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张来发

我名叫张地福，是江西于都县小溪乡左坑村（原锁龙村）杉山下组村民，现住小溪乡鹅婆村红旗岗移民区18号，也是一名乡村医生。我爷爷叫张春华，他有三兄弟，分别是老大叫张继万、老二叫张春华、老三叫张盛财；我奶奶叫钟五秀。我父亲叫张清荣，1930出生；我母亲叫赖贱女，1935年出生。

我是老红军张来发的侄子，我伯父张来发原任辽宁省军分区副司令员。1950年，由当时的于都县委书记罗明陪同回到了他的家乡于都县小溪乡锁龙村杉山下组。我奶奶钟五秀看到张来发平安的回到了自己的身边，两人拥抱着整整哭了几个小时，特别是当伯父张来发问我奶奶，“我亲叔叔（即钟五秀的丈夫、我爷爷张春华）呢?”我奶奶含着眼泪抱着他：“你叔叔于1945年去世了。”伯父松开紧抱着我奶奶的手，立马跪下向着我奶奶磕了三响头，真诚的呼唤着我奶奶，“妈妈，我的亲妈妈，您老受苦了。”奶奶含泪用双手轻轻拉起我伯父，把他拥抱在自已的怀中，用手轻轻的摸着我伯父的头：“来发，平安回来了就好，我还以为今生今世再也看不到你了呢?”伯父一边拥抱着我奶奶，另一只手举着拳头大声的呼喊着:“妈妈，白狗子、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没有打死我，他们没有打死我，我打死了很多白狗子，日本鬼子。我们打败了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当时这情景真是感天动地，连当时在场的县委书记罗明，还有好多警卫人员都激动的流下了眼泪。（图为口述人张地福的奶奶钟五秀）

伯父张来发在7岁时，其父母都相继离世，是我奶奶和我爷爷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抚养成长，直到13岁。在12岁时，他就去小溪乡坳下村地主老财卢炳荣家里放牛，赚一份饭吃。伯父张来发在1916年6月出生，1929年1月参加革命，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曾在中南军大上干二大队任大队长，曾任第四野战军某部团长、副师长。解放后，任辽宁省军分区副司令员，1983年离职休养，住辽宁省大连市第一干休所。2001年病世。

在我记忆中，伯父张来发一共回到家乡六次。

1950年回家时的情景，是我父亲和我奶奶跟我讲的。我是1965年12月出生，1985年开始当乡村医生，我奶奶钟五秀是1991年去世的，享年86岁，她晚年得了肺气肿病，每次我给她打吊针输液时，都喜欢跟我唠叨有关我伯父张来发的事情。

伯父自1950年回了一次家里后，每年都会写信家里，寄钱给我奶奶用。1956年又一次回到了家里，这次回来，带了他妻子和一个儿子，我伯母的名字记不起来了，听我父亲说，我伯母是广西自治区的一个农村姑娘，很会干农活，而且很孝敬我奶奶，诸如砍柴、做饭，样样都会，我奶奶高兴地整天乐呵呵，说：“来发娶了个好老婆，这下我可就放心了。”

伯父张来发因公务在身，时隔7年后即1963年又回到了家乡，这次回来除了看我奶奶、弟弟和弟媳（即我父母亲）等一家人，主要目的是安葬他的亲生父母，并与我爷爷的墓地安葬在一起。这次伯父回来也将他儿子张小辉，女儿张小丽和新伯母一起带了回来，前任广西农村姑娘两人离婚了，张小辉是前任广西妻子生的，女儿是大连市的新伯母生的。据我父亲说，新伯母是一名大学生，大连市人，比我伯父小20多岁呢，这个新伯母对当时的农村生活很不大习惯，在祖地风水还没有完全竣工，就整天吵着我伯父要回大连去。

因我爷爷张春华、我太爷爷张继万（即伯父张来发的父亲），他们系同胞兄弟，他们同安葬在老家杉山下组，对面的山叫庙背栋上的一个黄土坡上，建造墓地的钱全部是我伯父出的，我家出劳力。在做风水时，我伯父的同胞妹妹张来凤和妹夫杨道隆（即我姑姑和姑爷），也从盘古山镇走小路过来，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安葬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要送猪肉、鸡和油炸的鱼、猪肉的，大米做的云片果子和送茶来，等等。我这个姑姑张来凤，其父母去世后，也是我奶奶和我爷爷抚养长大嫁人的，所以每逢过年时，都要送猪肉和鱼等物品给我奶奶吃，并给些钱我奶奶用。

这次我伯父因新伯母不习惯这里的农村生活，住了三、四个晚上，就急匆匆地赶回了大连市，连同胞妺妹张来凤家（即我姑姑）都没有去。

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因伯父在这场运动中没有支持红卫兵造反派，反而还保护大批的老干部，受到了排挤和打压。到1969年，他担任的辽宁省军分区副司令员一职都被罢免了，分配他回到赣州市“停职休养”，因当时赣州市革委会主任听说我伯父是半个右派分子，就给他分了一栋比较小的房子给他家住，我伯父看了房子很不满意，恰好上犹县革委会主任是他以前当师长时的一名部下，就邀请他来到上犹县居住。

在上犹县安排好一家人后，1970年我伯父第四次回到老家看望我奶奶和他的亲人们，一家人也回来了，这次回来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把我奶奶带去上犹居住，尽一点孝心。

但我新伯母却坚决反对，而且以离婚来威协我伯父，这个愿望伯父始终没有实现。有次他对我父亲说，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这次回来据我父亲后来说，伯父在我们家只吃了一顿午饭，带来一些糖果之类的，给了些钱给我奶奶，就坐车去他同胞妹妹张来凤家（即我姑姑），然后住了一个晚上就回上犹了。

（图为口述人张地福的姑姑张来凤、姑爷杨道隆及女儿）

我伯父在上犹居住的时候，我父亲和我姑姑张来凤曾多次到上犹，并带了一些土特产去看望他一家人。

1975年，我已经10岁了。我伯伯一家人从上犹回来，看我奶奶及家人。我们几兄弟很是高兴，因为有糖果之类的好东西吃，大家都知道，1975年农村也还相对贫困，有点糖果之类的东西吃真的很高兴。

我伯父最后一次从上犹回到家乡是1977年10月的一天，而且是一个人回来的。1976年国内政治运动结束，据我父亲说，我伯父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重大喜迅后，马上就写信给中央领导，汇报了自己被反革命集团排挤迫害的事情，9月份就收到了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回信，叫我伯父一家打点行李，回大连等待安排工作。这次回乡，伯父给了贰佰块钱给我奶奶，并叮嘱我父亲要买一些好东西给我奶奶吃，并对我父亲说，农民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

这次他回家乡来，上犹县委还安排了二名警卫人员，他们是坐吉普车到小溪乡龙口，当时锁龙村尚未通公路，是我父亲和我叔叔去龙口接他一行回家的。在我家吃了一顿午饭，就跟我奶奶和家人告别，立即出发去盘古山他妺妹张来凤（即我姑姑）家，我父亲也一起陪同去了一趟盘古山，这晚我姑姑安排他俩兄弟同住一个房间。当天晚上，伯父张来发很激动的对我父亲说，我的事情终于平反了，又能为党和国家做点事情了！俩堂兄弟一直聊到晚上将近2点钟才入睡，伯父还再三叮嘱我父亲一定要照顾好我奶奶，并说家里经济上若有困难就写信告诉他，这方面他来帮忙解决，千万不要去为难当地政府。同时要求我父亲这个生产队长，要带领本队社员搞好生产，提高粮食产量，让本队社员一日三餐都有大米饭吃。最后，伯父还站起来，语气坚定地对我父亲说，中央制定出台了好政策，农民过好日子的愿望在不久的将来是一定能实现的......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晚，竟然是兄弟俩、姐弟俩的最后相见。我盘古山的姑姑张来凤在2000年去世，我父亲在2013年去世。

（图为口述人张地福的父亲张清荣和母亲赖贱女）

伯父张来发在1977年这次回来时我已12岁了，当时在小溪乡左坑小学读五年级，当我下午放学回来时，我母亲跟我说，“你上犹伯伯回来了。”我问：“伯伯呢?”我母亲说，“和你爸一起去你盘古山的姑姑家了。”那时我见到伯父带了很多的糖果回来，于是几兄弟在一起美美的吃了一顿，很是高兴。当时我大哥高中毕业在左坑小学当民办老师，我父亲以为我伯伯这次一个人回来会在我家住上几天，所以当时也没有告诉我大哥与我伯父回家见个面，我们几兄弟都没有看到伯父，深感遗憾。

伯父一家和我家人，从1950年起到他1983年离休前都有书信来往，每年伯父都会寄钱给我奶奶用。但不知什么原因，他离休后，我们家曾多次写信到他工作过的辽宁省军分区，也写过信到辽宁省第一干休所，每次写的信都没有退回来，也没有回信。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连他的妹妹（即我姑姑张来凤）这个时候也写过信到大连找他，但也无回信。因每次写信都没有了回音，以后我们家和我姑姑家也就没有再给他写信了，从此中断了联系。

2010年，我父亲不幸得了小脑出血，在县人民医院的积极抢救下，转危为安，出院后结合中西医治疗，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而且能说话、能走路了，当时我父亲已经是80岁高龄的人了。在一次他感冒了，我给他打吊针，他叫我到他床前，有话要跟我讲，他说，“我老了，也没几年命在这个世界了，这次主要是讲讲你伯伯一家的事，我是走不动了，希望你们这些后生人一定要抽时间去大连市找到你伯伯一家人。毕竟他家和我们家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啊!”我父亲接着说，我伯伯是个很有义气的人，定是伯父有什么难言之隐，才和我们家断了联系。

我父亲张清荣是2013年冬天去世的，享年83岁。他是一名50年党龄的老党员，当过锁龙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里下来后一直是杉山下组的生产队长，一直干到65岁，我们几兄弟都知道父亲到65岁后，身体就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所以我们几兄弟要求他不要去当村民小组长了。说实话，我们家在左坑村来讲，孝敬父母方面，我们家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大家要不信的话，可以来问问左坑村的居民，我母亲赖贱女患有骨质疏松症，一直住在我家里，我们几兄弟请了保姆专门护理她，直到2022年去世，享年88岁。

我们家自50年代起就属于红军家属，但我们家一直很低调，我们始终记着伯父在1950年回老家时说的一句话，他教导我父亲说:“弟弟，你干万不要拿着我的牌子去向政府要这要那的，家里有经济上的困难就写信给我，我来解决。千万不要去为难当地政府。”他还语重心长的说，“国家现在还很穷，打了二十多年的仗，打得是一穷二白了，百废待兴啊！”所以，我们家始终牢记我伯伯的叮嘱，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是一家人自己克服，从来没向党和政府伸手要求什么。作为红军家属，1950年我伯伯回来后，政府给他分了一份粮田，是村里和乡政府的干部帮忙给我们家莳田、割禾，这种待遇直到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到来，也就终结了。

（图为张地福正在自己诊所里给病人诊疗）

我父母亲一共生了四儿一女，我大哥叫张流明，1978年参军在部队里考到了军校，转业后分工到江西氨厂工作，当过厂人事科科长，直至江西氨厂副厂长一职，以后氨厂改制，组织上安排他到江西国资委一家国控公司当总经理，属处级干部；我二哥叫张灶生，在长运公司上班；我叫张地福，是一名乡村医生；最小的弟弟叫张地发，曾在于都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过，以后出来了，自己买了一部车拉货挣钱。妹妺叫张良英，现住县城带孙子。

近年来，我县着力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来于都观光旅游，我们家作为光荣的红军家属，愿意为于都的红色旅游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个人觉得长征精神永不过时，长征前夕，于都百姓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打草鞋、弹棉被、加工粮食，倾其所有支援红军，于都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将继续激励于都儿女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长征精神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