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修咸阳县志》记载: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咸阳县城向东、西、北三面扩展,“计广逾八里,雄踞渭岸,屈曲不方,以象斗杓”,城门也增至9座,俗称“九关九守九里山”(城周长9里)。斗杓部分位于咸阳城的东北方,城门座北面南,名为迎旭。

      于是在1955年成立初级社时,此地居住的村民组织便被命名为“旭鹏初级农业社”,寓意着该村能像大鹏一样,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展翅高翔。

       咸阳地处泾渭冲积平原地带,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气候温和,最适宜农业生产。清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辖区的三原、泾阳、兴平盛产棉花,棉商已成为商业的骨干之一。到了民国初年,三原县城就有花行40余家,年进出棉花总量在100万公斤以上。布店40多家,棉布工匠数以百计,每年加工外运的棉布在四五百万匹。上海、苏州的一些民族工商业者为了发展民族的纺织工业,特从美国引进了优质的斯绵品种,在泾阳大地一举试种成功,泾阳桥底遂成为“泾斯棉”的重要产地,在东西仅一公里长的街道上,大小花店多达20余家。

      加之咸阳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是南来北往东西交流的交通枢纽。向北沿渭河可上山西、河北,向南翻越秦岭可下川渝、江南,向西沿丝绸之路可到甘肃、青海。尤其是咸阳古渡,地处水陆交通要冲,冬春有桥,夏秋舟渡,素有“水旱码头”的美称。水陆交通的发达,使咸阳成为了明清西北地区一个著名的物资集散地。据《创立铁旗杆书名序》记载:“咸邑东邻省会,西通甘蜀。渭水自鸟鼠发来,绕城下东入于河。盖水陆一大通衢也,以故为诸货屯聚之区,而花行特盛。”

       于是,山西的棉花商人便在清康熙四十四年(1779),在咸阳城的商业繁庶之地潘家巷建立了会馆,也就是今天的旭鹏村,“邑之有花行其来已久,而花行之有会馆,实始于兹。……业于花者水陆并至,南则荆、襄、云梦,东则临汝、宏农,北则幽、冀、三晋,运载殆无虚日。”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陕西学政赵维熙拟办一织布局,遂购置人力纺纱、轧花各种机器,暂设局厂于咸阳之花行公所,花行公所就是花商会馆。

       花商会馆是近代关中知名的会馆之一,建筑座北面南,规模宏大。馆内有转角楼、戏楼、牌楼、大殿、雕塑、祭坛、楼房、石碑、旗杆、丹墀、石柱、浮雕、壁画等,兼采晋陕两省艺术精华。据《民国重修咸阳县志》记载,花商会馆“规模宏大,建筑雕刻冠全邑,内石牌坊一座绝佳”。

馆的大门为三座磨砖雕紋拱式建筑,砖雕构图丰满,纹饰繁缛,刀法浑厚朴茂,于雄浑之余透出北方的粗犷之气。朱红的大门前有三对三米高的大石狮,高大威猛,雄左雌右,以期会馆能避邪助运、吉祥如意。

       门口有一座石牌楼,为三门式结构,高一丈五尺。牌坊上雕刻着龙凤、花卉、鸟兽等精美的图案,上方悬挂着花商会馆的匾额,两侧则配有楹联,内容已无法考证。据清嘉庆十年(1805)《创建牌坊碑》记载:“其间殿宇之辉煌,榱题之高耸,廊舍之整齐,钟鼓之皇皇,旗杆之亭亭,其壮丽有无容尽述者。”于是“聚众共议,建立牌坊一座。”展示了会馆的独特风貌和文化底蕴。

       牌楼前竖立着一对盘龙旗杆,高约20余米,重约二万余斤,整根浇铸而成,上有蟠龙、云斗,可谓“集公输之巧,荟冶炼之精”。每当举行祭祀或大型活动时,旗杆上悬挂彩旗灯笼,气派威风。据清嘉庆十年(1805)《创立铁旗杆书名序》记载:旗杆是沣西和渭南的数十家花行,集资数百两白银,共同铸造捐送的。

       牌楼后有大殿一座,供奉着义薄云天的武圣关云长,东协殿有神禹、龙王、药王,西协殿有火神、财神、城隍。为了酬谢神灵的保佑,加强商帮的团结,会馆每年都有年会,举行各种盛大的祭祀,会期还有社火表演、戏剧演出,届时人流如潮,热闹非凡。

       民国时期,刘镇华的镇嵩军围困西安,花商会馆遭到了破坏,从此破败衰落。1949年解放后,会馆被当作仓库、棉花检验所、兵役局,后被药材部门占用。上世纪60年代,百货公司建仓库时,将遗下的石雕等建筑拆除,至此盛极一时的花商会馆彻底消失,留在了咸阳的史册里,刻在了文物馆的石碑上。

       如今,会馆的旧址上高楼耸立,商业网点星罗密布,旭鹏村的村民们继续演绎着咸阳现代商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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