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工作十八年 
我是谁？一个四十有惑，五十还不知天命的家伙。
1992年，我已四十有二，捧了一些作品，投到天津广播电视局门下。还好，人家同意接收我，但安排在局党委宣传部工作，若同意三日内报到。想想不管怎样，得先进了大门再说。
在广电局遇到了许多高人、贵人和朋友。印象最深的是原法治处处长陆其一就经常鼓励我创作。他是天津一中的高中生，对古典文学、汉字、 诗词、书法、绘画都有研究。在天津科协工作时，还曾有专著出版，给钱学森写过信，并得到钱老的回复。
在机关不安于每天翻报纸，看文件，写材料，喝茶聊天的闲暇日月，便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想去搞电视，人家问：你凭啥搞电视？人家问得对啊，我一没学过，二没干过，我凭什么搞电视呢？但是我没放弃这个念头，我必须要证明我能搞电视。幸遇先于我调入广电局宣传部的阎晓明，他曾是兰州电影厂编导室主任，他是我电视纪录片的老师。我们与天津日报的王道生老师合作完成了26集电视报告文学《人间正道》，得到全国一些专家学者的肯定，受观众好评，获天津市广播电视一等奖。这是我转业后最紧张、劳累和快乐的一段难忘时光。（本书中有电视报告文学《人间正道》一个章节细述）
非常感谢当时的局领导们，特别是胡文良书记、胡兴华局长和刘淑珍副局长的信任和全力支持。许多媒体的朋友都说：没有这么开明的领导，你们也弄不成这事。
转业时，好歹也是个副团职，后来我被安排任局总编室副主任，两年后终于遂了我的愿，任天津有线电视台副台长。
时任天津有线电视台副台长在改版新闻发布会上
年过50以后，又一次“末路出家”到了电台，马津力台长也是我的贵人，他对我说：老戴，你可是文字、电视、广播三栖媒体人啊，你要配合小印（印永清，南开大学历史系高材生，毕业就一直干广播，多篇新闻作品获中国新闻一等奖和中国广播一等奖，2000年获“范长江新闻奖”，现任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副总裁广播电台总编辑）开办一个全新的资讯台。如果说搞电视还属于误打误撞，那么进入广播我遇到了最好的老师。从人员招聘、培训、节目设置，稿件编辑等从头学起，深深被印总的敬业、职业、创新精神所感染。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两年里，我与滨海资讯电台年轻的同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分别时，他们送给我一生中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一份古色古香的纪念册，写下他们每个人的留言。退休后，躺在摇椅上翻看他们的留言，真的很享受。
一本年轻人写满留言的纪念册
滨海台一岁了，我为年轻的同事们留影
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是到生活电台任总监，面对生疏的几十个人，我说：本人非专业出身，业内也很不资深，今后与各位共事，坚持几点：1、不能欺负老实人，也绝不怕恶人。2、凡事讲道理，谁说的有理听谁的。3、为人大气一点，处世多用智慧。4、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别拿别人太不当回事。……
后来，领导决定把生活台办成情感广播，我想：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这也正是广播的优势，又有一些优秀的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加盟，一度也曾风生水起。我非常感恩这些同事们的支持和努力。我们的节目还拿过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等多项奖励。
当我鞠躬下台的那天，我说：我感恩在生活台这几年的经历，我感恩一生中能与大家的遇见。若干年后再遇到，你说：这不是老戴吗？我会回答：人没死，心还在。
也要学会感恩挫折和逆境。
年少时的磕磕绊绊，跌跌撞撞，小伤不断可以忽略不计，那正是为了日后的行走和狂奔而必须付出的。65岁以后，我接连狠狠地摔了几次，究其原因，是脑子比腿脚快，不知老之将至。
我是幸运的，自己想干的事干过了，没经历大的磨难和痛苦。体悟到人生最大的不幸不是怀才不遇，而是遇而不才，回望过往，许多事本还可做得更好。人生也不可能总是顺境，遇到挫折，走入逆境，也是很宝贵的经验，可以使人生更完整，所以说也要感恩逆境。它能让人体验到：“独坐尚有天可对，夜行还有月相从”的孤独之美，使人清醒，沉思，磨砺意志。这就是古人所谓的“空山夜雨，万籁无声”。只听到空山里雨水拍打树叶的声音，别的什么都没有。这种寂寞的享受，轻易得不到，遇着了也当珍惜。
我非常欣赏宋朝诗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那段表明心迹的话：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