资格、找门子，拉关系。群众对他的评价中都说他是个好人、正直的人，老实的人。按他自己的说法：自己生来就不会吹牛拍马，更不会找组织讨价还价。直到离职休息进干休所以后，才调到副师级。当时，不少同事、较好的战友、基地的不少下属也曾多次为他打抱不平。而父亲却平静如水，对这些看得很淡。在工作上却从来不马虎，不含糊，体现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平凡而伟大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我们有位喜欢格律诗写作的战友，在听了父亲的事迹后十分感动，敬题了一首七律诗：
燕赵英豪自古多，
少年也唱大风歌。
三年立马驱顽蒋，
八载横刀斩日倭。
曾驭铁流征蜀藏，
更乘银燕守山河。
离休不坠青云志，
故土魂归再帎戈。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年多了，但是我总感觉他仍与我们在一起，仍活在我们中间。他坚定的革命理想、髙尚的革命精神、顽强的革命斗志、求实的工作作风，始终鼓舞着我们以及部队的新的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不断开拓强军兴军事业的新局面，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的奋斗！
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刘川军
刘川亚
刘徐家
2020年9月
后记
一、前段时间，空军当阳场站政治工作处副主任薛绍祥少校，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场站党委领导决定要建立一个站史馆。听了以后，我十分髙兴。觉得现任场站领导这一决定，十分重要，十分及时，十分正确。完全符合习近平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指示。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第13师当阳场站（1976年前叫当阳基地），目前做为全军唯一的、专门为空军的大型战略运输机伊尔一76，提供各项保障的甲级场站，已经走过了近54年的光辉历程。
站史，将记载这支光荣部队的战斗历程和丰功伟绩，展示革命军人的历史传承和不变军魂。这对于传承红色基因，走好强军之路，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为首任当阳基地主要领导的后代，我们时刻关注着老部队的成长进步！十分赞同和大力支持尽快建好站史馆，把这项具有抢救性意义的工程搞起来，以告慰曾经在这支英雄部队战斗过、奉献过的前辈们，以及已经逝去的像父亲这样的老战士、先驱者和创业者。俗话说，知道了从哪里来，才能更好地明白往哪去。
二、父亲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漫天烽火的战场上一路走来，又经历了和平年代长期的军旅生涯，从陆军到空军，从飞行部队到后勤保障部队以及政治机关，有着丰富的阅历，是个有故事的人。离休以后，文字工作虽不是他的专长，但作为搞了一辈子政治工作的父亲，为了牢记历史，启迪后人，曾陆续写过一些回忆录，如：回忆抗日战争的《勇闯鬼子封锁线，创设学习新环境》《入党》《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回忆解放战争的《冒风险，只身接收改造国民党独立汽车第二营》等。还经常给群众做我军光荣传统的报告。当阳基地初创时期，他用了较多笔墨写了《文革中到宜昌当阳三支两军记事》等。父亲生前曾多次叮嘱过我帮他修改装册，以留给后人做永久的纪念。
2017年父亲去世后，我把他的遗作和其他资料都收集了起来，准备好好整理一下，并多次想下手写个回忆录之类的文章，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腾出手来。最主要是感到父亲非凡的一生历史太长、头绪太多，左思右想，一直未能找到好的切入点，所以就拖了下来。这次，当阳场站的领导给我下达了任务，倒使我茅塞顿开，无形之中找到了可以动笔的亮点，与我多年来的想法不谋而合，这真是一举两得，实现了我的夙愿。
我参考了父亲写的当阳基地初创时期，到宜昌当阳参加“三支两军的”回忆；回忆了多年来，父亲多次与我们叙述过的、关于到当阳修机场的人和事；结合当阳基地初创时期，我几次去看望父亲的所见所闻；还多次咨询了当年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如髙运光叔叔、王景岚叔叔、王云舫叔叔、柳平水叔叔、李保宪叔叔等的意见，写下了这篇力求真实准确的追忆文章，以供参考。也向这些叔叔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还需特别说明的是，文章篇幅略显长了一些，尤其是写父亲率队到宜昌当阳参加“三支两军”的那个部分。但我不想做过多的删节。原因在于，一是，文化大革命，已被我们党彻底否定，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又是一个历史事实历史资料，需尽量的详实准确。二是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段让人看了之后惊心动魄的“秘闻”！之所以说惊心动魄，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期那段特殊的年代，居然发生了像战争年代一样的枪林弹雨，父亲及战友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战斗！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之所以叫“秘闻”，指的是当年当阳基地跟随父亲去支左的同志，本来只有寥寥几个人，知道的人不多。且这些叔叔大都年事已高，有的像父亲一样已经去世，而这段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极有失传的可能，急需抢救！要不是父亲生前写有回忆录，我根本弄不出这么详细生动的文字。三是，当年的“三支两军”工作，看似与部队没有多大关系，不应在部队的历史中记载。而我认为：这不是父亲的个人行动，而是全军统一的号令；父亲完成的工作，是代表了空13师和当阳基地；所取得的功劳成绩也完全归功于部队！并且父亲在两地支左，都担任的是一把手，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青史留名，留的首先应是部队，是当阳基地！特别是从支左工作所带来的客观效果看，为空13师和当阳基地的转场进驻发展进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基础，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不像有的部队去支左，拉一派打一派，造成了混乱，遗留了很多后遗症），并使部队工作在较长时间里受益。特别是后来的转业干部安置，在宜昌当阳两地， 基本都是一路绿灯，军地双方都满意！为了不再留下遗憾（任何遗憾都是不可挽回的），所以我尽量把父亲回忆录中应用可用的资料予以保留吧。
最后，祝父亲的老部队——中部战区空军当阳场站，在已经取得较大成绩的基础上，百尺杆头，更进一步。也希望我们经常能听到来自当阳场站的好消息！
刘川亚
2020年9月
注：第四个标题为：《参加三支两军，逆行宜昌当阳》主要写的是父亲去宜昌和当阳支左的情况。因涉及文革等敏感问题，被“美篇”小编隐藏，使文章断篇。
特致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