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倒下了 
这是真的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被骗怕了，被骗麻木了，对什么事情都不敢再轻易地相信了，尤其是对某些硬树起来的所谓“典型”。
最近，天津市的大小报刊、广播电视大张旗鼓地宣传公安干警方增光和刘剑的事迹，其声势不可谓不大，其情景不可谓不真。可仍然有人疑疑惑惑，特别对廉洁奉公、拒不收礼、全心全意为群众办事的南开分局户籍科副科长方增光的事，更是不敢相信。以为这不定又是为了什么需要，添枝加叶编出来的。
“这都到嘛年头了，管户口的人这么廉洁，这是真的吗？”
周玉凤说：这是真的！
她话没出口，眼泪先流出来了，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她拿着报纸逢人就说：“现在这样的好人实在太少了，可我知道，他是真的……”
她叫周王凤，是天津电缆厂存车处的女工，4月18日，她在报纸上看到方增光、刘剑事迹报告会的消息。她心里忽悠一下子。方增光，这一生一世忘不了的名字，他死了？她不信。可报纸上明明白白写着公安南开分局户籍科副科长。这是怎么了？4月19日，周玉凤跑到南开分局传达室说找方科长。传达室的同志说：“方科长已经过世一个多月了。”
完了！她最不愿意相信的事实现在再也无法置疑了。她习惯地朝院里那座办公楼看看。如今是楼在人亡，方增光没有了。就在她沉痛万分地要离开的时候，看见那—排黑板报，那上面有方增光的遗像。她走上前去呆呆地看，眼前渐渐蒙上一层泪光：“方科长，生，你没喝我一口水；死，你没让我送一步，你走一个多月了，我连个信儿也不知道，方大哥，我欠着你的，叫我怎么还啊！”她只身一人规规矩矩地站好，恭恭敬敬地对着方增光的遗像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然后她找到报社记者，下面是她哭诉的录音：
我求记者单为我写一篇吧。我敢说，像方增光这样的好人，现在没处找去。就是有，也太少了，太少了！
我是个知青，在农村结的婚，生了孩子。1980年我因病残回城，住在万德庄。那年，我的儿子才5个月，我是抱着他回来的。一家四口，三个人没户口，就别说副食煤柴，上学就业，就是活命的粮食也没处弄呀。买粮票，两角一斤的买过，两角伍一斤的也买过，就靠我一个人那点工资，怎么养活三张嘴啊！十年苦熬，我这日子多难啊！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抱上小的拉上大的去拦市长的车；还有个大学生替我写过六封信让我去上访；也有人劝我假离婚，装作打架分居，办成了兴许能解决孩子的户口……可我不行，天生干不了那憨皮赖脸弄虚作假的事，我多难也不愿意把家毁了。
我大哥过去和方增光住邻居，说方增光在南开分局就是管户口的，让我去烦他。厂里同事对我说：“现在办户口得过九道关，关关都得‘点码子’，你有多少钱？你知道现在的价码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钱。人家说没钱，门也没有，你就甭想办了。
1990年国庆节前，厂里每人分5条鱼，我和段长说：“多给我一条吧，凑个六六大顺，我是用它给孩子办户口，图个吉利。”段长一听就明白了，说，“行！我给你挑6条红尾巴尖的，漂漂亮亮的！”我又买了一瓶汾酒一瓶西凤，两条烟，朝亲戚借了500元钱塞在酒的包装盒里。我怕白天去送礼让人看见对方科长影响不好，晚上九点钟我才壮着胆子敲开方科长的家门。方科长不在家。我就对方大嫂讲我的难处。看她瘦巴巴的，也是个好心人，挺同情我，说等老方回来一定对他念叨念叨。劝我别着急，只要符合政策，老方一定帮我解决。我满心高兴，放下东西要走。方大嫂一把抓住我说：“这可不行！你快拿走，咱别找麻烦。”我怎么能拿走呢？非要留下不可。她坚决不收，我们俩推来推去，挣扯一团，都累得气喘吁吁。最后方大嫂很不高兴地说：“我有心脏病，没劲儿跟你挣，这是何苦……”我看她真动了气，就说：“这样吧，光把酒留下，别的我全拿走。”我是想，酒盒里塞着500元钱，留就留个实惠的。我把两瓶酒扔下就跑，说了声：“那酒—定自己喝，千万别送人！”方大嫂拿着酒追出门，把酒放在第二层楼梯角说：“你拿走，丢了我可不管！”说着砰一声碰上了门。我回去拿上酒，再也敲不开方家的门。唉，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步步走下楼，丈夫一直在楼下等着我。我几乎是哭着说：“完了，人家不收，咱这事办不成了！”
可是我不甘心。
第二次我不带钱了，拿了些绿豆、果仁什么的，都是土产品，我觉得这好说。这一次碰巧老方在家，可是他一见我手里提着东西就满脸不高兴，我这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他说；“小周，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符合条件我一定办，不符合条件我也办不成，送东西也没用，你要不拿走，我就送到你厂里去。”我一听就蒙了，都说官不打送礼的，我怎么连送礼都送不上去呢。我几乎是哭着说：“大老远的，怎么叫我提了来再提回去。再说，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看我这么难受，就和缓了口气说：“小周啊，虽说这些东西不值钱，可你一个妇女养着三个没户口的，容易吗？我收你的东西，不等于喝你的血吃你的肉吗？我的条件比你好，我应该帮助你才对，你快拿回去吧……”他一脸正气没有半点虚假。这句话我到死也忘不了，我要给孩子们传下去。我咕咚一声给他跪下了，哭着说：“你真是我的好大哥，亲大哥啊！”他赶紧扶起我说：“快起来，快起来，你放心，要是能办我不办，我就是‘爬爬’，行不？”他就像亲哥哥哄亲妹妹一样哄我放宽心。
我佩服他，敬重他。
可是户口迟迟解决不了，我又开始怀疑他。一连找了他好几次，都没见着。我想他是不是不管了，故意躲着我？
这时市里有了文件，规定下乡知青可以解决一个子女进津的户口。这可难死我了。我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16岁，二的是儿子，13岁。到底办哪一个呢？手心手背，都是我身上的肉，哪一个我也舍不下。填表的时候，我写上闺女，又换上儿子，写上儿子又换上闺女，换过来换过去，表格上贴了好几层纸条。工作人员烦了，说：“别填了，回家想好了再填”。我找亲友们商量，都认为应该给儿子办，闺女呢，将来可以在城里找个主儿，没户口，好主儿找不上，找个残疾人也行啊。可是当我回到家看见女儿长得水灵灵的，比自己都高了，我怎么忍心把她嫁给残疾人？想来想去我下不了决心，就让两个孩子抓阄吧。结果三次都被女儿抓到了，我那可怜巴巴的儿子就这么命苦？不行，我是他妈呀，一咬牙，最后我还是在表上填的儿子的名字。
女儿大了，心思重了，整天闷闷不乐。我说：“孩子，你好好上学吧，只有这一条路了。送礼，人家不要；捅也捅不上去。妈实在是没办法啊！”她多时憋在心里的郁闷一下子爆发出来，哭闹着说：“我抓到阄了，你不要我回来，你重男轻女，你心里只有儿子，你要把我嫁给残疾人，还不如死了好……”她抄起一把剪刀去剪电线，吓得我一把抱住闺女，死死地抱住她不撒手，哭喊着说：“妈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我就是拼死拼活也要给你把户口办下来……”我们娘儿俩哭作一团。
我东挪西借又凑了1000元钱找到片警陈连弟。我说：“快救救我女儿吧，因为办不下户口，她差点触电死了。我找了几次方科长，送礼他不要，听他那肺腑之言我佩服，看他那一脸正气我又嘀咕。我不敢再去见他了，也怕见着他的妻子，我这有1000元钱：托你送给他500元，你留下500元备用，你行行好。我求求你……”老陈说：“老方那人就那样，能办的他一定办，不能办的送座金山也不行，这钱我不能送。”
走投无路，怕也不行，我还得找。一连往南开分局跑了三次，都没找到方科长。后来我找到一位姓张的同志，我说：“救救我闺女吧，不定哪天会出人命！”张同志说：“你叫周玉凤，知道知道，老方不止一次提过你的户口问题。你的材料报上去了，又给退回来了，说是缺一份材料……”闹了半天，方科长一直在给我办着，不是不管。我是又高兴又惭愧，又感激又内疚，我是错怪方大哥了。
转天方科长给我打来电话，说户口的事差不多了，还差一个材料，让我去派出所问问。我去了派出所，人家说是缺民警一个材料，补一个就行了，没我的事。
那个电话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方大哥的声音！
我闺女的户口终于解决了，好多人问我送了多少礼，花了多少钱。我说确实没送一点礼，没花一分钱，听的人都不信。可是我知道，我们全家的人都知道：如今还真有方大哥这样的好人。我的好大哥啊！他救了我闺女的命，他让我们一想起他心里就热乎乎的。我还记得，他那次对我说：“你把东西拿回去，等你把户口解决了，我到你家去喝酒。”可现在，他把户口给我们解决了，他连我的家门也不认识。我心里甭提多难受，不相干的人花了我不少钱，真正为我办事的方大哥没喝我一口水，没抽我一支烟，他这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叫我到哪再去找你呀，我的好大哥呀！呜呜……呜呜……”
这声声泪字字情是从一个历尽苦难，饱受辛酸的女人心窝里哭出来的。听着她那悲声切切，时泣时诉，日月为之动容，天地为之动情，谁的心不颤动，谁能不相信她所讲的这一切是真的呢？
特别家规
一个户籍科副长，如何能抵御当今社会的送礼风、人情网？一个握有人生大权的警官如何身居闹市，始终恪守廉洁一尘不染？这是记者想进一步查访的问题。结果在走访方增光家庭和亲友的时候，发现了方增光立下的特别家规：
一、所有家庭成员—律不准收礼，谁收了礼谁退回，毫无例外；
二、所有家庭成员及亲属都不得打着他户籍科长的旗号在外面办私事。
家规面前，年长年幼一律平等，谁也不能违犯。
请看他怎样对待妻子收礼。1986年春节前，方增光在津南区的一个姑表弟送来一篓子鱼，还有两只甲鱼，妻子收下了。深夜11点钟，老方巡逻回来听说此事就急了。妻子说：“他是你表弟，年年春节都送，今年又怎么了？”方增光说：“你糊涂！年年送，送这么多吗？前几天他托我为他一个明友解决户口，这鱼不能收！”妻子也火了：“他找你办事，我怎么知道？这些年我为退礼跑了多少冤枉道！这次让我怎么退，他家在农村，半夜三更的，我不认识路，明天再说吧！”方增光说：“不行，明天鱼就死了，今天收的就得今天退！”他在单位挺随和，在家里可是一家之主说一不二，妻子忍气吞声敲开邻居的门，求那个在表弟村里钓过鱼的小伙子骑自行车驮着她去退礼。隆冬腊月，夜深风寒，一路颠簸，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妻子才回到家。
他的儿子方方在家遭遇了一个送礼的。那是1987年的一天晚上，有人叫开家门，把东西放下就走。方方不敢睡觉，等父亲回到家马上报告。父亲问：“什么长相？”儿子答：“腿有毛病。”父亲说：“我知道了？等我回分局查清他的地址。”说完，方增光立刻返回分局。写下那人的家庭地址，回到家交给儿子命他连夜送回去，天太晚了，方方皱皱巴巴不愿意去，嘴里还嘟嘟囔囔的：“我们算倒霉了，总得为你跑这冤枉道儿……”方增光一听就急了，上去给了儿子一巴掌：“谁叫你收下的？你不送回去让谁送？”
儿子两眼含着委屈的泪水提起东西走出了家门。
他的女儿方辰那年才14岁，照样躲不过惩罚。也是一个晚上，一位自称姓赵的姑姑送来烟酒等物，留了张字条就走了。方辰想：我不会骑车，又不认路，天也太晚了，爸爸疼我，不会让我去退礼。却不料父亲严厉地训斥她一顿，让她马上去退。妈妈和哥哥都不敢说活。方辰说：“我不认识地址，我怕。”方增光给她写了地址，她提着东西抹着眼泪上了路，—边走一边打听。退完礼回到家已经快12点了。事后妈告诉她，在她退礼的路上，父亲始终在远远的后面跟着……
他的母亲那年整70岁，年老体弱抵挡不住，让礼物闯进家门。方增光请她亲自去退。那请和命令是一回事。儿媳妇要替婆婆去退，不行，一定要老太太亲自去。没法子，儿媳搀着婆婆去退礼。回家的路上，老太太越想越委屈：边走边哭，边哭边骂：“我哪是他妈呀，他简直像我爹！他当个警察，总拿我当犯人，跟我耍威风……”儿媳劝她：“妈，快回去说吧，路上的人都看咱们哩……”回到家，方增光说：“妈，是难为您了。不这样，您记不住。这一次您就记住了。您要生气就打我几下吧！”从那以后，凡是再有送礼来的，老太太就不容分说地喊：“快拿走！你饶了我这条老命吧！”
如今，老母亲早已离世，再也不会为送礼的事犯难恼恨了。
可也有—次，方增光收下了别人送来的礼，没让孩子们退回去。那是1989年他家从万德庄的平房迁到雅安道的楼房。老邻居李大爷给他送来一台吸尘器。他想了想说：“好，我留下，你得把发票也留下，出了毛病我好去修。”孩子都觉得新鲜，爸爸怎么脑瓜活分了。李大爷走后，方增光借来420元钱，对家人说：“李大爷家住平房，用不着吸尘器，他买来了退不回去，我只好留下，把钱退给他。”
方增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里，他不是太个别太清正了吗？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连他的亲属也不理解。有一天，他对孩子的三姨父王维忠掏了心窝里的话，他说：“你问我为嘛不受礼，其实这道理挺简单。头头脑脑有权有势的人用不着来求我。凡是来求我帮忙的人都比我困难。普通百姓没户口那难处还用说吗？收他们的礼不等于喝他们的血吗？我就是不为自己着想，我也要为我的儿女着想。我不能给孩子们留下坏印象，我不能让别人指着我孩子的脊梁说：‘他是喝人血吃人肉长大的’。我现在这样做，就图个站得直行得正，给儿女留个好形象。往大了说，我不能让群众骂我是假共产党员！”
在一个调查会上，那些互不相识的送礼者一个接一个地讲述着相同的往事，都是自己怎样给方增光送礼，方增光全家拒礼不收，而户口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的亲身经历。在“大壳帽两头翘，吃完被告吃原告”的民谣广为流传的现时，方增光艰难而顽强地固守着他自己的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净土。这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心灵里的净土。
他死后给人留下的思索
方增光倒下了，一点也不壮烈。
今年3月，他在家赶写《巡警规范百题》教材。直写得昏天黑地神魂颠倒。3月11日上午他问妻子：“几点了？”妻子说：“10点了。”他又问：“哪个10点？”妻答：“上午10点。”他说他头晕，不是旋晕，是前后晕。妻说：“你把材料放下，缓缓再写。”他说：“不行，要得急。”3月12日上午他又问妻子：“几点了？”妻答：“11点。”他又问：“哪个11点？”妻说，“你刚吃过早点，你说哪个11点？”他说：“噢，我又犯迷糊了。”脑子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是写，写。直写到下午6点钟，妻子叫他吃饭，他不应声。7点钟，听见他咳嗽，走进来看看。哎呀！那稿纸上都是殷红殷红的血。“你吐血了！”他说：“没事，吐点血败火，你把痰桶拿来，忙你的去吧。”谁知刚把痰桶放好，他就大口大口地吐血不止。妻子央求他快给单位打电话要辆车去医院吧。他摇头，不让。妻子赶紧去让儿子找车。可是等儿子开来车把他送到医院，这已经晚了。
方增光究竟是怎么死的？病死的？可医院没有诊断他究竟死于何病。人们只能说他是累吐血死的，累死的。
死在工作岗位上是令人起敬的。但也要看是不是不可避免。死于意外事故，那是没办法，情况紧急，关系重大，非牺牲自己不可的时候那就得牺牲。
可方增光你仅仅为了写一份教材，累得吐了血还写，让你去医院也不去，直到吐得没了血压，没了心跳，年仅47岁就离开了你热爱的事业，离开了爱你的亲人和群众，这应该吗？
鲁迅先生说过：“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方增光啊，贪生怕死固然令人鄙视，但虚掷生命也是不足取的，你是怎样看待你的生命的？你是怎样看待你死的价值的呢？
方增光倒下了，倒下之后，才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谁也不曾见过的两张献血条和20多张诊断证明书，从1979年起，他就被确诊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几乎每张诊断书上都写着休息一周，两周，甚至是建休一个月。这么看，他又不完全是累死的，他也是病死的。
他刚过40岁，黑头发就像落了一层霜，牙齿也开始脱落，近两年他连自行车也骑不了，一骑上就跑偏，跌交，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妻子怕他出危险，不让他骑了。他就每天走着上班，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天天六点出家门，七点走进分局，还拖着病弱疲惫的身体打开水做卫生。
去年盛夏，他的小妹妹去家里看他，一见面就惊叫一声。他坐在桌前写材料，两只脚泡在冷水盆里，两腿肿得放亮光，两脚肿得变了形。小妹摁了一把，五个指头全陷了进去。小妹急了，拉上他就去医院。一通检查，妹妹为他付了三百多元医药费。检查结果出来了：除了高血压，冠心病，又患了严重的肾炎、糖尿病。医院要收他住院，他却说：“这都不是急病，死不了人，住院不也是吃药吗？我一定记着吃，行了吧？”就这样，他没有住院，仍然天天上班，一直到吐血而死。
方增光，为什么你有病不认真治疗？为什么该住院你不住院？难道仅仅是因为你热爱工作而不珍爱自己的生命吗？
方增光的亲属聚在一块痛哭流涕，说方增光家的日子过得太艰难，太清苦。
方增光的妻子是天津服装七厂的工人，现在这个厂瘫痪了，一千多职工基本没活儿干，从92年底开始，就连原来的每月50元退休金也发不出来了。几个月来分文收入没有。4月18日，厂领导从报纸上看到方增光因公殉职的事迹，主动到家来慰问，并送来50元困难补助。
方增光的儿媳是丝织9厂的合同工，现在这个厂也黄了，一部分工人转到郊县一家工厂做工，她因有了身孕，便待业在家。原来每月能拿50元生活费，从3月开始，这一点可怜的生活费也没有了。
方增光的女儿方辰去年初中毕业没有报考升学，现在待业在家也没有分文收入。
方增光的儿子方方在天津机械厂上班，每月只有近200元的收入。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方增光的每月276元薪金和儿子的200元收入。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谁能想到一个户籍科长的家庭要靠他的亲属们联合起来“重点扶贫”？去年儿子娶媳妇，是他的姐姐、妹妹和妻子的娘家兄弟们解囊相助，集资7000元才把事情办了，连新娘子的结婚礼服都是方增光的外甥女给买的。
方增光的三姐哭着说：“我们姐妹6人，就他这一个弟弟。虽说平时恨他，骂他死性、骂他太傻，可遇到事还得帮他。有时候给他家钱还不敢让他知道。他就是这样又让人恨，又让人疼……”
方增光的连襟，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抹着眼泪说：“过去我就是不信，一个公安局管户口的科长家里会有什么困难。谁不说现在给人办一个户口就够吃半年的？增光兴许早成万元户了。有天下班我故意闯到他家去想看个究竟。增光还没回家，他媳妇和孩子们正在吃饭，吃的是窝头、粘粥、咸菜……我心里实在难受，就问：‘你们就吃这饭？’他媳妇说：‘我们吃次点儿。让增光吃好点？他的体格越来越不好，’我后来问增光：‘有病为嘛不好好看，该住院就得住院。’增光说：‘维忠，我不是不想好好治，实在是看不起呀！你看现在看病多贵？家里条件达不到。分局经费也紧张，医疗费报不了，我哪有那么多钱往里垫？再说我这病也不是不治之症，慢慢养着吧！’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这么给耽误了。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多棒，打球、举重、练双杠样样行。刚47岁，正是干事的好年华啊！”这么看，方增光又不是累死的，病死的，他还是穷死的。
公安南开分局的荣政委眼里晃动着泪光，激动地说：“方增光的死给全局很大震动，人们惊叹，哎呀，真死人啊！我真想给全体干警检查一次身体，可是钱呢？分局哪有这笔钱啊！”
方增光倒下了，没有留下豪言壮语，没有留下光辉业绩，留下的是清白和贫困，是一堆诊断证明书和一盒没抽完的三角钱一包的“黄陵”烟……
祖国啊，难道方增光不是你的好儿子吗？难道你不该让他这样的孩子活得好一点吗？可是为什么他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呢？钱究竟都到哪里去了？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1992年全国用于吃喝旅游的公款已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有些“款爷”在酒吧间花万元买洋酒，花几千元买光鲜花去献给歌女，甚至花12000元点一首歌。至于有些先富者染上吃、喝、嫖、赌、抽恶习就更不个别。还有些人“斗富”，比烧人民币、比剪衣服，在他们那里钱像流水一样的多……
社会主义不是讲按劳分配吗？方增光为社会劳得还不够吗？结果连看病的钱都没有。方增光的家属是不愿意干吗？问题是他们失去了劳动的机会。
人们总悲痛英年早逝的人。看看都是什么人英年早逝呢？——科学家、教师、作家、警官……总之都是埋头苦干的人，都是拼命硬干的人，都是为民请命的人，都是舍身求法的人，统称为“中国脊梁”的人。虽然他们各有各的早逝的原因，但他们的相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负重而忘我，二是清贫而困苦。有首歌唱：愿好人一生平安？可现实是好人一个一个早早地倒下了，这样下去共和国的大厦还靠谁支撑呢？
方增光倒下了，他的女儿方辰再也没了继续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个多么懂事的孩子！去年初中毕业时，论成绩她是可以升高中的，可是她看家庭生活窘迫，爸爸病成那样，再上学得花多少钱啊！一开学就得好几百元，以后各种各样的费用便接连不断，更不必说交纳数目可观的支教费了。她对妈妈说：“我不上学了，省点钱让爸爸补养补养身体吧，在家里我还可以帮您干点活儿。”方增光知道后很伤心，宽慰女儿说：“好好在家自学吧，跟我练字。”这是怎么啦？爸爸这一代人没为上学发过愁啊！共产党领导人民翻了身，给了人民受教育的权刊。现在怎么又回到过去那种谁有钱谁才能上学的年代了呢？方辰这样的孩子上不了学，而有的孩子就可以挑着上，上“大款班”，半年交5000元，连有的小学都有。现在有一种理论叫做“谁受益谁花钱”。谁受益呢？国家拿出人民创造的一部分财政收入办教育，最终受益的不是国家吗？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培养出的一大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今天各行各业的骨干和中坚。他们懂得国家培养了自己，自己应该报效国家、献身人民，克己奉公、任劳任怨，像方增光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不是国家受益了吗？谁有钱谁上学的结果，只怕将来培养出来的人也难免不是拜金主义者，利己主义者，享乐主义者，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方增光倒下了，有人说：“我—点也不感动，我现在只对挣钱感兴趣，对别的事一概不动心。也有人讥笑方增光又愚又傻，“是个二百五”……
这并不奇怪，人们的苦痛本来就不是容易相通的。鲁迅说得好，“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的酸辛……”方增光自有方增光的痛悼者。一位73岁的老党员听了他的事仰天长叹：“啊，这样的好人，不该啊！让我替了他多好！”万德庄一位92岁的老太太听说方增光去了，放声大哭道：“我那好儿啊！我那好儿啊……”送葬那天后面跟了不少陌生人。 向遗体告别的时候，他们都挤在家属一边，肝肠寸断、捶胸顿足，有个残疾人甚至悲痛欲绝地喊叫：“干爹呀……”
天津电表厂的锅炉工胡德龙去济南出差回来刚进家门，妻子就对他说；“给咱办户口的方大哥死了。”胡德龙一瞪眼：“你瞎说什么，我刚回来，挺累的，你别给我添堵！”妻子哭了：“是真的，是真的，我都听三遍广播了……”胡德龙愣了，他跑到方增光家里去证实。方增光的儿子告诉他是真的。这刚强率直的汉子抱头痛哭起来：“你爸爸那人多好啊！那年一人供应6斤富强面，你爸把你们一家四口的富强面买来，让你妈全给我们家送来了，说我家没户口，过年也得吃上顿富强面的饺子。方大哥啊，你怎么就死了呢！”
残疾人潘永光激动地对记者说：“我认方增光为干爹，有人讥笑我太愚昧太俗气。爹是随便认的吗？我要不服他，皇帝老子也是我儿。我没有病，也没有给人当儿的瘾。我要给方增光当义子，我是从心里头佩服他啊：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句话令人欣慰。无论人们有多少牢骚，多少不满，可还是相信有真共产党，在他们的心目中，真共产党就是公正、无私的化身，就是人世间真、善、美的体现者，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人。
南开分局的荣政委感慨地说：“看来，人民公仆这称号不是自封的，也不是谁能授予的，只有人民群众认可的才是真正的，我扪心自问，等我死了，能有这么多非亲非故的群众为我送行痛悼吗？”他轻轻地摇头，他感受到了方增光的人生价值的分量。他默默地表示着对战友由衷的敬意。
方增光倒下了，倒下了！报纸电台开始轰轰烈烈地宣传他。年长一点的人说，为什么总是等人死了以后才宣传呢，这好像成了我们的惯例。方增光的同志也这样说，要是他还活着，他肯定仍然还是那样贫、病、苦、干，还是那样默默无闻。谁会去注意他呢？他这种人干多少工作也总认为这是本分，干得多么好，也觉得很平常，不会自我宣扬。不像现在有些人那样，干十分，得吹成一百分，没人给写就花钱请人写，难怪百姓对现在的文章也不敢信，生怕那是钱买来的假货。幸好，方增光是深深根植于群众之中的青松翠柏。他死了，失去他了，人们在悲痛中追忆他，使他的上级发现了他有许许多多人们原本不了解的动人事迹。
他死了，死了！死者听不见宣传了。今天的宣传其实主要是为激励生者的。可是如果他的死，所换取的仅仅是一阵感动，一掬眼泪，一通表扬，如果他的死不能给人以震撼和启悟，不能引发人们沉重的思考，那他可就真的死了，死得太不值得了。我们不能光是送葬、光是宣传、光是感动、光是流泪，我们倒是应该采取些切实有力的措施，实行些让“好人一生平安”的政策，不是吗？
但愿以后好人再也不会英年早逝！
但愿以后好人都能健康地工作幸福地生活！
刊于1993年5月11日《天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