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罗援：我的父母我的家

　　少将罗援出生于抗美援朝时期，所以父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他的大哥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叫罗抗；二哥生于解放军挺进中原时期，叫罗挺；老四出生于振兴中华年代，叫罗振；老五叫罗挥，取“毛泽东挥手我前进”之意；老六是罗扬，要把革命精神发扬光大。这个家庭有这么深厚的革命传统，是因为他们的父亲罗青长为中共隐蔽战线领导人之一，他根据时代特点给子女取的名都有提手旁，意味着威武不屈。

　　罗青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对子女的教导，罗青长既严格又民主，罗援说：“我们家每月都召开一次家庭民主会议，孩子可以对父母提出批评，父母也可以对孩子提出要求。父亲总是拿周总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来要求我们。我的理想信念、世界观、性格爱好甚至价值取向都跟父亲的教导分不开。”


　　一篇《告别词》，一世家国情

　　作为知名的军事专家，在各种场合讲军事的罗援，谈起家风，首先提起父亲写给母亲杜希健的《告别词》。他说：“这是爸爸得知妈妈病逝后，身心受到打击，心脏病突发被送进医院监护，含着热泪给她写下的。字里行间包含着他对我妈妈深深的爱，和对革命事业执着的追求。”

　　罗青长在《告别词》中这样说：

　　“您生前忧党忧国忧民，我们常议及我俩半个多世纪的经历，坚信我们一生追求的事业必胜必成。

　　您多次谈到对儿女孙子孙女的健康成长和家庭和睦感到满意。您病笃时，儿女们都随侍在侧，有的给您通了电话，现在儿女和孙子孙女们都来向您送别。

　　您爱他们，他们也爱您。我们是革命队伍中的幸存者。您解脱了病痛而去，您是善终的，也是无憾的。

　　遵照您生前相约，您的骨灰，我们撒在长城，以遂您的遗愿。长城是祖国国魂所系，也是您的英灵所在。您先走了，我将来也要随您在长城同在。

　　您的老伴和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们都将继承您的遗志，学习敬爱的周总理的典范，代代相传。”

　　罗青长写给妻子的《告别词》，传递的是相携相伴的爱情亲情，表达的是他俩坚定持久的家国情怀。

　　1934年红军来到四川苍溪县时，16岁罗青长与23名小伙伴一起加入了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程。罗援说：“父亲出身贫苦，奶奶为了让这个罗家的长子长孙日后有出息，省吃俭用，把他送入了私塾。父亲凭着自己的勤奋，以全县第二名的身份考入了苍溪中学。在学校受到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引导，早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红军到达延安后，罗青长先被选派到中央党校学习，后又被选调到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枣园训练班。这是中央特委办的第一个情报保卫训练班。中央特委干部部部长陈刚在训练班讲的三句话，他一直牢记在心里，那就是“不应知的不应求知”“不应告人的即不告人”“不应来往的即不来往”。他按照这三句话办事，开始了一辈子谨慎、低调的人生。


　　父母的爱情，诞生在空袭警报声中

　　罗援说：“我的母亲也在吴德峰情报系统工作，正好由我父亲领导。在白色恐怖非常恶劣的环境里，他们朝夕相处，逐渐产生一种爱慕的感情。”

　　杜希健是河南省扶沟县人，受哥哥杜希唐的影响加入革命队伍，后随彭雪枫学校转移至延安，进入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她被派往西安。

　　罗援说：“当时派了很多女青年到敌后工作，这和咱们看到的《潜伏》这部电视剧有些不太相同的地方，和那个翠萍是完全两样的，派去的这些女青年，其文化素质、专业知识都是非常优秀的。我母亲当时是搭乘周恩来副主席的卡车到的西安，然后分到了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做报务员。”

　　1940年的“双十节”，日寇的飞机飞临西安上空，全城恐慌，人们四处躲避。此时，罗青长担心秘密电台的安危，与民众逆向而行，赶往秘密电台所在地。赶到秘点时，他惊讶地看到，20岁的杜希健正神情自若地守候在电台旁边。

　　就是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罗青长对杜希健的欣赏与爱慕升华为爱情。在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罗青长向杜希健倾吐了心声。后来，经过党组织的批准，罗青长和杜希健这对红色特工结成了终身伴侣。

　　罗援说：“以后，我的父母从‘地下’转到了‘地上’，由战争年代转到了和平年代，父母一路相濡以沫，走到生命的尽头。2014年，父亲96岁时去世，父母的骨灰最终都撒在了长城脚下。”

　　因为与周恩来总理的特殊关系，罗青长经常拿总理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的事例教育家里的孩子们。到了暑期，罗青长就让罗援和他哥哥去时传祥清洁队跟着掏大粪，去公安总队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去北京的东北旺大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家孩子理发都不去理发店，由哥哥给弟弟理发，这样不仅省钱，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孩子们艰苦朴素的作风。

　　罗援在父亲九十寿辰时写了一首诗祝贺：“巴山蜀水育英雄，虎穴龙潭见忠诚。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喜迎华夏飞腾日，更待宝岛入怀中。堂堂正正九十载，郁郁葱葱不老松。”他说：“我为什么要说‘喜迎华夏飞腾日，更待宝岛入怀中。’”因为父亲一辈子都是在和国民党打交道，时时心系着祖国的统一，心系着宝岛的回归。这首诗，概括了父亲一生的成就。


　　要文攻武备，不能文守武废

　　罗援于1950年出生，从小就向往军营的他，却因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被取消了当兵的资格。后来是罗青长的老战友、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刘忠冒着政治风险，将罗援送到云南边陲自己的老部队，才圆了他的当兵梦。

　　罗援说：“为了隐瞒身份，我当的是一名不发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生产兵。白天放牛、割草、垫牛圈，晚上就睡在牛棚里。身上被跳蚤咬得浑身是包，感染后，血水脓水混在一起，奇痒无比。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放牛归来能在泉水边冲个澡。”

　　环境这样恶劣，却没能阻挡罗援读书学习的热情。他什么都想学，外语、中国文学、军事理论、军事技术，一有空就抱着书看。他特別迷恋军事理论知识，还经常给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军事学术》杂志投稿。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1军军长董占林到部队视察，发现了这名爱学习的生产兵，将他提升为军作训处参谋。罗援的军事知识一下子从书本应用到训练实践，后来更是应用到了战场。

　　罗援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组织了抗美援越作战和抗美援老挝作战，我当时作为军工作组的成员参加了援老挝作战。临出国时，每人都可以给家里写一封家信，可以写几句话，但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当时我就写了这么几句：‘处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是父亲曾经给我念的诗句。我想，我把这两句诗传回家里，父母也会知道我的情况。虽然我没有暴露去干什么，但他们知道，我是在为国效力。人生能有几次搏？我搏了一次，为国家上过战场！”

　　经过部队基层战备与训练的历练和战场上生与死的考验，罗援深刻意识到，打赢战争不仅需要精兵强将和先进武器，更要有先进理论的指引。1978年，罗援和军机关的其他4名战友被正式调入北京的军事院校。

　　罗援说：“‘文革’后，军事院校急需补充人员，因经常在《军事学术》杂志发表文章，我被正式调入军科院。到了才发现，自己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他先后在总参测绘学院、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深造，是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少有的几个全优生之一。

　　在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经过奔走调研，罗援一共递交了25个提案，其中有10个提案进入决策层。

　　近年来，罗援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社会舆论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认为，在当今这个时代，一定要掌握舆论主动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主编或与人合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战略学》等著作，专著有《鹰胆鸽魂——罗援将军论国防》《战略评估》《谈兵论战》等，他的观点及发表的文章常常被海内外各大媒体转载。

　　对此，军事科学院原院长、上将刘精松说：“罗援的文章大家喜欢读，为什么？因为他的文章彰显血性、激情，又不乏智慧、大爱。正如他所说，军人都应该是‘鹰派’，这是使命使然，军人不是‘鹰派’不如解甲归田。但我们不是莽撞的‘鹰派’，而是理性的‘鹰派’。我们长着鹰的眼睛和爪子，又长着鸽子的头脑和心脏，也就是我们在内心是崇尚和平的，但在行动上必须敢于亮剑、善于亮剑，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发声时就发声。只有有备才能无患，只有敢战方能言和。军人不言战，谁再来言战？言战并不等于好战，而是为了备战、慎战、止战。”


      （原载《家庭》杂志2020年第8期《情感》栏目）视觉 | 刘武华检查 |欧阳可翀审核 | 邓宝君终审 | 张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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