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导师——王道生

　　王老师不让我称他为导师，我说：有文为证，您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当下里，网络中能写两下，画几笔，或露个脸能神叨几句的都自称或被“粉们”封为“大师”、“大v”“大咖”了。当“大师”满大街乱跑时，他们就原形毕露了，不过是用些新词语而满嘴的胡说八道替代了那些还能持常见的老实厚道的学问者。

　　王道生（1940——）作家、高级记者，天津日报报告文学专版主编。1990年入中国作家协会，作品颇丰，著有十集五六百万字的《王道生文集》。1997年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2004年获“中华之魂”百名优秀人物称号。

　　一、初识王老师　催生出《最初的导师》

　　我从浙江空军调到塘沽陆军，王老师刚好从塘沽调到了日报社。1983年4月我收到王老师的一封信和《天津日报》农村版的样报。他写道：

　　戴逵贤同志：翻阅《浪花》（塘沽文联杂志）拜读您的《偶感三则》选登于本报《文化生活》副刊。现寄样报一张，请收阅。

　　过去我们素不相识，您的地址是史孝勇同志信告我的。预祝您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致

       礼！　　　　　　　　　　　　　　　

　　王道生　　7／4

　　我当时在读山西大学刊授班，学习中国汉语言文学，学校要求学员可读一些优秀作品，在长篇小说中就推荐了王老师的《园丁》。一位作家记者给我写信，很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马上回信。（真感谢王老师保存了这两封信，并收录在《王道生文集》）

　　王道生同志：

　　近安！

　　四月七日信及随寄的《天津日报》通讯一并收到，区区《偶感三则》小玩艺，蒙您错爱选用于《文化生活》，我十分感谢！当然，这感谢并非只是因为您选用了我的一点小打小闹的东西，社会上总是传说着，漫画上也有讽刺，批评那些“关系稿，”依我看，那只是个少数，多数的编辑同志真像我在那篇偶感中说的，都是些甘为弓、踏板和撑杆的人，都是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们的可敬佩的老师。

　　不怕您见笑，我想说说这篇小东西出世的经过，我今年三十三岁，原南开中学的学生，1968年入伍，学生时代就比较爱好文学，狂热的年代，几乎毁了我爱好，变得只会写点“大批判”之类的东西，再以后几乎整个社会都无所谓文学，报上多是写吹牛和口号，我对舞文弄墨报之以鄙视。

　　大快人心事之后，我才又来了点兴趣，但我的基础太差，头脑荒芜，觉得写不出什么来，即使写也从不发稿，练练笔而已，直到1980年6月，写成一篇《小草杂感录》以后，在几位战友的鼓动下，才决定发稿试试。往哪儿发呢？又是他们给我打气，投给了人民日报，万万没想到的是，1980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第8版上竟然用了。我是幸运的，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这个鼓舞是很大的（那时我还在浙江空军部队服务，1982年初才调塘沽医院工作）。那以后，我又在浙江省的市、地区一级的小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散文之类的东西，另外被聘为浙江电视台的摄影报道通讯员，一年多的时间上过二三十篇报道和新闻照片。我与那些编辑老师们多是素不相识，其中有不少一直没见过面，只有过文学之交，是他们带着我，扶着我，领着我向着文学之路迈进……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很激动，我的“偶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文笔虽然拙劣，情却是真挚的。我从心底里感激您和塘沽文联的老师们，您们确实在鼓励着、催促着我、我们向前。

　　我自知我这点水浅薄得很，也许终究是个没出息的家伙。我也曾多次想退却，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吗？可是一想起那些相识的、不相识的老师们的鼓励，我就不敢太怠惰了。我现在跟着《山西青年》刊授语言文学课，共四年，已学完一学年了。前天，刚好第一学年考试成绩通知单到了，现代汉语71，文学理论90，写作基础97，由此看来，真正的基础现代汉语是最差的。我们这一代人是被耽误了，但整日抱怨又有何用？还是要“拼命学抓紧干”吧。

　　近日又信笔糊乱写了点诗不像诗的东西，随信寄上求教，请指点！

　　聊得太远了，耽误了您的时间，对不起。

　　祝好！

　　戴逵贤

　　1983年4月18日敬上

　　王老师在这封信后写注：戴逵贤　部队医院政工干部，因创作有成绩后转业到天津广播电视局，加入天津作家协会。

　　第二封信

　　王编辑：

　　近安！

　　有许久没给您写信，先是忙于干部的调级工作，以后又外出跑了些日子，近日又调到分部安办工作，几乎天天夜里加班，忙得没时间读书，甚至连报都很少看到，当然更谈不上写点东西了，原想在塘沽见您一面不易，没料到进津了，也还是抽不出时间去见您，也许忙过这一阵能好一点。

　　当然未去见您，主要的还是手里拿不出一点像样的东西来，愧于去见老师。我们确是素不相识，我很感谢您对我的鼓励，越是这样，就越不敢有一点马虎。我总觉得自己生活的底子薄，而窄，走入社会十六年，都是在部队，而部队题材的东西又很难写，条条框框多；二是知识面不宽，加之自学又不很努力；三是缺乏“眼力”，同样的事，看不出问题来，总觉无的可写。四是技巧上可以说还是空白。综上四条，是我很大的弱点，似乎又无好法子克服，但就此罢手，我又不甘心，不过充其量也只能是“小打小闹”而已，不指望着有大出息，算是受了“无为思想”的影响，道是无为却又在想为，真是有点自相矛盾，我也说不清楚。

　　近日，我也在构思一点东西，想也只能是想，但落在纸上就很不容易了。如能搞出来，一定先送老师指教。

　　8月4日的报纸经别人转与我，蒙您厚爱，又扶着我走了一步，从心底里感激。这使我不敢再懒惰和随便下去。我原在空军部队做宣传工作，读书、看报、写点东西，名正言顺。现改作干部工作，很不适应。

　　我的通信地址：河东区二九九八部队干部科安办。如有事可电话联系。

　　祝您好！忙过这一段，我一定会看您去。

　　戴逵贤

　　1983年8月25日

　　今天看来，而立之年的我竟还这么幼稚，是当羞耻的。想起鲁迅先生的话：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的，会成熟的，只要不衰老，腐败，就好。好在我没有快速衰老和腐败。

　　再后来，我调到254医院政治处工作，负责新闻报道的倪干事对我说，我要去看看日报的老师们，你不是认识王老师吗？我说从没见过，算认识吗？倪干事说：人家给你发了好几篇文章，你都没去面谢，有点不够意思吧？我说：接受批评，马上跟你一起去。

　　那时，王老师正在呕心沥血创作长篇小说《魂曲》，由于过度疲劳前两天，在给文化馆学员讲课时昏倒了。我和倪干事马上为他安排到254医院诊治。

　　这下可好了，每天都可以去看王老师，一聊就到很晚，颇为受益。王老师对我很鼓励，说：你已经不错了，是有基础的，你要自信。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轻易不敢见名人大家，认准了走文学这条路，就坚定地走下去。后来，我读到阿德勒（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想让自己更优秀，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才突然明白，人有点自卑感也是“正能量”。

　　我还拜访过一位作家，他口无遮拦，爱开玩笑。一见我就说：小伙子挺帅呀！有情人吗？我说：没有。又问谈过几次恋爱？我说就一次。他哈哈一笑：那你完了，没感觉啊！那时，“伤痕文学”势头已过，思想解放开始登场，写情爱甚至性爱文学又成“潮流”。当时还有点不服，心想那不一定。后来，悟出人家讲的还是有道理的，我还真是没有“感觉”。以我这样的出身、经历以及阅读的偏好和取舍，于虚构很外行，难成小说的写手，也就难进文学的正门。好在心态还行，虽入不了正途，就在文学小路上溜达吧，算个兴趣爱好，哄着自己玩呗。

　　后来，王老师对我说：我在编报告文学，你何不试试写写？我说：那是“大家伙”我没力气搬动。王老师说：你又没写过，怎么能证明你就不能写呢？王老师的话，我思考和写作了一年，才向王老师交稿。这个过程，王老师用笔记录在案：

　　从自己感动到读者感动——《最初的导师》编后记

　　王道生

　　这篇报告文学的原题叫《父与子》，作者对此篇名不甚满意，希望编者帮助改一个。编者经过深思熟虑，把标题改成《最初的导师》并加了一个副标题——献给现在和将来的父亲们。

　　《最初的导师》从酝酿、写作、修改到发表，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1989年5月21日，戴逵贤的父亲戴敬堂病逝。衷心的敬仰和深切的哀思使戴逵贤食不甘味，夜不成眠，终于不得不拿起笔来写作。他读过《父亲弟弟和我》，知道报告文学可以写自己的亲人，而且能写得不错。

　　他把写好的初稿拿给编者看，并说：“此文我是流着泪写完的。写完后我读给爱人和儿子听，他们也都伤心的哭了。”

　　可是编者读完觉得很一般，不仅没掉泪，甚至也不怎么感动。这样的结果，也许使作者感到意外，他和爱人很快找到编者交换意见。

　　“你们动情了，大人孩子都哭了，这不奇怪，因为所写得是你们的亲人。可是他不是我的亲人，我与他没有感情联系，所以我不像你们那么感动，这中间还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这就需要写不仅自己能感觉到，别人也能感觉到的东西，只有把个人的人生放到社会中去写。写出他的社会典型意义，才能引起社会共鸣。”

　　作者把稿子拿回去了，他搜集到社会上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父子关系，有前生的，也有死后的。他把这些内容充实进自己的作品，以加强作品的社会性。

　　编者读过第二稿，觉得内容庞杂了，形和神都见散，而作为主要人物的父亲这一形象也被冲淡甚至淹没了。这很可能是因为上次交换意见时没有说清楚，使作者发生了误解，以为加强社会性，就是增加一些社会内容。于是打电话邀请作者再次交换意见。

　　这次又是爱人陪他来的，他们真是令人羡慕的一对。爱人是构思时的参谋，写作时的助手、脱稿后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家。

　　编者说：“把人生放到社会中去写，写出人物的社会典型意义，并不是把社会上存在的现象都写到作品里来，而是从父亲身上去寻找挖掘那些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思想、情感和细节，因为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东西，读者才会感觉到，才会引起共鸣。”

　　这一次，戴逵贤把稿子拿回去没有马上修改，他在电话中说：“我先放一放，沉一沉，好好想一想。”大概这一想，就想了好几个月，他终于把内容提炼成具有广泛社会性的三个部分：“爱子之心”、“为父之道”、“父子亲情”。这一稿编者看过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在处理意义上，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这篇作品真切、感人、深沉、抒情，于细小、平凡的选材中，表现出重大的社会主题。作品所刻画的父亲形象，可以说是这一代父亲的典型代表，尽管他们身上也存在着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但是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将永远留下他们深深的足迹，共和国的历史将铭刻下他们的丰功，子孙后代不应忘记他们为后人的幸福所做出的牺牲和奉献。散文化的抒情和哲理性的议论相交融是本篇的艺术特点。”

　　1990年6月22日，《最初的导师——献给现在和将来的父亲们》在《天津日报》报告文学版刊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反响，读者纷纷给编辑部来信，还有人写来了关于父亲的补充材料，要求转给戴逵贤同志，以继承父亲的遗志。一篇报告文学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无论对作者还是对编者都是莫大的鼓舞。

　　《最初的导师》发表当日，王老师寄样报时，还写了此信。

　　二、“带飞”两次就放“单飞”

　　用我们空军的行话，王老师“带飞”了我两次，就放我“单飞”了，我没给王老师丢脸。

　　人世间有一种最美妙而神奇的感觉就是“缘分”。茫茫人海中两人从相遇，相识，相知，甚至到终老，这就是缘分。缘分是美丽的，缘分和爱情一样，是个古老的话题，缘分不是诗，但它比诗更美丽，缘分不是酒，但它比酒更香浓。

　　我与王老师相识已经30多年，我很幸运，在文学道路上，他真的是我的导师。在王老师精心栽培下，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最初的导师》获得成功，使我坚定了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我剖析自己，文学素养不高，也不喜华丽的辞藻，更不爱看故作高深的做作和卖弄的文字，最喜鲁迅先生的“白描”手法。生活中好直言，觉得想怎么说就怎么写。有文友说：这恰恰成为你文章的个性。后来，读一位作家李辉谈非虚构文学，深以为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风。汉赋当然非常美，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写不了。绝对写不了，是吧？屈原《离骚》我们写不了，唐诗写不了，宋词也写不了。写什么呢我们，踏踏实实的，很朴实的，朴质无华的语言，可能是你自己会更好一些。

　　为了提升我的采访写作能力，几乎没有与人合作写过报告文学的王老师，竟然带着我写作了《好人倒下了！》和《山坳里这一家人》，都反响强烈，影响深远。这两篇文章的写作过程，王老师都有文章记录：

　　提炼出有个性的主题——《好人倒下了！》创作手记

　　1993年4月的一个深夜，房门都已关锁，准备睡觉了，忽听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天津市公安局办公室宣传科副科长陈连生领着两个人来访。经他介绍，才认识穿警服、面庞消瘦的一位是公安南开分局办公室主任张匡群；穿西服、戴眼镜的一位是《人与法》杂志社的记者。

　　张匡群说，他是奉分局政委之命前来请我的，因为不认识我，特请陈连生领来引见。那位记者和陈连生挺熟，也想一块来跟我见见面。他们说起南开分局户籍科副科长方增光死在工作岗位上了，写着写着材料，便大口大口地吐血，拉到医院人早完了，才46岁……几个人都动了感情，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尤其是陈连生吸得最凶，烟灰缸里的烟头渐渐地冒了尖儿，他们的眼圈红红的，闪着泪光。

　　“王老师，那年刘英死在工作岗位上，我领着市局郭处长来请您，也是这么一个夜里”陈连生回忆说：“您写刘英那篇特感人，上上下下都说好。”他说的刘英，生前是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智勇双全，侦破过百余个特、大、疑难案件，在研究工作时，突然倒地，因颅内大出血殉职，时年47岁。市公安局副局长贾三立陪我去他家采访，看见他的遗像挂在墙上。他住着一间半旧楼房，那6平米的半间，连门框都没有，只挂一条白布帘。家里没有冰箱、没有电风扇、没有录音机……一双儿女依偎在悲痛万分的母亲两侧……我见此状不禁潸然泪下。带着由衷的感动和深深敬意，写出了《这样的侦察员》。市公安局领导同志阅后，在原稿上批三个字“写得好！！！”市委有关领导阅后，建议此稿与《中共天津市委关于授予刘英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关于追认刘英同志为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公安部批准刘英为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雄模范的消息一起发表。因为这件事，我和公安系统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

　　张匡群说：“我们政委早慕您的大名，派我们来请您，也是想请您把方增光的事写一写。”我说：“我已经在好几家报纸上看见关于方增光的报道了，篇幅都不小，其中晚报那篇发得非常突出，标题也非常醒目《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估计晚报已经登过的新闻，我们日报不会再登了。新闻新闻，谁也不愿意炒别人的剩饭吃。”我这么一说，他们面面相觑。后来，陈连生把烟头往烟缸里一扔，像打赌似地说：“王老师，甭看别人都写过了，这个题材要你来写，我保证能在全国打响！”他这样说，鼓动而已，我并不相信。但日后的一天，天津电缆厂存车处的女工周玉风找到报社，说她从报纸上看到方增光死了，他们全家都很悲痛，方增光是他们的大恩人。她说：“记者同志，怎么不写写方大哥帮我们办户口的事呢？如果登报需要花钱，我愿意变卖家产……”一个普通百姓的心愿，一个女工的诉说，使我发现方增光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他一定还有许多不被人知的事情。我想起戴逵贤早有跟我合作一篇的愿望便给他打电话，请他带上他的小录音机，和我一起去深入采访方增光。我们和南开分局的领导同志见了面，荣政委是个很实在的人，他没讲官话、套话、客气话，他讲他自己的感受，讲他对方增光的认识，讲他和全局干警们的健康状况，讲方增光一家人的生活……

　　我们找到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锅炉工、临时工、修鞋匠、残疾人等普通群众交谈，他们都和方增光有过最直接的联系，有切身的感受。

　　我们找方增光的家人、亲属座谈，了解方增光平日生活中的细节和言谈，挖掘他内心世界最深处的东西，有时为一句有价值的话，穷追细问，顺藤摸瓜，询问好几个人，最后才落实。我们的采访像挖金子一样认真、仔细，了解到许多他的“事迹材料”里没有的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突破“材料”而完全根据我们掌握的素材来提炼主题、组织结构，选择角度。逵贤总把我捧为先生，他自己做学生。他说：“让我整理录音带，按照我的思路写出初稿，然后您再按您的思路写第二稿，我也好对比对比。”他进入了写作，我则进入了思考和阅读。读采访笔记，读人家已经发表过的文章，读鲁迅先生的著作，思考为什么一些读者议论关于方增光事迹的报道不是真的？我们的文章怎样写出自己的个性，避免和别人的文章雷同等等。4月末，逵贤写出了初稿，题为《警官之死》，他给我送到家来，让我写第二稿。正值五一两天放假，家属串亲去了外地，三间房子只剩下我一个人，很静很静，任我的思维驰骋，任我的感情潮水奔流。写到激动时，我的手发抖，笔写不成字，我只好在室内不停地走动，任泪水在脸上滚落，我投人了自己最真挚的感情，最真实的思想，最真诚的祝愿和呼喊。我相信，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我深信这样从心里流出来的作品，读者也一定会感受到它的真情和真理。我用红笔命题《好人倒下了！——方增光留给人们的思索》。

　　第二稿《好人倒下了！》的写作考虑到以下几点：（一）要正视历史的经验教训，“说谎的孩子”因为经常说谎才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人民对新闻媒介宣传的典型采取怀疑的态度，是因为以往的一些舆论工具欺骗过人民。（二）不重复别人写过的那些事迹，挑选别人的文章里没写过的而又最典型、最完整、最令人信服的情节、细节，并且让当事人自己站出来讲述给读者。这就是“周玉凤说这是真的”那一节内容。它给读者的印象一是新，二是真，三是动人。（三）写出方增光清廉的逻辑根据。方增光不收周玉凤的礼，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他定有特别家规，因为有这个家规，谁送礼方增光及其家属都不会收，周玉凤只是其中一个。（四）写出方增光的内心根据。方增光拒不收礼，有他自己的独特想法。他说：“有权有势的人不会来求我，凡是来求我帮助的人，都比我更困难，我收他们的礼，不是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吗？我就是不为别的着想，也要为我的子女着想，我不能让人家指着我孩子的脊梁说，这孩子是吃人肉喝人血长大的。往大处说，我不能叫人家骂我是假共产党。”在看病的问题上，他有病不看，该住院不住院，也有他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不是有病不愿意治呀，你看现在看病有多贵？分局经费紧张，又报不了销，我哪有那么多钱往里垫呀……”以上这些都不是高谈阔论豪言壮语，都是实实在在的心里话，而过去发过的文章里，都没有这些内容，这是经过艰苦深入的采访才追问到的。也只有把这些最内在的东西写出来，方增光的行为才是令人信服的。（五）提炼出更深层的具有主体个性的主题思想。别人的文章都在表扬和歌颂方增光的廉洁和忘我。如果我们的文章仍然是这个主题，无论内容多充实，其灵魂也是别人的。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别人的思维定式上，我们的作品应该有自己的灵魂，这个灵魂通过三步来表现：第一步写出一个真实可信的崇高美好的生动形象；第二步剖析这美好崇高形象早逝的原因；第三步写出我们对这一社会悲剧的思索。作品给读者留下的最深刻的震撼，不是停留在对美的表扬，而是呼唤社会对美的保护。这样，我们的作品就有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六）深刻的社会主题必须通过深刻、广泛的社会思辨来表现。它决定这篇作品的艺术格调是思辨型的，这种思辨不应当是抽象的，应该是形象的，不能就人论人，就事论事，要充分利用典型本身的社会意义，加大信息含量，把典型放到社会中去放开写。比如通过方增光这个典型，写到了新闻真实问题，人生价值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公安干警的健康和经费问题、医疗卫生改革问题、社会分配不公、不合理的两极分化问题、社会中坚骨干英年早逝问题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它必将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和思考。这样，我们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有了自己的个性。（七）文章的内涵早已超过了一名党员或一个警官的生死范围。警官和党员的代表面狭窄，且与普通百姓有一定距离，而文章写到的问题却具有最广泛的社会意义，它适合于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它的道理和事实又十分简单明了，就是“好人倒下了，而社会不能让好人倒下”。为给社会以警醒，便把标题命为《好人倒下了！——方增光留给人们的思索》。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后，引起了我们预想不到的广泛反响。

——原载于1996年10月《人间正道》一书

　　我想起5月2日晚上，王老师和我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他一说把标题改为：《好人倒下了！》，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妻子都说：就这5个字足够你学几年的。令我感动不已的是王老师谦和的态度和对学生的尊重，他问我还有什么思考的观点，我说了几条，而且王老师都边听边记……人生得如此导师这样的亲传，幸哉！

　　1993年8、9月，我发现上海《文摘报》介绍吉林一户农家这些年培养出5名大学生。我跟王老师说这事，王老师说：巧了，我也看到了，这是一个好题材。我性子急，真想马上去采访。王老师说：先等等我和报社报告一下，这样差旅费也好解决。我们利用国庆节和中秋节的假期去吧。这几天的采访，令我终身难忘，学习到导师的为人处世，在采访中的坚守、不懈、机变和不达目的绝不罢手的毅力。王老师在编辑《人间正道》这本书中写了如下的采访记：

　　赤诚千里寻圣母——《山坳里的这一家人》采访记

　　还在拍摄《好人倒下了！》的时候，我们在曾经摘转过《好人倒下了！》的上海《文摘报》上，看到一篇令人感奋的文章，介绍吉林省长白山区里一位名叫张希玲的农家母亲，含辛茹苦，靠养猪和种烟叶把五个儿女聂文海、聂文江、聂文波、聂文涛、聂文英培养大学毕业，如今都已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个信息使我们彻夜难眠激动不已。谁都不难看到这样的现实：新闻媒体鼓噪教授卖“馅饼”，称之为“观念更新”；新华书店卖家具，文化馆开饭馆，博物馆改歌舞厅，中小学课堂上卖零食，全国每年上百万儿童辍学，北方冬季里一些学校无钱买煤取暖，孩子们在教室挨冻，不少地方拖欠教师工资，挪用教育经费……另一方面饭店、酒楼、舞厅KTV，阔宴茅台、纸醉金迷，连色情服务都是公款报销，满世界喧嚣的都是享受、享受、超世纪的享受……张希玲这位普通的贫穷的农家母亲，艰辛劳作节衣缩食，倾尽全力培养儿女们上学读书。我们的祖国母亲现在又如何呢？

　　1993年9月30日，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和戴逵贤登上北去的列车，去千里之外寻访那远在长白山山沟里的老聂家。出发前，我买了两盒天津起士林月饼带给老聂家一家人，以表示我们由衷的敬意。

　　我和逵贤次日凌晨5时40分抵达长春市，跑步登上早六时开往九台市的第一班长途汽车，八点半到达九台市，打听去红朵沟怎么走，结果无人知晓。这可怎么办呢？那张文摘报上只写了个红朵沟。正在为难之时，看见了交通派出所，推门进去，说明来意，民警同志说：“啊呀，这一家人了不起！真了不起！你们放着两个节不过，不远千里跑到这里来采访，你们也不简单！我马上帮你们联系。”他拨通了九台市公安局的电话，很快了解到红朵沟是上河湾镇的一个小山村。

　　“这就好办了，你们先坐车到上河湾镇，你们等着，我去给你们买票。”他不仅帮买了车票，又把我们送上车，找了座位。他是九台市交通派出所的王跃军同志。

　　中午时分到达上河湾镇。镇干部老孙说：“哎呀，他们家已经迁往吉林市去了。”

　　真好像一盆冷水浇在头，心中的希望被大风吹跑了。

　　“请问他们迁到吉林市什么区？什么街？多少门牌号？找什么单位联系？”一连串的询问，心情急切。

　　老孙说：“详细地址可就不知道了。”

　　怎么办？我看看我们带的那几个包，里面装着馒头、面包片、方便面、榨菜、水瓶、照像机、录音机。当我看见那两盒起土林月饼的时候，不禁心潮波涌，难道就这样返回天津吗？就工作责任而论，我们尽到了，就这样回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对这一家人的感情，对这位母亲的崇敬之情，对于要采写这个普通人的强烈欲望……我们太不甘心了。

　　我转身诚心诚意地恳求孙同志：“我们出来一趟真是不容易，这几千里路不能白跑，这两盒月饼，也不再提回去。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请您再帮助我们了解了解，上河湾镇还有没有老聂家的亲戚朋友？还有没有聂家孩子们的同学，他们当中能不能提供寻找老聂家的线索？”

　　老孙被感动了，说：“好，我这就去！就冲你们这点精神，我也该帮这个忙。”一个多小时以后，老孙回来了，兴奋地说：“了解到一个情况，九台市广播电视局冼局长的儿子和聂家的老四聂文涛是高中同学，关系一直不错。你们现在再乘车返回九台市，也许能从那里打听到聂家在吉林市的下落。”

　　头顶的晴天心里的云，一路颠簸一路忧。下午四点钟乘长途汽车返回九台市，直奔邮电局给市广播局挂电话。七部电话都要过了，没有人接。国庆节休息日，找人难。

　　找冼局长的家！怎么找？想到了市委市政府，那里肯定有干部值班，请他们帮忙。果然值班干部拨通了冼局长家的电话。冼局长乍一听感到很突然，等听我说明原委后冼局长说：“哦，是这样，我马上帮你们联系。”

　　十分钟过去，电话铃响了，听筒里传来了热情的声音：　“你是天津的记者吗？感谢你们的厚爱！我是聂文涛对象的父亲，聂文涛现在就在我家里，今天晚上请他领你们去吉林市找他的父母。”山重水复已过去，柳暗花明一村来。二十多分钟过去，聂文涛来了，令我们意外的是，不仅他来了，他妹妹聂文英和他的女朋友也来了。我跑上去一下子抱住了他：“啊呀！可见到你们了，我们总算是有缘分啊！”

　　开往吉林市的火车还有半小时就开车了。我们五个人一溜小跑进了候车室，由一个人去买票，我和戴逵贤便抓紧时间和聂文涛、聂文英兄妹饶有兴趣地攀谈起来。开始剪票了，我们边走边谈；火车开动了，我们的谈话声与火车奔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我衣袋里的录音机尽职尽责地认真工作着……

　　夜间十点多钟到达吉林市，先找到一家招待所住下，请聂文涛兄妹见到父母转达我们的问候，次日晨八时准时到聂家采访。聂文涛的父亲聂国祥非常激动，每说到伤心处便潸然泪下。他说：“在我们家，第一要紧的是供孩子上学，每年得把70％的收入用在培养孩子上，为了后代人，这钱不能不花呀！”

　　在聂家谈了整整一天，晚上又约聂文英到招待所谈至十点半。送她走后，我们整理笔记至凌晨一时。睡了四小时，凌晨五时起来赶往长途汽车站，乘上开往兴隆山镇的长途车去那里找聂家的第三个儿子聂文波，他在吉林省公路工程局一处工作。下了车走了很远的路总算找到了他的工作单位，值班人员说：“他没有上班，你们去他家找吧。”他家住在镇北那一片临时住宅区，没有街道门牌号，我们俩就在那一片平房区逐排逐家地问，终于从一个小孩口中问到聂文波家，他妻子说：“聂文波一大早就去长春了，铁路桥梁指挥部有一个工程请他帮助设计。”从早五点钟就往这奔，连饭都没顾得吃，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又是落了空！

　　戴逵贤问：“现在去长春怎么找他？”

　　“我就知道那个单位在长城大厦里办公。”

　　马上去长春吗？可是，如果我们到了长春他又回来了怎么办？不，这个家不能白来一趟，进去观察观察，向她妻子间点情况。果然，她妻子说：“我和他是大学同班同学，全班顶数他小，学习最好，生活最俭朴，他和他们家的事我知道不少，我是外向型，找他还不如找我呢……”她打开了话匣子，我们收获颇丰。我说“谢谢你给我们讲了这么生动的内容，不过我们还得亲眼看见他，感性认识很重要。”告别了她，我们立即赶乘汽车去长春。下午四时，在长城大厦找到聂文波，下午五时和他道别。我说：“下一站，我们要找你大哥，这样，你们兄妹五个，除二哥在法国我们现时找不到外其余四个我们就都见到了。”

　　聂文波说：“我大哥可不好找，我去哈尔滨两次都没找到他，他现在三个职业，白天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

　　“他夜间在哪睡觉呢？”我问。

　　“睡觉当然在家里！”

　　“好，我们就夜间去他家堵他。”

　　到达哈尔滨时已是深夜，没有公共汽车了，深知每一分钱来之不易的我们这次不得不坐出租车了。我看过公共汽车的站牌，从火车站到聂文海所任教的哈尔滨电工学院只有七站地，但出租车司机却要30元钱，我问司机为什么这么贵？他说夜间行车要收附加费。我说好，哈尔滨如果有这规定，我们照常付给。不过我得记下你的车号，明天我要向有关部门核实。司机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如实以告：“我是新闻记者，是到哈尔滨来采访的。”这么一来他马上改口说：“算了，15元吧。”出租车开走了。

　　我们走进哈尔滨电工学院，大部分窗子已没有灯光。正在发愁之时，却见一对老年夫妇在外散步，老先生告诉我们说：“青年教师住在郊外的新住宅区，你们只有明天再去了。”我说：“不行啊！这个人白天不在家，只能半夜去找他。”老先生担心地说：“还有很远的路，要过一条河，还要过一片植物园，深更半夜的，过去发生过多起结伙持刀向路人‘借钱’的事。”关于哈尔滨的治安情况，我们过去早有耳闻，想不到今天身临其境了。为了完成采访任务找到聂文海，我们今夜只好冒险走一趟了。随身带的钱并不多，最贵重的是戴逵贤借来的那架尼康照相机。我们谢别了那位老先生，寻着他讲出的路踏着朦胧的月光，百倍警惕地往前走。早忘记了早晨五点钟出发，早忘记了已经奔波寻访近20个小时，早忘记了臂疼腿软，只吃一顿饭，全身的神经系统都处在临战状态。眼观六路搜查着有无异常情况，耳听四方细辨着有无可疑响动。我们约定，如果万一发生歹徒抢劫，千万不能被围困，一定要有一脱身出去，寻求外援或虚张声势，从心理上给坏人造成威胁。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精神上高度戒备，总之，我们没有遭到突然袭击。快近子夜一点时分，终于找到了哈尔滨电工学院的新住宅区。但是一看，六层大楼一共有五座，聂文海究竟住在哪幢楼？哪道门？哪层楼？多少号？全然不知。月光下，寒夜中，一幢幢大楼的窗子都已没有灯光，人们正在睡梦中。怎么找聂文海？如果鼓起勇气把人家从梦中叫醒，他若不知道怎么办？还敲另一家吗？谁知敲多少家才能问出来？我们在这空旷的大院里，被迫采用最原始最笨的办法，两手卷成喇叭筒，对着每幢楼高喊：“聂文海——聂文海老师——”寂静的寒夜里，一声声呼唤显得那样凄楚。一幢幢楼前喊过，没有人应声，直喊到最后一幢楼，二层楼的一扇窗子开了，问：“你们从哪里来？”

　　我赶紧大声说：“我们从你爸爸那来呀！”那窗子里的灯亮了，聂文海下楼来把我们接进去，这时感到又冷又饿，多带的衣服全穿上了，还是发抖。想喝杯开水，吃点东西，他是单身，室内没有灶具，也没有暖壶，泡方便面也不可能。我和戴逵贤每人吃了一个自带的苹果，便开始采访，谈至五点，精疲力尽了，逵贤趴在桌上睡着了，我冻得在室内踱步。天一亮，真想找个旅馆好好休息一天，洗个澡，睡一大觉，明天返回天津。可是，多住一天就要多开销一天的钱，还是咬紧牙关，赶到火车站，买了当天下午的票。然后进了一家小店，跟人家说，租一间小房只休息一下，不影响晚上安排客人，请少收费。还好，两个人只收1 1元。店员把我们领进一间昏暗的小屋，常年不见阳光，发霉的气味难闻，但已顾不得这些，和衣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四个小时过去了，起身奔往火车站……

　　在归途的列车上，一对夫妇坐在我们对面，朴实、和善，坐下不久就和我们搭话，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当他们了解到我们的采访历程和老聂家的情况，啊呀，他们惊讶，敬佩，兴奋。那女人说：“敢情你们当记者的也这么辛苦呀！放着两个节不过跑这么远出来自己赶罗自己。”那男人说：“我敢说，你们这文章登出来，老百姓们百分之百都爱看，现在上哪看这样的文章呀，等登出来那天千万告诉我们一声呀！”

　　听着他们的话，我们感到一切辛劳都值得了。

——（原载1996年10月《人间正道》一书

　　（1994年2月，《读者》杂志全文转载此文。）

　　真怀念和王老师一起采访写作的日子。可惜，后来再没有机会了。但是有好多线索，王老师还是想着我。比如，我发表的《有这样一个女人》，王老师又写了编后记：

　　把埋在土里的黄金挖出来——《有这样一个女人》编后记

　　王道生

　　1995年9月的一天，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跑到天津日报社来找到编者，自我介绍说：“我叫何琪。王老师，我现在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简直就要神经了，是别人鼓励我来找您的。我知道您很忙，很不好意思打扰您，我给您写了一封信，挺长，请您在百忙中抽时间看看……”

　　何琪走了以后，编者回到办公室拆阅那封长信。“王老师，您好！很冒昧地给您写信。满腹的心酸和委屈不知向谁去诉说，向谁去倾吐，天下之大，路在何方？提笔写信，泪水无法控制地往下淌。许多事本应能解决，但在这竟争激烈的大千世界里，在这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社会里，我一个普通妇女要办成一件事太难，太难，难于上青天……”她叙述着自己的身世和两个孩子先后患弱视、近视的不幸，以及她苦苦求索给孩子治病而付出的艰辛努力；她倾诉着企业不景气自己回家待业的困难和精神上的苦恼；她回顾了自学和实践中摸索到治疗儿童弱视的办法并开办了小诊所的过程，她很自信寻求到了儿童视觉系统发育的确切部位，开辟了一条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强的治疗途径，她认为“这是儿童眼疾领域的一大突破，是科技创新的发现，填补了当今非手术而不能解决斜视的空白。”然而，她的这一贡献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她写道：“我没有人，没有路子，没有权势和金钱。我没有学历，没有文凭，更没有职称。”她在信的最后呼吁：“一个科教兴国的热潮已在掀起，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正在召开。我殷切地期望社会各界给一个科技创新者公平、竞争的机会，给像我这样的妇女多一点支持与帮助。”全信长五千多字，读后令人思潮起伏。

　　这显然是一个关系到儿童视力健康的重大信息，是人类在视力医学方面的一个新探索、新动态，具有很强的新闻性；

　　这显然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现在走正路难，干正事苦，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普通人，要想对社会有所作为，那就难上加难。吃喝玩乐、花天酒地那真轻轻松松，不承受艰难困苦，也不承担风险，要想发明创造、建功创业就得甘愿自我牺牲，还可能遭受挫折和打击。何琪的事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这显然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一个母亲为给亲生骨肉治病而学医，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却在实践中有了世界意义的发现：一个没有学历、文凭的女工竟向学者专家提出挑战，要求公平竞争。不向命运低头，不向权威低头，不向社会冷漠低头，表现了一个女人鲜明的个性，何琪的奋斗历程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这显然又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大力发展科技才能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才能增强国力不受人欺侮。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某些制度和条条框框又严酷地束缚科技的发展，需要改革和完善。一些人重理论、轻实践的观念，使他们只看重专家在实验室的研究，却忽视劳动者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发明、发现和创造。何琪的事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这是一个很丰富、很深刻的报告文学题材。想起戴逵贤说过，他是在《天津日报》的报告文学版上成长起来的作者，但1994年他却没在报告文学版上发表一篇作品。于是打电话请他去采访何琪，并把何琪的电话号码告知他。

　　戴逵贤因为正忙着其他的事，没有马上去来访。何琪拿着她的资料和医治弱视的效果照片又来了。由于一次次地遭受挫折和冷遇，她的性情变得焦躁不安和愤愤不平，她说着说着就激动、面颊红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这绝对是真的，是真的！”她总像是要同那些不承认她的人辩论……

　　编者劝她：“你不必这样急躁，急躁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有害于健康，影响你的事业。凡是科学的东西都经得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对于一种新事物的认识总是需要一个过程。几千年前如若有谁说人可以在天上飞，大家会认为他是疯子；显微镜发明之前要说一滴水中含有亿万个细菌，都会说那是无稽之谈。现在不是都承认了吗？只要你的发现是科学的，你就一定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不会因为你没有学历和文凭而轻视你，相反，我们会责无旁贷地支持你在科学道路上的求索精神。古今中外许多重大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都是没有文凭没有学历的普通人在实践中研究成功的，比如发明蒸气机的瓦特，研究中草药的李时珍等等，我已经选了一位很认真的作者去采访你。”

　　不久，何琪高兴地告诉编者：“戴记者来了，我真没见过这样的记者，一次就听我谈了四个小时，那么和蔼耐心。”编者笑道：“四个小时哪够？他至少还得跟你谈几个四小时。”编者和戴逵贤交换了意见，编者说：“医疗科学关系人的生命健康，需要特别地认真慎重，不仅要听何琪讲，还要实地调查被医治的患者和患者的家属。学术问题不是报告文学的任务，不要论证何琪的学术观点，要把采写的重点放在人的命运、性格、经历和精神方面。学术问题应由学术界去解决。”戴逵贤的勤奋、认真和社会责任感，铸就了《有这样一个女人》的成功。作品发表后引起社会广泛反响，各地读者的电话打向《天津日报》的办公室、总编室、政教部、群工部、专刊部，有时电话多得已使一些部门的编辑们无法办公。读者说，感谢《天津日报》给弱视孩子们带来了希望，称道报告文学版，经常把埋在土里的黄金挖出来，呼吁有关方面能关注何琪的发现。《经济日报》、《中国人口报》和天津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相继前去采访何琪。天津市一位政协委员把报告文学《有这样一个女人》寄给了全国政协，全国妇联的领导同志，把这篇报告文学寄给了中国中医药大学校长，连日来，四川、云南、河北、辽宁、黑龙江和香港等地的读者也纷纷与何琪联系，甚至连日本一家公司也对何琪的医疗发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希望祖国的医学发现能最早在祖国开花结果。

——1996年4月3日《天津日报》

　　三、王老师是读书人　教书人　著书人

　　恭贺《王道生文集》大功告成

　　戴逵贤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台原台长、作家、高级编辑）

　　2010年《王道生文集》（前七卷）出版，由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和天津作家协会举办了研讨会。我在研讨会上有一个发言，王老师将其收录在2018年（增补）第八卷中：

　　自知“嘴笨”，最好的法子就是少说乃至不说。可我的恩师王道生的七卷本，约三百五十万字的文集在他七十岁的时候出版了，这真是件大事情。偌大个中国，十数亿之众，能出七卷本全集的寥若辰星。我嘴再笨，也想说几句。

　　我与道生老师结缘于1983年4月，是他看到我在塘沽文联杂志上发的小稿《偶感三则》并转载于日报的《文化生活》后，写信给我以鼓励并约稿，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忙又写了些小打小闹的东西寄上，有些又被刊用了。以后的两三年因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一直羞于面见老师。可道生老师对我一直不丢弃，领着我、扶着我、拽着我走了这二十多年的路程。

　　在我眼里，他是个读书人。“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不敢说他就是个圣人，但他绝不是个俗人。他曾经给我拉过一张要读的书目，他也曾经告诉我，这世上真正的好书也许超不过一百本，关键是怎么选和怎么读。应该说他的阅读量是惊人的，他的工作就是阅读，那么多的稿件、书信和清样都要读。出过书的人都知道其中的艰辛，就这套文集的几百万字，从整理、编辑到校对得阅读多少遍。难得的是他在几十年的编辑工作中从不懈怠，就是再难读下去的稿子，他都能读完；就是不能刊用的稿子，他也能发现闪光点和精彩的片段。

　　古人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理义不交于胸中，便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可读书人中大多是书生，有言道：“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又大多软弱甚至懦弱。做个读书人也许不难，难的是做个有良知、有良心、负责任、敢承担，为正义张目，替弱者说话的读书人。王道生这个读书人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的侠肝义胆和仗义执言，所谓：“人而无文，其志必愚；文而无武，其志必弱”。他是津门文武兼备的报界大侠，这在文集的报告文学卷中多处可见，尤以《黄山事变一周玉德案的是是非非》为代表，其振聋发聩，轰动全国。

　　特别让人佩服的是道生老师在处理因报告文学生出的是是非非时，面对权贵的责难，无理的纠缠所表现出淡定的气度和睿智。他用占有的大量的一手材料，缜密的思考和无可辩驳的事实以理服人，从没见他怒不可遏，连说话的语调都一直是很平和的。这就是读书人的力量。

　　在我眼里，他是个教书人。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又教了那么多年的书，自不必多言。我就是王老师在天津日报报告文学版培养出来的众多的学生之一。1986年，他接手这个版面后对我说：“你怎么不写写报告文学？”我说：“那是大家伙，我恐怕弄不起。”他说：“你又没写过，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写呢？只要你想写，没有什么是你不能写的。”我牢牢记住了他这句话，于是就有了我的报告文学处女作《最初的导师》。突然失去父亲是悲痛的，写作的过程也是痛苦的，前两稿都被王老师毙掉了，他看我那哀伤的样子也于心不忍，说要不就选取其中不错的片段发一下，我摇头拒绝了，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想说的话写出来。没想到第三稿《最初的导师》发表后，能有那么强的社会反响。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路上，王道生也是我最初的导师。

　　我一个当了二十多年大兵的人，能转业到广播电视行当做业务，还能负一点小责任，许多人难以理解。在这里不去说我个人的努力和坚持，其实秘籍就在于我受到道生老师的亲传，从他那里我学到了怎样选材，怎样采访，怎样结构、怎样谋局布篇，怎样提高立意，怎样抓住细节，怎样发表议论。特别是我有幸能与王老师合作的《好人倒下了》《山坳里的这一家人》使我受益终生。他通过报告文学版发现、培养、集结了一大批的以平民写平民的文学爱好者，刊发了许多篇用真情写真情的感人文章。

　　在我的眼里，他是个职业的著书人。1979年，我还是一个作文学梦的老青年时，对文学不得其法，上了山西大学的刊授大学，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长篇小说，推荐我们阅读的目录里就有王老师的《园丁》。1987年，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魂曲》，他还创作过一批中短篇小说和儿童文学，他也曾写过广播剧和电视剧。当然他从事的最多的，最辉煌的还是报告文学。他编著的《五彩世界》《爱河长流》《人间正道》、《播种希望》《夕阳如血》五本报告文学集，独具特色，选取了好的文章，介绍了这些文章的写作过程和重大社会影响。作品后面附有创作、修改或编辑过程及有关的评论文章，便于读者了解作品的背景和理解作品的思想、艺术品位，完全可以作为新闻和文学的教科书。如此编著实不多见。

　　2003年，在王老师的鼓励、催促、帮助下，我把十年来发表的报告文学，计三十多万字集合了一下，也算是出了一本集子——《最初的导师》。虽说也是天津作协的会员，我只能算个很业余的。王老师还给我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她主张是作家怎么都得写本书，才可以占下个位子。我也有了薄薄的可以垫屁股的一本书聊以自慰，算是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好人倒下了》发表后，我遇的人很多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写的那是真的吗？”我有点苦恼，怎么才能让人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呢？王老师说你不就在广电局吗，我们可以想点办法。于是我拉上好友导演阎晓明到王老师家策划了拍摄电视报告文学的方案。在《好人倒下了！》这一集的开头我们就说：“几年前，你妻子对你说：‘这都啥年月了，你个管户口的警察不收礼，不吃请，谁信哪？怕是你死了也没人信。’不幸的是你真的死了；更不幸的是，你死后大报小报，广播电视宣传你的事迹，可是人们总是疑疑惑惑，这是真的吗？”

　　在拍摄《人间正道》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最难的是没有经费，租设备，用机房，赴外地拍摄、技术合成，人吃马喂都得用钱。王老师作为总策划、制片人、总撰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次，王老师让我跟他一起去一家歌舞厅见一个小老板，据说还是个政协委员，他表示愿意为《人间正道》出点资。见面后，王老师问他，你主营什么？他说娱乐业歌舞厅啊。王老师很客气地说，那恐怕和我们的主题远了点。离开歌舞厅的路上，王老师对我说，他就是白给咱们也不能要。我说：就算有天上掉馅饼的事，也砸不到咱头上。

　　我一直尊道生为师，他却总说我们是执手友。近三十年来，我还唯一的一次惹老师生气了。在东北，我们拍摄《山坳里的这一家人》的时候，租了一辆面包车，说好晚上十点结束，结果干到快十二点了，司机说多给点呗，我一向大大咧咧的，说也算合理，多给了司机三十元。司机走后，王老师有点不高兴了，说人家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弄点钱容易吗？我本想说，这三十元算我个人付的。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去了，这话可是对老师的大不敬啊，想想老师为能筹点钱真是太艰难了，真是难行也行，难忍能忍，我只憨憨的一笑。没想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王老师却对大家说，昨天我说的话不对，影响到大家都不开心，我道歉！我们大家都为王老师鼓掌。可以说我们几个主创人员基本上没有稿酬。甚至还墊付了几千元。

　　这就是我眼中的王道生。我注意到我的老师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文集中都多次衷心表示了一个耕耘者对于土地的感恩，他说没有土地，我到哪里耕耘，不能耕耘谈何收获。他深深地感谢《天津日报》和《今晚报》、《天津老年时报》的领导和同仁给予他的支持与帮助。他这是又在教学生不能作“吃饱不认大铁勺”的那种人。我在深深感谢王老师的同时也衷心感恩日报、晚报和我供职的广播电视台，没有这块阵地的滋养、培育、教化和提升，我就什么都不是。

　　四、全力支持我完成中国空战三部曲

　　我与王老师相识近40年，情缘不断。退休后，我打算写中国空战三部曲，咨询王老师，他热情鼓励我：先不去想能不能出版，写出来再说。我完成了《中日空战记》，他又热心为我写序，帮助联系出版。新书面世，老师给予很高的评价，并组织了一次小型研讨会。第二本《朝鲜上空的中美对决》出版后，王老师到处为我推介，比他自己出书还高兴。第三本《共和国领空保卫战》2019年4月交稿，也受疫情影响，至今还没有审批下来。王老师就劝我耐心等待。当我打算把发表过的和一些近些年写的东西再集一本集子《跬步集》，王老师又是我的坚定的支持者。

　　王老师长我10岁，已经80岁了，仍笔耕不辍，最近一直在网上发表回忆文章《我的遇见专栏》从童年说起，一个对文学深爱的少年，学生时代就崭露头角。文革中因为写作被批斗、关押、毒打、处处受到刁难和不公正的待遇。爱妻也受到牵连，遭受身心打击，不幸因病29岁早逝。他自己一人带两个幼小的女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还是坚持写作，完成了《园丁》和《魂曲》两部长篇小说，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由于最早创作的《高中生的日子》稿件在“文革”遗失，想写教育题材的三部曲梦想难圆。

　　以前与王老师交往，他说起自己的经历都简单带过，尤其是他受到的痛苦磨难，很少说起。读了他最近的专栏作品，深深感慨：这得有一颗多么强大的内心和容人容事的胸怀。

　　受过磨难的人，要么消沉下去，自怜自哀；要么喋喋不休，怨声载道；要么耿耿于怀，恨意难消。而王老师把得失看淡，宠辱不惊，来去无意，心中宁静，优雅随之。他曾跟我开玩笑说：我一生中当过最大的官就是塘沽五中语文教研组的组长。

　　作为记者，王老师好像天生就是“大记者”，他看问题是有高度的，所以他能看到问题实质，每每能抓住要害，切中时弊，伸张正义，深得好评。他的新闻作品中，你找不到一点鸡毛蒜皮。这就是“格局”。

　　感谢缘分，让我遇见了正确的人！感谢生活，让我遇到这么好的导师，而且不止是文学上的导师，王道生也是我人生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