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 大罗先生

　　2016年10月3日凌晨，南开中学的罗家林老师逝世，享年81岁。有学长嘱咐我写点纪念文字，我也觉得义不容辞，可是只能写出以下的碎片：

　　高大的罗先生

　　1964年秋，我们这一群十三、四岁的男孩子考入南开中学，（当时的初中都是男生班，高中还有女生，原规划三年后就全部改为男生校）我们被编入一班。第一次见到罗先生，他确实高大，一米八二的身材，后来我们这一帮学生里没有一个长过他的高度。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一倍，二十六、七岁，真的非常帅，肤色较黑，永远保持高平头的发型，根根头发都直立着，到老没变过。他很严肃，有不怒自威的气场，还真把我们给镇住了，觉得先生很威严很神秘。

　　先生教我们数学，他操着天津味的普通话给我们讲解，声调不高，语速缓和，最深的印象就是简单明了。“小学你们学的是算术，上初中了就要学代数。首先要记住公式，用数值代替代数式里的字母，按照代数式指明的运算，计算出结果……”当然，数学是枯燥乏味的，很少用得上，我学得也不怎么样。与罗先生形成大反差的是语文老师姜先生，他很文艺范儿，讲课时经常是把两只手上下相扣，置于胸前，让人想起舞台上花腔女高音的样子。一天，姜先生在写板书，教室里很安静，不知哪位小弟把持不住，放了一个大响屁，姜先生转过身来拖着长音说：谁——说——话呢？引起哄堂大笑。姜先生也是个很好的人，只是那时我们这帮熊孩子，不识风花雪月，只觉得姜先生有点“坤”，他的幽默却让我们对他少了敬畏之心。

　　其实，罗先生很和蔼，人缘也极好，老师们和高年级的同学都称呼他大罗。班上有几个机灵鬼背后也喊他大罗，觉得特神气，并散布说：知道吗？大罗毕业于河北大学，篮球打得棒，后来是河北教工队的主力，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日本早稻田大学来华访问的篮球赛上，大罗一人满场飞，频频得分，对方专人防守都防不住。还有人说：你知道他为嘛篮球打得好吗？他是运动健将，练过三级跳，他的三步上蓝，那才叫绝哪！

　　有幸看过一次老师与外校的篮球赛。大罗先生确实厉害，他的三步上蓝，就像神鹿般地跳跃，跳得又高又远又美。其他的老师毕竟业余了点，跟不上他的节奏，不是接不住他的传球，就是传球不到位，对方逼得很紧，屡屡失手。他不急不燥，更不大喊大叫，也不责备同伴，只见他把篮球远远地向篮板投掷过去，然后快步跑去又将被篮板反弹回的篮球接住，再跳投，球进啦！这一幕让我终生难忘，而且觉得大罗先生的球艺是最高超的。尽管后来看到老美的NBA和乔丹，知道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事情，可内心里依然抹不掉对大罗先生这段美好的记忆。

　　我们也打篮球，其实就是胡打乱闹，不讲章法，不守规矩，把篮球打成橄榄球，喊叫声震天。鲜有一两个会打一点的，又特瞧不上别人，也想学大罗的三步上篮，不过每次上篮，都要把自己的大背头甩一下，引来一片哄笑。一群臭小子玩得很开心倒是真的。大罗先生也曾远远地看过我们的胡闹，不一会儿，他就走开了，也许是太惨不忍睹了吧。不过他从来不与我们谈篮球，也丝毫没有要教教哪个人的意思。大概是看我们这几十个人里，没有那“材料”。

　　后来，我才悟到：先生这是在教我们，即使你在某方面再优秀，也没有权力嘲笑和指责别人。

　　正直的罗先生

　　1964年“四清”运动后，学校的招生开始讲究家庭出身了，学生的基本构成是三部分：少数的革干子弟；少数的资本家、工商业者子弟；大多数的平民子弟。我不知道不讲家庭出身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可能富家子弟会多一些吧。其实到了今天，学生的构成也大体如此，好学校的官二代、富二代会更多些。我们班上有副省长、区委书记的儿子，可那年代他们远比今日之官二代差太多了，特别又遇到罗先生这样的老师，在他眼里大家都是一样的学生，是平等的，不允许谁有特权，也不允许歧视任何一个学生。干部子弟大多住校，罗先生还得管理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防止他们吃了上半个月，下半个月就没的吃了。

　　罗先生他在表扬人方面很吝啬，从来没见他在大家面前夸过谁，但他也几乎没有在全班批评过谁，哪怕是犯了大错的，他不搞一人犯错，全班“吃药”那一套。干部子弟犯错，他照样请家长，来不了，他上门。他也不依靠我们几个班干部，从不会让我们汇报谁怎么怎么样？他不喜欢给别人告状的男孩子。他很自信能把我们这些半大小子看透。他常会去家访，不知道会说过什么，可家长们对这位罗先生很尊敬。后来才悟道，先生是尊重我们每一个学生的。

　　罗先生不爱听闲话，也不说别人的事情。二年级开学后，班上就少了一名同学，有传说是游泳溺亡了，是罗老师去处理的，但他什么都不说。若干年后，聚会时说起这事，罗先生依然没说什么。自己的学生十几岁就夭折，无疑对他家庭是重大的打击，这么悲剧有什么好说的呢？班上还有一位同学，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偷了一大堆的文具杂物，藏在地下室里，被发现后好像是退学还是转学了，也是罗先生一手处理的。具体的情况他从没跟我们说过。几十年后，我们说起这件事，罗先生只说了一句话：那孩子挺聪明的。先生常说的话是：男孩子要像个男孩子的样子，别那么是非。在我以后的几十年里，渐渐明白了这话的含义，做人要包容，要大气，不能鼠肚鸡肠，蝇营狗苟；为人要正直，要公平，不可搬弄是非，贪图私利。回想起来，当时也是受益的，“文革”中，我们班没有发生过批斗老师，给老师写大字报的事情，也没有发生太过激烈的行为。这与罗先生的教育和影响是有关系的。

　　1968年2月，我们班上的5个同学应征入伍了，半年多以后，同学们都要离开南开中学了，有去兵团的，有上山下乡的，也有个别留城的。当时，班主任老师在学生的去留问题上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们班留城的是孤儿和特困家庭的同学，因为先生的公正，没听说谁有意见。在动员学生们上山下乡方面。先生的嘴是笨拙的，还是不说什么，但他却执意送学生到插队的村子，看看他们生活的条件，有时还会和学生们住一夜。有同学说，下乡几年，我的父母都没能去看过我们。

　　先生惦记着他的学生，我们入伍后驻军在浙江，先生借南方出差的机会到部队看望我们南开中学的学生，引起不小的轰动，部队干部和老兵们感慨：到底是南开中学啊！听说王玉彬调到南京空军机关去了，他在返津的途中专程去看他。后来王玉彬多次说起这件事，当时他离开我们这些同学、战友到大机关专职搞创作，一时不适应，有些郁闷，罗老师的到来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几年以后，我和李道新一起回津探亲，到学校看望罗先生，他正在批评两个犯错的男生，他从来不会厉言疾色，更没有过恶言恶语。见我们来了，很高兴，就把那两个小男生放了，对他们说：这两个学长比你们大不了几岁，都已经是军官好几年了。罗先生望着出去的学生对我们发了一句感慨：学校复课后，学生都是附近小学“一锅端”的，比你们差了不少。名校一靠校风传统，二靠师资力量，三靠优秀生源。如果能把什么样的生源都教化成才，那才是真正厉害的学校。

　　在以后多年的交往中，先生几乎从来不问我们这几十个学生在干什么，当什么官，发什么财。尽管我们中出了两个将军，一大堆的干部、公务员，还有国企的老板，教育工作者。当然也有普通的职工。先生都把我们视为他的学生，所以同学之间笃信人不求人一般高，始终保持着纯粹的友谊。

　　这一切都源于我们有正直的罗先生。

　　“暖男”罗先生

　　罗先生只和我们在一起不到四年的时间，其中还有两年不上课了，是什么使我们的师生情谊保持了近半个世纪呢？是先生人格的力量。

　　大罗先生是寡言的，与我们从来没有过长篇大论，慷慨陈辞，很少说教，不会絮絮叨叨。他对我们的影响是身教重于言教。如果说我们的父母是我们最初的导师，那么大罗先生就是我们的第二任导师，我们庆幸人生能遇到他。

　　套用现在年轻的人说法：罗先生不仅是个很酷的大帅哥，而且还是个“暖男”。1965年的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这天西伯利亚寒流来袭，中午起天气骤然变冷，北风呼啸。下课后，罗先生看我穿的衣服太单薄，要我到办公室去一下，他从柜子里拿出他打球时才穿的运动衣给我。当然很大，我得把裤腿和袖子都卷起来，但确实暖和了许多。我妈老感动了，不住地说你们老师可真好啊！然后把我只穿了一会的衣服洗好熨平让我还给老师，并像我小时候那样嘱咐我，一定要说谢谢！多年后谈起时，先生却说他记不起还有这事。

　　罗先生退休后，在南开中学培训部工作到70多岁。他给人的印象是健康的，充满活力的，背不驼，腰不弯。可是我们同学中却有人撒手人寰，那一年罗先生把路益明、李鸿耀和我召集在一起，喝了顿酒，因为一位同学的去世，他去家里看过之后，很感慨，心情沉痛，只说了一句话：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好受啊！不料，两年后，李鸿耀也病逝了，我对路益明说，请罗老师别来了，可罗先生还是执意要到学生的家里来看看。

　　先生很男人，又是个性情中人，好酒，就是酒后也不会多言。在我们读初二的那一年，一天中午他遇到外地来的老同学，多年不见，便多喝了几杯，下午有他的课，实在不支，他说你们自习吧，然后就趴在讲桌上了。我们就真的鸦雀无声地自习了一节课。几十年后，师生聚会，都是先生自我揭丑，重提旧事。我们也会说：还有这事吗？不记得了。

　　罗先生大笑道：喝酒不能误事，从那次以后再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他心里也许在说：当年你们这帮小子还挺仗义的。

　　去年的10月，考虑到先生毕竟是80岁了，不适宜太劳累，我们十多个罗先生教过课的，又都当过兵的学生为他祝寿。李赫和我们战友张鹤年两位书法家为先生书写了两个大大的寿字。远在上海的王玉彬从他出版的20多本书中挑出《惊蛰》和《第二野战军》两本书托我转送罗先生。在这之前，我也送过罗先生《最初的导师》和《中日空战记》两本书。先生非常高兴，说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并且说：我一个教数学的老师，班上却出了两个作家。我说：应该是一个半，玉彬是专业的，我是业余的。现在最不值钱的是书，最不受人待见的是写书的人。先生说：没有那么悲观吧，起码我和你的同学还会看的。这使我想起我所以能写点东西与罗先生是有关系的，1965年的清明节，班里组织去烈士陵园祭扫，罗先生要我发言，我真想推辞，可我又是团支部书记，张不开嘴。那是我第一次熬夜写东西，总算憋出来了。没想到先生却说：不错，能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就是好文章。我当时说了些什么，早忘了，但先生这句话却牢牢记住了，并一直影响着我。

　　看着80岁的罗先生这么硬朗，学生们很高兴，但也不敢乱和先生喝酒了，有人问：尚能酒否？先生笑答：每天都喝一点。我问先生喝什么酒？先生说：牛栏山二锅头。我说：难得师生同好，这酒学生还是供得起的。回北京后，我就快递过一箱去。今年春节前，我又寄去两箱，先生来电话说：足够了，喝不了这么多，别再寄了！不想，这竟是先生与我的最后一次通话。

　　后来听说先生肺部出了点问题，在治疗中。我们都相信先生的身体很棒，其实人老了都会有病的，但我们从来没听他和我们抱怨过一句。我们也相信先生的毅力能战胜疾病，我们为老师祈祷健康长寿。

　　我们都以为路益明是班长，他却说他没当过班长，只是个团支部委员，这些年来都是他经常联系罗老师，许多事多亏他张罗。罗先生去世时，他也在住院输液，给我来电话时，我们商量还是要送罗先生最后一程的。与罗老师同属教育界的梁忠民从南京赶过来了，我也从北京回去了。不能来的纷纷在微信和短信中表示：惊悉噩耗，不胜悲痛，愿罗老师安息！

　　10月4日，阴沉了一整天，晚上8点多，我们班十来个学生赶去“送路”，为老师抬着祭品、花篮等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大了”一声令下，哀乐响起，天空突然下起雨来，而且还很急很大。“大了”长叹一声：“天意啊！”天人同悲，我们在雨中缓缓而行。大约十分钟，来到街口，点燃祭品和花篮时，雨就停了。“大了”吩咐我们燃尽就可回，可是淋湿的东西不好烧，有同学说：罗老师爱喝酒，这点纸钱哪够用啊！陈锡如同学马上跑回去，抱回一尺多厚的烧纸，火烧起来了，我们望着火苗，心中低声地述说着大罗先生与我们的往事……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殡仪馆向大罗先生作最后的告别。默哀、鞠躬后，绕行先生的遗体走过，先生很安详，但明显的瘦了，胡须还挺长，应当是整过容的，不知道为何？难道人死后，胡须还会长吗？站定，还不忍离去，我又向先生行了一个军礼。虽说知天命以后，明白死是一个必然。信有来世的称死为“往生”，我们不信或不知道有没有来世的都说：向死而生。

　　虽不停对自己说：不哭！不哭！可泪水还是夺眶而出。

　　别了，大罗先生。

　　写于2016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