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里的这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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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夏天，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县东北角的一个山坳里飞出两只金凤凰。居住在三面环山的红朵沟村的老聂家的大儿子聂文海、二儿子聂文江同时考上了大学。文海考进哈尔滨电工学院，文江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
1984年，老聂家的三儿子聂文波又考上了吉林建工学院；
1985年，老聂家的四儿子聂文涛接着考进了天津纺织工学院；
1988年，老聂家的最后一个孩子、小女儿聂文英又考取了北京工业大学。
到此，老聂家的五个孩子全部考上了大学。他们在接受完国家的高等教育之后，老大聂文海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老二聂文江到法国攻读博士学位，又到美国攻读博士后学位，现在学业期满定居巴黎；老三文波在吉林省公路工程局当工程师；老四在吉林市一家工厂当厂长；老五文英今年也已从北工大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电力学院当助教。
一个普通的山村农家，如何能培育出五个大学生？五个大学生又如何个个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老聂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家？父是怎样的父？母是怎样的母？孩子都是怎样成长的？千千万万个中国的家庭，千千万万个望子成龙的父母，千千万万个要潇洒走一回的少男少女，都想进一步知道个究竟。千千万万个教育工作者，和那些关心子孙后代关心国家未来命运的政府官员们，也想探求一下其中的奥秘。
八月十五中秋节，家家户户人团圆的时候，记者带上两盒天津起士林的月饼，告别了去车站送行的亲人，登上北行的列车，去寻访那远在长白山红朵沟的老聂家。历时五天，日夜兼程，先后到达长春市、九台市、上河湾镇、再返九台市、到吉林市、奔兴隆山镇、重返长春市、最后到哈尔滨市。总算找到了聂国祥、张希玲一家，见到了除在国外的聂文江以外的所有家庭成员，这才写出了下面关于中国这一家人的报告。
爹是爹来 娘是娘
1970年秋，落叶纷飞，秋草凄凄，一场霜降，满地绿色转眼变得满目枯黄。作为聂家顶梁柱的父亲聂国祥得了重病，高烧不退，咳血不止。去医院检查，聂国祥从门缝里偷听道：“可能是癌，别告诉他，积极治疗吧……”回到家，聂国祥倒在床上起不来了，他愣愣地出神，一声声地长嘘短叹：“我早早就没了母亲，难道我的孩子也这么不幸，早早就得没了父亲？”看看瘦弱的妻子正在给只有三个月的小女儿文英喂奶，再看看那四个小儿子，他的心都要碎了。“我倒下了，谁来管你们啊！”泪水顺着眼角浸湿了枕头。
不幸的记忆是那样刻骨铭心。“满洲国”那会儿，日本鬼子搞细菌战，三个月让他失去了三个亲人。他从10岁就带着弟弟给人家放猪。1947年，他16岁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后来又调头北上，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他在部队负过伤、立过功。1954年，他转业回乡，政府安排他去矿山工作。他没去，哥催他，他说：“炮火连天打了这么多年，跟我一块去的就我一个活着回来了，我再也不离开亲人了！”哥说：“那好，你就跟我学医吧，你脑子行！”
说他脑子行，不是没根据的。他离家当兵去打仗，总想给家里写信。苦恨自己没文化，不会写。连队里能写信的人就有一两个，求他们写信的人排长队，他也排着队去求人家。人家说实在写不完啊，明天我再替你写吧。从那以后，他就下决心自己学文化，每天学10个字，行军时，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指在前面那同志的背包上画字，打仗时他也没忘了学写字，衣袋里装着小本本，有空就拿出来看看。队伍入关后，他在河北给哥哥写了第一封信，信尾特别注明这信是他自己写的。不久，他收到了哥哥的回信。哥哥还把他写的信圈圈改改后又寄给他，鼓励他说：“就照这样坚持下去，对你将来一定有用，你可要努力啊！”
回乡后，他凭着在部队自学的文化底子跟哥哥学了三年医，竟奇迹般地考上了中专卫校。同去报考的6个人都是初中毕业生，一个也没考上。村里老人说：“你们这些中学生都白能了，你看人家‘聂半拉子’扛着行李上大学走了”（乡里人把卫校也叫大学。）毕业后，聂国祥当了乡村医生，每月除记满分还有15元补贴，他就靠这成家立业，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他一定要把自己孩子都培养出来。“文革”那些年，教育是重灾区，学生们的学业被荒废。但是他坚信那种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的现象是不会长久的，因为要长久下去中国就会衰亡。他对孩子们说：“不要管别人学不学，你们一定要学好。不考大学也没什么，只要有知识，无论你干什么都会有用，就是种地你们也能种得最好。”
供孩子读书需要钱，需要引导、鼓励和关怀。然而，正当孩子们最需要他培育的时候，他倒下了，他要离开他们而去了。他把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老大和老二叫到炕边说：“我要完了，以后你们要……”他希望孩子为此而恸哭，认为只要哭了，就证明他们懂事了。
妻子张希玲可急了，她走到跟前对丈夫说：“你这么整，我们还活不活？孩子上学够走心的了，你还让他们学不学？”
张希玲，瘦弱单薄的身体，性子却十分刚强。乡里乡亲谁也没见她哭过。她说：“我不能哭，我一哭，五个孩子怎么办？这个家咋办？”
她八岁那年只上过一天学，每当她跟爸爸在地里干活看见别的孩子去上学时，她就眼热难过。幸好她爸还是个治疗红伤很有名的中医，她就暗下决心把爹的手艺学到手。时间长了，她真的学会了治红伤。就像什么跌打损伤，黄疮丹毒之类，她都能做到手到病除。结婚后，又把这一套医术传给了丈夫。
她嫁给聂国祥是看上了聂国祥的那些文化，她跟着丈夫学认字，又跟着孩子学拼音，遇着生字查字典，一有空就看医书。儿女们都惊讶：“咱妈认那么多繁体字！”更使他们佩服的是妈能看懂爸爸的医书。
聂国祥倒下了，她怎么办呢？她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五个孩子养大成人。她拼命劳作成了全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山坳里日照时间短，母亲多半时候要摸黑干活。
早起头件事，就是走一里多地挑满家里这两大缸水；然后做饭，打发孩子们去上学；接着喂猪、喂鸡、喂鹅；还得给丈夫熬药，再单独给他弄点好一些的饭食。
每年她都养三头猪，十几只鸡和鹅。为了弄到猪食，他每天都要拿着麻袋上山去采谷莠籽、草籽和椴树叶，一天两麻袋要往返四次，风雨无阻。有时天下雨，路太滑，她就拽着小树向山上爬去，下山时麻袋和人不知滚下来多少回。
她还种了近一亩的烟地。种烟是农村最累的地里活。可她从畦苗到收烟叶，像侍弄孩子一样精心，中期还要趟一遍、备两遍、打四遍烟叉子。打烟叉子要等到阳光最充足的时候。烈日下母亲跪在烟地里，汗珠渗在烟苗上。暑假里，大儿子文海从学校回来，看见汗水把妈妈的头发梳成一缕一缕贴在黑瘦的脸上，忙跑过去，哽咽着说：“妈，我回来了，让我干吧！”
山坳里的夜，静得有些让人害怕，只有老聂家那盏油灯还在亮着。孩子们挤在一个炕上，围在油灯下做功课，家里没有书桌，他们就一人脖子上挎一只小木箱写字读书。母亲靠在炕角，缝补着孩子们破烂的衣服，有空她还翻翻丈夫的医书。油灯橘红色的火苗跳跃着，劳累了一天的母亲一下一下点着头，最后头垂落在膝盖上，孩子们抬起头，发现母亲已经睡着了。天长日久，母亲竟养成一个坐着睡觉的习惯。当孩子们都睡下了，她又一个人开始忙起家务来。夜夜地洗、缝、补、糨。尽管打了补丁，但兄妹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可她自己四季只有一件衬衣，洗完拿到太阳下晒上，干了马上再穿。
母亲总是最后一个吃饭，而且从来没和他们父子几个一起在桌上吃过饭。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真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娘。”总觉得肚里是空的，孩子们闹不明白妈怎么就从来没说过饿，是不是大人不会饿？
一个秋日的清晨，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带着母亲做的玉米饼子上学去了。大儿子文海走到半路，想起忘带了一本书，就转回身往家跑，一跨进家门他就愣住了，母亲正用舌头舔着他们刚用过的饭碗，旁边放着一碗米汤。“妈——”儿子哇地一声哭起来，急忙掏出书包里的大饼子，一定要看着母亲吃下去。
母亲怔了片刻还是那句话：“妈不饿。听话，快上学去，别迟到了。”
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了这个家，为了儿女们，她付出了多少辛劳愁苦。其实，她再难、再苦、再累、再愁，都是为了圆她一生的梦想：让儿女们有文化、有知识。她说：“那时候让他们好好学习，并没想到要他们考大学，那时候也不兴考大学。有了文化干什么不借劲呀！家有千垧地，不如身带艺，知识学到手，胡子（土匪）抢不去，贼也偷不走。”
聂国祥说：“在我们家，第一要紧的是供孩子上学，经济收入首先要保证孩子上学，平常生活可松可紧，我估算一下，我家每年得把70％的收入用在培养孩子上。为了后代人，这钱不能不花呀！”
山坳里飞出的金凤凰
聂文海。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可能是希望他的文化知识能像大海那样渊博深广。
他是老大，对于弟弟妹妹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在一次学校运动会上，他跑得飞快，但他穿的是一件破背心，引起不少同学哄笑。他没在乎。老师说：“你们笑什么？他穿着破背心，精神却这么振奋，学习成绩也好，他们聂家的人有一种奋斗的豪情。你们不行，文海一定会有出息。”这话被在场观看的小弟文涛听见，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但在学习的道路上，他也有过动摇和徬徨。1976年冬天，寒冷而漫长，土炕烧不着，满屋子烟，兄妹几个瑟瑟地挤在土炕上，冻得睡不着觉。患重病的父亲躺在那不时地呻吟。父亲每呻吟一声，文海的心就颤抖一下。他终于忍不住，从炕上爬起来对父亲说：“我已经长大了，该帮爹妈帮这个家挣工分了，爸，我不读书了……”父亲一听就急了：“谁叫你想这事了？我还没死，轮到你当家了吗？告诉你，只要我活一天，你们就得给我好好读书。要是你自己觉得你脑子笨，不想上学了，那是你的事，你不能把责任推到老人身上，不能推到家庭条件上。”
母亲蹲在地上，用那双关节突出的手抖抖地卷起旱烟叶猛吸起来，一声不吭。直到把自己抽得咳嗽不止。多年来，这是她排遣愁苦和郁闷、气愤和悲痛的唯一方式。她在人前是绝不流泪的。
“我错了！”文海终于低了头。
直到这时，母亲才送他一句话：“好汉子怪自己，赖汉子怨别人。”
这一年，文海考了全校第一名。回到家，人人都高兴。大弟文江却说：“下次就不是你了。”第二年文江果然拿了第一，他拿了第二名。从此他学习更刻苦了，他能熬夜，弟妹们睡醒一觉，还看见大哥捧着自己那个小木箱在学习，木箱角上是点燃的烛光轻轻摇曳着。
1978年他和大弟同时考上大学，在学校依然是学习最刻苦，吃饭总买五分钱一盘的咸菜，把妈一分一角攒下来的钱省下来再带回家。
聂文江。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希望他的文化知识能像大江长河一样奔流不断。
他小时候长得很瘦弱，但是却很聪明，上完小学一年级，老师就让他直接升入三年级。这样他就和哥成了同年级同学。可是他的成绩从原来的第一名落后到七、八名了。父亲暗中发现这小子正在对玩着迷，一有空就琢磨怎么让小冰车滑得最快。有一天，他正在往冰车底下钉铁条。父亲看见了，照他屁股上就是一脚，一下子把他踢坐在地上。后来说起这事，还说是爹那一脚又把他踢回到正道上来了。上到初中，他就又赶上来了。他和哥哥在一个年级争起第一来。
1978年，他俩准备高考借了一间空房复习功课。当时学校伙食差，他们又正是长身体时期，总饿得心里发慌。实在不行了，就在夜里跑十几里山路回到家，饱饱地吃上一顿大子。
高考回来，文江晚上躺在炕上唱起“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爹问：“怎么样啊？要是考上，我得有个准备呀，咱家一共就30元钱。”他说：“您就准备吧，重点大学的可能性大，一般大学是一准儿。”
高考录取通知书到了，他和大哥全考上了。他以长春地区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这一年他才十六岁。
母亲在灯下给每个儿子缝了一条鹅毛褥子。这些年，她养了百来只鹅，每卖掉一只她都把鹅毛要回来。这装满了妈妈温暖的鹅毛褥，要伴着两个儿子飞出这小小的山坳了。
家里唯一那条像样的被子给了大哥，他带的被子是向乡亲借的。另外，爹还给他借了三百元钱。
母亲靠在低矮的泥屋前，望着阳光下弯弯曲曲伸出山坳、伸向远方的小路，望着父子三人走向天边的背影，从来不落的泪从干涩了多年的眼窝深处涌出来，滴落到脚下的黑土地里。
在长春站，父亲把哥哥送上了北行的列车，列车远去了。父亲又把他送上南去的列车说：“文江啊，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爹妈送去上大学，何况你才16岁。可是咱家没钱，借的这300元钱还是给你带上有用场。记住，走到哪，都把腰板给爹挺得直直的。你们得自己去闯天下了。”
文江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什么时候也没忘了自尊自强。他穷没有手表戴，曾问一个戴表的同学几点了。那同学表现得不耐烦。文江说：“你不就是有块表吗？那东西任何人用钱都能买到。你的功课不会总问我，我烦过吗？知识不是用钱能买到的。”
1980年暑假，文江从中国科大回来，一下汽车就看见满脸灰尘的母亲蹲在路边卖烟苗。一担烟苗连泥带土有六、七十斤重，还得走十多里山路。文江的心一阵剧疼，泪如泉涌，他哭着说：“妈，我背你回家吧！不卖了，咱回家，妈，妈……”妈不让背，儿就一路哭着跟着妈身后回了家。他说妈那在风中飘动着的灰白头发在他的心里永远抹不去了。
文江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飞出国门，先是在法国里昂大学提前一年获得博士学位，又被导师推荐到美国洛杉矶大学攻读博士后学位。现在在柯达公司欧洲分公司工作，去年一年里他提出的七项建议均被采用，其中一项获得世界级科技领先奖。他很快被提升为部门负责人。
聂文江的导师是这样评价他的：聂这样刻苦，是为了他尊敬的父母，聂的父母是伟大的！聂的中国一家人也了不起。
聂文波。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可能因为他的性格像水波一样轻柔、厚道、文静。
他是老三。他读小学时有一度很贪玩，跟一个外号叫“省长”的孩子玩得热火朝天。那位“省长”因为不爱学习，笔、纸、本一律都省，同学们就叫他“省长”。父亲发现他学习一直上不去，就暗中观察他。那天，他又到“省长”家玩扑克、拍小画片儿。玩得正起劲儿，爹一步走进屋，把他领回家来，一下也没打他。只是问：“你长大想干什么？愿意放猪？明天我摆一桌酒席，三天后让你当上猪官。”他低下头说：“我念书。”父亲严肃地说：“念书，就在家好好念，像你大哥二哥那样。好好学功课。从那以后，他的学习在班上也常拿第一。
10月3日上午，记者搭长途汽车从吉林市奔往兴隆山镇，好不容易找到他家时，不巧，他一大早就去了长春市。接待记者的是他的妻子刘红。
“我和他是长春建工学院的同班同学。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朴素、内向、老实、憨厚。他和别的男孩儿不一样。大学女孩少，别的男孩愿意围着女孩儿转，他不。他学习好，总是前五名。他体育好，我体育也好。他在班里年龄最小，却特懂事。那几年他总是穿一身灰布衫。当时他二哥也在长春物理研究所读研究生，他每月还从自己的奖学金里挤出一部分给他二哥，特善良。男女同学都很喜欢他。1986年7月12日他向我提恋爱的事，我挺吃惊，没思想准备，没想到他这么腼腆的一个人怎么会主动提这事。当时我没同意，他不气馁，说：“别人追你都是假的，只有我是真的，你不同意，以后会后悔的。”他说这话可让我动心了。毕业考试他成绩比我好，可以分到好地方好单位。可他给学校写信，坚决要求和我分到一起去。1987年毕业后，我们结婚了，一直到现在对我特好。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酱牌，就是爱看书、爱书法、爱体育。我们的生活一直挺清贫，没治家，你们看我们这床上、桌上到处都是书，我俩正准备报考哈尔滨建工学院道路工程专业研究生呢。全国只招两名，现在正是要劲的时候。”
“怎么，你们还要考？”
“咋整啊，谁让咱认准了这条道呢？，现在人家有的奔官，有的奔钱，我们就想奔个专业。”
“学成之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拿了硕士研究生，再拿博士研究生。在他们老聂家，我们是最底儿的了，得努力赶上去。老爷子鼓励我们，主动提出给我们带孩子。人活着各有各的乐趣，有人跳舞、唱卡拉OK，打麻酱牌最快乐，我们觉得多学知识最快乐。”
聂文涛。老四，老聂家最小的儿子。母亲怀他的时候，本打算不要的，吃了打药，肚子疼好几天，他也不下来。不得已去做流产手术，医生检查完了说：“这孩子生命力太强，硬做，怕有危险。”这样，他被保下来了。出生后，处处表现出他的生命力极强。
为了培养孩子上学，聂家曾几次搬家，在城子街张家大队住时，那里的小学生有点欺生，见文涛拉着小爬犁捡粪，有个孩子就拿根鞭子哄赶他。他急了，上去夺过鞭子把那孩子一顿臭打。父亲责怪他，他说：“他骂人，他拿鞭子赶我，这不是骂人吗？”第二天，被打的孩子来找他上学，孩子的家长原来就是王老师，王老师对文涛父亲说：“我让孩子和文涛交朋友，我那孩子就认识不到拿鞭子赶是骂人。你儿子实在聪明。”
文涛的性格真像那大海的波涛那样不安分、汹涌澎湃。他从小学到高中，几乎全考第一。1983年他代表长春地区参加全国中学数学、物理学竞赛，结果都得一等奖。按照有关规定，他是可以免试进吉林大学的。但是他却一定要考清华，差几分，最后进了天津纺织工学院。入学那天，他穿的是哥哥的衣服，袖子和下摆都接了一截儿。可是他主动要求：“让我当班长吧，我在中学就当班长。”他说，当班长可以培养自己多方面的能力。
他不是教育专家，但他却对教育有不少发人醒悟的见地。记者在九台市意外地找到了他和他妹妹，在火车站候车室，在开往吉林市的火车上，记者一直开着录音机。请听听他的一段段谈话：
“我认为基础教育不应该设那么多重点校，还有所谓‘贵族学校’、‘大款班’，许多有钱的人都争先把孩子送进这种学校。可是根据我的切身体会，那样的环境就很难成长出我这样的人才。我不是说我就是人才。但是我对社会的适应性肯定比他们强。我从天津纺织工学院毕业来吉林市时，只有一套外衣，两套内衣，80元钱，到吉林现买牙具。现在我工作四年，不仅养活自己，发展了事业，而且我把父母从红朵沟接来了，我很自信，在最困难时，我口袋里只剩下两角钱的时候，我还能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没有活动经费就没法办的事情。这就是说你很善于和周围的人工作相处。在‘贵族学校’培养的孩子，他可能很会投机，他可能靠父母的金钱去影响周围的人，但他很难靠自己的能力确立自己的威信和在人群中的领袖地位。现在那些花了大钱进了‘大款班’，贵族学校的学生，他们可能高考成绩不错，因为这样的学校，这样的班专门教给他们应付考试的技能，给予他们特殊的训练，却并不重视对他们做人成才的能力的培养。尽管他们的父母很自信，但他们花大钱买到的并不一定是能力很强的人才。
“我家特别注意培养我们克服困难、征服困难的那种勇气、意志、毅力和品质。如果我们在外面遇到困难要哭的话，回到家肯定要挨训的。他不希望看到你哭，他们总希望看到你能努力寻找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在困难的面前如果缩回来了，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打击，那怕我失败了，我父母倒不会责怪我。如果我被吓回来了，这就不大好交待。我初来吉林市时，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不认识一个人，没有一个亲戚朋友，也不想再接受父母兄弟的接济。那时，我父亲有点钱，但是我不想得到帮助。最初我被分配在一个国营企业，一个羊毛衫厂，那点工资收入，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把父母接到身边来赡养？后来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笑）于是决定选择另一条更艰苦的路，在一点社会基础都没有的地方自己去闯，我的困难就忽然多了很多很多。经过奋斗，我现在是一家保健食品厂厂长，我还想再开发别的产业。我的父母到吉林来以后，看到我为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奔走，联系，尽管他们很心疼我，但从来不对我道一声辛苦。脸上表情上不露出什么，他们说年轻人就应该这样去干去闯……”
他的话滔滔不绝，列车在夜间风驰电掣，风声、车声伴和着铿锵的人语声。
聂文英。老五，聂家唯的一个女儿。作为聂家的孩子，她具有许多和哥哥们共同的品质。用四哥的话说：“我们哥四个都考过第二，就我妹妹没考过第二，从小学到中学她始终考第一。读高二那年，她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妈领她到九台市一中办休学手续。校长说：“不用办了，孩子啥时好啥时就来上学，一中的大门永远为聂家的孩子敞开着。”回到山坳，妈给女儿买来糖果，抚摸着女儿的秀发说：“咱家穷，妈没什么可跟人家比的。妈唯一能跟人家比的就是我这五个孩子个个有文化。你的哥哥都出息了，就看你的了。妈不怕吃苦，能供你。”从此，文英一面治疗，一面抓紧复习功课，就是躺在床上输液的时候，也用另一只手拿着书看1988年，她以高出录取线50多分的成绩被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系优先录取。本来计算机系不招学日语的学生，可文英分数很高，数理化几近满分，学校实在舍不得放弃，便专门请了个英语教师教她，短短两年，她的英语就达到四年级水平。当代女大学生有几个热门话题：系列化妆品的介绍；美容技巧的研究；新潮时装的追求，港台歌星的崇拜；恋爱感受的交流。文英对这些却不感兴趣。她说“我上了大学也是一分钱掰两半花。我们同学买一件裙子一百多元，一年买好几件。我一开始一件也没有，后来两个嫂子给了两件，的确凉的，十元左右一件，我特满足。我们家出去的人，不是看我们穿什么，而是看我们做事怎么样。在中学我曾花十元钱买过一个帆布书包，这算是我最奢侈也是我最心爱的东西，它一直跟着我进了北京工业大学。”有一天同宿舍的姑娘们谈论起毛泽东时代的人多么“土老冒”，自己也那么傻，背个帆布书包逛荡逛荡的，还挺臭美。文英意识到什么，就说：“你们是在说我吗？”姑娘们哈哈大笑，文英也哈哈大笑，比她们笑得还响……笑得那几个姑娘莫名其妙。文英的心田永远被妈妈的爱覆盖着。那次看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她竟忍不住哭出声来。“太像了！只是我妈没有去烧香拜佛。为了供我们上学，她天天干活，只要能承担的都承担下来了。我爸也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大哥二哥一块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半夜醒来拿了镰刀上山砍柴，跟我们说：你们都考上，都考上，我供得起，我砸锅卖铁也能供得起！我说，要是不把锅砸坏，不是可以多卖点钱吗？爹特兴奋，说‘你这个傻丫头’！现在有养鸡专业户，养鸭专业户，我家是养大学生专业户’！”
现在文英也已大学毕业，分配在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学院任教，她要和四哥一起照顾好年迈的爹娘。
山坳里的这一家人
从10月3日子夜零时开始，记者在哈尔滨电工学院同在那里担任讲师的聂文海进行彻夜长谈，直到10月4日凌晨。
聂文海说：“在我们家真正成功的是我的父母，他们的责任尽到了，他们的人生目标达到了，他们使自己的五个子女都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了。父亲教给我们爱国、正直、自尊；母亲教给我们刚强、忍耐、奉献。而我们五个，包括我大弟文江，只能说是站起来了，今后的路还长。”
我们的祖国也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家庭里，父母是否已经成功，儿女是否都堂堂正正站起来了呢？
这个大家庭目前有几亿文盲，每年有一千万青少年失学，他们在文化荒漠上趴着，坐都坐不起来，更别说站立起来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家人说，我们穷，我们人口太多，父母供不起啊！
不错。据《法制日报》报道，近年来全国中小学教师工资拖欠问题日益严重。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中，除北京、西藏等个别地区没有拖欠外，其余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拖欠问题，有的地方拖欠竟达三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拖欠教师工资总额达十几亿元。这个大家庭拿不出钱来给孩子请老师上课。有些学校没钱买煤，数九隆冬，让孩子挨着冻上课。
另一方面，据国家控办统计，今年1至5月，全国公款购买小汽车耗资达14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7％。这些小汽车给谁坐呢？现在的流行说法是：不论官多大，都买桑塔那；不管哪一级，都要做奥迪；没钱靠贷款，也不坐国产。据预测，今年社会集团购买小汽车的公款可能要达到更惊人的数目。
居家过日子，家家都有自己的过法。聂国祥、张希玲家的过法当然不能强加于一切家庭。但有一点却应该是一样的，父母不能光顾自己豪华气魄舒服享乐，不管子孙后代。父母是儿女的榜样，身教重于言教。你不能搞双重人格在人面前你慷慨激昂：“苦了谁不能苦了孩子，穷了谁不能穷了教育。一定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地位。”而一等到花钱了，你总是把教育摆在最后的位置，学校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就去乞讨，就去向家长索要，一个小学生几千元，一个中学生上万元、几万元，要得家长们叫苦连天。这还叫什么义务教育？
聂家的父母说：要是照现在这样的上法，我们家别说五个，就是供一个大学毕业也难！弄来弄去。弄得孩子们都上不起学了，弄得越来越不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了，这种弄法还不值得深思、值得研究吗？
谈到当前教育现状，聂文海直言不讳地说：“有了知识以后还受穷，被人瞧不起，在激烈的竞争中无能为力，这就证明这是教育的失败。我比你们年轻十几岁，二十岁，可我十分赞赏毛泽东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和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主张。现在光讲书本知识，不讲能力、不讲素质、不讲觉悟怎么行呢？你们想想，你们那一代人的教育质量和现在这一代人的教育质量，究竟哪一个更高呢？
现在不知所有多少同辈人的慨叹：“都说一代更比一代强，可是我的孩子没有我小时的那种精神，也不会有我现在这样的成就。”
天津的一位校长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说：“我只提三条，一条是过去校长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教育教学上，后来是一手抓教育一手抓创收，现在是两只手全力以赴抓钱求生存；第二过去教师穷还能安心教课，现在‘市场’了，教育工作者只是光着屁股坐花轿，出现了队伍不稳，近一年光天津市就流失1600人；第三现在的学生不念书，不思学，只想消费讲享受。就这三条，教育质量能高得了吗？”
有人对一部分研究生作过问卷调查，在回答为什么读书时，没有一个人回答是为了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回答最好的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多数人都说为实现个人价值而奋斗，普遍认为人就是自私的。这些人都是当代学生中的佼佼者，都是国家的精英。
还有人对青少年作过问卷调查：你“心中最崇拜的十个人是谁？”答案是：前九名都是港台歌星，最后一名是大陆的雷锋。这些青少年都是祖国正在成长的小树。他们能不能茁壮地长大成材呢？
去年，中日两国青少年在中国内蒙古大草原一起搞了一次探险夏令营，结果暴露出中国孩子的懒惰、懦弱、娇气，不能吃苦，不会解决困难的状况，日本少年则表现得坚忍不拔、生存能力极强的优势。一个日本议员笑容可掬地说：“你们中国孩子不是我们日本孩子的对手！”
我们的家长们都望子成龙，勒紧裤带也要不惜血本搞智力投资，可是事实呢花钱不一定就能成才。花了钱不一定就能完全尽到父母的责任。我们的少男少女都想过上最现代的生活，可是美好的生活要靠能力去创造，依赖父母坐享其成终究不能说自己堂堂正正站起来了。我们的学校和教师，都希望改善办学条件，这没有错。不过艰苦的条件有时更能锻炼出教师和学生顽强的生命力。这一切，聂国祥国这一家人都给了我们生动的启示。
原载1993年10月26日《天津日报》
1994年第2期《读者》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