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生涯 
我是谁？一个傻大兵。
为当兵哭了一鼻子，脱下军装时又流泪了。
到了1968年的一月，知道要征兵了，我就开始睡不着觉了，终于等到了报名，参加体检。一量血压，超标。我不相信，医生还不错，说过一会再复查一下。同学们很帮忙，有人建议，把棉袄脱了，在外面冻冻，冷静一下。哪知道遇冷血管收缩，血压更高。大夫表示无能为力了。那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哭了，而且坚决不走，直到人都散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那流泪。和我在监督小组同住一屋的陈副连长找到我说：“武装部李部长（监督小组负责人）找你。”我才跟他去见李部长，部长说：“你回家好好睡一觉，别乱想，明天再去查体。”回到家，我还是不放心，于是拿爸爸的刮胡刀片割破右手食指，写下“坚决参军。保卫祖国”的血书，然后就沉沉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才顺利通过体检。然后我把血书交给了李部长。
珍藏55年的入伍通知书
1968年2月，十七岁半的我来到空军航空兵29师当兵，当时机务大队部龙连洪参谋长从几百个兵里要挑2个战士到机务大队部飞行仪表练习器工作。我有幸被他选中，可以说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贵人。后来，他任衢州场站副站长。 2017年我的《朝鲜上空的中美对决》出版了。他让他儿子在战友群里联系我给他寄一本书。我对我爱人说：这不能寄，要直接送到老首长的手里才对。刚好我也要去江、浙、赣等地去采写中国空战三部曲的第三部《共和国领空保卫战》一书。这样我们就先回到我的老部队浙江衢州，看望了已经离休在那里的老首长，他一见面就说：“我听说你写书了，你写的那些事，还有许多人我都认识。你怎么走上这条路了？”我说：“这得感谢您啊! ”他说:“你瞎说！”我说:“真的，您把我选到机关当兵，又派我去城关镇支左一年，因为表现较突出，1970年7月提拔为师政治部干事，后来又到空五军政治部帮助工作，干的活就是写、写、写……”
我刚当兵时的龙连洪参谋长
老首长已经快90岁了，依然健朗，讲话还是声音洪亮，干脆利落，胶东荣成的乡音不改。席间我说：“老首长，您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批评我们的样子。在新兵连的一次劳动中，从车上往下运砖，我们这批城市兵中有人耍小聪明，用脚把砖往地上踹，被你看见了，骂道：‘你们这些鸡巴兵，败家子儿，好好的砖都摔碎了……’。他端起酒杯说：“骂你们一次，记了我几十年啊！”大家都乐了。
刚刚20岁的年纪就到了军机关，同样是干事，还有1949年入伍的，比我出生还早一年。我在审干办公室工作，前一个星期，我就是翻材料，看档案，阅读团以上干部的自传，还有调查报告和审查结论等，主要是家庭出身、入伍时间、入党时间、有无被捕及变节行为等。当时的负责人对我说的第一要求就是保密。一周后，交给我一份比较简单的材料让我写出一份调查报告。部队对我最大的锻炼就是，面对任务，没有任何借口说：不会、不能、不行！硬着头皮也得干，白天写不出来，就夜里写。没有工作就读书，有时通宵达旦。从此养成至今都改不了的熬夜习惯。
我发现这类文件还是有规律可寻的，依葫芦画瓢，总算是完成了。很严肃的副处长看过后，说：文字条理还算清晰，把握也还准确，不过，戴干事这字没法给军首长过目。他对一个早我10年入伍的老同志说：老谢，麻烦你给誊写一遍。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大红脸”。没别的办法，一个字：练。找字帖，琢磨别人写的字好在哪里。在机关工作，第一等重要的就是字要写得漂亮。一个多月后，我写的字就说得过去了。我很感谢那位副处长对我的严格要求。
熬夜成了我的常态。有战友问：“你这是熬鹰吗？”我说：“鹰是熬不成的，熬成了个夜猫子。”在机关当兵，不出操，吃饭不列队，有战友说我连走路都不抬脚，是个稀拉兵，所以每年年终总结，总得找出两条缺点：一是生活作风不够紧张；二是有骄傲自满情绪。讲了多年，就是没改进。后来我到机务中队当副指导员，指导员比我入伍早10年，家属已随军，我就把他赶回家去住。几十年后，战友聚会，还有人说：“你的房间每天都是凌晨以后才熄灯。”我真是感谢这些战友的理解和包容。
当过兵的人，总还是要摸过枪。
粉碎“四人帮”后，召开批判会，又让我发言，内容我早忘了，后来战友聚会时，还有人记得，依然说：“你的批判很精彩。”还有人跟我说：“其实那时对政治学习也挺烦的，但是你讲课我们爱听。”可能是这个原因，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后改为空军政治学院、解放军政治学院上海分院），1978后复校后，我有幸成为第一批学员，分配在政治教员、理论辅导员班。总算是感受到了校园学习的氛围，开始对空军的历史感兴趣。
毕业后，返回部队，本应到师宣传科报到，因为我学的是党委中心组理论辅导员专业。可是由于两年内人事变动等原因，我被挂起来了。刚好86团政委胡彦林到师里任副政委，他对我说要不你就先去86团当干事吧。
在部队我是个出差较多的人，到处去安置转业干部，因为人傻实在，又太认真，接连安置了几个最难安置的转业干部，按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原则，他们都是农村入伍，但提干后，找的城里姑娘，生活基础都在城里，老婆孩子怎么可能会跟他去乡下？我真是同情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说服“安置办”、公安局（落实户口）、人事局、劳动局（用工指标），有时为安置好一个干部，我会豁上几个月，从市里到省里来回跑。转业干部们都提出要我去安置。我在副指导员的岗位上7年里得有一多半的时间在外面，有时是对准备提干的战士进行家访和调查，还曾送过患精神病战士到医院治疗，基本治愈后又送回家，联系安置等。事情都比较棘手，但我还很乐于跑，因为可以背上一提包的书，特别是鲁迅的杂文集陆续出版了，空下来都可以读。
军校归来，也多是些打杂的事，先是抱着空难牺牲的飞行员的骨灰去他的家乡安葬；为犯错误的转业干部安置工作；送病故战士来找部队解决生活困难的老母亲回原籍民政落实优抚政策……我依然还是带上书到处跑。
出差在济南珍珠泉留影
1980年，已近三十岁，何以而立呢？这一年，我有儿子了，也算是个大事。我休假赶回去迎接他的出生。未及满月我就归队了，总算是为他也洗过几天尿布。妻子半年产假结束，给儿子断了奶，回医院上班。她们野战医院在天津塘沽区农村，条件很艰苦，而且距市区50多公里，每周六下班有一辆解放大卡车充当班车，每周一早上6点返回医院。从家里赶到班车点，就得4点半起床。妻子告诉我，离开儿子后，就是抑制不住的想孩子，想得吃不下，睡不着，就盼望早点回家。后来，教导员同志找她谈话：你是骨干，护士长、支部委员，老往家跑，可是影响不好啊。妻是不善与人争辩的人，却自有主意，考虑到奶奶带孙子也上不了班，经常请假也不是个事。儿子的小姑那年高考，因为常帮忙带侄子，结果就差3分没能考取，妻子为这事也很过意不去。她一咬牙，就把孩子带到医院里，住在战友们腾出的一间宿舍里。医院没有幼儿园，只是请了两个随军家属，办了一个小托儿班，上班时送过去，中午也没法管饭。医院的战友们对我说：你家小靳真能干，经常见她总是急匆匆抱上或背着孩子，一只手提着饭盒和打开水的壶往食堂赶。妻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有时手术下不了台，又没托人帮忙打份饭，就得饿一顿。但她给我写信从来没提起过。妻子最大的优点是从来不抱怨，不诉苦，她说抱怨有用吗？不还得自己扛吗？这也是女人的最美之处。她越是这样，我反倒觉得我不能只顾个人的发展，那样太自私。
第二年，我回去探亲，到的第一天晚上，手术室有急症，她把儿子交给我，哪想一岁多的儿子，不识我这个老子，拼命哭喊要妈妈，哄也无效，只好抱着他在房间里溜达，一个多小时，也许是哭累了，他看到墙上的电影明星挂历，把脸贴上去，鼻涕眼泪糊了人家一脸，感觉那不是妈妈，又开始大哭。……我体验了妻子一个人带孩子的难处，既然当了爹也得尽一份抚养的责任，心中萌生退意。
1981年，妻子带着不到两岁的儿子来浙江嘉兴休假。我去接站，一见面，儿子就喊我：“啊叔！”因为他跟着妈妈在部队医院生活，所见的都是穿军装的人，见了女兵就喊“阿姨”，见了男兵就喊“啊叔”。儿子一声“啊叔”叫醒了我。使我去意已决，向上级提出请调报告。
儿子2岁时，我们的合影
胡彦林政委找我谈话，说对你的使用有考虑，希望你能安心工作。我说：“不是因为职位安排不满才走，当了十几年干事，对这个称谓很‘感冒’的，说明我还能干点事。家里确实有困难。请领导理解。”胡政委说：“你也要考虑你以后的发展，医院一个团级单位，你……。”我说：“我也未必适合当官，部下没出息，贪家是也。”胡政委摇摇头，没再说什么。
不久，机关支部开了一个会，要帮助我提高认识，安心工作。有同志问我：革命工作重要还是家庭重要？我说当然是革命工作重要，但革命工作有大家啊！对我来说，我家的事也是重要的，但我家的事得我自己负责。再说，我是从空军调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仍然是革命的队伍，干的还是革命工作。有人说：领导很器重你，你就别走了。我说：我走对大家是好事啊，空出位置弟兄们还有机会吗……主持会议的书记是位老飞行员，副参谋长，他笑着说：“你是学理论的，我们说不过你，散会！”
那时年轻气盛，现在想想也挺意气用事的。可他们对我还是很好。后来听说胡政委借去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到空军干部部询问我的商调之事。还有我们部队调到南京空军干部部工作的张学义干事主动告知我这件事的进度。真的很感恩这些空军的老战友！
1982年底接到调令，要我一周内报到。非常仓促，有点出逃的感觉。也好，这样冲淡了离开培养我15年，对空军的依依不舍之情。
来到陆军，我穿条蓝军裤，有点扎眼。从战斗部队调到后勤医院的机关，从紧张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松懈下来，对我这个散淡之人还是蛮惬意的。还有一个好处是不止晚上能读书，白天没多少事也可看书。那年代兴“文学热”，我这个文学老青年，经常骑辆28加重自行车追赶着一帮年轻人去听名作家讲座和研讨会。我还常年订阅了《当代》、《十月》、《收获》、《文汇》月刊、《读者》、《书摘》等杂志。后来还兴“文凭热”，我参加了山西大学的汉语言文学刊授大学的学习三年。各科成绩和毕业论文都还不错，但最后的结业证，没人承认。于是又用两年时间读了一个天津师大的高自考的大专文凭。实话说高自考还是很有点难度的，听辅导，找资料，考试前得临阵磨枪，熬上几个通宵。这若是在野战部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也很感恩那个时候领导们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还有当时的学伴们。
到陆军后，有幸结识了新战友和文友陈辉，他比我小几岁，人非常聪明、机敏。我们都在野战医院政治处当干事，他给我许多帮助。后来分开，他进步很快，人又勤奋，进了新华社北京军区分社，从记者干起一直当到社长，发表了许多重量级的大稿件，许多作品获奖，荣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4次，出版专著近10本。是个很厉害的角色儿。我从空军到陆军的战友中，他是最出息，最成功的，他却自谦道：一杯白开水，混了一辈子。他对我在文学上也是给予很多帮助的。他在为我的《朝鲜上空的中美对决》作序，说我是一个“小平台，干大事；没平台，也干事”的人，这个评价已经很高了。
我在陆军10年，干了一件“露脸”的事。1990年全军有一个“计划生育”现场会定在北京军区后勤部天津第八分部举行。作为会议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办一个有关《人口与国情》的展览。八分部在所属范围内寻求这方面的人才。254医院政治处有位从解放军运输学院调来的王建军干事，很有美术天分，开大会横标上的字，他能凭一把剪刀在图画纸剪出来，根本不用笔和尺子，而且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插图和画。建军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当有人说：王干事，听说你能画点小画？他哈哈一笑：弟兄，小瞧我了，连环画我都出版了好几本啦！他摄影也很不错。展览的美编他是不二人选。分部机关又集合了好几位大笔杆子撰稿，全被他“枪毙”，也不管人家是副政委还是政治处主任。最后，他说我推荐个人吧，254医院的老戴。我那时在药械科当代理协理员。接过他们写的材料一看，还真是不能用。我收集资料，列出人口与国情的十大关系，如人口与土地、人口与粮食、人口与住宅、人口与交通……，这样就有了画面感了。这个脚本得到全军计生委主任的认可，于是我和王干事开始到处拍照和搜集资料。待王干事整体设计好版面，就着手展览的制作，展线近百米长，王建军运用了图画、雕塑、照片、灯箱、光电等手段。展出后受到高度评价，军区后勤要求在天津、石家庄、太原、北京几个分部巡展，最后安排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成、全国计生委主任彭佩云等都观看了展览。
在展览前留影，右2为王建军
这件事前后忙了近一年，我的付出是：经常的熬夜和不规律的饮食，患上了糖尿病。我收获是：因耍笔杆子再次立了个三等功。更主要的是在我的心里燃起了一个幼稚而大胆的胡思乱想：能把文字和画面融合起来不就是电视纪录片吗？
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被授予中校军衔
与胡彦林政委一别十年，他晋升很快，1990年6月调北京任海军航空兵政治部主任，已是少将军衔。他还没忘记我这个不争气的小中校，91年给我打电话，问问情况。我说我正考虑要转业了。他说：什么情况，你到北京来一下。我如约去见他，他在开会，他的秘书陪了我一会儿，散会后他见到我说：“走，跟我回家，你嫂子做好饭了。”我这人有个臭毛病，从部队到地方没有去过任何领导的家，这还真是头一次。他拿出酒鬼酒招待我。问我怎么想的？我说平生两个理想：晋祠的唐碑亭上有一副由诗圣杜甫的诗句组成的对联：社稷一戎衣，文章千古事。我已穿军装二十多年，因为这些年在各报刊发了些东西，有些还很有点影响，似乎当记者，写点文章这条路还能走一走。我一个中校副团，您说的没错到头了，我也不想混个早早退休的下场……他端起酒杯说：“好吧！我支持你。”
到2003年，胡彦林已任海军政委。他对我的关注和帮助，使我常怀感恩之情。
结束了军旅生涯，我为脱下这身军装还是躲到没人的地方流泪了。
太原晋祠的唐碑亭的对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