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
我祖父有四子一女，祖父与第一房妻子于氏生下伯父；于氏病故后，祖父又娶刘氏为妻，生下我父亲、三叔、四叔和姑姑。我生于战乱年代，父亲当过伪警察，随国民党逃亡后失联（结论为“下落不明”），襁褓中的我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二十四岁的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开始了孀居生活。
儿时的我未有照片（兵荒马乱年头谁有心思为孩子拍照），我的第一张照片是刚上学时与三叔一起照的。那时三叔在临江林业局工作，回到桓仁荒沟（荣家街）老家，星期天带哥哥与我走十里路来到县城，给我和哥哥一人买了一顶学生帽，然后领我们到照相馆照了张二寸合影。一顶帽子、一张照片凝聚了三叔对失父侄子的疼爱之情。
听母亲讲，那时三叔经常劝她改嫁。每次回来都说：“二嫂，这么多年过去了，二哥也没有音讯，八成是没有了；你还年轻，别守着了，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吧。”可一心痴痴等候丈夫归来的母亲不为所动。
母亲讲，三叔原来有个妻子刘氏，生了个儿子与我同岁，叫殿珍，四岁时出天花死了。又说三叔脾气不好，和原来的三婶老打架；大轰时母亲带着我跑屁头到普乐堡（三叔那时住在普乐堡），由于他们天天吵架，母亲觉得闹心，又转投别家。三叔到临江工作时没带家属，留在家里的妻子出轨，三叔回来察知，与之离婚。离婚前，刘氏偷偷告诉母亲，又有了身孕，是三叔的，后来得知刘氏生下个女孩。母亲曾把这事向三叔说过。二十几年后，那女孩想寻找生身父亲，不知怎的在桓仁城里打听到四叔，四叔给三叔去信说明情况，三叔为此赶回桓仁，去了女儿家，说了几句话，撂下四十元钱，没站脚就走了。那时我已高中毕业，下乡在桓仁县拐磨子公社岔路子大队，住在与世隔绝的大叶子沟门。三叔来到家，向母亲说了情况，母亲问：“你打算怎么办？”三叔说：“能怎么办？见一面就算了心思了，自己日子还得自己过。”此后再没听到三叔与那个女儿发生联系。
上初二时，正是大跃进高潮时期，我遇到一个极左班主任，因为两次初师培训没报名，对我极为不满，拿我父亲历史问题打压我，撤销了我的助学金和学习委员职务。在他歧视下，初三我不得不转学到五道江中学（通化市四中）。这时我经常写信向三叔汇报学习情况，三叔也回信鼓励我。三叔以大沙河林场党总支书记身份给学校党支部写信，要求学校领导过问我入团之事。在那特殊年代，有政治包袱的我突然发现梦寐以求的共青团组织向我敞开大门，心中那份欣喜如同咸鱼翻身。初三一年之中我先后填三次“入团志愿书”，但都因父亲问题未能如愿（班主任都感到遗憾）。多年后想起这事，体会到三叔良苦用心——如果学习优秀的侄子入了团，就可摆脱或冲淡“父亲下落不明”阴影，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前途。后来事实果真证实：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时，杨**是地主成分，但她是共青团员，顺利考入北大；我因政审不合格（高考思想鉴定有“该生不宜录取”字样）落榜。
通过这件事，可见三叔对我的关爱真是山高水长；可他从未向我提过，要不是当年兼校团委书记的班主任找我谈话时向我泄密（我是学习委员，班主任很喜欢我），我也会一直蒙在鼓里。初三这一年里，三叔还给我寄了几次钱。
我升入高中后与三叔频繁通信，三叔经常给我寄钱。那时正是低标准时期，人人都饿肚子。三叔一次来通化，到学校看我，带我到包子铺，要了两屉天津包，花了三元多让我吃了个饱（我在高中食堂一个月伙食费才7元5角）。三叔是很节俭的人，可为了给侄子解馋，毫不吝惜花钱。三叔啊，您的这份情让侄子铭记终生！
高考前三叔来信，他知道我父亲问题可能产生的后果，要我报考时降低标准，并说一旦落榜，就把户口迁往临江，将来在林业系统给我找工作；一再叮嘱千万别把户口落回农村。在那“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政治绝对时代，落榜后的我对前途彻底绝望，为表明红心向党，决心以下乡上山实际行动践行伟大领袖号召，没听从三叔忠告，擅自将户口迁回桓仁农村，开始了面山而居整日劳作的农耕生活。
三叔见我把户口迁回农村，十分生气，来信对我严厉训斥：“小殿威，你太不听话了，你没考上大学我们不怨你，可你怎么谁也不告诉就把户口落回农村了？以前你上学时，我们当叔叔、姑姑的可以帮助你，现在你把户口落回农村，今后谁也帮不上你了；脚上泡你自己走的，你这辈子就算板上钉钉，再想从农村拔根比登天还难！”
我知道三叔对学习一贯优秀的侄子充满希望，侄子高考落榜已让他十分伤心，现在又把户口迁回农村，一头扎进社会最底层，将来一生可想而知，怎不令他愤怒？
我回到农村，与爷爷、奶奶、母亲、彪哥哥一起生活，每天起早贪黑在自留地劳动，白天到生产队上班，久而久之形成习惯，渐渐练成一个好庄稼把式。三叔几乎每年都回来探望爷爷，看到我能吃苦、很下力，不再埋怨我。每次回来都对我唠叨：“一定要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有小子骨头”，“爹有妈有不如自己有”，“人活着就得活出个样来”。和我讲：“我们能帮你一时，帮不了一世，未来的路要靠你自己走”。
三叔的话激励了在底层挣扎的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有小子骨头，活出个样来给人看！
66年8月，爷爷中风住院，正赶上本溪医疗队下乡，负责治疗。伯父、三叔、四叔、姑姑问询赶来。在商讨治疗费时，三叔对伯父说：“这回父亲病得不轻，很可能好不了。雅琴是姑娘，外姓人不算数。我们弟兄三人，尚朴离家近，平时常往回跑，买菜买面送东西没少花，这次就不用他掏钱了。爹治病一切费用咱俩平摊，你看怎样？”
伯父说：“行，你看着办吧。”
三叔成竹在胸：“不是我看着办，这是明摆的事。目前最主要就两项费用：一个是爹的住院钱，再就是将来的棺材钱。昨晚我与老李老姨父定好了，他家有口现成棺材，红松的，一二三加五，正合适，七十六元钱。住院费我也打听了，爹的病再住个五六天就有一定，到时能有八十多元。两样费用你看承担哪一样？剩下是我的。”
四叔说：“三哥，我也拿一些。”三叔一口否决：“不用再争了，就这么定了。你平时花得还少吗？累计起来比我们要多好多呢。”姑姑说：“爹的装老衣服我给买，谁也不许和我争。”三叔说：“那是你当姑娘的心意，我不管。”
爷爷出院后回到大叶子沟，三叔把大家召集一起议事。对母亲说：“二嫂，爹的病不是一天两天能好的，我们这些人除了尚朴都离得远，不可能把他接走。尚朴两口子在县里也有工作，无法照顾，只好由你护理了。我们知道这会给你带来很大麻烦，可是现在实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你在老荣家这么多年，功劳苦劳都有，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不能在老人身边尽孝，只得由你代劳。不过你放心，我们会按月往家寄钱。”接着当众宣布：自己和张辛（伯父原名荣尚纯，后来改名换姓叫张辛）每月向家里寄十五元，药钱在外，雅琴随心思想寄就寄，尚朴离家近不用寄钱，常回来看看就行。
母亲答应一定照顾好爷爷。
三叔说：“那就这样吧。二嫂你放心，以后爹就是有个好歹，我们也决不会怪罪你。还有一件事大家得知道一下：爹的病很难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二嫂就给尚朴去信让他回来料理；我们几个离得太远，到时候就算想回来，也不一定赶趟儿。”停一下又说：“咱们几个回来这么多日子，也该回去上班了；咱们不要一下子都走，那样爹会受不了。看看明天谁先走？”最后商定分批离开。
三叔到底是做过领导的，把爷爷治疗费、护理事宜、后事等安排得十分妥帖，兄妹关系分派得十分周到。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更事的我不慎卷进浊流中。“清队”时，岔路子群专头头抓住我父亲下落不明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一口咬定荣家存在一个特务组织，把我抓起来关押、批斗，大搞逼供信，受尽非人折磨。岔路子革委会还派人到老家参茸场、伯父、三叔、四叔工作单位进行外调，并造谣诬陷：说我父亲活着，在台湾遥控指挥在大陆的亲属从事特务活动；说中农成分的荣家是“漏划富农”……荣家陷入一场空前浩劫。
军宣队进驻后，狂躁后的“革命群众”渐渐冷静下来，发现强加给荣家的一切罪名全都子虚乌有。经军宣队拨乱反正，群专头头被免职（还有其他打击报复行为），我被释放回家。
武斗时期，公权部门瘫痪，各行各业停摆。三叔回到岔路子，严厉批评我盲目参加运动给荣家造成的严重后果，并告诫我：这次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以后除了干活，任何事都不许参与。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感到很内疚，诚心诚意接受三叔批评。
三叔当初入党时隐瞒了“二哥下落不明”一事，文革时被组织发现，总支书记被撤，改任工会主席一直到退休。
后来我与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贫农女儿李淑珍结为夫妻，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时代，出身好的淑珍明显低就了我。结婚时三叔给邮了70元，我知道那是三叔一个月的工资。70年代末，我与淑珍带两个孩子去泉阳探望三叔三婶。火车抵达泉阳已经下午四点。三叔住在北岗，要乘小公汽前往。冬季天短，天色渐黑，小公汽已停运。我与淑珍在车站外四处张望，十分着急。这时走来一个穿军大衣的高个中年男人（大老张），问明情况得知我是荣主席侄子，十分热情，告诉我们一会儿有辆来拉货的半截美回北岗，会带上我们一起走，并把我们领到路旁一个检查站取暖。不一会儿半截美来到，大老张和司机说明情况，带我们一起上车背靠驾驶楼坐下。车速很快，寒风嗖嗖往脖子里灌。大约一小时左右，汽车开到三叔门前大道停下，司机下车大声喊：“荣主席，你家来客了。”由于事先接到我要来北岗串门的信，三叔三婶猜到是我，一齐迎出来。通过大老张和司机的热情言行，我感觉到三叔在当地有良好声望。
三婶尽己所能做好吃的招待远道而来的侄子侄媳。第二天，我和弟弟们一道前往远处林子里往回运一根粗大的倒木，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粗的倒木，拉了三截分装三个爬犁运了回来。年龄不大的弟弟们十分能干，个个结实得像小老虎。看得出三叔对孩子平日要求很严格，连十岁左右的小儿子都得参加劳动。
我与淑珍离开北岗时，三叔给带了两块紫锻菜墩。
后来我做了民办教师，从大队学校到公社高中，78年搬回老家荒沟（荒沟于58年成立了参茸场），成为国营农场正式职工，于82年转为公办教师，在子弟学校当上领导。84年元宵节后，母亲突然宣布：决定再婚。我与淑珍当即表示反对。母亲是那种不轻易表态，一旦认准了某件事就很难更改的人。见母亲心意已决，我只好服从，四叔四婶也劝阻无效。母亲分别给三叔、姑姑写信说明原因：自己帮儿子把孩子带大，已经完成任务，为替儿子减轻负担，也为了寻找晚年幸福，决定离开荣家再婚。不是儿子、儿媳不好，完全是自己原因，希望不要埋怨殿威和淑珍。
当时老年人再婚还不被世俗认可，母亲走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脸见人。母亲的出走震动了荣家，远在甘肃的姑姑来信把我痛斥一顿，骂我是不孝之子，宣布与我绝交；三叔急忙从泉阳赶回，希望能挽留住二嫂（母亲在荣家守寡四十年劳苦功高，尽管年轻时三叔曾劝她改嫁，但不愿意看到她老年再嫁），但为时已晚。三叔暴怒之下操起笤帚打我，厉声斥骂：“小殿威，要不是看在你没爹的份上，今天我就打死你这个混蛋！你妈刚强了一辈子你知不知道？一定是你对你妈不好他才走的！”我一边哭一边忍受三叔打骂，感觉受到责罚心里反而痛快一些——本来是自己不孝，不然怎会留不住母亲？淑珍接过话茬：“三叔，不怨他，是我不好。”三叔白楞她一眼，没说什么。三叔发泄完怒火，心情平复许多，立刻向我们宣布三条律令：“第一、你妈虽然走了，走到哪里都是你妈，将来回来要好吃好喝接待，不许给脸子看；第二、离不开娘的孩子是怂小子，你们两口子要刚强起来，把日子过好给她看看，让她知道离开她地球照样转；第三、她到了老孙家，你不许去看她，你要去了就是装***”。听到这里我心里一震：三叔怎能定这样一条？但看三叔十分震怒，我只有俯首帖耳唯唯答应。
母亲出走后我一直放心不下，后来借函授之机我偷偷去见母亲，看到孙叔人很好，这才放心。不料淑珍不知从哪得到消息，知我去看了母亲，搬出三叔律令和我大吵一架。
为沟通与母亲关系，每到假期我就让孩子说想奶奶了，让他（她）轮流去孙家。一来二去，双方关系渐渐缓和，几年后开始互相走动。
85年我调入桓仁一中，全家进城变为市民户。90年我应聘到鲅鱼圈高中。98年内退，立即到大连私立学校工作。99年寒假，已过半百的我与淑珍前往北岗探望三叔三婶。古稀之年的三叔胡子白了，精神依然矍铄；劳累一生的三婶腰部严重弯曲，但精神爽朗谈笑风生。当天晚上，三叔坐在炕头笑眯眯看着我，说：“殿威出息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三叔夸赞，感受到三叔眼中发出父爱般的柔和光泽，心里顿时热乎乎的，差点流下眼泪。当晚，三婶打电话把弟弟妹妹们全叫来与我见面，第二天又聚到一起合影。这次北岗之行，让一生大多时间处于孤独状态的我感受到唯有同一祖脉才能流淌出的血肉亲情。
06年暑假，我与淑珍再次去北岗看望三叔三婶，回返时把二位老人接到鲅鱼圈住了两天，又带他们到大连游玩两天。近距离陪伴老人度过难忘的一周，那种幸福至今不忘。
一直关爱我，鞭策我成长，嘴冷心热的三叔走了，但三叔当年的训诫话语、爱责眼神始终在耳畔回响，在眼前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