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地理】从宁津到呼和浩特

　　背景：我父母1965年结婚，两人是同乡同村人，父亲当时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工作，母亲在山东老家伺候姥姥，母亲家没有男孩，母亲是最小的女儿承担起了照顾姥姥的重任。我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1968年诞生在老家德州宁津县城的一个医院里面，两年后弟弟出生。我三岁多的时候，1972年5月份，政府出台相关照顾支边技术人员家属安置的相关政策，我们娘仨的户口可以落到内蒙了，于是我们全家终于可以团聚了。

　　关于出门、关于坐火车、关于在北京倒车、关于北京的记忆，我其实是有很多的实实在在的记忆的，但是这些记忆是很多次往返于内蒙与山东之间，由无数个记忆的碎片缝合而成的。

　　出门，先要从村里出来到达宁津县城，由县城坐上汽车再到德州市，在德州市再坐上火车到北京市，在北京市倒车，之后才可以坐上去往内蒙的火车。这一路下来犹如漫漫征程，艰苦艰难；也犹如战争，需要争抢座位，为此而进行的焦虑紧张的快跑争夺就如同战争般冲锋陷阵，厮杀格斗，惨不忍睹。

　　是呀，想想我们一家人是怎么从村子来到县城的呢？好像就是坐着由叔叔们驾驶的驴车，蜗牛般地来到了县城，再一步步坐上汽车来到市里，再坐上火车。上火车是一个技术活和力气活，奔跑争抢那都是有难度的，更何况带着两个年幼的小孩更何况我们都是很少出门、很少出头露面的乡下人呢？上到火车上之后我和弟弟被安置在座位下面睡觉，那里倒是一个非常幽静宽敞的所在，似乎座位上面的纷纷扰扰拥挤不堪都与我们无关了似的。

　　到了北京倒车更是艰难卓绝，因为签字转车的车次一般不会在当天，需要在北京过夜。我们有时会辗转到小客房过夜，而有时就会直接在火车站过夜：把自己带的行李打开，在地上席地而卧。那种暂时性的窘迫感与环境的嘈杂混合在一起，这似乎构成了我在内蒙十多年的一个最真实最实在最清晰的生存背景。是的，我们的家虽然安在了内蒙，但是，我们的心却始终没有驻扎在内蒙，始终没有，即便现在我的父母决定在内蒙养老送终也没有。那份混乱动荡不宁的感觉也似乎是我的生命背景，我一生似乎永远难以去除这样一份含混不清与纷乱晃动，似乎我永远在火车上，永远在火车站上，周围人山人海，尽管我的原生家庭就是四口人，尽管环境简单少有亲戚朋友往来。

　　有时会想：人的命运是由什么东西铸就的呢？父辈的传承：血统、文化习俗、心理基因，还是外界的机遇？有人会把外界的机遇放到第一位，但我觉得内在父辈的传承应该更具有决定意义。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某个人出身似乎并不高贵，家底也很薄，但是这个人在后期发展中青云直上，我们会觉得他绝对是因为有一个良好的机遇，但是他的父辈虽看似没有给他高贵的外在的东西，却给了他宁静安全的环境，这成为他最终成才的前提和基础。在我三岁之前，我长在姥姥家，生命是那样的安宁：环境安静没有打扰，甚至都没有爸爸，与妈妈不远不近，是唯一的渴望着的爱的来源，如果可以一直那样下去该有多好呀！那样我会终生不嫁，一直一直安宁地生活下去，而绝对不会受到后来那么多嘈杂不宁的打扰，由此我的生命与命运就将是另一番情景与另一种境遇了。

　　在长途跋涉后终于来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这个对我来说一无所知对妈妈来说无限向往的地方。不——不，我其实也根本不知道我的妈妈是不是向往这个地方？或许对她来说，根本想不到什么向往不向往的，只是因为她的丈夫在这里，所以她就来了；又或者是有向往吧，因为这里毕竟是在远离乡村的城里，城里人应该都很文明都讲普通话，这里还有属于她的家。但是妈妈会不会同时又有着某种恐惧？因为这里又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地方，而且可以说还是一个荒蛮之地：天，高远湛蓝，云，瞬息多变，一会儿是蓝天的点缀，清清淡淡，下一分钟就可能是浓云密布，再下一分钟还可能大雨倾盆；干涩的地面上，随处是尿骚味，而在走马车的街道上，又到处是黄灿灿的马粪，人、车、自行车，就在其间行走；人很多，比自己的家乡多，穿戴打扮迥异，但不比家乡的人洋气多少，街上还有乞丐，脏兮兮的。倒是有比家乡更高的高楼，也有百货公司，但是就是觉得那里面像是在发生着抢劫事件，乱哄哄的，进到里面以后就想要赶快逃离。再就是那风沙呀，从没有见过的风沙，黄澄澄雾茫茫遮天蔽日的风沙呀，把人的全身都吹个遍，无孔不入，眼睛都睁不开，当地人裹着再厚的纱巾又有什么用呢？如果风沙不断这日子该怎样去过呢？很显然，我的妈妈没有把这份疑问问出来，可能是问出来也不会得到爸爸的解答。

　　我们到了内蒙，首先面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搬家。原先爸爸一个人在这里，他住在单身教师宿舍。爸爸所在的学校叫：内蒙古工业学校，这是一个定位了我的父亲五十多年的名称，也是定位着我们一家四口一生的一个名称。这个学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学校叫：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校也早搬到呼和浩特东站附近的大学城里了。现在，这个曾经叫做“内蒙古工业学校”的地盘，早已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听说，主校区卖了，那个曾经是操场的开阔之地现在盖了楼房，父母现在住的宿舍楼基本建在原来平房的位置，作为老校的家属区，尚残存在曾经宏大曾经辉煌的记忆中的老校区的一角。

　　记忆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校，有着很大的校园，里面分着多个区域：教学区，家属宿舍区，工厂区，还有很多空地或者干脆就是荒地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我们孩子的乐园，而随着我们长大，这些荒地渐渐地被建筑物所占据了。在内蒙，这样的荒地曾经非常之多，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

　　因为这个学校是一个工科大专院校，学生学到一定的程度需要到工厂实习，于是这个学校就兼有了教学和实习的功能，有教学区和工厂区之分。校园是一个几乎正方的很大的院落，有院墙把它跟东面的邻居内蒙古财经学院分割，北面隔着海拉尔大街对面是内蒙古气象局，西面的邻居似乎是一个研究所，而南面的邻居则是一片叫“中三里”的居民区。

　　教学区占据校园的主体部分。学校的主门在正北面，从正门进入就是教学区，进门先看到的是教学楼，在正北方位自东向西并列三座主楼，分别是：教学楼，办公楼和实验楼，每座楼之间有一定的间隔。楼前是四百米跑道的操场，跑道内侧有篮球场、足球场、吊杠区等等。

　　在教学区的东侧位置是工厂。教学区最南边的位置是食堂以及食堂的菜窖区。而教学区的西段也就是校园的最西侧则是学生宿舍区，最开始有一座宿舍楼，后来又有了一座。工厂区则呈南北长条形在校园的最东面的一侧。工厂的北头是一个大大的锅炉房，管着全学校的开水供应和教学区的冬季取暖，而工厂的南边位置则连着单身教职工宿舍区，那是好几排平房。我爸爸最初就居住在单身宿舍区。我们全家聚齐后显然这里是不够住的，于是我们需要搬到家属区去。

　　家属宿舍区在这个校区的东南方位，占地还是不小的。一律是平房，公家统一盖的那种，一排房子有六七户人家，基本上一家占两间房子，有的人家会占三间房子，这基本上是根据家里的人口数决定的，好像基本原则就是两个人一间房子，因为我的好朋友刘海英家里面是三个孩子，她家是两间半房子，而我家四口人正好是两间房子。在最东边房子最多，从南到北有大约有七八排这样的房子，这些房子的东部是家属宿舍区的垃圾场、厕所区，然后就是整个校区的东院墙了。

　　而在这一大排房子的西面，是一片南北长的空场地，这个位置有一口水井，压水的那种，还有排水沟，各家各户的脏水由各家的小水沟汇入大水沟，再到这里最大的水沟里，最后被排出家属区。这个地方在冬天会是我们孩子的溜冰场，因为脏水在冬天会结冰，然后漫过水沟，形成一个连成片的结冰区，然后我们就可以溜冰玩了。当然，在春天，这个区域会成为一片“水乡泽国”，因为冬天积攒的脏水结成的冰在此时陆续化掉，又一时半会不会流出去。再往西，又是大约三排平房，穿过其间的通道，来到另一个区域。这里大概是工人的家属宿舍区域，这边房子修得不很规范，一排房子有的很长，有的很短。在这片区域的最南边开着一个小门，这个小门连接着外界：一个靠近呼和浩特火车站北面的区域，有几乎所有的铁路部门的家属宿舍区，另外和工业学校紧邻的，是类似一个自发迁入呼市靠小本生意为生的流动人员的集中居住区，我们把这里叫做“中山里”。这个区域我和弟弟不大常去，因为离自己家比较远。但在我上学后来这里比较多，因为我的好朋友刘海英住在这边。在这片区域的北面有一个门，这个门连接着家属宿舍区和教学区，这是我们进出家属区与教学区唯一的通道。

　　但是当年在我的爸爸妈妈需要把家由单身宿舍区搬到家属宿舍区的时候，还没有这道门，那时我们要想从教学区到家属宿舍区的话，需要从学校的正门也就是在学校最北面的那个门出来，来到海拉尔大街，然后向东来到工业学校与财经学院之间的胡同，顺着胡同向南走，来到家属区最东面的一个小门，进入这道门，就进入了家属宿舍区，而这道门也是家属宿舍区与外界联系的另一道门。

　　搬家对我来说是有记忆的：爸爸借来一辆平板车，把我们家几乎所有的家当放在上面（其实在老家还有很多姥姥留给我妈妈的家具，但是没有办法搬过来，之后到了七十年代末，才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把那些家具托运过来），还包括我们两个小孩，然后和妈妈一同把家具和两个孩子，推到家属区，这就是搬家了。倒车、赶火车、走路、搬家……凡是这些事情总会让我觉得记忆深刻，里面包含了动荡不宁、沉默忍受、坚持不懈、配合默契，这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动态雕塑，并且几乎是这个家庭从开始到最后终结的全部写照。

　　在这个平房里，我度过了刚来到内蒙的时光，我的童年岁月，我的一生中最为无忧无虑懵懂无知的日子。时间是从1972年到1981年。

　　贾冬梅，中学教师，爱好广泛，有教师资格证、导游证、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曾多年在地方电台做一档家长课堂节目的嘉宾。对心理学精神分析流派很有感觉，还喜欢码文字。本文节选自作者自传《哭泣的鱼》（已完成八十多万字，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