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怀感恩之情 
二、常怀感恩之情
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感动并能享受这一感动的思想境界。感恩父母，感恩家人，感恩朋友，感恩生活……
人生成长的每一步，时时处处都离不开这样两个字：“指教”。这种指教来自各个方面：长者、玩伴、同学、老师、贵人、领导、同事、甚至是陌生人和阅读、听广播、看电视。当然，排在第一位的是老师。
我特别崇拜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所谓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所学全部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我深以为这才是教育的真谛。
明师之恩，高于天地，重于父母。
我是谁？一个懵懵懂懂的傻小子。那时是7岁才能入学，截止到当年8月31日前出生的，因为我晚出生了10天，便在家多玩了一年。小学一、二年级的事，只记住了教我们音乐的徐老师。他得有60岁了，常穿一件花格呢子西服，用脚踏风琴伴奏，声音略带沙哑，他教我们的歌我只记住了《蝴蝶花》。但我却记住了他讲的这两件事：他说音乐是有力量的。《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就鼓舞了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日俄在中国东北打仗，结果亚洲人第一次战胜了欧洲人，为什么？当有人听到日本人的军歌就明白了。他还有一次说起印度是个白种人的国家，我后来跟不少人说起这事，绝大多数都不相信。后来查了有关资料，证明徐老师是对的。
本来印度本土的原住民，皮肤黝黑，身材矮小，被称之为达罗毗荼人。公元前2000年，一群说着梵语，白皮肤高鼻梁的雅利安人分支，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印度，击败了达罗毗荼人，成为了印度的主人。
因此我记住了他，也一直认为徐老师是位博学的老先生。
小学三、四年级，我的班主任邢老师，住在和平区，家境富裕，穿衣打扮很讲究，但很得体。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对我们也很好，在春游的时候会用相机给我们拍照。这影响了后来我也对摄影感兴趣。那时小学生开设劳动课了，我们为自行车厂装配车轴，我干得特卖力气，组装的最快而且多。邢老师为表扬我，让我当了劳动委员，那年代劳动最光荣。
小学五、六年级，我遇到了人生最重要的王坤德老师，她是河北人，40多岁，有点发胖，人很慈祥但又透出威严。班上调皮捣蛋的小子还真有点怕她。她后来要我这个班干部多帮助后进的同学，我和他们也都混得不错。后来妈妈发现怎么找我玩的都是曾留级的和学习不那么好的同学。我说是王老师要求我这样作的，妈妈便不再追问。
我们几个学生布置教室时，王老师找了一段马克思的语录要我们挂在黑板的上方：“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崎岖小路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在黑板的左右写上毛主席说的“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六十年代初，《红岩》出版了，深深影响了我们那一代的孩子们。一天上课时，王老师让我朗诵革命烈士诗抄中叶挺写的《囚歌》。我觉得用天津话来读，有点滑稽，不够严肃，于是学着广播里播音员的腔调，刚念出：“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同学们哄的一声，笑得东倒西歪……王老师很严肃地制止了起哄的同学，她说：“这样读才是正确的，我们都应该学说普通话，连老师都应该学，我的普通话里还有乡音”。王老师鼓励我继续读下去。这件事刺激了我，下决心从此改说普通话。后来有同学问：“唉！我说，你说的介似嘛话？”我不理睬，依然我故。
王坤德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
1964年全国学习解放军，那年的春天，王老师带我们班去天津东局子参观解放军的营区。他们的内务和操练，给我极大的震撼，从此有了当兵的理想。王老师鼓励我们给解放军叔叔写信，有意思的是我真的接到了解放军叔叔的回信。那时不懂，看到信的最后有黎明两个字，就以为是黎明叔叔，不断写信过去，却再也没有收到过回信。我不死心还是写，后来是一位叫白年的营长给我回信，说明没有叫黎明的同志，他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战士。一次节假日，他进城办事，还来过我家一次，跟我父母聊天。
那一年，王老师还在一个星期日带我们几个同学去南开中学玩，她说三年前，咱们小学出了位好学生孙海麟，他考上了南开中学，希望你们中也有人能考上这所重点中学。见到这么好的学校，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孙海麟也确实非常优秀，后来他官至天津市副市长，退休后一直做南开中学理事会理事长。
那年小升初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就是：解放军叔叔教育了我。这我可有的说，卷子正面写满了，还没写完一半，反面又写了一多半。……
当王老师告诉我，你考上南开中学了，我只是傻笑，连声谢谢都忘了说。但我记住了王老师那慈爱的目光和笑容。后来才懂这是王老师的良苦用心啊！
今天，那些把学雷锋侃成扶老太太过马路的人，肯定没学过雷锋。那个年代从大人到孩子学雷锋大多是真诚的。我想，就要离开我读了6年书的学校了，得为学校留点纪念，我跟王老师说：我看厕所的墙太黑了，我想利用暑假把墙粉刷一下。王老师很支持，我也了却了一个感恩的心愿。
到中学开始接受大道理
来到南开中学，通知我先到学校礼堂开会。最先见到的老师是团委书记葛树清和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施殿奇。我觉得到中学讲的都是大道理了，两位老师讲南开中学的校史和传统，讲周总理和革命烈士马骏的故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礼堂舞台两边的各有一段话：“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后来告知我是少先队的大队委员。
我的班主任老师是罗家林，我写过《别了，大罗先生》收到本书中，不再赘述。
还有一位老师，可惜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只是给我们带过几节课。只记得他是个中年汉子，很健壮，理平头，讲话河南口音。一日，他拿着一张《人民日报》走进教室说：今天我给同学们读一篇文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我记住了他那声情并茂的河南口音朗读，一种家乡人的亲切感。读到动情处，我们与他一起流泪。这一课在我们这些少年的心里埋下了一颗正直的种子。当时我还特崇拜这篇通讯的作者穆青先生。
师者，大师级的教育家，我最推崇的是毛泽东的老师兼岳父的杨昌济老先生。他一辈子教书育人的目标就是：欲栽大木柱长天。他的目标实现了，培养出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伟人。
杨昌济1913年后回国任教于湖南省第一师范等校。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新道德。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
我和同学们的关系不错，我提议用班费买个理发的推子，自己理发可省下点钱。大家同意，但谁会呢？我说我来。你理过吗？没理过，还没看过吗？忘了是谁第一个让我理的了？真感谢他对我的信任。然后，同学们的脑袋几乎都让我摸过。我们一群15、6岁的男孩子，都爱踢球，球鞋臭不可闻不说，还穿不多久就破了，家里都不富裕，一年买双球鞋就很可以了。我又蹲在修鞋的摊上看师傅怎么补鞋，学会了后给大家补鞋。
在南开中学最遗憾是没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就“文革”了，可我没能加入红卫兵。因为我父亲的成分是店员，不是纯无产阶级，算不上红五类，只能当个“红外围”。想想自己是三道杠，又早早入了团，还是团支部书记，好事不能都是我的，也就释然了。
我还有个毛病，从小喜欢和比我大的孩子玩，我和高中的学长们混的不错。1967年，要实行革命大联合，由解放军出面，两派群众组织派人参加组成“制止武斗监督小组”，学生领袖们说，那就你去吧。半年多，没遇到武斗，也没去制止过，倒是和支左的解放军混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