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如烟往事 文学照亮人生 
1964年，灾荒饥饿刚刚过去，偏远贫穷的乡村正在悄悄地复苏。那时我在读小学，全乡小学生作文竞赛得了第一名。乡中心小学校长是我的父亲，他很高兴，问我想要什么奖励。我想了老半天，就要求去离家30里路的镇上照张相。我的父亲母亲跑了两个村子，给我借来了这身行头，全是线呢的花布。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我跟在父亲身后，早晨5点钟动身，穿过荒草滩、河网化、毛桃林，到千年古镇龙亢集留下了我人生的第一张影像。那次小学生作文竞赛的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当时的理想是"做一个韩梅梅似的养猪能手"，那是一个劳动光荣的年代。
做了几年"回乡知青"后，公社又自办高中，学工学农学军，几乎是玩了几年，那几年我的最大乐趣就是阅读和打篮球。
那些年我读的书目很多、很杂，不光是文学的，也有天文地理、民风民俗、通俗演义，甚至黄历等等，慢慢就读多了，仅日记都写了老高一摞。学校里、乡里都办宣传队、大批判队。我参加的机会很多，因为我的稿子都是我自己写，我还是报幕员。记得最清楚的词就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父亲是十里八乡的篮球高手，他亲手组建的淮西篮球队，打遍怀蒙凤三县交界处。我是坐在他的自行车后架上满场观战助威的"篮球宝贝"。父亲一直想把我培养成一个篮球运动员，但是我出生就挨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光长脑子，不长个子，到了一米六就停滞不前了。可谁又规定矮个子就一定不能打篮球呢？那时我是女子队的控球后卫，在乡间女队水平线上，我可以说是控球一流，远投准确。虽然我个子矮小，但在那些高大的队员中，我行动灵活迅速，如鱼得水，像子弹一样，运球重心低、失误少，抢断常得手。和照片上后面那位我们女队的小前锋搭档，可以说是珠联璧合。
做了几年民师后转正调到涡河边上的乡村中学，在那里我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在那里我敲开了神圣的文学之门，寻找到了我终生的情人——文学。那些年，我的儿童文学《米小满》《男孩儿》《两个萝卜》……连连上了上海《少年文艺》、江苏《少年文艺》、湖南《小溪流》、北京《东方少年》《儿童文学》，我的中篇也一连串地发表，《一束金色的阳光》《晒霉》《芦花河》《端午》……
最难忘的是，我在生儿育女的同时，也亲历和见证了一批又一批乡村少年的成长。他们是我心灵的骄傲，他们是我生命的温暖，我视他们如自己的孩子。当2000年一场大病将我袭倒时，苏醒后第一眼看到他们列阵看望我，我深深体味到"教师"二字的力量。只有这种力量和温暖才能缓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如今，他们在商在政、在教在企，或者在农，总之当年的小鹰都已经展翅高飞了。生命是可以回望的，因为这种回望给人以信心力量、爱和温暖。
1985年，为了追寻我的文学梦想，我不畏艰险，在当时"出口"比出生还难的行情下，带着家人和一车棉柴、一窝小鸡、两只小乌龟漂泊到了皖北的一个小县城，感谢孙玉石书记，感谢徐维堂部长，是他们义无反顾地收留了我和我的家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在固镇的日子，岁月静好，写出了系列中长篇，有的被各大报刊转载，有的获了大奖。少年中篇《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获得了1700美元的奖金，那是我在文学天地里的第一桶金。在固镇我加入了省作协和中国作协。
1995年，我面临着四家单位的选调，因了文学的关系，飞蛾扑火般地投到了文学杂志《太阳》的怀抱。四年之后《太阳》无疾而终。我和我的同事五个月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可领，那时我们几乎就是盲流和黑户！年底，我被上面安置到电视台上班，对一个安置人员的要求是苛刻的，不匹配原来的职务，不兑现原来的职称（只拿临时工一半的工资）。我知道，命运的低谷来到了，文学不能救我，反倒捉弄了我。我潜伏自己的个性，我潜伏自己的锋芒，我潜伏自己的愤怒！我逆来顺受，我忍辱负重，我苟且偷生！因为，我的一双儿女正在读书，我们一家四口人分布在京、沪线上的四座城市，我太需要这份工资了！
外人总认为电视台是一份好工作，薪水高又有面子，其实，哪里知道这只是一袭华丽的袍子呢？甘苦自知，圈子里人都懂！流行话常说：电视台是一个把女人累成男人、把男人累成畜牲的地方。在那些个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就是在男人和畜牲的间隙中惨淡地经营着自己的文字人生，身在曹营心在汉！白天小心翼翼地完成自己的角色，晚上哗哗地开博（我在网易、搜狐、新浪、数字蚌埠、QQ，共有6个博客，今天的这本文集，几乎全是我那几年在夜深人静时写的博文）。这些博文，集结了我的欢乐和忧伤、幽默和善良、愤怒和期望。
这一年，我终于被迫熬成了闲云野鹤，终于可以不看别人的脸色、眼色，游手好闲、游山玩水了。睡觉睡到自然醒，锻炼跑到脚脖子肿，浪迹天涯，与大自然为伍，成了我的新常态。三五挚友品新茶，推心置腹著文章。如此潇洒地老去，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