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日,上午10时,接到夫育兄手机打来的电话。一接听却是贾夫育在深圳儿子的声音,他说:父亲已于今晨去世,因为知道您是爸爸最好的战友,所以跟您通报一下……

  怎么可能?二十几天前,我还和在西安的他通过话,只是觉得他说话的气力小些,还有点咳嗽,忙问他身体咋样?他笑笑说还可以。他的身体一向很棒,各项指标达标,体重恒久,血压永远正常,就没听他说过有什么病,怎么就倒在了刚迈进70岁的门槛上了呢?夫育的儿子告诉我,他患的是肺癌,没几个月便撒手人寰。夫育兄善饮能抽,喝酒我还能抵挡他一下,吸烟我是真的不行,熬夜赶写材料,他能一只接一只地抽,我却不行,右手写字,左手持烟,常忘记弹烟灰,那袅袅的烟气熏得自己睁不开眼睛。他劝我还是别受“洋罪”了,可我怎么就没劝他也把那玩意戒掉呢?终成祸害,悔之晚矣。

  夫育兄的突然离世,对我的身心是个打击,我的血糖陡然升高到26.5,全身无力,昏头昏脑。我还是想赴深圳吊唁,家人劝阻,心有不甘,最后还是夫育兄的儿子说:“父亲刚来深圳没有几天,他走的太突然,没有一点准备,您千万不要赶过来,我会尽力办好他的后事,请您放心!”我儿子说:“您去帮不上忙,也许还会添乱……”

  我也只得作罢,接下来的几天,寝食难安,想起过往的一幕幕,长夜当哭,却又哭不出来。体味到欲哭无泪才是最深切的悲痛。


  我们是战友、学友、挚友

  1970年的一天中午,师机关干部与师、团长(飞行干部)有一场篮球赛。在篮球场上,一般的参谋、干事都打得有些拘谨,唯有一个人没有一点客气,他虽然个子不高,弹跳却很好,封堵、拼抢、争夺、盖帽、上篮,满场飞,很是惹眼。有人议论:这愣小子是谁?有人答:军工作组的一个干事。没多久我就被借调到空五军政治部工作。偌大一层宿舍楼里就住了我们两个人。聊起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大咧咧地说:“打球就是打球嘛,你管他是师长还是团长”。我说:“你一定不是航空兵出身”。他说:怎见得?我说:和老飞们打球,万一不小心碰伤他们是要影响战斗力的。他哦了一声:“是这样啊!”原来他是雷达兵出身。

  军人以入伍年限为资历,我比他早一年当兵,偶也戏称:你个新兵蛋子。可他比我大三岁,是“文革”前的高中生,比我这个初中生学识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所以他是我从心里佩服的兄长和益友,他对我的一生都影响很大。他是个很刻苦、很坚强、很有个性、很有自制力的人。机关干部基本不出操,他晚上睡的很晚,但早晨也绝不贪睡,喊上我去跑步,就是冬天我们也坚持冷水浴。我们经常讨论人生该怎么过?我们也都读过《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牢牢记住毛主席年轻时说的一句话:“大丈夫,货色两关过不去,不足道也”;深为毛主席“自信人生二百年,会水当击三千里”的豪情所感染;其他学不了,用冷水浴磨砺自己毅力和体质总应该能做到。冷水浴这一习惯,我们大约坚持了10年。我们知道自己距离伟大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做个大丈夫,而不当宵小之徒,还是应当努力的。夫育兄对我说:毛主席的同学,杨昆弟烈士说过:“大丈夫独患无身尔,心强、体强,无事不可为!”人生当有目标。

  他利用管理宣传处库房的便利,常拿出书籍,总是让我先挑,然后再交换。我叫他“偷书人”,他说:“偷书不为偷,而且我们是借,还要还回去,只是不能为别人所知,不然会惹祸上身。”他说军部大才子,原宣传处付康庭处长只是因为看过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画报,无意中说了一句:蓝萍就是江青。被人揭发,送去农场隔离审查了。

  我们把毛主席和鲁迅当作我们的精神导师。上班工作有空闲时可以读毛著,回到宿舍我们读了许多鲁迅的书。从初中,我就很喜欢鲁迅的文章,真想得到一套鲁迅全集,甚至说:能偷一套,哪怕挨个处分也认了。后来,我告诉他,我把全套的鲁迅杂文集都收全了。他1986年来信说:“年前,于《人民日报》发表一则随笔,给了我32元,又添了几块,抱回久已盼望的16卷本《鲁迅全集》,乐哉无穷。”

  我们还读过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漫笔(散文)》、《韬奋言论集(杂文) 》等等,知道了生活周刊和三联书店、也读到了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等,还有高尔基等一些苏联文学。这对于我后来选择从事新闻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常常读书到深夜,有时竟通宵达旦。虽然不是系统和全面的学习,但恶补了一下知识和学养。那几年没白过,重要的是养成了终身读书的好习惯。时常忆起那青灯、黄卷、孤影,万籁俱寂的夜读好时光。

  “9.13”以后,因空五军涉事颇多,有些领导干部受到审查,更多的干部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我回到了29师,前面说起的付康庭处长,已解除审查,任29师85团政委。夫育兄虽并未与这位前处长共事,却对他特别推崇,他们还有一层关系,都是山东人,却都称不上山东大汉。付政委多才,嘴巴子、笔杆子都很厉害,书法也很有造诣,知识渊博,说话幽默风趣,是个牛人。他很注重仪表,军装从来板板正正,头发整整齐齐,身板笔直,据说他在落难时,也不曾落魄。

  一日,夫育邀我一起去看望付政委,谈话间,有机关战士敲门说:政委,我要点你的开水喝。付政委马上说:“水是你们打来的,怎么就成了我的呢?你倒!你倒!”当他了解到战士们都没有暖水瓶时说:这得开个会,给战士们都配个暖瓶,要不了多少钱。他还很有感慨地说:“要对战士们好一些,有战士在劳改农场救了我一命。当报救命之恩。我被审查时,批我态度不好,8月天,烈阳似火的中午,罚我挑粪水浇地。我在粪池边,中暑一头栽到粪池里,监管我的战士立马跳进粪池把我救了上来……我们的战士多好啊!”

  付政委的家在杭州,他本可以去小灶吃饭,但他好热闹,常和参谋、干事一起吃干部灶。他的人缘极好,吃饭时总有不少人围着他,边吃边聊。师领导找他谈话:“老付啊,听说你常和一些机关干部吃吃喝喝?”付政委说:“吃吃经常,喝喝很少,而且一起吃饭都是我付费,绝无沾下级便宜之事。”一般话说到此,蛮可以了,可他还要说上一句:“咱共产党是任免制,无需竞选,也不会搞竞选演说那一套,您别紧张嘛……”哈哈一笑,告辞。

  付政委看着我俩说:“巧了,咱三人碰一起,没一个是当官的料,首先从姓上就敗了,我当什么都是副(付)的,你当啥都是假(贾)的,你无论干什么都是代(戴)理的……”和他聊天总是很开心,令人难忘怀。

  他后来调任师政治部副主任,一个60年代就是正团职的老兵,直到离休还是正团,但他很豁达坦然。1980年,我还见过他一面,我敬礼后,有点戏虐地说:“付副主任好!”他哈哈大笑:“看来付(负)副(负)也不一定得正啊……”

  我们三人投缘,端底都是性情中人。


图片3.jpg  我与夫育兄1976年的合影

  他说他有自豪的权力

  1976年“天安门事件”过后,我在外面出差,见到听到许多事和传闻。与夫育兄俩彻夜长谈。他说他一遍遍地读着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禁不住泪满前襟。

  先生在开头说: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并说: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先生最后说: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乘着酒兴,我倆共同写了一篇痛骂“四人帮”的文字。他说:“兄弟,你的普通话好,再念一遍。”我念完以后,他苦笑着说:“很好,烧掉!”他一昂头饮下一杯酒,“啪”的一声把酒杯拍在桌子上说:“相信以后会有咱哥们说话的时候!”

  “四人帮”倒台后,他的一篇《王洪文的等号》先后发表在《新华日报》和《空军报》上,马上得到了令人激动的反馈,许多认识他的人纷纷相告。有一位战友对他说:发表《等号》的空军报我贴在床头,不知读了多少遍,看不厌。我也曾为此写信祝贺他。

  于是,他开始过起了向杂文讨生活的日子。工作——读书——生活——写作,这是他自拟的一个生活环。10年间,他发表了200多篇杂文,成为陕西写作学会、西安杂文学会会员。1989年,他精选了100篇杂文出版了《自豪的权力》一书。

  西安院校从事文学批评以及外国文学研究的吴然先生为其作序,称:完全是出于对《自豪的权力》的作者贾夫育君文品及人品的钦佩。……

  我一度以为夫育君不识时务,身着戎装不去领兵,却热衷于关起门来爬格子,分明把自己封闭起来而万无法放眼世界。其实,夫育君非愚钝,他看中了一方小小的土地,那里有他梦寐以求的“权力”,这就是向更多的人讲话而且讲真话的权力,他之所以选择不如小说恢弘,不如散文清丽,不如诗歌秀美的杂文作为自己的追求,恐怕正是看中了它的特质——便于直抒胸臆,这对他的确十分合适。

  夫育的杂文从不泛泛而谈,他善发“高级牢骚”,往往切中要害,这与他观察问题准确不无关系;他的语言尖锐、犀利而又绝无不负责任之流露。……沉稳中多透出“温柔敦厚”之气,这越发使人容易产生“此君不可小瞧”之念头。……

  军中自古出文才,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自豪的权力》的出版起码是又一佐证。


图片4.jpg  夫育的杂文集《自豪的权力》

  我从百篇杂文集中,只选一篇《莫让“双奖”蒙尘埃》中的部分文字,来感受一下夫育君杂文的风采。这是写于1985年6月针对第五届“金鸡奖”、第八届“百花奖”的授奖仪式虽然只用一个多小时,而活动却安排了12天,获奖编、导、演共几十人,参会代表、工作人员竟达四五百人,浩浩荡荡,警车开道,护卫,从成都经重庆到武汉,一路游山玩水,搞得游人怨声载道。活动预算30多万元人民币,再加之十数万人的投票活动。

  夫育兄写道:一个“双奖”授奖活动如此大操大办,却令人不禁颇有微言的了。

  ……

  我的的确确记得,鲁迅先生在半个世纪前曾说过:“以为诗人、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这是不正确的观念。”“以为诗人、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们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鲁迅非神,他预言到了,却没有完全预言到,他还说:“实际上绝不会有这种事。”现在呢,这种事多多少少,但实实在在地有了,被我们的某些艺术家们造了出来,用了起来!

  我还确确切切地记得,有一本书上说,彭德怀同志去某公园游玩时,当他得知因为他要来此一游,便禁止群众入内,便决然离去。彭总说:他不愿让群众戳脊梁骂娘。丰功赫赫的元勋尚且如是,我们的感情细胞丰富而发达的电影艺术家们,难道就不怕你的奖杯,奖状什么的上面蒙上不光彩的尘埃吗?不怕冷落了观众——电影工作者的衣食父母的心么?

  诸君,珍重!

  夫育兄也没有想到,时至今日,诸演艺明星大腕们,更是拿着高价稿酬,偷税漏税,颐指气使,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移居海外,自以为是高贵者,视劳动者为草芥……

  这是怎么了?

  这本书何为《自豪的权力》,夫育兄在后记中说:文章汇拢以后,苦于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名目。一日,我把稿子拿给一位老师看,并对他说了我“无题”的苦衷。他看了,说:“杂文集以其中某一篇的篇名作集名也是可以的。”我若有所悟,思虑再三,遂选了《自豪的权力》。后来想想,这倒不无自嘲之意。在时下权力崇拜之风弥漫之中,我只不过一介书生、教书匠、小编辑。何权之有?有的不过是读书的权力,思考的权力,写字的权力!将此等权力奉为“自豪的权力”,恐怕是会令那些权柄魔术师们笑掉大牙的。而在我看来,在读书、思考、写作方面,我的权力大概还远远不配自豪,大言既出,以为自勉吧!


  夫育兄是很有个性的人

  80年代初,夫育兄调到西安空军某军事院校宣传科工作,无论是写公文还是通讯报道,他的才华很快令人刮目相看,并荣立三等功。干部调整的时候,外来的他没被考虑。新科长上任,手下有这么强的干事,怕是难以驾驭,夫育兄被安排到学员队任了第四把手——副教导员。

  他在这个职务上,干得红红火火,尽心尽力于“劝学”上,他是当然的团支部书记,刚好接手100多名高中生入校,他用一个月的几十元工资到新华书店挑选了一批书籍,摆在会议室的桌子上,任同学们挑选,把该付的钱放到一个盒子里,没人要的书,夫育兄自留(不过很少),然后再用这笔钱去周转购书。

  从这一时期,夫育兄发表的杂文题目便可窥见一斑:《“多读书”与“读好书”》、《给学员介绍“良师益友”》、《日读二十页 终生破万卷》、《尚能饭 则为学》、《读书不可只凭兴趣》、《善借外脑 增进才智》、《读鲁迅“书胀”》、《一本开始 类及其它》……

  多年后,这批学员中不少人成为师、旅级干部,他们对这位当年的“贾副教”和贾教员印象深刻,非常感谢他的苦苦劝学,使他们终身受益。

  由于夫育兄的口才和学识,他又被调到汉语言文学教研室当教员,教授写作课,颇受学生欢迎。很快他又写出了《政工论文写作》一书,负责出版的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的总编室主任对此书写作的文笔倍加赞赏,预估会有较好的销路。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学校为迎接上级的考核验收,要准备一份总结材料,此时想起夫育可用。当某校长找到他时,他却一口回绝了:这事应该宣传科干的,不是有科长、副科长吗?他们又不是“唐三彩”,摆设啊?对不起,我是个教员,我的职责里没有这项工作,恕不从命!

  后来,有人对他说:某校长很生气!他却说:是吗?我可没生气。若干年后,提起这事,我故意逗他说:还是对没当上科长有怨言。他一摆手说:兄弟,非也!一个小科长算啥?你知道我是一门心思往“老九”的队伍里钻。再说人家苦哈哈熬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个上位的机会,让咱这外来的和尚抢了位置也不尽合情理,这能理解。我想起他还写过《理解万岁》的杂文。他又说:这事咱不输理,就是有点失礼,那时还是太年轻啊!

  当教员,他是有点名气的。连空军大院通讯部门都知道他教的写作课不错,那时机关干部都在参加高自考,于是请他来上辅导课。到了北京站,见无人来接,他打电话询问,人家告诉他坐几路车倒几路车……他说:我没到过空军大院,也不知道怎么去,我是你们请来的教员,不来接,我就打道回府。“大衙门”还真没见过一个小教员这么牛的。接他的吉普车到了,夫育对战士还是很友好的,道声辛苦,递上一只烟。战士说:我不抽带把的。夫育一笑,说这好办,把过滤嘴一掐……讲课以后,有人说:难怪他这么牛。

  后来,夫育又调到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政工导刊》当编辑,他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从嫉妒说到竞争》他稍作删改采用后采用并寄来刊物,附言说:真TM不仗义,兄弟之间,刀斧相见。

  再后来,夫育兄转业到其妻子供职的西安外语学院工作,去办夜大学也干得风生水起。

  但是,1992年3月13日,他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痛,他的至亲至爱的妻子死于急腹症大出血。我知道这对他是致命的一击,放心不下,急忙赶到西安去陪他。他对十几岁的儿子说的那句话至今在我耳边回响:儿子,你要好自为之,咱家再也经不起事了!我为此写了篇短文《伤逝》发表在天津日报,并获“往事难忘”征文一等奖。(附后,不再赘述)


  他是个能对自己下狠手的家伙

  人红是非多。夫育对我说:人生难免遇到麻烦,总会有能水不多,醋意不少的小人,鲁迅先生不是早就告诉我们:小人常戚戚,君子坦荡荡。无需理睬,就如清晨起来,胳膊碰上一缕蛛丝,抹去便是了,不要因此坏了心情,误了一天的大事。倘若,遇到恶人,就需横眉冷对了。

  有人说他想出名,他听后大笑道:所言极是,人是当有点追求的,来世上走一遭,总该留点痕迹于人世间,哪怕是浅浅一道痕迹也好啊!

  夫育兄退休前,常有院校请他去讲课,赚些散碎银两,日子过得不错。2007(丁亥)年,他来信说:我年届花甲,打点余生,何去何从。我以前曾在一所大学搞过人生规划之研究,整天给年轻人讲:人生要有目标,生活当有规划。反问自己一个六旬老翁有何目标?怎么规划?自己如果没弄明白,却给人家讲,是不是有点滑稽可笑?于是,我找来有关权威操典,分析主观客观,权衡利弊,得出结论是写字,练书法。

  夫育的字早就写得不错,他的硬笔书法在军部也数得上,我就曾拿来作为字帖临摹过。开始,我没太在意,以为他和许多老年人一样,是为修身养性,颐养天年。

  2010年9月我 60岁的生日,夫育兄从西安到天津祝贺我退休。拿来一幅已经裱装好的,他书写的小楷老子《道德经》全文。展开一阅,确实了得,赏心悦目,赞不绝口。夫育哈哈大笑:“不瞒兄弟,我的字被儿子拿到深圳,有的都卖到5000一幅了 。”他说:这几年的收获,一是对书道由狗看星星,不甚了了,到初略有知,眼前又打开了一扇知识和艺术的窗户。二是打发了时间,不再闲得慌,甚至觉得时间不够用,生活多了一些情趣,说是装模作样地附庸风雅也可以。三是因为写字而读了一些好书,思考些有点意思的问题,大概有助于延缓老年痴呆。四是练书法不是高消费,砚用盘子替代,纸、墨、笔无需高投入,偶尔还能卖几张字,这几年基本收支平衡,所以心平气和。……

  夫育兄和我说起13朝古都西安来,滔滔不绝。他说:那真是皇天厚土,人杰地灵。看上去,随便一个不起眼的老农,也许从怀里掏出两个字就能难倒专家教授。开始学写字那年(2007年)的7月,我去西安书院转悠,在一位老先生书案前伫立良久,观摩他写小楷。趁其休息,上前请教,先生打量了一番,问我每日写多少字?答:600到800字。以为不算少了,可先生说:不够,不够。每日3000字,3个月以后再找感觉。

  夫育回家后便坚持每日3000字,写不完不睡觉。有许多日子,华灯初放之时,坐在书桌前搦笔躬书,完成既定标准,起身开窗,已是东方欲晓。他说他又想起我们当年一起读书的时光。

  开始每日需写十三、四个小时,一个月后也要十个小时,三个月后多则八、九个小时,少则六、七个小时。 他说直写得手困、肘酸,眼涩,脸涨,头大。

  我说:你这哪里是修身养性,简直是玩命的节奏。真是秉性难移。年轻时,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要把自己用得扎实一点儿。他是个干起事来,肯对自己下狠手的主儿,终生不改。

  他笑道:三个月后,忽一日,正在书写中,直觉一股气息自心而惯于臂,于手,于指端,得一种神妙的感觉。

  这样,他一直坚持日书3000字,月写10万,年书百万。他说他走了一条书文互养之路。他把抄写古籍视为手读,勤笔思勉,书文并进。初步书道时,一位老书家看过他的习作后说:这样写有十年功夫就可以了。他有些不以为然,过些时候,他再请老先生指点,先生说,看来用不了十年,有个三五年就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把新的作品拿给老先生看,先生诚恳地说,你已经写得差不多了。可此时的夫育却真切地意识到:自己差得还远,还需再下十年笨工夫。他时常问自己:我在哪儿?要去哪儿?怎么个去法?知之难,行之尤其难。这些年,夫育手读过的主要书目近四十部。

  夫育还给我带来6个大蜜桃,一个得有斤把重,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大的桃子,口感甜,水气大,肉质细腻。夫育生活上,于吃、穿不讲究。他穿了件半旧的T恤,显眼的是他在左胸前自己用毛笔写下:我既是佛。我问他:你信佛啦?他一笑:佛说,人是未醒佛,佛是已醒人。通过这几年的悟道,自觉渐已醒。

  我说:我还在迷茫中,与兄差了一大截子。他拦住我:别光说我了,说说你退休后的打算吧。我说:我才短力拙,无一所长,若有可能想写点中国空战的题材。他听后竟然连声说好,这个目标不错,要抓住不放。

  他说:写作是件苦而又苦的乐事;乐而又乐的苦事。我问:到底是苦事还是乐事?他一笑:你自己悟去。2015年我的《中日空战记》出版,给他寄去5本,他比我都高兴,大肆夸奖一番,并说等我的《朝鲜上空的中美对决》和《共和国领空保卫战》都出版后,为我写书评。如今,愚弟终于悟道:写作是件苦中作乐的美事时,兄却撇下我撒手人寰,奔赴黄泉,去伴爱妻了吗?


  兄在最后的《跬步集》中自称是三者

  2013年,夫育兄出版了一本习书札记,取名《跬步集》,足见其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敬畏之心,是说自己只是刚刚迈出了半步。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学者 作者 书者 贾夫育,号若一。自谓三者。以自学滥竽于教授之列,未敢称诲人不倦,然自是学而不厌,是谓学者。发表杂文、散文、学术论文三百余篇,是谓作者。潜心书道,勤笔思勉,书文并进,尤躬于手读经典,有文心雕龙、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茶经、四书、红楼梦诗词等长卷大卷行世,是谓书者。

  夫育有学者风度,凡事追根求源。他说他初涉书道,置的第一本书是《王羲之书法字典》。第一套字帖是《二王全贴》。多年来常翻检研临,却又总觉雾里看花。忽然一日想到:何不以王羲之为主要线索而研读书法试论呢?这便是夫育兄与一般书法爱好者的不同。

  《跬步集》的第一部分为:永远盛开之花——王羲之读扎。他用小楷撰写了:一、王羲之其人(303-361年)家世;二、王羲之书法成就及其在书法史上之地位;三、王羲之书法理论;四、书圣是怎样炼成的——王羲之成功缘由思考。在这一节里,他分析缘由有五:1、时代背景。2、家世出身。3、天资慧根。4、墨池精神。5、人文胸襟。最后他说:是读王羲之,唯于墨池精神与人文胸襟,感悟最为深切,并致之以躬行力学。

  他曾以此论文为题,应邀为西安曲江书苑讲课获得好评。他最后写道:凡三易文扎,敝扫自珍,留以存照。

  《跬步集》的第二部分为:中  和——关于一种说法观的札记。他在引用了大量古代先贤圣哲关于中庸论述后说出中庸中和论的人文意义和对中和书法观的几点浅见。

  《跬步集》的第三部分为:习书札记四则。一、穷年垦纸田。二、一日三千字。三、书文互养乐。四、书道三步曲。

  《跬步集》的第四部分为:作品掠影。

  夫育兄的著书立说,从来是有理有据,一板一眼,常有独到见解,却从不卖弄炫耀。他这本《跬步集》的草稿曾复印百余份,散送书友。北京一位八旬老先生拿到文稿,两天读了十多遍。西安某文友得到阅后,当晚夜半打电话倾诉读后感慨。美国一位颇有点汉学休养的人物,读后赞赏不已。在深圳偶遇一位记者,看过文稿,于《蛇口信息报》做了报道。

  我不通书法,只是觉得夫育兄写得字很漂亮,也写得很苦。兄别我而去,找出《跬步集》,睹物思人,悲从心生。我不知道兄离世前有无痛苦,我也不知道兄还有什么愿望没能实现,本想着还能有机会与兄对酒长谈,感受兄的睿智、学识、豁达通透、快人快语。

  我与夫育相识相交近50年的兄弟情谊是何因缘?忽然想起季羡林大师曾说过的一段话:我交了一辈子朋友,究竟是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约略是这样的:质朴、平易;硬骨头,软心肠;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所以哭夫育兄,他不正是这样一位好友吗?

  呜呼哀哉!我的夫育兄。


图片6.jpg  夫育兄的书法作品

  写于令人难忘的庚子岁末最寒冷的冬日

  伤  逝

  雄心不已的四十岁,总以为死还是较遥远的事。

  去年,徒然接夫育兄一信,出奇的薄且信封上的字也不如往日的娟秀,甚至还丢掉一个字,颇觉蹊跷,急忙拆之,一纸讣告展现在眼前:

  中共党员,德法西语系副主任、德语副教授党菊莲同志因病抢救无效,不幸于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凌晨三时去世,年仅四十岁……


  西安外国语学院

  我惊呆了,眼前一片惨白,良久,两行冰冷的泪水缓缓顺着面颊滴落在讣告上。这个世界,这是怎么了?不是说好人一生平安吗?那样一位天姿与天资集于一身的活生生英华勃发的她,怎么说去就忽的去了呢?叹人生竟这般的无常。

  大不幸者还是夫育兄,他与她相思相恋,相亲相爱二十年。二十年前我与他同在空五军政治部共事时,他常向我炫耀菊莲如何了得,我却不以为然。一是自己无恋爱体会,再就是以城里人眼光看乡下女子、记工分的小学教员,还能“天才”到哪里去。我们是挚友,相言无禁忌。他憨厚一笑说:缪也。此后的这位嫂夫人就越加令我刮目相看了。

  呜呼!面对如此桀运,斯时的夫育该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啊!信里只字没写,言以无言,真担心他痛不欲生。虽说菊莲已逝去月余,放心不下,我还是急忙赶赴西安。

  一路上,总琢磨着见面后的第一句话说啥?任何安慰都显得苍白。菊莲带走了夫育的世界,留下了永久的思念和无可索解的疙瘩。他们相爱太深太久。前些年,菊莲曾两度出国留学,一次去西德,一次去奥地利。劳燕分飞,人各东西,鸿书传情,所言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以后再也不分开。两次归国都是夫育携子前来相接,然后到天津我家中小住几日,作彻夜长谈,不亦乐乎……

  这几十年生生不已,强健不息的菊莲竟这般快的逝去了,我又该说什么呢?一见面,夫育紧紧抓住我的手,眼泪就往外涌,连我自己也闹不清怎么就冒出这么一句:别指望我陪你一起哭。硬是很汉子气似的。

  两个小菜,一瓶“白沙液”今夜对酒当哭。我见菊莲的遗像下,夫育写到:“君自苦长夜,我恨日不短,却待儿成人,我亦赴黄泉,伴君度寂寞,更作长夜谈。”夫育端杯一饮而尽,眼睛红红的对我说:唉!一切来的太突然,猝不及防。那个黑色星期五,白天里她上了六节课,晚上九点半批改完学生作业,她还像贯常那样下楼去跳绳,一会儿,她回家说绳断了。我笑她用多大的牛劲把绳都挣断了。十点多开始发病,然后是一系列的阴差阳错,凌晨时分,她才被送上手术台。那时,她忍痛对我笑笑说:没事儿,你放心。谁料她竟一去不返……

  我妻与菊莲情谊甚笃,她就在手术室工作,眼见着无数的生命被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当她得知菊莲是死于急腹症大出血时,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出为何就救不活她,一说起这事就潸然泪下。

  当人们无法解释死亡时,只好说这就是命运吧。可命运有时候又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难道这是生死有命?人的生命,有时很强大,有时又是这般的脆弱。生死之间竟是一步之遥。

  夫育陪我一起来到墓地。当我第一次看到那黑色大理石的墓碑;当我确信菊莲的遗骨就埋在这地下;当我听到夫育说:菊莲,朋友来看你了;当我向她鞠下第一个躬的时候,泪水就奔泻了。我再也充不起什么硬汉了,也早忘了“别指望我陪你一起哭”那句昏话。旷野里,两个大男人痛痛快快地嚎啕。

  夫育说:咱不兴烧香纸。想起她生前就爱喝茶,我双手捧起一杯带去的清茶,缓缓地洒在她的墓前,夫育更是大哭……

  坐下来,心里默默与她交谈。她风风火火的来到这世界上,蹦蹦跳跳走人生之路,利利索索的干事,快快活活的为人。她从一个山里妹子、农家女子,“文革”时的初一生,而成为一名高等学府的德语副教授。这种人生的大跨度,要有何等的自信奋发,要付出多少艰辛愁苦才能完成。二十多年前,她就坚信高考制度是一定会恢复的。从那时起,她就时刻准备着。为了能抓紧点滴时间复习,做晚饭时,她常常是一手抓柴禾往灶堂里送,一手拿着课本借着火光读书。火苗一闪一闪地映红了她的脸,勾勒出她的倩影……

  近几年,夫育已有百篇杂文集《自豪的权利》等三本书相继问世。菊莲也不甘其后 ,先是向西方评价《沉重的翅膀》等文学作品,后又向国人介绍瑞士人的剧作。此时,我蓦然想起她刊发在上海《外国文艺》杂志91年第5期的首篇,占了64个页码的译作《流星》。当稿酬寄到时,她对丈夫和儿子说:“可以给你们每人买一样东西,不过,别太过分呦。”儿子要了一双运动鞋。夫育说:“真不好意思花老婆挣来的血汗钱,那就买一个篮球,全家玩。”一到星期天早晨,全家三口抱着篮球奔球场。如今,这球没能玩上几次,就静静的躲到墙角去了。儿子时常抱着那双还新的运动鞋想妈妈。……

  《流星》竟成了她的遗作。《流星》是写死亡的,她自己不也正是一颗流星吗?当她急遽升起之时,就显露出非同一般的光亮;当她猝然陨落之时,爆发出一片耀眼的辉煌。

  当我再一次向她鞠躬道别时,又落泪了。我仿佛听到她对我说:你来的太好了,劝劝夫育,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

  刊于1993年7月10日《天津日报》

  (此文获天津日报“往事难忘”征文一等奖)

                   贾夫育与党菊莲结婚时在南京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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