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是一种政治待遇
1969年，延安插队的两万六千多名北京知青是响应领袖的“最新指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出身成分”挂帅的年代，接受教育与接受改造几乎为同义语。去延安的北京知青中，很多都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不少家长还被关在监狱、“牛棚”中。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顶帽子顶在他们头上，加上远近亲属被查出各种所谓“历史问题”，以及“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的出身，几乎所有知青都有“出身有问题”的印记。
背着沉重的出身包袱，带着深深的自卑，知青们以虔诚的“接受教育”心态下乡的。
到了延安，才发现农村中的干部和村民，对知青怀有的是“敬畏”的心理：一是知青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二是“喝过墨水”的、三是城里见过世面的。感到自卑的倒是他们。可见，在偏远的陕北农村，极“左”思潮并没在城市那样严重。
知青在农村，不管出身如何，没有再作成分的划分，均享受与贫下中农一样的“依靠对象”的政治待遇。贫下中农成份才有资格参加的会议，所有知青都可以参加，队干部开会也要有知青代表列席。一些队干部无论大事小情，每天都要登门找知青商量。尽管知青各种复杂的家庭背景档案就在公社放着，但公社领导并没有按当地成份世代继承的惯例对待知青。作为一个整体，所有知青都是信任的对象。
这种政治待遇，使不少知青因父母及亲属被斗、被批、被关、被整、被打而产生的阴影和内心伤痛得到平抚。“知青”一词在延安是个光荣称谓，在这里可以挺胸抬头、堂堂做人。虽然生活苦些，但心态会好得多。
最明显的待遇就是可以参加只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参加的村里各种会议。开会无疑是一种政治待遇。文革期间，提倡“大民主”，无论大事小情，都要开会。队里频繁召开会议，既有“批斗会”之类无聊的会议，也有传达上级、以及“中央文件”，甚至安排生产的会，都通知知青到会。
对刚下乡的知青来讲，谁都不认识，什么都不知道，话也听不懂。开会时和老乡坐在一起，他们身上的跳蚤、虱子不可避免地跳到知青身上，闹得知青浑身发痒，这些害虫带到自己窑洞，难以去除。所以频繁参会，开始时觉得是一种煎熬。
但看到不够资格参会的那些老乡的羡慕嫉妒的目光，知青无形中摈弃自卑心理，有了自尊，在农民的热心相助下，自觉适应农村落后的生活方式，安下心来。
下乡第二年，因知青回京向周总理汇报延安艰苦生活状况，带来了中央对延安建设的大力支援，延安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对知青发展到充分使用的时期。
最明显的是，知青参加的各种会议增多了，县里、公社的各种会议，都要求有知青代表参加。尤其公社召集布置政治运动的会、安排生产的会，听取各村领导汇报的会，甚至推广养猪的会，一定要有知青参会。一些推广新技术的会，如中粬饲料喂猪、室外育秧，枣树嫁接等，知青更是主要参会者。而备战外语学习、消灭病虫害等学习班，则完全由知青参加，以便落实推广。
要求各村队长参加的公社会议，一般在头一天晚上会在有线广播中发出会议通知，开会人员中会公布参会知青的名字。我就接到这种通知，参加了公社召集的会议。
公社会议室简陋到“奇葩”：室内只有一张破旧的讲台，除了讲台后的一把椅子，全场再没有任何座椅。代替椅子的是两排摆放地上的碗口粗的圆木棍。圆木棍的树皮仍在，长约两米多，可以坐三个人。
参会人员坐在地上的圆木棍上。双腿弯曲至胸，不可伸直，否则会碰到前面人。由于坐的是圆木，屁股接触的不是平面，所以坐一会，就会硌得屁股生疼，腿也弯曲得难受。此时也不能站起来，只好将屁股重心左右倒一下，来回侧坐着坚持参会。
需要记录时，笔记本只能捧在手里，或放在两腿之间的地上。
为了加强对知青的管理，北京派来一千多干部，安插到延安地、县、公社以及各生产队中。公社召集知青的会也多了。一些上级文件直接宣读，甚至“最高指示”也直接传达下来。如毛主席接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内容，知青就是直接听到传达的。
开会是分布在几十里的各村知青们相聚的机会，否则除了赶集时偶遇，知青很难都凑在一起。开知青大会时，各村知青们早早出发，有的骑驴、有的骑车、更多的是走十几里地步行前来。来早了，先到邮电所发信、取邮件，再到供销社买生活用品。同学见面，分外亲切，有拉不完的话。这种会算出“公差”，队里记工分。它成为知青的“假日”，尽管要走好远，知青们也会积极参加。
大会会场一般在公社大院里，准备了一些条凳，不够用，多数知青们就坐在地上的木板、砖头上。知青们在地里劳动，已经习惯了席地而坐，并不在乎坐在地上。
如果会议开上一天，知青得到镇里唯一的小饭铺买一碗粉汤、两个金银卷（白面和玉米面做的两面馍）打发午饭。那也比在队里吃的粗粮要强一些。
公社一些小型会议指名要我参加，会如要开几天，我就需带着玉米等原粮颗粒，开上介绍信，去国家粮站换成粮票，交给公社食堂，就可以与公社干部一道吃饭了，吃的一般都是土豆熬白菜之类极简单的饭菜，可见公社干部们的生活也很清苦。
需开几天的会，还要自带行李。我把被褥叠起，不带枕头，把换洗备用的衣服装入枕套，当作枕头使用。然后用平时垫在炕上防潮的塑料布包住被褥，学习部队背包的捆扎法，三横压两竖，打好背包，挎包里再装一些洗漱用具、语录之类必需品，趟过延河，到公社报到。有时延河上游发水，水变浑黄，趟水后，双腿沾着泥土。一次我腿上带着干了的泥土，走进公社，引起公社北京干部老陈的好奇，拉开我的裤腿看看究竟。
还有一次，我涉水去粮站换粮票时，延河上游下雨，水暴涨，洪水滔滔，越走越深，水高及胸，双脚探不到水底的卵石，几乎踏空，赶紧原路撤回，另寻它路，否则会被洪水冲跑，危及生命。
有些会，和知青无关，公社也通知我参加，是去写会议材料。会后，搞出一份会议纪要，交上去才算完成任务。除了到公社，一年还要到县里开几次会。什么“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纪念会”“讲用会”之类。一般都需三四天。也要打背包、换粮票、带衣物、洗漱用品等。
所以，人家问我，你一个人在村里，日子是怎么过的。我说，净出去开会了。一年到头，要开多少会，估计也有十几次吧。
延安县领导对前来开会的知青都很和蔼。主管知青的县委李凡一副主任，在会议休息时，会走到知青中问寒问暖，关怀备至。我因此认识了她。据说她是“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中毛主席提到的李鼎铭先生的女儿，大家对她肃然起敬。
县里规模不大的会，会住在县招待所。所谓招待所，其实住的房间也是通铺，在一大排一米高的通铺木板上，顺序铺开自己的行李。
到地区开上百人的大型会议，会在某一单位仓库般大房间住宿，一般数十人住在一起，都睡在地上，地上铺有厚厚的高粱、玉米秆。地铺周围都是互不相识的老乡。
地区一级的会议，还要安排到枣园、杨家岭等处圣地旧址参观，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其实已过多次，但集体行动，不能不去。于是，代表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在复员军人带领下，喊着“1234”的号子，浩浩荡荡，步行十几里，到旧址转一圈，又排队步行十几里、返回会场。
有一次，在党的“七大”会址——中央大礼堂举行纪念毛主席《愚公移山》发表25周年的大会，公社还让我代表上台发言。但这个台子并不在原有的主席台上，只是在台下又搭了个平台而已。
现在看来一些与生产没有一丝联系，走形式的会议，都是对贫穷的延安人力物力的浪费。
知青有了北京干部管理，也未能免俗，也纳入集体参观、听报告的行动模式中。
记得我所在的公社知青在北京干部老陈的带领下，集体步行30多里地到延安，住下后，步行十几里地到枣园去瞻仰毛主席的窑洞、又去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坐在条椅上，听劳动模范杨步浩讲他与毛主席的来往轶事。
有同学回忆那次是在延安某大仓库过的夜，为减少行军的负担，大家背的行李都很少，结果晚上睡在地上，冻得难眠。有人说只有我厉害，带了厚被子，没有受冻。其实，我是开会多了，知道延安早晚温差大，睡在冰凉地上必然会受冻。
不管怎样，知青参与当地的会议，都是对知青的重视，知青在各级组织的关怀下得到了组织性、纪律性地培养。与过去一盘散沙般的无组织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参与大大小小的会议中，知青们陆续担任教师、会计、队长、甚至书记等职务，出席的会议更多了。
北京知青，就在这些会议中成长起来，其中优秀者走进了庄严的人大会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