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于都县政协为进一步打好长征文化品牌，组织相关人员分组以搜寻史实史料为导向，开展了中央红军长征专题调研。在调研中，笔者对中央红军长征的各渡口及于都河架设浮桥等情况，特别重点关注。

　　5月28日，我们调研组在于都县梓山镇长口村调访“长口渡口情况”时，刚好听到长口村村书记兼村主任周小英说，长征前夕，红一军团先锋“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及其部队驻扎在梓山镇长口村莲塘背谢屋。杨得志团长当时因腿脚受伤，是我村谢延辉家人为杨得志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料，草药医师谢志雄为他采药疗伤。短短的几天时间，他们与周围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鱼水之情。

　　我这一听，顿时对“杨得志住在农户家疗伤的故事”感到饶有兴趣，于是，我就从长口村的村情村貌与周小英书记聊起。


　　（一）

　　长口村位于江西于都梓山镇西北部，属丘陵地带，紧靠贡水，易涝易旱，因处于长源小溪口，故名长口。长口村现有人口3541人，村小组12个，区域面积2.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546亩，山林面积2700多亩，山塘面积30多亩。

　　我迫不及待地问道，那谢廷辉、谢志雄他们现在哪里？周小英说，他们居住在长口村联丰组莲塘背，我现就带你们去他们家里。

　　莲塘背在村部南偏西的黄泥岗坂上，这里居住的村民全都姓谢，谢氏于清代从岭背莲塘迁入，故名莲塘背。

　　调研组先来到长口红一军团一师一团长征出发地旧址，该旧址属于都县不可移动名录，位于梓山镇长口村莲塘背谢屋。旧址为谢氏厅堂，坐北朝南，属砖石、土木结构，一井二厅，面阔16.7米，进深12.82米，占地面积约224平米。1934年10月8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随同红一军团主力从兴国地域出发向于都地域移动，于11日到达集结地域——于都县东北的段屋、宽田地区。之后，来到于都县梓山镇长口村，驻扎于莲塘背谢屋准备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7日，作为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红一团由此渡河出发。旧址对研究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谢氏厅堂里，周小英书记拉着一位妇女的手，向我介绍说，这位就是谢廷辉的儿媳陈红喜。于是，我们向陈红喜说明了此行来意。


　　（二）

　　当陈红喜得知我们来意后，她忙说道，请大家到我家喝碗擂茶，我慢慢讲给你们听。随后，我们紧跟着来到她家。

　　陈红喜家就住在谢氏厅堂旁边，待大家落座后，我先从她的家庭聊起。

　　陈红喜今年74岁，在家务农，她从本村新屋组嫁入莲塘背；丈夫叫谢称发，1946年生，2011年去世，享年65岁。他们夫妇在1967年结婚。

　　陈红喜的家公叫谢廷辉。谢廷辉有三兄弟，分别是老大叫谢金福，英年早逝，妻子叫黄桂秀，1912年生，2004年3月去世，从本村大塘组嫁入莲塘背，苏区时期，曾担任莲塘乡妇女救助队队长；1958年3月，担任副乡长的她在长莲乡人大会上当选为人民委员。老二叫谢桂香，妻子叫林和秀，从本村赛口组嫁入。陈红喜的家公谢廷辉排行老三，1904年生，1988年去世，享年84岁，家婆叫赖招娣，1916年生，2000年去世，从本村石圾岭组嫁入。

　　谢廷辉的父亲、即陈红喜的公公叫谢远林，生年不详、1961年去世，享年80余岁。

　　当年，居住在长口红一军团一师一团长征出发地旧址暨谢氏厅堂的有二户居民，除了谢远林一家外，还有谢远林的同宗堂弟谢志雄家。


　　（三）

　　长征前夕，红军居住在莲塘背谢氏厅厦的大厅里，谢远林家住在房屋左边，其堂弟谢志雄家住在房屋右边，谢志雄是本地一名祖传的草药医师。当时，时任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被安排在谢氏厅厦谢志雄家居住。

　　据杨得志在回忆录《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路漫漫》章节中，写到了当时长征前夕部队集结、休整和出发的情况。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机关及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一团从狮子岭战场撤下来后，驻扎在于都东面的梓山一带休整，部队的情绪很不稳定。杨得志同刚调来不久的团政治委员黎林多次交谈，从部队的情况谈到整个战局，从某些令人不解的动态谈到难以预见的未来，越谈越感到形势严峻。他们感到，要把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红一团带好，责任重大。他们立即抓紧时间，依靠全体党员、干部，在全体同志中展开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稳定思想情绪，牢固树立起对敌斗争必胜的信念。同时，通过地方政府争取补充一部分新同志到红一团来，红一团的总兵力及弹药也得到补充，红一团以新的面貌整装待发。

　　1934年10月16日，杨得志率红一团担任红一军团的先导，从莲塘背出发，为中央纵队开辟道路并作掩护。17日，红一团来到了于都河渡口。在渡口，老乡们纷纷拉着战士们的手，重复地说：“盼着你们早回来！”红军虽然离开了根据地，但红军战士的心并没有离开。从干部到战士，心里憋着一股气，窝着一团火，求战的欲望非常强烈。


　　（四）

　　陈红喜说，杨得志在我们家养伤的故事，在五十年代时，是谢志雄讲述给我丈夫谢称发（按字派属侄孙）听的。后来，我丈夫谢称发又多次说给我听，所以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陈红喜说，当时杨得志有条腿受伤了，我叫堂公的谢志雄是名“打药医师”，谢志雄去山上寻找草药，负责给杨得志治疗。当时，杨得志居住在我们厅厦房屋的右边，我家婆赖招娣、我大伯谢桂香的妻子林和秀，她们对杨得志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烧茶送水，洗衣送饭，住了大约七、八天时间，随着杨得志腿伤治愈后，她们送杨得志等红军在长口渡口渡河。

　　十月的季节，在长口渡口位置贡水河水较浅，红军渡河时，水深处用门板、木板搭建了一段浮桥，水浅处是涉水过河。我家婆赖招娣、我伯母林和秀她们一起在岸边送杨得志等红军部队渡河，她们将花生、红薯干、鸡蛋等塞给红军战士带上……

　　据杨得志在回忆录《横戈马上》写道，“两天之后，我们接到了渡过雩都河的出发命令。战争年代，出发和上前线，上前线和打仗，几乎是同义语。以往，部队的指战员们听说要上前线，不用动员也会'嗷嗷'地叫起来。但这次出发，气氛却截然不同。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谁也不知道要进行一次跨越十一个省的万里长征；谁也不知道此一去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但那种难分难舍的离别之情，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赶到雩都河边为我们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老俵们拉着我们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连我们十分熟悉的高亢奔放的江西山歌，此时此地也好象变得苍凉低沉了。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被安排在老乡家里治疗的重伤员和重病号也来了。他们步履艰难地行走在人群之间，看来是想寻找自己的部队和战友，诉诉自己的衷肠。我们团留下的同志，虽然黎林同志在出发前布置各单位专门派人去探望过，但这时，他们也都赶来了。这些同志伤势都很重，却一再表示要尽快养好伤，追赶部队，即使追不上部队，也要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发挥红军战士的作用，决不给红军抹黑。当时我想：渡过雩都河之后，一定要打几个漂亮仗，一方面鼓舞部队，一方面也给亲如父兄姐妹的根据地人民，和留在当地的伤病员同志以力量，使他们更好地坚持斗争。我也想过，或许有的伤病员同志会赶上来，但是直至部队进入了湖南，我们留下的同志中却没有一个能赶上来的……”

　　陈红喜说，谢志雄的儿媳刘粘女，今年已经88岁了，她也听其家公谢志雄说过“杨得志在我们家养伤的故事”。红军长征时住我家的故事，以及流传的深厚情结，至今始终没变。我丈夫去世前对我们说，这个军民鱼水之情的光荣传统要一直延续下去，这是家训，更是我家一代代人要坚守的初心。

　　杨得志与红一团虽然只在长口莲塘背谢氏厅堂待了短短的数天，却与周围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杨得志将军是一位英勇善战、刚毅果敢的红军指挥员，但他在莲塘背却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当地百姓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梓山人民对红军的骨肉深情、无私奉献也在杨得志将军的心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据说，建国后，他还专程派自己的后代到梓山长口一带探访当年的故旧。现在，梓山人民把长口莲塘背当年杨得志部队驻扎过的祠堂亲切地称为“杨得志祠堂”，以此作为对杨将军永远的怀念。


　　完稿于2024年5月29日于都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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