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梅这个名字我一直记得。因为她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最先听到孙红梅这个名字,是从母亲嘴里。父亲常年住在军营,只在周末的时候回家一天——当年没有双休日,军地单位都只休礼拜天——家里的大事小情,需要在地方托关系找人帮忙的,基本都是母亲出面联系,母亲就是家里的外交官。因为缺少能够长期稳定帮忙带孩子的人,当年蓬莱县医院的育红班也还没有开张,母亲便想办法托人,把我提前送进了蓬莱郝斌小学。孙红梅老师当年刚好带一年级新生,我便进入了孙老师的班级,成为她的学生。

那时候,孙老师似乎也刚刚工作没多久。我很喜欢孙老师,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孙老师脸蛋总是红扑扑的,特别是高高的颧骨那里,一年四季皮肤都闪着红苹果般的细腻光泽。孙老师的眼睛圆圆的,大大的,总是给人精神抖擞的感觉。孙老师长着现今明星们最爱的巴掌脸,下巴尖尖的,但又不失圆润,配上她小巧的翘鼻头,360度无死角地好看。我跟着孙老师读书的那两年,她一直梳一头利落的齐耳短发,发丝乌黑油亮垂顺,更衬托得她唇红齿白。那个年代的女人穿得跟男人似的,又无一例外都是素颜,但孙老师个子高高的,身材苗条,穿啥都好看,而她年轻又天生丽质,素颜就胜过了当年宣传画上的大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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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师成为我的老师的时候,刚刚新婚不久,后来又完成了人生角色的一次重要转换——生了小孩做了妈妈。孙老师的家就安在学校南门对面老巷子里的一座民宅里。那里应该属于长裕大队。当年还是人民公社时期,村子都被称为大队。孙老师生小孩后,在家休产假,当年的产假也就几十天吧,所以,我印象中孙老师似乎没多久就又回到了班级。孙老师产假中的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同学在放学后,去孙老师家里看她。我们推开黑漆木制街门时,孙老师恰好正坐在小板凳上,守着小院地上的一大笸箩苞米棒子,在那里脱苞米粒呢。见我们去了,孙老师很高兴。我们兴致勃勃地围到她身边,一起帮她脱苞米粒。那是我第一次有记忆的手脱苞米粒的经历,上小学前在老家奶奶家的时候,说不定我也干过这事,但我不记得了。我的小手很快就有点力不从心,但干劲十足。后来我们几个同学还又专门去帮孙老师脱了一次苞米粒。胶东秋季的傍晚时分,孙老师家的那个老房子包围中的小院,整洁,安宁,色调暗沉,我们叽叽喳喳地围着大笸箩里金黄色的苞米棒子和苞米粒,就像围着一团阳光。这幅岁月静好的图画,是我回忆中特别温暖的一幕。

孙老师像红梅一样美丽,管理起班级来却不苟言笑,非常严厉。给我们上课时,哪个同学如果不好好听讲,孙老师批评起来毫不含糊,圆圆的大眼睛瞪视着,不怒而威。我个头本来就矮,再加上年龄小,从小学开始身高几乎一直垫底,所以,站队时总是班级的排头兵,座位总在靠近讲台的前排。坐前排的好处是,后面同学再怎么调皮捣蛋,你都看不到,不会分散注意力;整天在老师眼皮子底下,不敢搞小动作,就只有聚精会神听课;再加上我习惯于把所有事情做好免得被批评的要强性格,我的小学成绩,都是双百分。所以,在孙老师那里,我没挨过批评,属于彻头彻尾的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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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孙老师在我们面前哭了,眼睛红红的,鼻头也红红的,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这个场景我一直记得。那天下午,我们照例外出劳动,好像是去拔兔子菜,但没过多久,好像我们刚刚走到地头去搜寻适合喂兔子的野菜,就被学校派来的老师喊了回去。大家边往回走边狐疑,心想,今天兔子该吃不饱了。刚走到学校东大门附近,还没进大门,就听到学校的大喇叭里正在播放低沉的音乐,那是哀乐。是的,那一年是1976年,大喇叭里不止一次响起哀乐。到了班级,我们坐到各自的座位上,平时调皮捣蛋的同学那天也不再造次。等了好一会,孙老师才眼睛红红鼻头红红地走了进来,让大家安静,等着0b7b02087bf40ad18e931df7d29dd5dba8eccee2.jpg听广播。说着,孙老师哽咽了。原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广播里播出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孙老师哭得更厉害了。我把头埋在了桌子上,我周围的同学,也都面向桌面趴在手臂上,有的同学也哭了起来,可是,更多的同学没有什么声息,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孙老师压抑的哭声在班级里回荡。我知道出大事了,很害怕,但却一时哭不出来,我悄悄歪着头,偷眼看旁边座位的同学,他好像也没哭。我心里有点着急。就在这样的焦急中,我们被提前放了学。排着一路纵队往家走的路上,遇到的大人也都在哭。回到家没多久,母亲也提前下班了,她也哭得眼睛红红的。看到母亲哭,我也跟着哭了起来。那天,中国的天仿佛塌了。至今,孙老师眼睛红红鼻头红红的画面,还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不知是不是因为当年的小学一二年级的功课太简单了,我记忆中都是这些与学习无关的场景,孙老师是给我们上语文课还是数学课我却不记得了,也有可能语文数学都由孙老师教吧?我还能记得的是,等到母亲把家从城东的蓬莱县医院搬到城西的要塞后勤部大院时,我从郝斌小学转学了。转学那天,父母都没去学校,是孙老师带我去办理的转学手续。办完了转学手续,我背着书包,从郝斌小学的南门走出了校园,踏上了通往新家的放学路。在那之后,我再没见过孙红梅老师。

没有家庭电话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微信的当年,跟一个人失去联系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啊。我在蓬莱县城一直读书到高中毕业,大学期间全家跟着父亲转业搬离蓬莱,从转学到搬家,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我竟然没再回郝斌小学去看看孙老师,我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孙红梅老师,您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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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绍磊近照

徐绍磊,毕业于山东大学。资深媒体人,高级编辑,多年从事报纸专副刊编辑工作。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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