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死亡
我出生在和平年代，从小又在部队大院成长，生活环境单一和平静，除了从“打仗”电影中看到“死亡”外，似乎没有接触过死亡。就是在与小伙伴玩耍中，也特别愿意看他们扮着电影中“坏人”被打死时的各式各样动作取乐，但自己从来不扮演“坏人”。
稍大一点的7、8岁时，因看了《十万个为什么》后忽然开始恐慌起来。因为知道了宇宙之广垠，其中恒星间的距离要用光年（光走一年的距离称为一个光年，光速为每秒30万公里，一光年距离就是94600亿公里）来计算，宇宙大的让人恐惧、宇宙年龄长得让人恐怖。地球相对来说就太“年轻”了，但还是要用多少个亿年来记录。再对比人类所谓长寿的那区区百岁就渺小得微不足到了。也可能就是因为如此，我忽然间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怕，一种对人生命短暂的怕，以及对死亡的恐惧。
之后的一天，我在部队大院墙上看到“毛主席万岁”的标语时，忽发奇想地问哥哥：“毛主席死了怎么办？”哥哥当时非常严肃和严正地回答我：“第二个毛主席正在天上听你说这个话呢！”我当时还真的被莫名其妙地吓得够呛。
死亡是什么呢？死亡会带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呢？直到1969年底参军离家乘火车启动的瞬间，面对至亲至爱的父母，切身体验到那种离别亲人远行时刺痛内心的伤感。也正是这种与亲人离别的感觉，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内心深处。后来听到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死亡是对生者的不幸”。离别，是不是死亡给人的感觉呢？应该说，死亡就是永远的离别。
真正感受死亡是在参军后的报务训练队。
1970年的3、4月间，二排六班姜晓军的父亲因病去世。因姜晓军是山东淄博人，与我母亲是同乡，这可能是我比较关注他的原因。也许是步入军营后学会了换位思考的原故，我想象着失去父亲的感受，真切地伤心起来。我还立刻给姜晓军家写过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并准备把自己积攒的30元津贴费寄去。后因放在课桌里的信被人发现并报告了姜排长，排长随即在当晚的排点名中讲了这件事并明确说谁也不要再邮钱了，我也只好作罢。但心里第一次体验了那种亲人离世而带来悲伤的感觉。
真正直面死亡是参军后第一次住院。1970年11月，我因在部队农场劳动连续下水田过敏、感染，导致小腿溃疡住院治疗。因军区总院外三科没有病床，就把我安排到外一科（胸外科）。与我同时住院的还有患肺癌的39军杨参谋，他入院不到二个月就去世了。
清楚地记得杨参谋去世的那天晚上，他的母亲和姐姐在隔壁病房一人一句的哭述了整整一夜，我也听了一个晚上，心里充满同情和悲伤。因外一科多是胸部手术的病人，基本是患肺癌和肺结核的。在我住院的三个月里，因病死亡的事发生过多起。这给刚满十六岁的我，实实在在地上了一系列死亡教育课。
真正感知死亡是21的小战友张连生。我们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英俊优秀的小伙子被白血病魔夺去了年仅18岁的生命，心痛至极。
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丰富，死亡也不鲜见了。每逢重大军事行动和国防施工都会有人员伤亡的消息传来。特别是在军区通信团的三年里，就有一营二连单边带电台车漏电导致年轻报务员触电身亡事故；1979年初赴北疆执行开设前指野战通信枢纽任务期间，一营三连（中继连）指挥车在哈城与火车相撞一次牺牲四人的事件；还曾被二营长王立荣安排去医院为因手术死亡的年轻人料理后事等经历。也正是这些经历使我对死亡有了更深入地感悟，也为在后来处理亲人亲友后事时积累了经验。
如今，我也走过耳顺之年。父母先后乘鹤西去，曾经的战友、同事也有不少离开人间。我也慢慢地悟明了一个道理：“在广阔无垠、永恒无边的宇宙里，我们都是过客，就象一颗流星，在空中一划而过。只不过有先有后、有短有长而已。”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偶然、是幸运，离开这个世界，是必然，是规律。所以，‘生又何忧，死又何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