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市渭城区有242个自然村庄,绝大多数都称为村或者寨,称为堡的只有四个,分别是马家堡、杜家堡、张家堡、李家堡,而以回民聚集而得名的只有马家堡。

       据《咸阳县志》记载,马家堡村已有近1400多年的历史。唐永徽二年(651),阿拉伯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华经商,一部分人在本境定居下来。唐肃宗时(756),唐借用回纥兵平叛“安史之乱”,部分官兵也定居于此,逐步形成了本区的回族,居住在境内渭河北岸靠塬的一带窑洞内,也就是今天的马家堡区域。到了元朝,政府实行“四等人制”,即:一等人是蒙古人、二等人是色目人、三等人是汉人、四等人是南人。其中色目人就是波斯人和维吾尔族人,他们享有特殊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其人口也得到了大发展。清乾隆年间,这里已是居住着百余户、近七百口人的回民大村堡。如果按照大汉的基层政权规定;“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马家堡也算是一个大里小亭。所以人们概括咸阳北原一带的村落是“一堡十三寨”,其中的“一堡”,就是马家堡。

       俗话说:“十个回回九姓马,另外还有沙、喇、哈。”这句俗语虽不十分准确,但大体符合事实。回族中马姓这么多,主要与阿拉伯人、波斯人的人名的音译有关,特别是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音译有关,因为马与穆是谐音,所以明代许多著述中都将穆罕默德译作马哈麻。这种译法对清代及后代影响也很大,如清代徐珂《西域水道记》、魏源《海国图志》等,均将人名中的首音“穆”译为“马”,甚至有人称穆罕默德为“马圣人”。

       堡的本义是指土石筑的小城,后指有围墙的村寨、集镇。最早最完整的韵书《广韵》注:“堢,堢障,小城。堡,上同。”所以称“堡”的地方,都曾经有过比较坚实的围墙,且内部相对繁华。马家堡位于黄土台塬与渭河平原之间,背靠咸阳塬,南底毕塬路,东有双泉村相依,西有西兰路通衢,南北落差近50米,地势险要,扼陇蜀要道。上世纪60年代初,村北土崖之上还遗存着当年“回民村”遗留下来的城堡,城堡内残存有房屋、建筑、水井,以及磨房等生活设施。

       也许这个“堡”字与军事的事项关联,注定了马家堡在历史上的非同一般。据《咸阳县志》记载,马家堡在历史上曾演绎过两次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清同治年元年(1862),陕西发生了回回事变,同年6月9日,马家堡的回民在马义的率领下,与同处咸阳北原一带的普马家(蒲家寨)、白起莹(今任家嘴村附近)、新冯村(今窑店街道办)和苏家沟(今窑店街道办三义村一带)等地的回民一起起事,组成了约20多万人的回民军,在渭城的苏家沟、韩家湾一代设置了“渭城府”,建筑了高大的城墙,城墙上可行车马,人称“走马城”,城外有沟,沟中有水。20世纪五十年代还残留有渭城府西墙的遗迹。回民军以此为大本营,同清军发生了数次惨烈的血战,清同治三年(1864),回民军败退到甘肃。同时汉回普通的百姓也惨遭屠杀。据《临潼县志》记载:1862年到1869年,30余万人遇难;《三原县志》记载:事变之前三原县人口约16万人,事变之后仅剩4万余人;渭城的回民几乎消失殆尽,西安仅剩2万余人;马家堡已是人去窑空,一片死寂。清同治三年(1864),地方政府鼓励各地移民来咸耕种生活,马家堡村迎来了高家(大荔)、朱家(乾县)、邱家(郭其寨)、张家(乾县)。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发展到有31户、近二百口人的大堡子。

       1949年五月,咸阳刚刚解放不久,国民党马步芳的青海兵团、马鸿逵的宁夏兵团,组成了10万大军反扑西安,解放军181师就把咸阳塬的西头马家堡与东头的中五台作为了防守的两个主战场。虽说马家军人多势众,骑兵善战,解放军將寡兵少,轻武器多,可解放军还是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利用有利的地形,数次打溃了马家军的进攻,以歼敌2000余人的战果,取得了咸阳保卫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马家军反扑西安的企图。直至20世纪70年初,马家堡还存留着咸阳阻击战时解放军构筑的防御工事、碉堡(地堡)和战壕。

       也许受红色文化的侵染,从历史硝烟中冲出来的马家堡,更加珍惜回汉民族的团结的,以平等友爱的理念,继续演绎着渭城回汉一家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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