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的春节,我过得很有意义。几天里,为写《回忆录》,我仔细地整理了一下有关资料。许多往事一下子涌入脑海,记忆的闸门顿时敞开。人这一生,走过的路,或深或浅,却终会留下些什么。

  作为普通的外事工作者,我在外交战线工作了34年,其中在国外使馆工作有20年。历经的大使(含代办)不下10人,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外交战士,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若有人要问,他们当中你最敬佩的是谁?我会毫不犹像地回答:是我尊敬的耿飚大使。

  我之所以敬佩他,不是他曾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当中他职务最高,也不是因为他为革命奋斗70多年立下了丰功伟绩。是因为他最有担当,最敢讲真话、最关心群众、品德最高尚!


  一、“耿飚是个好大使”

  1969年12月的一天,毛主席对周总理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为什么毛主席这样说?说来话长。

  此前,同年的5月6日,周总理向耿飚传达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中国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十天后,耿飚大使到达阿尔巴尼亚,17日即递交国书,受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总理谢胡分别接见并宴请。并进行了一系列外事活动。

  这是耿飚第六次递交国书,在此之前,他担任过驻瑞典、丹麦、芬兰、巴基斯坦、缅甸等5国大使或公使。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决定组成以军队干部为骨干的外交队伍,首先选调的是一批有能力有文化的兵团级干部出任驻外大使,耿飚就在其列。其时,他是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些军人出身的大使,被人们称为新中国的“将军大使”。

  耿飚当过多年几乎囊括各级建制单位的参谋长,每次战斗、战役开始前,他都要派出侦察兵将敌情了解透,所以他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任驻阿大使后,他用了几个月时间搞调研。阿尔巴尼亚公路质量差,从地拉那出发,向南走是海边公路,建在悬崖峭壁上,特到危脸,中国使馆就曾摔死过两个人。向北走,公路上时不时会冒出大石头。这里的人自嘲说,阿尔巴尼亚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石头,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恩惠。耿大使去阿北方重镇斯库台和毛泽东水电站时,轿车底盘就被撞漏,幸未出事。去南方时,耿飚大使到过费里、海边城市发罗那和其旁边的海军基地。除此,他还积极参加外事活动,以及帮助阿尔巴尼亚百姓收玉米等。

  通过几个月的调研,耿大使认真归纳思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第一,政治上、外交上阿执政党与中国并不一致。耿飚认为,没有什么“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在外交上只知道斗争,不会利用矛盾,尤其是对周总理1969年9月与柯西金会谈,一直持抵制反对态度(以后尼克松访华时,他们更加激烈地反对)。

  第二,援助方面,更是存在严重问题。耿大使在调查几个中国援助项目时发现,阿尔巴尼亚要援助“狮子大开口”。他们说中国有的他们也都要有,阿尔巴尼亚不产棉花,却要个纺织厂,让中国用外汇为其进口棉花,生产的棉布又要返销中国。阿要建炼油厂,中国从意大利为其进口了一个炼油厂。阿国土小,可在费里市,中国援助了几个化肥厂,年产20万吨,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耿飚大使带大家收玉米时发现,地里好多化肥用不上。他们还向中国要白糖,说中国每人省一两他们就吃不了。耿大使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的糖,还是从古巴买的,好多人一个月连一两糖都吃不上。中国人援助你们的东西,都是从嘴上“摘”下来的。

  至于军援,问题亦相当严重。中国已援阿战机100多架,阿方听说我歼7研制成功后,又多次索要,中国只好给了其10架。坦克提供了500辆,阿方称他们军队需要800辆。各种火炮就更多了。他们还向我索要了钢材10万吨,建成许多“移动堡垒”,放在田里象绵羊一样,又占土地,又用不上,只好用来养鸡。听说中国有支滑雪部队,他们又伸手要。耿大使问他们:你们国家下雪吗?!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阿军有艘苏联旧潜艇,损毁得快沉了,也让中国来修,我国派了几十名技术人员修了两年才修好。领队的副厂长告诉我,太难修了,比造艘新潜艇还费劲,造价更高。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的援助根本不珍惜,在海军基地,耿大使看到我技术人员下海捞出的电缆和零部件,占满了一大屋子。有人把无缝钢管拿回家做养花的架子,有的建厕所、修马路。耿大使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干?他们说,你们中国不是有很多吗?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要知道,中国职工10多年没涨工资了,平均工资每月才30元。

  此外,阿尔巴尼亚还提出要个“鞍钢”,后来在艾尔巴桑建成了一座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

  耿飚大使思考再三,决心给国内写信,反映这里存在的问题。为了信不落到极“左”派手里,他给主管欧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写信,让他转交毛主席。这封信长达19页,是用一个晚上加半个白天写成的。信中他提出:我援阿的效果并不好,而且造成阿有求须必应、懒惰和依赖思想,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项目和方法进行通盘考虑和重新修改。乔冠华看信后转呈了毛主席,这就有了前面毛主席对耿飚的评价。这封信也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毛主席1972年在考虑对联邦德国建交时说:“欧洲矛盾很多,局势很复杂,没有什么‘明灯’,全是胡扯的。”

  周总理也说,用钱是买不来友谊的。李先念也对耿大使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先念同志说自己也有同感,只是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其实他也在担心极左派会整他,说他执行“三降一灭”外交路线。

  心底无私天地宽,敢说真话已经成为耿飚的传统和习惯。在任驻瑞典大使时,他就建议不要在国外滥发毛主席纪念章,一是人家不一定愿戴敢戴;二是这样滥发也不严肃。很快,国内就接受了他的建议。还有一次,他在人民大会堂看到一幅名家的油画,题目是“斯大林会见毛泽东主席”,主题很好,画的水平也很高。只是耿大使发现:斯大林比毛主席画得还高这不对。斯大林是中等个子,毛主席是高个子,毛主席肯定要比斯大林高。于是,他联合几名大使向上报告,最后那幅画被撤下来了。


  二、解散“战斗队”

  耿大使对“文革”一直不理解,甚至抵触反对。他问过周总理,他的一些老战友为什么进了“牛棚”和监狱?他们都是经过几十年考验、是党和国家宝贵的财富啊!周总理对他说,有些事他也理解不了,也解释不清楚。

  在“文革”的高潮时期,耿飚为了捍卫党中央的外交路线,反对康生把该路线诬蔑为“三降一灭”,与26位大使一起写大字报支持陈毅。结果被江青公开点名,被红卫兵打成“耿黄(镇)反党集团”,从此开始了“挂牌子”、“坐飞机”,多次被批斗,还罚黄镇大使每天扫厕所,罚耿大使到食堂擦地、洗菜、干零活。是毛主席亲自讲了话,才替他们解了围。

  1969年5月16日耿大使等抵阿后,看到阿尔巴尼亚支持“文革”的调子比国内还高。到使馆后,他发现了个外交史上的“奇迹”:那天,阿外交部副部长(原驻华大使)马利列去机场迎接,老朋友见面一路交谈甚欢,耿飚大使就留马利列在使馆吃个便餐。结果他发现,代办李庭荃从地下室的厨房跑上跑下,端盘端碗,而几个肥头大耳的工勤人员却在坐着陪客人吃饭,这是违反国际惯例的,耿大使当时心里就不是滋味。

  送走客人后,他就问李庭荃怎么回事?李庭荃将耿大使领到自己办公室,关上门,如实地汇报,说在使馆里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造反队”掌权。司机、电工、招待员、理发员还有个别翻译,成立了“战斗队”,每天监督领导,斗私批修、劳动改造,外人还把他们当成了外交官。听了此言,耿飚特别疼楚,敢情在国外还有“牛棚”啊!

  从此,他下决心整顿使馆秩序。第二天他就开会宣布:解散“战斗队”,各自回原来岗位好好工作;政治学习由他辅导,学习一段后开座谈会,亦可把心得体会写成文章,在“宣传栏”里发表;接待外宾由外交官负责,工勤人员一律不能参加。

  耿飚大使就任后,李庭荃代办可以回国了。而“造反派”们在鉴定会上,给李庭荃提了多条意见,企图全盘否定他。耿大使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亲自给李庭荃写了鉴定,将其称为“三忠于干部”,这在当时是最好的评价。所以一回国,李庭荃就被任命为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1973年8月,又被任命为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大使。

  整顿一段时间后,使馆工作变得井然有序,“造反派”们也不敢闹腾了。

  一天上午,那位“造反队”骨干胖司机悄悄找到我,问我“那件事”告诉过耿大使没有?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过一会才想起来,他说的是耿大使来之前几个月发生的事。我跟他说,你不提我还忘了,怎么能汇报!

  事情是这样,一天下午我去李钟玄武官办公室找他,当时我在研究室工作,研究室由外交部负责。看见这个胖司机正堵着李武官的门不让出来,非要让他立即表态才放行。因我与李武官曾一起乘火车经苏联来阿,所以比较熟,便问李武官咋回事。李武官说,今晚要传达个文件,外交部规定传达到干部,这个人非要让传达到工勤人员,我没同意。

  当时胖子司机见了我,讽刺说:“看看,又来了个小干部!”我当时年轻,一听这话火气就上来了,就吓唬他说:你是外交部派的司机,部里的规定不执行,还想不想在这里干了?我一边说,一边拉开那司机,给李武官解了围。

  这一次,胖子司机找到我,是想感谢我,说若不是我,他可能要犯大错,搞不好就得离开外交部。我跟他讲,李武官是战斗英雄,抗美援朝时当过44师副师长,180师代师长,攻坚克难,立下赫赫战功,就凭这点也要尊重他。后来,李钟玄奉调回国,当了两年总参情报部副部长,后经周总理提名,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和政委。


  三、人格魅力是点滴积存起来的

  马克思说:有才智的人总是被无形的线和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

  耿飚大使就是这样一个紧密联系群众的人。他关心馆员,不摆架子不训人,在使馆里有很高的威信。

  使馆院里有棵大树,树冠婆娑,形如巨伞,树下放着几条长凳。耿大使每天午饭后,就坐到树下,与大家摆“龙门阵”。我自小爱听英雄故事,便每天都不放过这个机会。耿飚讲的内容很多:东西南北、古今中外、海阔天空。特别是红军5次反“围剿”、长征中强渡乌江、攻占娄山关、强渡大渡河等,精彩异常,听得大家津津有味。

  他说,1931年2月,为反“围剿”需要九师成立教导队,身为师作战科长的他,被任命为队长兼指导员。早上训练时,60人实到59人。耿彪派人去找,叫了两次人才来。那位战士来了后嘟哝了一句:“我懒得了!”耿飚一听来了火,打了他一拳。晚上“士兵委员会“开会,大家批评耿飚,说他违反了“古田会议决议”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为那个队员是湖南永兴人,他讲的是该县方言,意思是“我病了”。耿飚一听,就说,明白了,我搞错了,认罚。就这样罚了耿飚一块钱。一块钱,是当时他一个月的津贴费。有错必纠,磊落光明,这是耿飚的一贯作风。

  后来,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件事。1984年5月25日,耿飚前去参加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遭到了香港记者的围堵,问他关于香港驻军问题。耿飚当时正忙于“世界议联”的事,对香港问题过问很少,便应付了几句。

  上午散会后,彭真委员长告诉耿飚,香港报纸报导了他回答的关于在香港驻军问题,该报道使邓小平发火了。下午,在听取港澳工委负责人汇报时,邓小平又说:“耿飚对香港记者说,中国不会向香港派出驻军……他根据什么讲这些话?”当时,邓小平认为,在香港驻军,一是象征我国恢复主权;二是对香港来说,也是一个稳定因素,所以必须坚持,不能退让。

  5月28日,耿飚为此写了检查。他写到:费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话,政治上影响很坏,使党和国家蒙受严重损失。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地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地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作座右铭。请丕显同志转彭真同志。

  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一句赘言,不强调客观因素,只查找主观原因。耿飚的自我批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以及知错就改、勇于认错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的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耿飚彻底的自我批评精神,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谈香港驻军时说:“我们的同志,主要是耿飚同志讲,中国不会派军队去,这就走火了。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耿飚关心群众,关怀部属,特别是对我们年轻人经常进行思想教育。他说,你们要感恩,没有党和政府,别说上大学,出国深造、当翻译和外交官就更不可能了。

  因为我是使馆俱乐部主任,加上经常坐其对面听故事,也引起了耿飚大使的“关注”。在学习会上,他经常对我的发言给予好评。他见我愿打篮球、乒乓球,在双杠上也能做几个动作,就鼓励我坚持锻练。他说自己从小练武、会轻功,所以他在五次反“围剿”中和抗战时期,基本上都是骑着马抡马刀。他的话使我受益匪浅,至今身体尚可。

  1970年4月,我利用假期回山东老家完婚,5月初来京住在外交部招待所。

  听说耿大使手术后在家养病,我与爱人就决定前去拜访。耿大使和兰香大姐一起热情地迎接了我们。看到我们送的高粱饴喜糖,他们很高兴。我们四人一边品茶,一边聊天,其乐融融。

  我和爱人告诉他们,路过济南时,曾去看过他们在济南南郊化工厂工作的小女儿耿焱,她情况不错,让他们放心。大使对我说,你们现在两地分居,生活上一定会有些困难,但你爱人是大学本科生,国家以后会管的。我也说,我现在国外工作,不着急。

  此后过了几年,部里出面通过北京市人事局,将我爱人和两个孩子调到了北京,安排我爱人在部里旁边的地质研究所工作。因她表现好,第二年就被聘为化验分析工程师。

  那一天,本来大使夫妇要留我们吃午饭,海军司令肖劲光打电话要来看望耿大使,我们便主动告辞了。

  我阿尔巴尼亚留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文委派我到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文化处工作。文委解散后,我来到外交部,在研究室工作。回国休假后,总参二部调我到使馆武官处。耿大使知道后,让姬鹏飞部长夫人,时任外交部人事局代局长的许寒冰挽留我。我对许局长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但当兵是我自小的理想,我还是想去。耿飚大使见我态度坚定,就放行了。1976年,中阿关系破裂后,我奉调回国。因我在大学学过4年俄语,成绩不错,于八十与九十年代被派往前苏联、俄罗斯工作了两任,作为陆海空军副武官、陆海空军第一副武官,共任职8年。

  我对耿大使的放行一直心存感激,因为这使我开辟了另一个崭新的工作天地。


  四、故地重回感怀深

  1996年6月,离开阿尔巴尼亚20年后,我又回到了地拉那,担任驻阿大使馆陆海空三军武官。

  我的老朋友、原国防部外事处副处长科兹玛告诉我,1976年11月1日至7日,阿党召开“七大”。霍查在报告中对中国进行露骨影射和攻击,完全公开了两党的分歧,并对内进行残酷镇压。杀害了国防部长巴卢库、总长杜米、总政主任恰科。国防部处级以上干部,除1人外,全遭其杀害或监禁。科兹玛本人就在监狱里待了十几年。 

  阿尔巴尼亚老百性说,霍查最大的功劳就是建立了同中国的友谊,最大的罪恶就是破坏了这一友谊。

  到任后,我到中国援助的一些项目进行调研。所到之处,触目惊心。我看到,除了水电站还在运转外,其余项目全在动乱时被捣毁,机器被砸了卖碎铜破铁。尤其是,当我站在艾尔巴桑中援钢铁联合企业时,偌大的车间空空如也,只剩下窗户上被敲碎的玻璃随风作响,心里难过至极。此时,我不由地想起耿飚大使,并从内心里由衷地敬佩并感谢这位不怕误解,敢说真话的外交官,他的那封秉笔直言的信,及其所提供的战略情报是多么及时,又多么重要!

  在一次招待会上,我见到了霍查夫人湼奇米叶·霍查。她说,大国看事比小国境界更宽,湼奇米叶·霍查总算说了句真话。她也是亲身感受到了阿尔巴尼亚国人民的愤怒,老百姓把霍查的塑象全部推倒,把塑像脑袋砸成碎片。

  我到任时,握有实权的是阿尔巴尼亚的“造反派”,他们的口号是“反共不反华”,目的是想继续得到中国的无私援助。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一件是,阿军买了我500发便携式导弹,每发一万美元,总金额500万美元。签约仪式开始后,喝了香槟酒,记者拍了照,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先签,签后递交我签。我看了一下,完全不是商定好的格式,付款方式和违约索赔两项全删掉了,显然是个圈套。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不好发火,只说了句:我英文不好,要带回去查查字典再签。他们见我没上当,第二天,让外事处长又把商定好的合同送我签了完事。

  另一件事是,我援阿大量的飞机、导弹、大炮、坦克等武器,20年失修,有些已失去战斗力。阿国防部让我到几个军事基地看了看,然后拟了个大单子让我方提供。我说,这些型号的零件如果还在生产,我们可以提供,但需要你方用外汇买。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提及,可见他们想的是什么。

  1998年10月,奉调回国后,我一直想见耿飚大使,向他汇报在阿所见所闻,我想他一定会对此感兴趣。但见他一直太忙,就想等一等再说。那一次在大使家里见过耿飚后,不久他便自阿调回,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被任命为中联部部长,以后又升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被选举为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直到2000年6月29日,从301医院传来了他辞世的噩耗。我悲痛之心,难以言表。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将耿飚的一生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同一年的国庆节,耿飚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常青树下。

  那些天,我一边难过,一边为他祈祷:耿大使,您太累了,您为革命事业奔波了70多年,在天国,您好好安息吧!您的高贵品德和丰功伟绩将会永远传承下去,百世流芳!


  照片说明:

  1、耿飚大使接见部分援阿技术人员,作者在后排左数第一位

  2、作者和李钟玄武官在驻阿使馆门前合影

  3、驻阿大使耿飚和夫人赵兰香等参加助农劳动

  4、阿尔巴尼亚的“移动堡垒”

  5、耿飚同志接见美国飞虎队旅游团。前排左数第四位是耿大使,其旁边是陈香梅女士。

  照片3取自“耿飚将军研究会”网站,其余为作者提供。


  参考书目:

  《耿飚传》,作者:孔祥琇。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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