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冷酷的父子情

　　不该冷酷的父子情

　　我记事的时候，刚解放，父亲在土门镇供销社工作。在“三反”“五反”运动时，被单位清退。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回农村接受改造。这一改造，就是二十多年。

　　我小时候，常因父亲的问题，被同伴、同学们看不起，他们说我父亲是坏人，我也认为父亲是坏人，因此在幼小的心灵里，对父亲就没有好感。

　　上初中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得紧了，在学校，我常以“可教子女”的身份参加一些会议，当时常教育我们的一句名言是：“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他的前途是可以选择的。”这句话，也是那个时期鼓励我上进的动力。但我多次递交入团申请书，结果都是，再考验考验。“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这句话当时喊得很响，实际是越喊越讲成份，我已感到父亲的问题要影响我的升学了，初中毕业后，我放弃了升学的愿望，回村务农。

　　回村后，正赶上征兵，还是那句名言，激励我报名参军，但尽管身体合格，政审时，也被刷掉了。这时我又意识到，父亲的问题，要影响我的一生了。

　　为了有出路，我们父子分户，我与母亲另立门户，表示我们已断绝了父子关系，但这也没有逃脱厄运，在“四清”“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父亲挨批，我也受斗，特别是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斗得我都失去了生活的信心。这一切一切的“恶果”，我都认为是父亲给我带来的，四类分子的“福”我没享过一天，四类分子子弟的罪，我受尽了。我对父亲的态度，由没有好感发展到讨厌，最后到恨的程度。

　　就在这时，父亲病重了，1972年，正是极左路线的“鼎盛”时期，我不愿看望父亲，生怕再受连累，在父亲病重期间，我没有尽心的在床前伺候父亲，我只对医生说：“我负责医药费”。有一天，我给父亲去理发，他已瘦得不像样了。我发现父亲不行了，就给他准备后事，当我把寿棺用平车拉回院里时，父亲老泪纵横，失声恸哭，没过几天，就离开了人世。

　　在给父亲发丧时，我动心地哭了。我们这里有一习俗，即父母发丧时，孝子要跪在灵前摔灵盔。那时我哥哥在青海工作，也没回来奔丧。当我往灵前一跪，就情不自禁，满眼流泪，放声大哭。只听有人说，剪不断的骨肉情呀。是什么意思？我已无所顾忌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父亲渐渐地有所理解，特别理解的是，父亲并不是和我想象中的那样，顽固不化，反党、反人民、反革命。

　　据说，太原解放的前夕，父亲是阎锡山部下的一位团长，当时调他的团到卧虎山狙击作战，父亲不愿去，称病住了院。太原解放后，父亲被俘，但有人证明：左宗海任职期间，没有滥杀无辜，特别是在解放太原的战争中，没有去东山带兵反抗解放军入城。

　　当时，我家住在太原南铁匠巷，临汾会馆的前院，后院住着一姓张的人家，男的也在国民党部队当个小官。太原一解放，张同志就任了南城区区委书记，原来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由于张同志的证明，我父亲接受30天的集训后，根据当时的政策，愿工作的安排工作，愿回家的回家，父亲回家了。

　　父亲已去世三十年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及时拨乱纠偏，我也把握机遇，努力进取，后来参加了工作，也加入了共产党。现在回头看过去，不管是父亲的历史问题也好，我受父亲的影响也好，都是特定历史下的产物，引用一句古词作为了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遗憾的是，我那时不该冷落父亲，更不该冷酷了父子情，特别是在父亲病重期间，我没有尽到儿子的义务，现在想起来深感内疚，今年是父亲仙逝三十周年，此文算我兄弟向父亲表示哀悼，也愿九泉之下的父亲，恕儿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