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城区近代的人口变迁
渭城区地处关中平原的腹地，北有广袤的五陵塬，南有狭长的渭河平原，寒冬有远北的九嵕山庇护，炎夏有脚下的渭河水滋养，土地平坦，水源充足，四季分明，气候适宜,是一块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于是渭城区成为了近代以来外省移民的主要接纳地。
据《渭城区志》记载：清道光三年(1823) ，人口为59600人，清宣统三年(1911) ，人口为61799人。近百年的繁衍生息，渭城的人口为什么才增加了2199人？
清同治年元年（1862年），陕西发生了回回事变，同年6月9日，渭城的马家堡（今渭阳街道办）、普马家（蒲家寨）、白起莹（今任家嘴村附近）、新冯村（今窑店街道办）和苏家沟（今窑店街道办三义村一带）等地回民也一起起事，组成了20余万人的回民大军，在渭城的渭城湾建立了大本营，与清军发生了惨烈的血战。清同治十六年(1867),渭城区境内的马家堡、白起茔、新冯村、苏家沟等地回民，被清军驱赶至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地区。据《三原县志》记载:事变之前三原县人口约16万人，事变之后仅剩4万余人。作为回民军的大本营（今渭城区渭城湾），渭城成了战争的重灾区，大部分村庄十室九空，土地荒芜。战乱之后，清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关中经济，保证田赋来源，采取了积极的移民政策，组织外省的流民来咸复垦土地。清政府给移民分地、分房、减免税负，令其生养休息。清末《焦云龙年谱》记载：“齐、豫、楚三省客民，来著籍落叶者皆自公始。”山东、河南、湖北的移民，纷纷肩挑车推，翻越秦岭，携儿带女来陕谋生，部分人就落户在了渭城。清同治六年（1867），陕西巡抚刘果敏，将因战乱流至正宁的数万甘肃庆阳难民编为了八旗，一、二、四、六旗徙居泾阳，三、五、七旗徙居咸阳东乡（今渭城湾）一带，使渭城的东部地区重燃烟火之气。
民国初期，渭城的人口略有增长，可到了1932年，人口为什么仅剩4万余人？
1929---1932年，关中发生了罕见的旱灾，也就是老人说的十八年年馑。据《咸阳县志》记载：咸阳“三年不雨，六料未收。全省灾情尤以武功、乾县、礼泉、咸阳……等县最为严重”。民国十八年年初，“连降大雪十余天，平地深及人胫。腊月初又降大雪，气候极严寒，渭河、沣河全部封冻，冰厚近二尺。开春咸阳又大旱，田地颗粒无收，次年夏季，蝗虫成群，遮天蔽日，所到之处禾苗被扫食殆尽。”村民只好掘树皮、草根、观音土维持生计，灾民们卖房卖地、鬻妻卖子苟延生命。民国二十年，霍乱又大爆发，此病发的快、传染快、死亡快。当时有段顺口溜：“李四早上埋张三，中午李四升了天。刘二王五去送葬，月落双赴鬼门关。”足见疫情流行之快，死亡之众!
恰逢此时，也就是1930年5至11月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发生了“中原大战”，冯玉祥破坏了平汉铁路、陇海铁路，影响了政府的救灾；为了措粮饷，加重了陕甘地区农民的税赋。另一方面，西北地区的军阀混战，导致水利建设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时任经济部长翁文灏在抗战时期巡视西北时提到：“常记民国十八年，陕西曾患大旱，相传死亡者达百万人。此极惨之事，全由水利失修之故。”同理，灾后的渭城也和其他县区一样：田园荒芜，横尸遍野，野狼成群，村村无鸡鸣，户户少炊烟，到处是一片死寂破败的景象。这是一场天灾，也是一次人祸。
民国末年,渭城的人口又增加到85179人，这又是什么原因？
抗战期间，日本鬼子进攻开封、郑州（1938、5），国军炸开了黄河花园口，日军大量的汽车、火炮、坦克等重装备都被浸泡在了水中，大约有4个师受到花园口决堤的冲击，淹死上万人，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为武汉会战赢取了宝贵时间。同时也给下游的百姓造成严重的生命损失，约百万人葬身鱼腹，上千万人流离失所。而陕西是河南的邻省，一直是抗战的大后方，这儿地广人稀，风调雨顺，又有陇海铁路相通，所以大量的灾民便涌向到了关中。1942年春，河南又因黄河改道发生了旱灾，出现了百年难遇的大饥荒，第二年又遭蝗虫袭击，漫天遍野，寸草不留，颗粒无收。全省3000万人口，灾民达1500万以上，河南政府便用火车送灾民到陕西，前后有318500多人。还有数万难民，挑着担子、顺着陇海线，过潼关，进入关中。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资料证实，抗战期间，约200-300万灾民逃到了关中。其中数万难民选在了渭城，在渭城的咸阳火车站、陇海铁路的文汇路、新兴路一带搭棚定居。落户渭城后，他们积极参与渭城的建设，为渭城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随着中国机器打包厂、裕农油厂、陕西酒精厂、咸阳纺织厂等一批工厂相继在渭城建成，大批的河南子弟又成为了企业工人。
这些冰冷的数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演绎着一段段渭城先民的血泪史，也是近现代渭城区的移民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