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德洛夫与他的战友 
一
谢·亚·费德洛夫中将也是俄罗斯老战士中国组的骨干成员，中等个子，文质彬彬，一看就像个政工人员。
几乎与波留宁他们回国的时间差不多，费德洛夫所在的轰炸机大队，于1939年6月，来到了中国。
“ДБ－3”是一款苏联援助中国的轰炸机，飞机的设计者伊柳辛是航空领域不可忘记的一个人。
当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在欧洲上空，西班牙内战成为世界列强检验新武器的试验场，各国志愿军飞行员驾驶的战机在战场上的表现，引起相关方高度关注。斯大林命令，要大胆起用新人，研制新型战机。于是，日后一个个在世界航空界享有盛名的设计师——雅科夫列夫、安东诺夫、米里、米高扬、苏霍伊……登上了苏联航空设计界的舞台。以他们名字命名的“雅克”、“安”、“米里”、“米格”、“苏”等系列飞机，主宰了此后几十年苏联的天空。这其中，就有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并不怎么显眼的名字——伊柳辛。
1931年，伊柳辛被调到中央飞机设计局担任局长，正式开始了他的飞机设计工作。伊柳辛设计的第一架飞机便是“ДБ－3”轰炸机。ДБ－3有两台发动机，时速400公里，高度9000米，航程4000公里，携带一吨炸弹。1936年8月，ДБ－3装备苏联空军。此后，他又研制出被称为“黑色死神”的伊—2攻击机，一举成名。
1939年6月到1940年6月，苏联航空志愿空军派遣了两个ДБ－3A飞行大队，除了费德洛夫这个大队外，还有H·A·科兹洛夫所率领的一个大队。
费德洛夫所在的大队，大队长是G·A·库里申科，参谋长是马洛夫斯基·费德洛夫任该大队政委。
为应对复杂情况，全大队进行了充分的飞行训练，包括在陌生的少有地标状况下的飞行，对不熟悉的靶场以最大高度进行轰炸，飞行过程中改变目标、航线，在备降机场着陆等等。
1939年6月，全大队12架飞机，沿莫斯科—奥伦堡—阿拉木图航线前进，每架飞机有4—6人，载有急救设备及储备物资等。
费德洛夫回忆，因飞机载重量大，中间机场间的飞行距离也已达到极限。一路上，大队长库里申科亲自指挥着陆，及时计算。着陆后，还要亲自接大队的其它飞机。每个机场落地后，库里申科都要进行小结，确定下一段航线，仔细研究主机场和备用机场的位置。
由于准备细致，飞行过程中没有出任何事故。大队按预定计划，平安到达阿拉木图，航线管理局的波留宁上校在机场上迎接了他们。经验丰富的波留宁非常熟悉各机场情况以及复杂航线上的飞行条件，大队飞行员们认真地听他讲述了中国西部地区的飞行情况，波留宁与他们一起进行了实际演试，带着大队驾机到下一个机场。
（苏联航空志愿队飞行员在轰炸机上）
库里申科轰炸机大队一路奔波，经兰州到了成都，住在郊区一个离机场10公里的简易住房里，有两辆客车和一辆卡车，作为来往机场的交通工具。
费德洛夫记载到：在中国的一个陌生城市与环境里，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对我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不习惯。同外部世界隔绝了，没有所需要的广播、报纸，每天都紧张而忙碌着。早餐后就要去机场，整理好全部停机坪。在这里，机械师们建造了军用食堂，设立了学习用的“教室”，制作了教具、图表。
首先要适应的，是这里与苏联不一样的飞行组织方式。中国空军航校培训的飞行员，可以从各个方向起飞、着陆，并且可以同时进行。在机场的某个特定位置，敷设了“T”字布，标志着飞行正在进行。
大队长库里申科在研究飞机避警措施时，考虑到中国飞行组织的办法，制定出各机组、各分队滑跑的顺序，避免起飞线互相交错。起飞从右到左按扇形进行，以防有战斗警报时遭到袭击。飞机涂上保护色，用伪装网掩盖起来，一些损坏的飞机拖到了沼泽地上，倒空了汽油。
每日里，日本人都在侦察新到轰炸机驻扎的准确位置。当侦察机“嗡嗡”飞过时，大家立刻停止教学飞行，进行疏散，很快地，机场上一片死寂。
二
库里申科大队担负的任务有两项：一是轰炸敌人重要的军事、工业目标；二是教会中国飞行员使用苏联飞机，以便中国军队接收这些飞机。
培训中国机组人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没有教案，所有的飞机都是成批生产的，没有油门杆和调节襟翼、起落架以及油箱的仪表，完全靠飞行员的经验操纵。
志愿队的主要任务是作战，同时要进行教学，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空军顾问阿尼西莫夫要求制定教学计划，每个科目要指定专人进行教学，并强调，这丝毫不比作战次要。
此前，中国飞行员学过了双翼的比奇飞机，这一次，要学会驾驶重型轰炸机，必须从头开始。飞行员们十分努力，集中精力，学习认真，在教员的带教下，进步很快。
尽管如此，一个大队12个飞行机组的培训，依然持续了半年多，到1940年春才结束。
有一点令库里申科和费德洛夫他们有些忧心，在成都看不到苏联报纸，信件也很少。远离家乡，大队的每一个人，都渴望知道祖国和亲人的消息。无奈之下，他们在一间屋子里安装了无线电台，由大队无线电通讯员贝斯特洛夫同国内建立起联系，定期接收国内的信息。这些信息由费德洛夫集中起来，于早饭后去机场前，一起向大家宣布。后来，大队里有了中国报纸，通过翻译读报，了解形势。于此同时，大队还定期举行各种活动，召开党团会议，庆祝节日，举行报告会，座谈讨论，提高认识。通过这些形式，使得组织更加团结，在中国的生活更有意义。
成都周围散布有7座机场，每个大队分散驻扎在自己的机场上，各自按规定的程序训练生活，熟悉作战活动区域的情况，随时准备投人战斗。
在这里，也有其它国家的志愿飞行员，包括西方国家的，这些人要索取报酬，住在豪华别墅，雇有仆人，享有休假及其它特权。
而苏联飞行员有着高度纪律性，任务非常单一，那就是帮助中国人民作战。但有时候，苏联志愿航空队要求当局给战斗任务时，却常常遭到搪塞。这是因为国民党蒋介石实施的是反共政策，封锁八路军的地区，阻挠其对日军开展积极的军事行动。
所以，苏联援华志愿队很难得到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敌空军的情报，许多事情都对他们隐瞒，有时甚至提供错误的机场资料、燃料和弹药的储备等等。
三
日本人占领武汉后，将武汉变成了用来袭击中国内地的空军基地，频频对内重庆和成都的机场进行偷袭。这种袭击通常是在有月亮的夜晚，以大批量出动进行。成都和重庆机场都没有足够的对空防卫能力，所以，日本轰炸机对这些地区的袭击能顺利得逞。
为了能够飞到重庆，日本人使用了九五式和九六式飞机，可装载 1000多公斤炸弹，燃料可供10小时飞行。
情报提前半个小时才能得到，有日本轰炸机出现。皓月当空的夜晚，从地面可以清楚看到敌机。队形整齐，呈钝楔形。第一批飞机投掷10一12 枚照明弹和燃烧弹，立时，机场上火光一片，仿佛连地上的草都发了光，其余几批轰炸机则对准那些被照亮的目标，开始投掷炸弹，一枚枚成串向地面落去。
在日机空袭的日子里，志愿队的工作相应进行了改变，天黑时，集结在机场附近的高地上，留小量地勤人员在飞机附近，并将飞机分散开来，以减少被击中的概率。结果，日军没想到的是，他们扔下的炸弹，命中的仅仅是机场，对机场造成了较大破坏，机场上留下了直径在4一6米数不清的弹坑。而中苏方面的飞机，则没受很大损失。
预计敌人要来袭击，指挥部通常会组织数千人，躲避起来，等待空袭结束。敌机轰炸完，即刻进场修复。军民们用扁担、簸箕装满沙石，填好一个又一个弹坑。两三个小时后，机场上所有的弹坑都被填平、夯实，飞机很快可以起飞。
情报显示，前来轰炸的日机，大部分都集中在汉口机场。日本人很清楚，在中国的空军轰炸机，主要是苏联的CB飞机，而CB飞机的航程是飞不到日本飞机驻扎机场的。那时他们还不清楚，中国已经有了远程的重型轰炸机。
（前苏联产TB—3重型轰炸机）
1939年10月3日清晨，库里申科率9架ДБ－3重型轰炸机从太平寺机场起飞。为了保守秘密，禁止使用无线电通讯。午后，轰炸机队飞临汉口 8700米上空，ДБ－3突然出现在机场，完全出乎敌人所料。机场上，日本轰炸机分列4排整齐摆放着，这给轰炸带来了极大便利。ДБ－3密集队形，间隔行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投下爆炸弹、杀伤弹和燃料弹。日军猝不及防，当场炸毁飞机60余架，炸死炸伤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共400余人。待日本人清醒过来，9架苏联轰炸机已扬长而去。
轰炸进行得十分成功，炸弹直接在停机坪炸响，冲击波把飞机与地面人员抛向四面八方，一些人身上起了火，四下鼠窜。恰在此时，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6架新到达的96陆攻轰炸机刚飞到机场。日本第一联空司令官冢原少将等军官都在战斗指挥所门前迎接。
伴随着混乱的惨叫声以及炸弹撕裂的声音，日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中佐、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中佐及士官5名当场被炸死，冢原被炸掉左臂。
事后，一些外国通讯社报道称：“汉口机场遭到意外袭击，一队轰炸机从中国西部的基地起飞，到达了汉口……炸毁及重创了64架日机……飞行员及机械人员中有130人丧生，300多人受伤，油库持续燃烧了3个多小时 。”
四
10月14日，库里申科又一次率领他的大队出击。机队迅速进入轰炸航线，一声令下，投弹手们依序按下电钮，炸弹一个接一个在空中组成一条优美的弧线，准确地击中了目标。
停机坪上的日机还来不及起飞，便在爆炸声中变为一堆堆废铁。油库被炸，烈火和浓烟遮天蔽日。弹药库被炸，巨大的震波撼动着武汉三镇。军营被炸，房倒屋塌，死尸狼藉。
当年的《现实》杂志，1939年第6期发表了文章《中国神鹰轰炸汉口日记》，生动报道了轰炸的情形：
“……汉口机场上一团纷乱。屡炸重庆的九六式重轰炸机，战颤地躲在沙堡里，静候上空的鞭笞。”
“手摇机摇出哭泣的警报声，机场四周的高射火力阵地，都来不及开火，苦力们趁机逃向场外棉田中。”
“许多的炸弹声，已先飞机声而落下来，一团团黑点，由小而大，落在机场上，落在日本飞机旁，机场中烟火冲天，飞机一架一架着火。驱逐机第一批离地3架，火速翻到场外，第2批飞机3架刚离地，即被地面爆炸的弹片击下来摔得粉碎。场部的航空机械人员，被两颗炸弹的弹片所毁灭，肉挂上夹竹桃的枝头。”
当库里申科大队完成了攻击，准备编队返航时，20多架从孝感机场起飞的日军歼击机已经追赶上来。不容敌机布好攻击队形，库里申科下令抢先向敌开火。几分钟内，6架日机被轰炸机击落。而此时，日军3架歼击机也从3个方向向库里申科的飞机扑来，机枪子弹织成一片火网。
忽然，库里申科感到飞机抖动了一下，左发动机被击中，飞机开始摇晃起来。库里申科一边将情况告诉副大队长马卡罗夫，一边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用单发驾飞返航。
飞机沿着长江艰难进行，飞到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控制，开始下坠。此时本可以跳伞逃生，但库里申科不愿意放弃这架宝贵的飞机，他决定选择一处安全的地方迫降。然而，这一带除了长江和岸边的沙滩，尽是崇山峻岭和崎岖不平的山地。
不得已的情况下，库里申科只好选择在长江江面迫降。飞机摇晃着下降，落入长江江心，激起高高的波涛。
（苏联航空志愿队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在重庆的墓地）
岸边的中国军民见是中国飞机，立即组织抢救。机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游泳登岸获救。而库里申科由于连日劳累，加之受伤，因无力游泳而光荣牺牲。20天之后，人们才在万县下游的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
库里申科出生于乌克兰，朴素谦逊，对工作十分认真。他耐心地向中国飞行员传授先进的操作技术和战术，要求严格，一丝不苟，讲解深入浅出，赢得了中国飞行员的尊敬和赞誉。
来到中国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的人对我很好，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在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的残忍行径后，库里申科义愤填膺地对翻译说：“我就像体验我的祖国曾经的苦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巨大灾难，每当看到日本飞机轰炸建筑和逃难人群时，我就特别难过。”
在当时的苏联，援华志愿人员的去向是保密的。几个月后，库里申科的妻子接到一份军人阵亡通知书，上面写道：“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同志在执行政府任务时牺牲。”至于牺牲的具体经过和葬身的地方，她和家人全然不知。直到50年代中期，库里申科的女儿莫娜·库里申科考进了莫斯科机床制造学院，她的同学中有不少中国留学生。
一天，一位中国留学生叫住了莫娜：“在中国，人们一直深切地缅怀一位苏联援华志愿队的飞行员，他的英雄事迹十分感人。他的姓和你一样——库里申科。因此，我们想问问你你是否是他的亲属。”直到这时，莫娜才知道了她死去的父亲的下落。
1958年国庆前夕，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中国政府向库里中科的遗孀和女儿发出正式邀请，她们到中国做客，并祭扫亲人墓地。
在北京盛大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握住塔·库里申科和她女儿的手，深情地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在这一年，万县人民在西山公园为库里申科专门修建了一处陵园，并隆重地把他的骸骨迁葬到这里。
2009年，库里申科和白求恩大夫等一起，被中宣部等11个部门联合评选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100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五
与库里申科一样，他的搭档费德洛夫也十分珍视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他说：“我们周围的那些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普通的中国人，对我们表现出尊敬，并感激我们所给予的帮助。同他们在一起，我们得到了充分的相互理解，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同中国百姓之间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他清楚地记得，那些本不富有的中国人，对苏联志愿者十分关心。冬天寒冷的时候，房间里不知什么时候，会悄悄放进来一盆烧得很旺的炭火，常常被热得醒过来。屋子窗上的玻璃碎了，会有人帮助安上。
语言不通，学中文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他们就用手势、表情和几个单独的词汇来表达。中国人友好而勤劳，费德洛夫几乎没有见过他们休息，这些老百姓总有着做不完的事，打扫房间、换洗熨烫衣服、准备木炭、收拾院子。所有这一切都不需要任何叮嘱。
有一天，吃完早饭，费德洛夫一行去了机场。过了半个小时，食堂的厨师到了机场，原来，他发现盛筷子的缸子里，有几双筷子没动过，便知道有人没吃早饭。担心大家饿着，就专门赶来给那几个人送饭，而厨师自己，却也还没吃饭。这件小事，使轰炸机大队的同志十分感动。
费德洛夫的回忆是真实的，不带有丝毫夸张。或许是有共同的信念，将两国人民的心连接到一起。比如库里申科，我小时候就听过他的故事，心中对英雄有着特别的崇敬。后来我也曾试图在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的苏联英雄墙上寻找过他的名字，但没有。虽然如此，我却深知，库里申科36年的人生已经永垂青史，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我有时会想，英雄也许不曾料到，他和他的战友的故事会影响一个中国乡下男孩的一生。在他们的影响下，我选择了以俄语和中俄友好为内容的人生道路，我忠于自己的选择，永远守望心中那一片圣地。是的，这一生我也的确做了一些事情，我要感谢的人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人就有库里申科。
中国人是懂得知恩图报的。2013年3月23日，总书记在莫斯科发表演讲，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他还专门提到了抗战时期，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作战，牺牲在中国，一对普通中国母子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
（1994年中国驻俄使馆武官处国庆招待会上，作者与俄友人合影，中为费德洛夫中将）
这对母子是重庆万州人，母亲谭忠惠和儿子魏映祥。母子俩一生都没有离开长江北岸的烈士陵园，为异国英雄库里申科守陵，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晨，母亲谭忠惠都会步行到陵园，扫地、剪枝、挑水浇灌……周而复始，整整21年，谭忠惠没有缺席过一天。母亲年纪大了，职责传递给儿子魏映祥，半个世纪，儿子与母亲一样，守护成为一种习惯。陵园变得越来越好，唯一不变的是魏映祥心中的庄严。
费德洛夫归国后，参加了卫国战争，担任过空军师政委，空军近卫军第一军政委，在敌后进行过50余次战斗飞行。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曾是苏共第十九大、第二十大代表。
退休后，他参加了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的工作，为两国友谊做着贡献。
1985年春天，费德洛夫与布拉戈维辛斯基几位将军以及伊万诺夫上校一起来华访问，在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地，受到中方热烈欢迎。在武汉，会见了当年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过的中国飞行员吴鼎臣等人，回顾了在中国土地上曾经的战斗生活。中俄两军关系正常化后，双方互访，他们一方面热情地接待中国老战士代表团，一方面组团来华访问。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做出了贡献。
1997年，费德洛夫因病与世长辞。斯人虽去，精神永存。作为苏军飞行部队的政工干部，他与库里申科一起，带领轰炸机大队援华，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及至退休，还在孜孜以求，做着深化两军友谊的事情。作为一个与费德洛夫相识相知的中国人，我深为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所感动。于是，我用我的笔，记下他，及其与他相关的一些人与事。时光不再，史册永续，是为笔墨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