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延安才知道，在历法上当地实行的是“双轨制”，即城镇使用阳历，农村使用阴历。阴历既没有“礼拜天”，也不认可国家法定节假日。但阴历的“节”多，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节，农民月月“过节”，做一些该节应吃的“美食”，十分惬意。

　　虽然没有“礼拜天”，但农村有“赶集日”，即十天就有一个集市，许多农民届时赶到集镇去做农产品交易，也有去逛一下，了解市场价格，甚至有人会去沟通一些婚介信息。

　　知青入乡随俗，也习惯了按阴历计算日子。

　　赶集的日子，即使没有什么农产品可买卖，知青也会去凑热闹。买些盐、牙膏、肥皂等生活用品还是到供销社去。只是觉得在村里久了，如“坐井观天”，“逛逛集”、见见同学，也是一件乐事。所以每次去集上，都能见到知青。

　　下乡一年多后，和我一同插队的知青都离开了，村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成了知青点的“光杆司令”。

　　夏天，队里会分一些回子白（圆白菜）等蔬菜，我一个人吃不了，放在窑里，每天晚上会有大批老鼠从各个鼠洞汇集而来，光顾这些蔬菜。它们上窜下跳，尽情地啃食，动静极大，搞得盆钵乱响，让人睡不着觉。在啃食“策略”上，老鼠们往往采取“合围”的战术，一夜只吃一棵白菜，吃得只剩下菜帮子方可离去。第二天再“合吃”另一棵菜。

　　老鼠太多，无法制止它们的行为，队长建议，不如把一时吃不完的菜蔬到集上去卖掉。于是我打破知青从不参与集市贸易的惯例，破天荒地装了两筐回子白，挑着担去赶集。

　　到了集市，我按规矩挨着老乡蹲了下来，把两筐菜摆在面前。集市中间是顾客来往的通道，两侧陆续摆上了待卖的各种农产品。有装在布袋的粮食、有扎成捆的整摞烟叶、有各种瓜果、菜蔬，以及粮菜籽种。猪、羊，以及驴、牛等大牲畜则放在集市尽头的专门区域售卖。

　　我发现，几乎所有卖家都没有做买卖应必备的交易工具：“杆秤”。尽管我也没有秤，但我很好奇。没有了秤，老乡们如何计算数量呢？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粮食类交易使用“升子”。这是一种容积式计算器。它开口大，底部小，是梯形状的木制方容器。一升粮食的重量大约三斤多。买卖时为了显示诚意，使用升子时粮食往往会冒出容器的平面，多装了一些。

　　一些差别不大的东西，则论“个”或论“堆”出售，有论“筐”的。也有北京话“包圆儿”卖，即整体出售的。

　　报价都是参照周围同类商品的具体售价。但在实际交易时，交易时往往采用“袖谈”的方式，双方握住右手，藏在袖内，通过捏对方的指根关节来报价，对方也捏另一方的指根关节来还价。通过面部点头或摇头来表示自己的意见。这种方式不用语言交谈，具有绝对的隐蔽性。

　　我不会“袖谈”，也不在意卖多少钱，好奇的是成为集市交易的一员。不料，有知青看不惯了。王庄某一女知青游逛过来，看到了我，大惊失色，竟大声呼喊着“李某某卖东西了”，转身跑着而去，可能要当作“重大新闻”告诉同学。声音之大，吃惊不小。

　　插了队，住在农村、干在农村、户口也成了农民户口。大部分知青还是觉得自己与农民不同，不屑农民式的生活方式。我则不同，村里只有我一个知青，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都是老乡，吃饭也在老乡家搭伙。活在农民之中，乡民的生存方式完全取代了我的生存方式，利益相关，自己不是农民是什么？

　　老乡并不见外，我蹲在乡民之中，他们熟视无睹，并没有觉得奇怪。说明老乡们已经把知青当作自己人一样对待了。

　　知青为了达到与老乡的“同化”，不仅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用与他们相同的语言、过着与他们相同的窑洞生活、和他们同风雨、同流汗、同甘苦、共奋斗，晒脱了几层皮，脱胎换骨一般，经受了多少不堪回首的困苦。终于，被乡亲们逐步认可，刚下乡时老乡到处流传的关于知青的种种笑话都已烟消云散。

　　没有料到的是，几十年后，一位陕北某领导感慨地说，洗脸、刷牙等知青带来的城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后来被乡民认可，逐步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也在学说普通话，也在改变着传统，现在也被知青“同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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