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事：战斗不止的父亲刘乃晏（上）

多少年了，在父亲刘乃晏干休院的院子里，那棵伴随爸爸妈妈40年的玉兰树，每当春天花蕾吐放，芳香四溢的时刻，在绿树成荫的大树下，我们一大家人还有孙子、孙女们围坐在父亲身旁，听他娓娓道来，讲述他不惧生死、奋勇杀敌的战斗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精神血脉，已成为我们的家风。

父亲讲述战争年代红色故事，让我们牢记共和国来之不易，牢记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珍惜当今和平发展的中国尤为重要。（作者和父亲刘乃晏）

父亲是山东沂南人，于1939年不满16岁参加八路军，先后在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鲁中军区费东独立营、鲁中军区警备2旅4团、鲁中军区9师26团、华东军区8纵23师、华东野战军26军77师、26军、济南军区后勤部工作。

他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浴火奋战了12年，土山集战役荣获三等功两次，淮海战役荣获二等功，上海战役荣获三等功，朝鲜长津湖战役荣获三等功。

他在战争年代五次负伤，是一名二等甲级伤残军人。

战争年代，他边打仗边做笔记，用残疾的右手，写了一本日记。后来，我看到这本日记，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不是正常的手书写出来的。我问父亲是怎么写的？父亲说，因为手残手指伸不开，把笔握在手心里靠小胳膊带动写出来的。看着这本父亲用残废的手写出来的日记，我心中一阵阵酸楚。

父亲的右手残废了，那是为人民的解放打残的，但父亲从来没有埋怨过因为参军、因为打仗留下了残疾，他心里装着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国家和人民，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落下了残疾却始终无怨无悔。为了共和国的建立，父亲和千千万万革命先辈一样，付出鲜血和生命。

父亲手残了，但坚持工作学习好多年，即使离休了，还在一直用右手坚持撰写战争年代的回忆文章，留下了珍贵的手稿。晚年他自己动手撰写革命传统故事，到济南的几所大学去宣讲革命故事和光荣传统好多年。

 战争年代，父亲刘乃晏始终坚持在作战部队特别是在一线连队战斗，难道父亲不怕死吗？我问过父亲，父亲给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坚守理想信仰不动摇。这个信仰，就是和战友们一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有了这种信仰，父亲不惧生死，不怕困难，无论是与敌人作战，还是与伤病斗争，都表现出英勇顽强、不畏艰难、浴血奋斗、坚持到底、取得胜利的信念。那个年代，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生死一线间，但父亲始终坚守信念，将革命进行到底，正所谓“枪林弹雨何所俱，笑谈人生迎新天”。

父亲参加过几百次战斗，大到淮海战役、长津湖战役，小到几个人的战斗。

他经常向我们讲起当年打仗的故事，有的故事充满惊险，有的颇具传奇色彩。父亲留给我的印象是，战争年代，他在一线部队总是在和敌人打仗，不停地在战斗，一直到打到人民解放了，国家和平了。

今天，我把父亲的战斗故事，选取抗日战争的一部分，用文字记述下来，传承下去，作为对父亲最好的纪念。（父亲刘乃晏）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一直在连队、武工队，参加对敌斗争。他先后参加过激烈残酷地反扫荡系列斗争。在充满危险、异常困难的敌占区，坚持抗战，多次参加了游击战斗。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参加了攻打王洪九战役。

1、第一次参加战斗

父亲第一次上前线打仗，是在营部时给5连送传达命令留在阵地上参加的。

第一次参加战斗，父亲印象特别深到，他说：“1940年10月初，日军“扫荡”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情况十分危急。

我当时在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给时任教导员李怀德当公务员。当时2营奉命由驻地诸满附近村庄移至蒙山东南角的上闫店村进行反扫荡。与敌人交火后，营首长叫我去5连传送命令。

我到了5连，把信交给韩指导员，连领导研究了执行营部命令的战斗方案。韩指导员见我没有走，问我：“小刘，你想跟我们参加战斗吗？”我说：“想啊。”指导员说：“你跟我一起参加战斗吧。”我高兴地回答：“是。”稍后，敌人向我营的阵地正面发起了攻击，5连随即从敌人进攻的右侧发起了反击。我紧跟韩指导员身后，战斗打得很顺利，我们部队一反击，敌人马上撤退了。不一会，敌人轻重机关枪、火炮一齐猛烈向我军阵地轰炸射击，我身边不时有子弹飞过，但我一点也不害怕，不久，敌人步兵开始进攻了，我端起枪，向敌人射出第一颗子弹，我和5连战友们一起奋力抵抗打退敌人后，迅速向西北撤进了山里。”

 2、一次伏击战

在反扫荡斗争中，父亲参加过对日伪军的一次伏击战。1941年3月，父亲要求到连队参加战斗，经营领导批准，父亲来到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5连。

父亲向我讲述了他在反扫荡斗争中的一次伏击战斗：“1941年11月上旬的某夜，我们5连进驻了草岗头。村子里空无一人，我们在此休息，觉着刚睡了不大一会，就被叫起来集合。连长带我们去村北设伏。天亮后有一个中队的伪军要来这一带活动，我们连队的任务是打伏击，歼灭这股敌人。

“来啦！来啦！”一位眼尖的战士首先说，连长命令大家要沉着，等敌人靠近再打，注意观察敌情。片刻，前边的敌人已到了我们阵地前有效射击的距离，连长一声命令“射击！”我和战友们一排枪打出去，接着投出了手榴弹。敌人遭我军突然打击，死伤不少。但后边的敌人又冲上来，有日军也有伪军，约有四五百人，刹那间敌人轻重机枪小炮一齐向我们射击，敌人火力很猛，人数比我们多，为了减少伤亡，连长命令部队向南撤退。

部队沿着新安庄向南撤退，敌人紧追不舍，部队边撤退边还击，很快上了牛皮岭。营长毛文希，教导员李怀德先后来到我们5连指挥战斗。敌人稍加调整后，在火力掩护下向我军发起了攻击，我军短暂狙击后立即向五彩山撤退，甩掉敌人追击。”

3、夜打观上

在反扫荡斗争中，父亲参加了一场夜战，也叫夜打观上。

这是1941年11月中旬的某夜，部队驻进西蒙山的一座天主教堂。父亲说：“下午，我在支队首长住的一排房子站岗警卫，在院子里风不大，但我穿着单裤，那时部队没有发棉裤，觉得十分寒冷，想早点下岗进屋里暖和。天刚黑下来，连队集合了，连首长向全连传达了作战任务，进行了作战任务的动员。我们连队的任务是，消灭驻扎观上的五六十名伪军，要求全连行动一定要隐蔽，动作迅速勇猛，将敌人一个不漏的全部歼灭。

天很黑了，下着小雨，风也很大。我们出发，不一会衣服湿透了，西北风刮得棉衣外边结了冰，里面却湿漉漉的。我们一路小跑，连首长不断传令跟上，不要掉队。我们班长生病没有来，连长命令我代理班长，我让李启常代理副班长。

到达目的地，连长布置任务，连长命令一排从北向村里进攻，三排从村东，二排从村西向村南迂回包围，务必将敌人全部歼灭。

我们从村东北接敌，副连长命令我们快去村南堵截可能逃跑的敌人。我们跑步前进，发现敌人在逃跑，敌人队伍的后尾，距离我们很近，只看见黑乎乎的一片人群在向南跑。我命令全班卧倒向敌人投弹射击，敌人以密集激烈的火力反制我们，听枪声敌人有一百余人。随后村里又跑出一股敌人向我们边射击边冲过来，此时，我们已腹背受敌。小李不安地问我怎么办？我说要沉着，逃跑的敌人不会恋战，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要赶到，并让小李等四人狙击北面的敌人。对峙片刻后，背面的敌人绕道向西南跑了，南面的敌人也迅速撤去。我们追出去有二百多米，发现敌人遗弃在地上被我军击中的一死两伤，我们摘取枪弹后立即撤回来了。”

 4、大顶子突围战

在残酷激烈的沂蒙山反扫荡斗争中，父亲参加了大顶子突围战。

敌人的冬季“扫荡”已经一个多月了，敌强我弱，我们部队损失很大。父亲说：“我们连经过几次战斗，由一百五十多人减到不足一百人，我们班由十三个人减到七个人。

1942年12月某日，我们连驻扎在北庵，副指导员带我们班五个人去大顶子山换班哨。我走在全班的前头，副指导员带通讯员随后。我们登上山时，天已经亮了。突然发现山上不是我们的人。“是鬼子”班里有人喊了一句，我命令大家迅速卧倒。敌人的机枪、小炮随即打来，四周响起了枪炮声，我们在山上放哨的那个班去哪了？顷刻间，东北方向有一百多敌人向我们冲过来，我命令大家向敌人射击，我们每人平均才四发子弹，无法和敌人长时间对抗。山顶上的敌人，也向我们冲来，我意识到我们班被包围了，我立刻带领全班向西北方向撤退。突然小郭中弹倒地，我急忙扶起他，他头上的血不断流下来，我用擦脸布捂住他的伤口，让他自己用手捂着，我和另一位战友扶着他继续突围。

四周的枪炮越来越激烈，子弹在我们身旁上空呼啸而过，炮弹在我们附近不断爆炸。敌人的包围圈迅速地缩小着，四周的敌人跑动着向我们靠近。枪声越来越密，情况十分紧张。我们因为搀扶着受伤的小郭，跑动的速度慢了，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战友们焦急地催我快走，我十分担心、着急。我们不能当俘虏，看样子敌人是想活捉我们，不然我们早就被敌人击中了。我回头看了一下，敌人离我们只有几十步远了，敌人叽哩呱啦的乱叫，大概是要我们站住，或交枪之类的话。小郭说：“不要管我了，你们快走。”我说:“不，死我们也要死一块，绝不丢下你一个人。”“副班长，你看敌人追上我们了”一位战士急躁地对我说。我想我们绝不当俘虏，我们一定要突围出去。急中生智，我突然想起了手榴弹，我迅速取出了一枚手榴弹，用牙揭开盖，牙咬住拉了弦，没有回身用力向身后扔去，按规定手榴弹是不能身体向前手向后扔的，可当时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们没有卧倒，继续向前奔跑，手榴弹爆炸了，不知道炸着敌人没有，但敌人却卧倒了，一下子我们和敌人距离拉大了。

我们乘机向西北迅速跑去，跑到大顶子西边山口，周围的枪炮声越来越近，有许多人像潮水般一样涌动，有军人，有党政工作人员，还有老百姓拥挤在一起，敌人的炮弹不断在人群中爆炸，不断有人倒地。如果冲过向北去的山口，就逃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山口两边远山头上，坚守阵地的我军一支部队正在与进攻的敌人激烈地战斗。敌人妄想夺取山头，封住出口。我们把小郭交给支前民工，便和另一位战友并肩登山，和我们一起上山的有兄弟部队七八十个战士。到山顶后，一位连长给我俩指定了射击位置，我把比较安全的位置让给战友。不一会，敌人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冲到了我们阵地前，我屏住气息，按照我平日练兵中学到的射击要领，认真沉着瞄准暴露明显的一名日军一枪将他击倒。我看得很清楚，他倒地后，他的枪甩出去有好几米远，我暗暗庆幸我的汉阳造准确性不错，我不断告诉我的战友注意隐蔽。

进攻的敌人对我们不断进行猛烈射击，敌人足有一百多人，在火力掩护下不时向我们匍匐而来。连长命令：“准备投弹”，我将跟前十几枚手榴弹揭开盖拉出弦，连长一声令下：“投弹！”我一连投出五六枚手榴弹。在手榴弹的打击下，敌人退回去了。

我们也有不少伤员和牺牲同志抬下阵地，随后又上来十来个人，我看了一下，阵地上顶多有六七十人，有三四挺机枪。

敌人不停地炮击我军阵地，但不像敌人冲击时那么紧张，连长将换上来的人员指定好射位后，拿过一支三八式大盖枪和几袋子弹、手榴弹放在我跟前说：“把你的枪放一边，用这个打，要注意隐蔽。”

少时，敌人在激烈炮击后又开始在火力掩护下端着刺刀，嚎叫着向我们冲击。“这回冲击的敌人比上次冲击的敌人多”我的战友有些不安的对我说，我说，没关系，我们枪好，子弹充足，敌人上不来。在我右前方不远的地方，爬上来一个手拿指挥刀的鬼子，连长命令我打那个拿刀的鬼子，我沉着瞄准，一枪将其击倒。操南方口音的连长说：“打得好，射击姿势再低一点，注意隐蔽。”

战斗打了这么长时间，我已投出十几枚手榴弹，打了几十发子弹。那位连长再次告诉我姿势低点，注意隐蔽。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阵地上烟雾腾腾，敌人火力十分猛烈。我们不断有人伤亡，霎时敌人又冲到阵地前，连长命令大家上刺刀，准备敌人拼刺刀。敌人从我们的右侧，我们伤亡大火力薄弱的地方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我们的机枪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有的战士跃出工事向敌人射击，我起身猫腰端着刺刀准备向敌人突破的阵地方向冲去，连长命令我卧倒射击，他大概是看出我年龄小身体不壮，我当时不满18岁，不让我去与敌人拼刺刀。冲上阵地的几个敌人被我军火力击倒或刺死，我军阵地很快恢复，我们击退了敌人。不幸的是，连长头部中弹，撤下阵地，不知道他能否活下来，多好的连长。

敌人又开始猛烈炮击，敌人又要开始进攻了。敌人拼命攻击的目的是夺占山头，封住出口，不让我们的人向外突围。向我们冲击的敌人一拨比一次拨多，这次向我们冲击的敌人约有二三百人，敌人的炮弹不断在阵地上爆炸，阵地上尘土飞扬，炮弹皮在我们头顶上嗡嗡乱飞，火药呛得人呼吸都困难，嗓子痛得难受，耳朵嗡嗡直响，每个人都灰头灰脸的。我的身上盖了厚厚的一层尘土。面对强敌，我们不甘示弱，我们向敌人猛烈射击，手榴弹一排排地投出，经过一阵激烈战斗，我们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我们连续打退敌人四次进攻。我打了三四十发子弹，投了三十多枚手榴弹。我跟前还有六七枚手榴弹，几袋子弹，一支三八式枪。我除了对敌人射击投弹外，还得照顾同班那位战友，因为他刚入伍不久。敌人的炮火稍停，副连长命令我们进入阵地，敌人到达了我们的射击距离。我们瞄准射击，不断投出手榴弹，打击敌人的进攻。经过约二十多分钟的激战，敌人伤亡很大，狼狈地逃回去了。”

父亲在反扫荡斗争中，先后两次与部队打散，信念不移地坚持找回部队。

1941 年冬季，日军5万余人，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一直持续了约有3个月。在残酷激烈的反“扫荡”斗争中，鲁中根据地党政军民付出重大代价，人口减少 70 万，村庄减少 2000 多个，八路军主力部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

父亲和我说过几次，当时，我军部队里也有人认为，天下是日本人的了，部队里有些人叛逃或开小差了。但父亲和许多战友始终没有离开部队，即便战斗中掉队了，也要找回部队。父亲坚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他和许多战友带着这种理想信念坚持下来，始终坚持对敌斗争决不退缩。

在反扫荡斗争中，父亲为了掩护部队和战友撤退，一个月内两次与部队失散。这个故事充满凶险和悬念，父亲向我们家人讲过多次，已深深留记在我的脑海里。

5、第一次打散后找回部队

父亲第一次与部队打散后找回部队，这是他不满17岁，于1941年11月上旬在反扫荡斗争中发生的事情。

这个故事父亲讲过多次：“一天早晨，副班长带我和另一名战士去换岗，突然发现敌人悄悄向我们部队包围过来，我们向村里部队发出信号，打了一枪，并投入战斗掩护部队撤退。我们连队听到枪声，迅速向西北撤去。敌人从东、南方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打了几枪，扔了几个手榴弹。副班长一面说撤退，一面带我们顺西北的一条小沟跑下去。敌人占了我们的哨位，用火力射击我们，我们只顾拼命地跑。一口气跑了二三里路，停下来缓缓气。看样子敌人没有向我们追击，枪声也稀疏了。那位战士问副班长：我们到哪去？副班长说，部队向西北去了，我们到西北方向去找。 找了半天没找到部队，到了下午，副班长乘我们不备，弃枪逃跑了，剩下我们两个人和三支枪。在寻找部队的路上，我们又碰到了两位掉队的战士，都是蒙山支队的，一个是我们连一班的，一个是兄弟连队的同志，他们也是早晨被敌人冲散的，部队到哪去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互相介绍之后，他俩想和我们一起行动找部队。此时，我们已经是四个人、五支枪了，大家一致推举我为小组长，带领他们去找部队。一路上，我们饿了找群众要点饭吃，天亮了就到山上去隐藏，晚上出发寻找部队。

我们找了好几天，走过好几个村子，没有找到部队。但我们不灰心，继续去寻找。一天夜晚，估计快半夜时，我们到了杨家庄。刚走到村南头就被敌人的哨兵发觉，好在我们警惕性比较高，迅速向西南撤退。敌人的火力很猛，机枪、小炮响个不停，我们一气跑到了胡家庄南沟东侧才停下来，敌人的枪声也停了。稍事休息才发现有位同志肩膀部位负了轻伤，流血不多，简单包扎后，我们去山里隐蔽。

我们在山上，发现约二十多人其中有十来个鬼子，带一挺机枪，路过大间河又烧起房子来。我和几位战友商量打击一下这股敌人，敌人离我们二百米左右，我说：沉住气瞄准了再打。等敌人走到我们射击最有利的地方时，我喊了一声打，一阵枪响之后把敌人打跑了。

一天，我们来到五彩庄附近，我带战友下山截住了两个老百姓，经过询问确认五彩庄有我们部队，我们立即向五彩庄走去。进了村，有站岗的八路军，问我们是哪一个部队的，我们说明情况后，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才知道是五彩庄是我们蒙山支队1营的。我们到了营部，把我们和部队打散后一直在找部队的情况作了汇报，营部的人听后深受感动，告诉我们2营驻在馍岗后。我们直奔馍岗后，终于找到了部队，我们连长、指导员看见我们回来，非常高兴。

吃过饭后，兄弟部队的同志分别回到所属部队，我去连队汇报情况，连首长认真听取了我克服困难寻找部队的汇报。当天在全连大会上表扬了我，也表扬了我的战友。

第二天，连长宣布，我为5连8班副班长。”

6、第二次与部队打散又找回部队

父亲第二次与部队失散，是在大青山突围战中，父亲在黑山庵战斗中与部队失散，他勇敢地带领 6 名失散战友，期间有3名牺牲、1 名负伤，历经磨难终于找回到部队。

父亲对我多次讲过他在黑山庵战斗中，他与部队失散又找回部队的故事，听来十分感人。我曾几次问过父亲，那个时候，刚开始就你一个人，面对气势汹汹的日伪军，你敢于亮剑；面对凶险，你硬是坚持下来。在生死面前你是怎么想的？父亲回答我：那个时候，坚决不当叛徒，不当逃兵，那是件很丢人的事情。多么朴素真诚地回答，透露出父亲的理想信念，革命斗争再艰难，也要挺过来，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老一代革命战士都是这样的。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

父亲在黑山庵失散的背景是，1941 年 冬季，日伪军 5 万多人，对我鲁中沂蒙山区根据地开始了疯狂的大“扫荡”。期间发生了大青山战役，这是抗战时期山东最惨烈的一次战役。日伪军一万余人将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工会、115 师机关以及姊妹剧团、医院、抗大一分校等单位的五千余人团团围住。在这场惨烈的突围战中，以牺牲千余人的代价，保存了四千多的山东党政军学抗日骨干，为今后山东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保留了有生力量。

在大青山突围战中，父亲跟随部队参加了反扫荡的战斗。他说：“日军扫荡时，我们蒙山独立支队一直在蒙山坚持战斗。那一年我 17 岁，在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 2 营 5 连 2 班任副班长。我们连经过多次战斗，已经伤亡过半。在寒冬的日子里，连里一部分人仍然穿着单裤，我是其中之一。连续行军作战，经常饿着肚子，天寒地冻，有时候在山上露营，十分艰苦，同志们的体力都很差，许多同志带病坚持战斗。尽管如此，部队情绪仍然很好，坚信敌人的“扫荡”一定会被粉碎，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1941 年 11 月下旬某日，我们连经过几十里路行军，约在半夜时分进驻了黑山庵村，它坐落在东蒙山的腹地。这天晚上，我带二班岗，上岗后很平静，换我们岗的人来时已接近天亮。有狗不停在叫，我觉着情况有些异常，我们前去侦察，向东走出约半里路，就听见前边有响声，我判断日本鬼子来了，我们迅速跑回村里报告连长。连长命令我们班去东门狙击敌人，掩护连队撤退，之后尾随连队向东南方向撤退，同时命令通讯员传各班向村南集合。我命令我班一名战士负责保护“抗大”两名女同志，先随连队撤走，我跟 2 班长带其余 7 名战士去狙击敌人。不一会敌人就到了东门，我们班 9 个人首先打了一排枪，接着投出了手榴弹，敌军遭我突然打击后，敌人机枪、小炮开始向我们射击，随后敌人向我们发起冲击，我们边射击边分组掩护，交替撤退。我和一个战士掩护班里同志撤退后，遇见抗大女同志没有走，我命令那名战士带她快走，留下我一个人，我边向敌人射击边催促他们快走。我带了不少子弹，想多顶一会儿，让他们安全撤离。他们刚离开，敌人就从我右前方冲过来，切断了我尾追连队撤退的路线，我只好向西北方向撤退。

天亮了，我只能择地隐蔽，观察周围情况，没有发现附近有敌人，也没有我们的部队。

太阳落山了，天就要黑下来，我在盼天黑，可是天黑了，部队离我远去，就我一个人，我感到孤独无助，我从来没有这样担心和害怕过。这蒙山，山连山，夜幕空旷，林深苍茫，凶险重重。面对险境，我一个人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答案，此时我流泪了。我是从沂蒙山区长大的，这里离我家沂南县东梭庄双垢庄只有十几里路，想回家很容易，可回家不就成逃兵了吗？不能这么做，我得去找部队，一定要找部队，就是死了，也是抗日死的，值得。理出了头绪，我就有信心了。

第二天，天已中午，附近没有发现特别情况，我又饥又渴，面前的雪已经吃光了，远处虽有但不敢去吃，怕暴露目标，我盼望着天快黑下来。太阳西下了，突然，西边有一股敌人，约有一百多人向我这里运动，我顿时紧张起来，敌人越来越近，说话的声音都能听见。他们爬上山岭停下来，但没有散开，就地坐下，有人扶枪站着休息，有人说：“我看八路军不敢在这山上。”也有的说：“八路军的事谁也说不准，我们不能大意。”不料，其中有个伪军突然向我隐蔽的地方走过来，他背着枪过来，不像是因为发现我而来，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的行动，并且用枪瞄准了他。他站住后撒起尿来，离我只有几十步远。他撒完尿没有向回走，而是向我这里走来，我看出来，他发现了我，在他边托枪边喊：“这里有八路”时，我一枪将他打倒，同时用力向伪军群里投了一枚手榴弹，乘手榴弹爆炸的烟雾和敌人混乱之际，我拼命向西山下坡松树林里跑，这是我事先选择好的路线，这里不但是树林而且是下坡，下坡跑得快。我很快脱离了危险地点。慌乱的敌人边打枪边喊：“捉八路。”子弹在我周围呼啸而过，同时在我前方落了两发炮弹，飞起的弹皮打在树林里噼里啪啦地作响，我什么也顾不上，只有快跑，否则就有可能被打死。不知怎的，我往西跑，敌人却向西南方向追去。我突然听到对面沟西坡有响声，抬头一看，发现对面山坡上下来了许多日本鬼子，向我这里走来。我想此时逃跑已来不及了，但我不能等死，我急忙向下坡猫腰走了几步，敌人离我越来越近，为避免被敌人发现，我钻进一丛松树棵里，把手榴弹弦拉出来，轻松地把子弹推上枪膛，万一被敌人发觉，就在这里与敌人拼了，最后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绝不当俘虏。鬼子兵走到山沟底下，队伍很松散，有 30 多人，他们有机枪、小炮。敌人离我很近了，走路的声音都能听见。但敌人没有停步，也没有搜索，慢悠悠地爬上了东山坡，沿我刚才来的方向往东去了。敌人走远了，我才大松了一口气。

我在寻找部队的十多天里，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后来陆续遇到我们2营4连、6连的三名战友，还有1营的2名战友，他们都是在反扫荡斗争和部队打散了。我们凑到一起，团结起来力量大了，大家都抱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坚决不当俘虏，不当逃兵，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部队。他们一致推举我为班长，我把他们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我决心带领他们一起找到部队。

在寻找部队的路上，我们风餐露宿，饿了找群众要点吃的，或是到未冻的小河里找点鱼虾，还有山上野草等等。我们一路上，险情不断，几乎每天都要和日伪军遭遇，因为敌我力量悬殊，我们能躲则躲，躲不了就打一仗，几天过来，牺牲了3名战友。我们被敌人包围好几次，几次险胜敌人逃出包围圈。途中，我们还解救了不少被敌人抓捕的群众。

十多天后，我们来到周家庄一带寻找部队。这一天，天亮了，附近很平静，我们发现路上偶尔有些老百姓和我军人员来来往往，这让我们十分高兴，我们已经多日没见到这种情景了，我们找到部队有希望了。

我们沿着小路继续向西走，很快遇到我军人员，我们就向他打听我们部队的下落。天快中午时，我们终于找到了蒙山支队 2 营 5 连，我终于回到家了，一见到连长，我就抱着他哭起来，连长安慰我说：回来就好了，这几天我们也一直为你们几个担心。我跟连长到连部向连首长汇报了掉队十几天，又怎样历经艰难找回部队的情况，连首长给了我很多鼓励，并说：“你和那几个战士，在归队途中结下了很深的感情，你们班的战士，他们都很想你，也为你担心。”连长最后说了我们连整编的情况，我们 150 多人的连队，现在只剩 20 多人，全连现编为三个班，我为二班长，我们班人数最多，也只有 6 个人。

此时我才知道黑山庵战斗，我们连伤亡不少人，后来又打了几次仗，人数才减少到现在这样。

黑山庵战斗，我与连队失散十几天，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经历了艰险，得到了锻炼。1942 年 7 月，在抗日战争最艰难最困难的时候，我刚满18岁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