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去延安插队时，眼前看不到“陕北好江南”的景象，而是一片社员穷困潦倒、家徒四壁，山上的庄稼，长得低矮干瘪的现象。

　　沉重的国家征收政策，使农民把大量收获都上交了。到了夏、秋收获的时候，还没打完场，公社交“公购粮”的广播就天天催了。“公粮”是无偿交给国家的农业税。“购粮”又叫“爱国粮”，是强行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无论公粮、购粮，都有硬性的分配指标，一斤都不能少。

　　看到顶骄阳、满身汗水打下的新粮，一车车交到粮库，老乡有苦难言，我也有同感。

　　接着，要留够来年耕种所需的粮种。队长说“饿死爹娘，不动籽饷。”留种后，还要给牲口留足需拌在饲料中的粮食，牲口吃不好，无力拉犁，来年耕种无法进行。

　　再下来，队里还要留一些储备粮，以应意外之需。

　　完成以上“两交”和“三留”后，第六项才轮到将农民辛苦劳作了一年打下的粮食作为“口粮”分配给各户。村里要有23户，老老少少一百多人参加分配。

　　作为单身汉，分配时，我只能得到一个人的份额。在盛夏，顶着骄阳，起早上山收割、背运下山、挑灯打场，汗珠摔八瓣后，分到手的小麦原粮仅为14斤。这14斤还需去皮（麸子）才能食用，它就是我劳动全年得到的白面。

　　农民分到手的口粮不够全年食用。无奈之下，只得把原粮碾磨后的糠皮、麸子、豆渣等充分利用，掺在粮食中，成为一日三餐的主食。

　　经历了三年旱灾，我们村靠吃糠咽菜，艰难度日，还没有人出去乞讨。但从榆林灾区下来了大量乞讨要饭者，不仅充斥延安县城，还扩展到各村各镇。我所在的那么偏僻的小村，来乞讨者也络绎不绝。村里的狗看见衣衫褴褛的讨饭者，齐声狂吠。乞丐近处的狗还会跃跃欲试地、气势汹汹扑上去，乞丐们紧张地拿着打狗棍防卫着。知青窑洞是乞丐主要的“探访”对象，应接不暇。一次，我见乞丐来了，关上了门，不料乞丐竟推门不止，还连连说着：“不要把门压定嘛。”笑得我弯下了腰。

　　老乡们吃饭啃着的都是掺糠的饼子，就着野菜和小米稀粥。知青没吃过高粱面，其发涩的饼子难以下咽。但比起老乡，毕竟吃的还是粮食。随遇则安，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后来知青分灶散伙后，干脆到老乡家入伙，和老乡们一起吃糠咽菜了。

　　为帮助农民度过灾荒年，青黄不接时，公社将一批“救济粮”返销给受灾户。一打听，名曰“救济粮”，实际全是粮食加工后分离出来的糠皮。数量有限，公社分配给各队的不多。虽然是糠，它既可以补充口粮的不足，还可喂猪养鸡。家畜家禽不吃粮食的也长不壮，何况各村老乡还有上交猪和鸡蛋的任务呢。所以农民仍很渴求。

　　队长说，大队分给我们小队七包。23户，几乎三户可以分到一包。我不知一包有多少斤。

　　队长带了个社员，拉着小车直奔粮站。在粮站，队长在门口排队，等待办手续。社员去糠库取麻包，装车后捆好。交费时，会计说一包为50斤，七包350斤，一分钱一斤，共3元5角。

　　满满一大车糠才花费三元多，队长喜不自禁。回到村里，松绳卸车时，我发现了问题，实际拉回了八包。

　　多拉回一包，队长很庆幸。我觉得他们可能装车时浑水摸鱼，故意多装的。我说，偷拿等于盗窃，盗窃国家财物可是犯罪啊！说得队长很尴尬，那个社员则说，一满没发现，悄悄地，不言传算了吧。

　　我表示，多拿就应还回去。队长舍不得再送还回去，面有难色，留下这袋糠，毕竟可以让社员多得一点。

　　对国家返销政策应心存感激之情，如果乘机多拿，吃着也不光彩。退还是不退，队干部们拿不定主意。我出了个“下策”，建议说，明天还麻袋时，就说数错了，看粮站如何处理。最好的结果是补交五角钱完事。

　　第二天，队长背着空麻袋去了粮站。

　　回来后，队长没事人一样，没说结果，估计糊弄过去了。

　　这件事就这样“打马虎眼”解决了，为了维护干部的面子，我没有张扬出去。

　　一年后，北京支延干部开始核查国家拨给每个插队知青二百二十元的安置款使用情况。由于该款只能由队里领取，知青并不知道具体的使用状况。结果发现，队干部有挪用的现象，受到公社的批评处理。

　　回想当初，如果坚持原则，不让干部有侥幸心理，杜绝他们耍小聪明，爱占国家便宜的念头，可能不会出现干部们侵占知青经费的现象了。

　　那些贪官们应该也是从贪小利开始，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从而在贪腐的路上越走越远的吧。

　　欣慰的是，经历了极其艰难的延安插队生活，两万多名北京知青，不仅没有发现贪官，其优秀者成为党和国家的领袖，至今领导中国人民奔向现代化的光辉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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