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做当代“蔡桓公”

　　《韩非子·喻老》中记叙了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是讲名医扁鹊发现蔡桓公有病，接连拜见蔡桓公，发现病情不断恶化，并再三劝其医治，都遭对方傲慢拒绝，蔡桓公因此病入膏肓。后来，桓公感到浑身疼痛，便派人寻找扁鹊，这时扁鹊己跑到国外去了，桓公不治身亡。

　　这则故事通过蔡桓公因“讳疾忌医”致死的教训，告诫人们要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能拒绝批评和帮助，更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力求解决问题于萌芽状态。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干部像蔡桓公一样，把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当“摆设”。一听到批评就反感，说一套，做一套，捂着疮疤不让揭。这样就使病由表及里，伤及“肌肉”、“肠胃”有的人屡教不改，不听劝告，就会病入骨髓，不可救药，不仅“落马”，还会有牢狱之灾，甚至殃及生命。在恒大集团，所有非许家印管的事，都归夏海钧管，其他人谁提意见就开除谁。许家印有钱有光环，狂自尊大，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众所周知，大邱庄的禹作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创业初，还能按党的要求，先人后已，村里盖房子先让群众住。后来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成就的取得而骄傲自大，狂言“凭我禹作敏的能力，可以当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种言行不仅不接受任何批评和监督，反而热衷于表扬和吹捧。他对名、利、权的追逐不断升级，飞扬跋扈，唯我独尊，而且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甚至残害无辜，草菅人命，在大邱庄建立一个至高无尚的“独立王国”。他的“庄主府”里居室三道岗，保镖不离身，从“庄主府”到办公室不过百米行程，每日奔驰“600”接送，甚至连抽烟也要由人伺候。最终他成为人民的罪人。原广州东方宾馆总经理杨献庭，是1943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为人民做过好事，改革之初确有成绩，后来在一片赞扬声中失去批评监督而被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一片赞歌声中飘然欲仙，忘乎所以，把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变成表扬自我表扬，明目张胆地执法犯法，最终走进了铁牢。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青干部。他任主要领导后，听不进去批评，狂自尊大，目无党纪、国法，成为河北省党政官员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之冠。李真临死前还追求生的机会：“想到死，我就想到地狱，我就恐惧，我怕死……我不想死……我还年轻……我乞求党和法律能给我开恩……给我一次生的机会。晚了，一切都晚了，他和蔡桓公一样患上了不治之症，神医也救不了。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每个人都不能十全十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缺点和错误，有些缺点和错误可能自己觉察不到，这要善于听取别人的忠告，如果别人发现并加以劝告，就要耐心听取并及时改正。无论何人，从小到大批评最多是谁呢？是我们的父母，哪个父母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学校批评我们最多是老师，哪个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才；在单位批评你最多的是组织和领导，哪个领导不希望自己的属下事业发展或干出成绩。批评你本来是为了你好，当你不把好心当好意拒绝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就没人批评你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犯错误或犯法时，人们常常困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早些时候不听人劝解呢？

　　古人早就说过：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是党员干部应具备的素质和修养。各级领导干部是党执政的主要承担者，国家政权的主要执行者，经济社会管理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更加需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接受群众批评监督，有利于改进工作促进发展。于自己，可正衣冠明得失，少走弯路。更加清醒，更加谨慎，看问题，做决策，就会少一些主观性、片而性和随意性。纵观那些不愿接受批评和监督而逐步走上犯罪道路的党员干部，都成了“蔡桓公“，他们在忏悔录中都想买后悔药，谁都买不到。以史为镜明正身，莫做当代“蔡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