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一部惊天动地的歌名史诗 
（接上）
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是新中国阵容最大的演出队伍，全国最顶级的创作专家，文艺界最知名的演员。更为令人惊叹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来自《东方红》排练的人民大会堂，早于新华社向世界播发的新闻。
3700多人的创演阵容令人震撼
周恩来强调说：《东方红》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用最好的演员来唱。全国顶级的文艺创作专家、知名演员纷纷云集到北京。
演员队伍来自除驻京的各个中直文艺团体及总政、空政、海政、北京军区、铁道兵、工程兵歌舞团参加之外，中央军委又将沈阳、南京、广州、济南军区等歌舞团的演员迅速调集北京。还有数百名工人和学生业余合唱团的成员，整台大歌舞动用了强大的演出阵容，包括乐队、合唱队和舞蹈队等，来自70多个文艺团体。
此外，还从北京、上海等地精心挑选了一批文艺精英，著名的诗人阮章兢、贺敬之、乔羽等，著名的作曲家安波、马可、吕骥、时乐蒙、彦克等，还有不少戏剧学院和中央歌剧院的精英。魏风、乔羽、徐怀中、张士燮、任红举等分别担任文学组、音乐组、舞蹈组、舞美设计组组长。《东方红》荟萃了当时国内一流的编导、作曲家、歌唱家、舞蹈家等各类艺术家。编导组以陈亚丁、周巍峙为首，音乐创作组组长是著名作曲家时乐蒙；指挥组组长是著名指挥家严良堃，舞蹈编导组包括了以查烈为首的29人。
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人员共计3700多人，这样规模宏大的演出队伍至今没有突破。
《东方红》整场演出当中，用到的大大小小、中外样式的服装，共有4000多套，有的演员在一场演出中，就需要换装五六次。要管理好这么庞大的演出阵容，管理好数以千计的服装、道具，确保演出秩序不容有失。为此，剧组采取完全军事化管理，3700多人的演出队伍，无论何时都井然有序，表演时，道具、动作不会有一丝差错。候场时，全体演员一队队整齐地排着，像一支正规的军队。
1964年8月12日，参加《东方红》演出，来自全国各大军区各大文艺团体和学校的精英们全部到北京西苑宾馆报到，周巍峙做了动员之后正式开始排练，全面铺开分场次、分段落，随即大家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之中。由于时间紧迫，这台大歌舞没法预先把剧本创作规划好，只能一边修改，一边排练。大家发挥积极性，奋发创作，常常工作到半夜也不睡。此时距离“十一”国庆演出只有50天。
整个排练的过程可谓是艰苦卓绝，演员们进行连班倒，昼夜不停的在舞台上来回训练，正值盛夏，很多舞蹈演员穿着厚厚的服装来回奔跑，据胡松华回忆当时经常有舞蹈演员的汗珠随着动作飞到他脸上，汗如雨下一点儿都不夸张。上千人的合唱队每次排练都要站很久，人和人之间紧紧排列密不透风，再加上高强度的排练，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在剧组进入人民大会堂合练之前，3700多人的排练分散在20多个场馆进行，北京地区所有文体团体的训练场馆，以及戏院、体育馆、博物馆，甚至旅馆大厅都用来做训练场地，供演员们分场次同时训练，日以继夜，加班运作。
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全体演员在后台分一、二、三梯队上下场，从头到尾井然有序，大家都保持安静，在后台听不到一点多余的声音。
为了鼓舞大家的意志，排练完，负责人还组织演出队互相学习观摩，对表现突出的团队和个人，以快板等形式在全队面前予以表扬。就这样，在那个物质条件艰苦的年代，全体演职人员在无报酬的情况下，齐心协力，用真情实感奉献出了一台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为一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1964年9月中旬到27日排练，周恩来几乎每晚必到。《东方红》舞蹈编导孟兆祥回忆说：周总理总是在深夜一两点钟来，和编导讨论，确定史诗的主题和重要情节，审改朗诵词、词曲等，并征求彭真、陆定一、周扬、郭沫若、姚溱等人的意见。周巍峙回忆说：周总理每次都非常认真仔细地修改，并很快退回来，从不耽搁。乔羽回忆说：我们每拟好一段稿子都要送给他看，他看得十分认真，并仔细修改。他经常拿着修改好的稿子问：这个问题查到没有？毛主席著作中是怎么谈的？有时我说没查到，他说他已经查到了，你看这样改行不行？望着他那疲倦但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我真是感动极了。
舞蹈家刀美兰回忆：“在《东方红》里担任花环舞的领舞时，我才19岁，是东方歌舞团里年纪最小的演员，舞蹈家赵青、崔美善等都是我的姐姐。作为傣族人民的代表登上首都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为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全国人民跳舞，真是无比的荣耀和幸福，所以每一场排练我都很激动。”
“那时演出条件很艰苦，没有现在这么多种类的高级化妆品，演员所需的化妆品就是三大罐——粉色（粉底）、红色（胭脂）、黑色（眉及眼影）。化妆时，所有人用手抠出一块来涂抹。所以，还不擅长化妆的我经常化得红一块、黑一块的，被大伙儿笑。抹头发的头油也不是很好用，由于自己的头发太顺滑，很难盘起来。为了固定发型，我就想出用粘信封的胶水抹到头发上的点子。大伙儿又都笑我。为了演出，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刀美兰回忆往事别有一番感慨。
周巍峙回忆，定于9月15日进行彩排，演员们实行了连班倒。排练的问题经过总理批示后，一有什么要求马上进行修改，属于“流水作业”，整个剧组，成了“不夜组”，有时候连小便都要憋着。
音乐组的团结一心，至今回想起来，令人感动。孟兆祥说，当时，音乐组的成员皆为远近闻名的作曲家，如时乐蒙、李焕之、李劫夫等，这些老将都不计名利地抱作一团共同创作。如第二场的《井冈山》、第三场的《长征》和第五场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可谓是贯穿《东方红》的三大主干歌曲。演出问世后，这3首合唱歌曲迅速风行全国，而这些歌曲的创作过程是现在的作曲家们难以做到的。对于一个主题，作曲家们先分头创作，然后把各自的作品上交组织，组织把这些作品集中编号，不记名，然后开会讨论。会议一般由组长时乐蒙主持，由声乐演员逐一视唱作品，但不公布作者。唱毕，组里所有成员对这些作品评估。由于是不记名，所以大家的评审是公平、公正的，有的说2号作品的头两句节奏好，5号作品中间旋律动听……会后，时乐蒙把所有的意见归纳，最终把大家都称赞的乐句串联成一首歌，《东方红》中许多动听的歌曲就是这么创作出来的。这也是《东方红》的创作能够高速、高效的根本原因。
李光曦是在1964年9月中旬接到通知去人民大会堂参与《东方红》演员选拔的。他要参演的是《东方红》第四场“抗日烽火”的《松花江上》，是一首抗战时期代表性歌曲。李光曦回忆说，在演出中，我与另一位女演员扮演成兄妹，因家乡遭日寇侵犯，流亡他乡。演唱时我感情很投入，唱起来声情并茂，演唱很快就通过了。总理夸奖唱得好，并又提出建议：原歌词中的“爹娘啊”更多表现的是个人情感，能不能改为“同胞啊”，这样情感表达就更宽广厚重？大家一致认为总理的提议非常好，歌词由此作了修改。
李光曦说：“能够参与演出《东方红》是我一生的荣幸，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种种细节我记忆犹新”。
1964年，刘秉义刚刚结束了去欧洲的随团演出，就接到周巍峙的电话，让他休整两天后，到《东方红》排演组报到。
《东方红》中，有一段为毛主席诗词《西江月·井冈山》谱写的曲子，由寇家伦演唱。但作为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从排练到演出，一个人去演唱这首歌承担不下来，一旦出现特殊情况，不能影响正常演出。刘秉义就是来参加这首歌的演唱。
令刘秉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东方红》排演时严谨的组织纪律性，“就跟作战一样，管理也是军事化作风。台下观众上万，台上演员有3000多，换场时经常是几十人上上下下，不但不能出现混乱，连一秒钟都不能耽误。”刘秉义很是惊讶：“我就像是一名新战士步入军队一样，感觉这里真是一个大熔炉”。
有一次，来自日本的一个团体在演出结束后，提出想去参观后台，周恩来总理通知后台等待。结果，外宾到后台发现3000多位演员没有一位离开，参观之后20分钟，3000多位演员又都全部撤离，衣服道具放得整整齐齐，桌椅一尘不染，刚才热热闹闹的演出现场，安静得一丝声音也没有，外宾看到后非常震惊。
刘秉义说：“我非常怀念那种精神，每个人都不计较，让演什么就演什么，毫无怨言。在参演过程中，我们同时接受了一次革命历史教育。我们从中汲取做人的道理，也汲取艺术成长需要的营养”。
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总理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从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他无不亲自过问。
艺术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对此，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正确表现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主题确定了，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还处于探索阶段。正如周恩来所说：“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
在谈到如何表现我党经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武装斗争时，周恩来说：这五个阶段各有不同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把握了这五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特色。《东方红》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后来，3个方面军都表现了，欢庆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歌也是周恩来亲自改定的。
中国革命有大革命时期、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五次大仗，总理要求大家，五次大仗要有5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可以这样说，《东方红》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甚至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1964年9月24日晚，西花厅里进行了十几个小时的审查工作，周恩来总理在灯下，逐字逐句地修订了《东方红》的朗诵词。等总理完成了最后审订工作，天空已经发白。正式公演前预演过8遍，周恩来竟然看了5遍。从开始排练到电影《东方红》摄制完成，周总理总共去过剧组26次。
周恩来一向强调艺术民主，谈自己的看法时总是先声明：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可能没有感触，包括文艺问题。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一名年轻演员当时感叹道：“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得多”。
《东方红》实施五级审查制度，周总理说，许多问题不是由他一个人能定的。实行了五级审查制度：周总理一级，文艺界一级，彭真、陆定一一级，刘少奇一级，还有毛主席一级。
在排练过程中，周总理曾经请陈毅、贺龙等老帅来观看，罗瑞卿到剧组的次数也很多。他们也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比如井冈山会师、秋收起义等几场戏中，旗帜上的字，演员的服装等细节问题。
在周巍峙的记忆中，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来过一次排练场，周巍峙还曾就安源大罢工的一个历史细节向他求证。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9月25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最后一次彩排。经过50多天的紧张创作、排练，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国庆15周年期间正式公演。
10月2日晚8点整，来自各国参加国庆观礼的贵宾、工农业劳动模范、陆海空三军战斗英雄、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各界群众代表共一万多人，观看了演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陈毅等领导出席观看，前来参加中国国庆活动的各国外宾也应邀观看。大幕落下的那刻，观众的掌声、欢呼声，盖过了一切。《东方红》首演大获成功，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台戏给予了高度评价，外宾也纷纷向中国表示祝贺。
《东方红》首演成功后，又接连在人民大会堂连演十余场，盛况空前。
1965年国庆节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虽然告别了舞台，但是周恩来的心却没有告别《东方红》。也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到西花厅，综合中外朋友的建议，提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大歌舞指挥部扩大和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文化部电影司的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3个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薛伯青、钱江等为摄影。为了加强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东方红》电影导演团。
著名摄影家徐肖冰回忆：周恩来指示在拍摄电影时：“你们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领袖这一点”。
1965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被拍摄成电影，《东方红》三个字的电影片头是从鲁迅先生的字体中挑选出来的，当年10月1日在全国上映。
第一颗原子弹“引爆”演出现场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排练、演出过程中，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花絮，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来耐人寻味无穷。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到16日结束，共演出了14场，场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宏伟，轰动了整个北京城。为了庆贺演出的成功，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接见全体演职人员。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两点，所有《东方红》演职人员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集合等待国家领导人接见。
下午三点，原定的接见时间到了，领导人却没有来。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一直等到傍晚时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等领导人才姗姗来迟。
在接见和合影结束后，毛主席在退场时小声问周总理：“要不要将那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周总理笑着说：“我向大家宣布之后，全场的人都会高兴得蹦起来的。”
原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们迟迟不来的原因是在等待一个重大的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傍晚时分，核试验前方传来消息证实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毛主席想让周总理给《东方红》3700多演职人员一个惊喜。
送走毛主席，周总理返回到会场给大家讲话：“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三个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号，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今天，我国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周总理话音刚落，接见现场像放了颗原子弹，全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有人开始蹦跳起来，接着更多的人也跳动了起来，欢呼叫喊声的浪潮在大厅里发出轰鸣，人民大会堂地动山摇。
于是，《东方红》的演职人员们成了全国最早知道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的群众，甚至要早于新华社通稿几个小时。这个惊喜是他们为《东方红》付出的最大奖励。
更巧的是在中国原子弹爆炸的同一天，与中国势不两立、当年撕毁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合同的苏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赫鲁晓夫下台，成为当时中国爆发的两颗欢乐的“精神原子弹”。
《东方红》在排练过程中，像“第一颗原子弹引爆演出现场”这样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
入选《游击队歌》的故事。《东方红》歌曲入选的标准是充满激情，高亢嘹亮的歌曲，相比之下《游击队歌》缺乏高亢，轻快有余。开始时，有人不同意选用这首歌，说它过于轻松，与抗战的激情不协调。但周总理却认为，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参加抗日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的作品。革命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松的东西，有统一也要有变化，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应该是丰富的。
周总理的话使主创人员受到很大启发，大家豁然开朗，从艺术风格的角度理解革命文艺特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剧组大胆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和表现手段，西洋独唱、民歌独唱，荟萃一堂，西洋乐队和民族乐队同奏一个调，舞蹈不仅表现了多民族特点，而且也表现人民生活、战斗场面等，从而使这部史诗式的大型歌舞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
邓玉华扮彝族姑娘演唱《情深谊长》的故事。“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啊，红军是咱们的好兄弟，长征不怕路途遥……”这首名为《情深谊长》的歌曲，表现的是红军经过云南彝族地区时的情景。在《东方红》排演中，这首歌最初采用美声唱法，但效果不理想。于是，周总理指定邓玉华将这首歌由美声唱法改为民歌唱法，并由她装扮成一个彝族姑娘来唱。
《东方红》首演的时候，邓玉华并不在北京，而是跟随东方歌舞团在非洲、西亚的５个国家进行演出。回到北京后，邓玉华就接到了《东方红》导演组的通知，要演唱其中表现红军过彝族聚居区的歌曲《情深谊长》。
接到演出任务，邓玉华又高兴又紧张：“《东方红》作为向新中国成立15周年献礼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集中了艺术界3000多位演员，其中包括很多有造诣的艺术家，我感觉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
《情深谊长》并不是为《东方红》专门创作的，它原来是济南军区歌舞团排演的舞剧《红流》的插曲，由戚东升作曲，王印泉作词。选入《东方红》之后，词曲又做过修改。
为了唱好这首歌，邓玉华极力去体会这首歌所蕴含的感情。她把自己设定为彝族的一位小姑娘，爸妈都是最底下的农奴，红军过彝族聚居区，给他们讲道理，指引他们翻身做主人，彝族同胞对红军怀有深切的情谊。邓玉华就是怀着这样的情感演唱这首歌的。
这首歌本来是用美声唱法演唱的。在排演这首歌的过程中，周总理对邓玉华说：“小邓，你的声音很好听，要好好向王昆、郭兰英学习，唱好咱们的民歌，也希望你学一些西洋唱法。”
“周总理对我说的话指导着我的演唱，结果我就按照周总理的指导，以民族唱法为主，结合西洋唱法完成了对这首歌的演绎，很多人听过之后说令人耳目一新。”邓玉华说。
邓玉华起初唱这首歌老是跑调，但她没有退缩，仔细研磨，反复尝试，不断演练，经过十多场演出后，终于将这首歌唱到了炉火纯青，成为《东方红》中的一个亮点。
后来有人问邓玉华：“《情深谊长》是你首唱的吗？”她说：“不是”。又有人问：“为什么现在播放的都是你演唱的版本呢？”邓玉华就说：“《情深谊长》的民族唱法的首唱是我”。《情深谊长》成为邓玉华的成名曲，她甜美的歌声和俏丽的彝族少女形象，深深留在了观众的心中。
胡松华从写《赞歌》到唱《赞歌》的故事。胡松华原定在《东方红》第四场中担任《松花江上》的演唱。周总理提出为增强祝贺新中国诞生的欢庆气氛，在第六场前段加入一个男高音独唱，最好采用蒙古族的音乐风格。当时胡松华刚在内蒙古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采风活动回京，并且他的成名曲《森吉德玛》和《丰收之歌》是他自己编创的，加之当时专职的词曲作家大部已经完成任务回原单位了，所以创作和演唱这首新歌的任务就落到了胡松华身上。
正在北京参加《东方红》排演的胡松华在半夜12点接到了新的紧急任务：连夜拿出一首蒙古族独唱歌曲。胡松华既激动又紧张。胡松华赶紧跑回住地写歌词，美丽草原上那翻腾的草浪、热情好客的牧民，以及草原人民对党的深情很快在他笔下汇成了一曲优美的《赞歌》：“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
第二天一早，当编导们看到胡松华交上来的歌词，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周总理对歌词欣赏地说：不要请作曲家另写曲子了，就采用民间流传的曲子改编。于是，胡松华又以蒙古族牧歌《小黄马》的曲调为这首歌谱了曲。编曲的新歌上交领导。经过紧张的乐队配器、编舞及合乐排练等，两三天后，周总理和陈毅元帅观看了《赞歌》的演出，高兴地一遍通过。随着《东方红》的演出，《赞歌》在亿万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感情共鸣，成为传唱至今的一首经典之作。
王昆和丈夫周巍峙共同助力《东方红》的故事。周巍峙与王昆相识于1939年，当时周巍峙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河北唐县，有人对他说：“唐县妇救会有个女干部歌唱得好。”当他听罢这位14岁少女的歌声，情不自禁地发出“真行”的感叹。这个女孩就是王昆。经过4年的相处彼此生情相爱，两人1943年结为夫妻。
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周巍峙担任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王昆则是《农友歌》的演唱者。早在解放前王昆就以扮演《白毛女》中喜儿广为人知。在《东方红》中王昆在“秋收起义”一场中领唱《农友歌》，当时３９岁的王昆嗓音嘹亮、气宇昂扬，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王昆回忆说：“我参加《东方红》演出时，导演让我唱《农友歌》，我想一定要唱出特点来。”为此，一向积极探索中国民族唱法规律的王昆在作曲家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二度创作。“当时我找了湖南的同志跟他们学说话，后来就成为现在的版本了。”王昆在作曲家原有的曲调上，融进了湖南民歌的韵味，非常有特色地唱出了“往日穷人矮三寸（哪），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哪）……粗黑的手哇掌大印（哪），过去咱农民，如今咱当家做主人（哪），共产旗帜照人心（）哪……”这歌声让翻身当家作主的劳苦大众心怀激荡，让广大劳动人民扬眉吐气！演完后原作者相当满意，《农友歌》也成为了传世之作。
当年，毛主席在看到王昆演唱的《农友歌》时，兴奋地作出了一个威武姿势，并称赞道：“很有当年湖南妇女的革命气概哩！”周总理则多次称赞王昆道：“王昆，你是２０年前《白毛女》，２０年后《农友歌》啊！”
毛主席和才旦卓玛握手的故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各民族演员的一次盛会，从西藏第一代歌手才旦卓玛也有幸入选，她在《东方红》中以一首《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亮出了自己浑然天成的嗓音，她的名字很快随着这首歌响遍了大江南北。
才旦卓玛回忆：“周总理指示，少数民族自己的人能做这个节目，你们想办法和少数民族演员联系，让他们来参加。”后来，才旦卓玛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告诉她：“文化部来了通知，北京搞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让你参加演出。”
当年《东方红》的演出取得空前成功，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东方红》全体演员，当时毛主席要和大家合影留念，才旦卓玛的位置正好在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座位后面，她多么盼望能和毛主席握握手，表达一声问候啊！但她不敢这样做，因为怕违反纪律。
周总理看出了她的心思，拉着她的手对毛主席介绍说：“主席，她就是才旦卓玛，藏族歌手，领唱《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的就是她。”毛主席亲切地看着才旦卓玛，连声说：“好、好！”边说边把手伸过去。才旦卓玛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手。她也成为这次会见中唯一与毛主席握过手的演员，令在场的人羡慕不已。
多年后，才旦卓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激动不已：“当年我是唯一一个跟毛主席握手的演员！毛主席握着我的手教导我要好好唱歌，要为西藏人民多作贡献。后来，所有的演员都争相和我握手，他们认定我的手上还有主席传递的温度”。
谈到参加《东方红》演出的经历，才旦卓玛说：“《东方红》演出的过程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党对少数民族的关心。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幸福。”
《东方红》第三场戏《万水千山》这场歌舞反映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东方红》中的重头戏。大歌舞领导小组决定用毛主席那首《七律·长征》作为主题合唱曲，用歌舞形式生动地再现这段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
大歌舞音乐组便收到30多份《七律·长征》作品，他们将这些作品不署名地编号印发，由合唱队试唱、录音，然后讨论。经过反复试听，音乐组最后选定了由作曲家彦克为毛主席《七律·长征》谱写的曲子，并组织人员修改。彦克随后又为这首主题曲突击创作了管弦乐伴奏总谱，使之与主题合唱曲相得益彰。
后来，彦克谱曲的《七律·长征》以首雄壮激越、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旋律在《东方红》中一唱成名，在全国文艺界闻名遐迩，传唱至今。
《东方红》能够取得良好的演出效果，舞台灯光功不可没，但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没有现代科技的手段，采用了当时的“顶尖技术”——幻灯片，舞台背景全靠幻灯打出来。因为人民大会堂舞台太大，宽28米，高18米，又太深，幻灯离天幕距离又远，场景变化又要求迅速，最后总理批示从上海请来制灯专家蒋祖泉。当时的灯光师绞尽脑汁，下尽苦功。巨大背景图案黄河、长江达800平方米，是由200多个小幻灯同时投影到天幕上，拼接组合成的。在这个背景上还能看到流水、飞云、光芒等动态情景。
由于人民大会堂的舞台又高又宽，工作人员就在舞台前面摆了好多台幻灯机，然后在幕布上划分好区域，每一台幻灯机照一个区域，拼成一整幅背景。当时的幻灯机也很落后，没有自动换片的功能。灯光组的工作人员只能趴在舞台的台阶下面，用手一张一张地来回换。负责红蓝面光的工作人员也一样，在顶棚的灯架上手动换灯光片。两组人员都得在观众入场之前到位，演出结束后才能离开，每天都要上天入地好几个小时。
《东方红》中还有红旗飘飘、黄河水波粼粼从天而降、火山爆发等壮观的背景，在当时没有数码、动画之类的高科技手段的情况下，这些舞台效果也是用土办法营造出来的。“红旗飘飘”和“水波粼粼”，都是在灯光前面放一个类似竹帘子的东西，来回地晃，灯光透过竹帘子的缝隙透射出去，形成效果，使人耳目一新。
1964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位大学生写的《东方红》观后感，文中写道：“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不仅是一场很好的歌舞，而且是一部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是党领导下40多年革命斗争的缩影，是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它赋予了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当时清华大学水利河川枢纽专业的学生胡锦涛。几十年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经久不衰，其中的许多歌曲数十年来一直在人民大众中广为传唱，成为名副其实的“二十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