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在台湾尘封几十年的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烈士群体是如何浮出水面的？台湾烈士遗骸回归大陆了吗？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们，周恩来总理临终时还惦念着他们。
蒋家父子离世，国民党下台后重新执政，国共对抗关系开始解冻，地下英雄浮出水面，英烈终于踏上艰难的回家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们。
长期以来，牺牲在台湾隐蔽战线的英烈在大陆始终是无名英雄，他们生前惊天壮举无人知晓，他们死后遗骨无人认领。
但随着蒋家父子离世，国民党政权反复更替，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之间发展出和解双赢的全新关系，国共历史恩怨逐步淡化。然而，最初让中共台湾地下党浮出水面的是台湾著名记者徐宗懋先生。
徐宗懋1980年从辅仁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毕业，做过导游、广播记者，1983年底进入《中国时报》一呆17年，他成为台湾名噪一时的战地记者。2000年他离开新闻界，创立了台湾文史工作室，开始投入他热爱的历史研究工作。正是这种对历史的使命感促使徐先生最终与朱枫的故事结缘。
徐宗懋先生自述：“1999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照片。
2000年8月，徐宗懋先生根据已曝光的国民党绝密档案撰写文章，揭示了中共台湾地下党如何被“一网打尽”的全过程。8月25日，徐宗懋先生又策划了《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的秘密档案照片展，得到了时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和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的同意，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打破禁忌，客观展览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杀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情形。由于机密照片首度公开，画面极具震撼，加上附判决原文与早年的报道，现场气氛极强，参观人潮络绎不绝，马英九也脸色凝重地出现在图片展现场。
2000年12月，徐宗懋先生又以秦风的署名在大陆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发表《战争后的战争》文章和照片，在叙述“吴石案”经过时，配发了朱枫临刑前受审的那张历史照片。最终，这段被尘封的秘密在台湾和大陆先后被揭开。
2005年10月11日，《参考消息》用了两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两岸追寻朱谌之遗骸内幕》的综合报道，刊载朱枫在南京的女儿以及台湾徐宗懋先生共谱两岸万里寻骨灰的感人事迹。
2000年12月，《老照片》刊发徐宗懋的《战争后的战争》的文章和照片后，《老照片》编辑部收到朱枫女儿朱晓枫的回应：“这是我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母亲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2003年新春，因撰写《朱枫传》与朱晓枫相熟的江苏作家冯亦同找到了山东《老照片》的主编，得知笔名“秦风”的台湾作家、新闻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来到大陆。于是，冯亦同陪同朱晓枫夫妇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拜会已结束大陆之行即将返台的徐宗懋先生。徐先生是位热心人，他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晓枫女士一直在为寻找母亲遗骸作多方努力仍未有进展，很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忙。
朱晓枫告诉他，当年为母亲收尸的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和姐姐陈志毅（小名“阿菊”，又名陈莲芳），查找王朴一家人的下落成为唯一的线索。
徐宗懋回台后，拿着朱晓枫的委托书向台北“市府”申请寻人。约两周后，承办人员来电，说他们过滤了16个“王朴”，只有一位年龄与省籍背景比较符合申请人的陈述。然而，当喜出望外的徐宗懋找到对方时，不是他要找的人……
2003年5月间，徐宗懋约台湾一家电视台的朋友同来南京，为朱晓枫寻母遗骸拍摄新闻专题，回台后公开播放。他还在台湾《中国时报》、香港《凤凰周刊》等报刊上发表长篇报道，向公众寻求帮助。
然而，两年过去了，没有等到任何有关王昌诚夫妇的确切消息。茫然中的徐宗懋，突然想到了曾做过台北市“民政局长”的朋友林正修，此人熟识户政管理，曾参与举办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活动。
2005年春节过后不久，徐宗懋接到林正修电话：王昌诚已经过世，王妻、朱枫的继女“阿菊”—陈莲芳还活着，他找到了！
1949年11月25日，朱枫身负重任自香港赴台，是以去台北看望女儿阿菊和襁褓中的小外孙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并获得批准的。阿菊是朱枫前夫陈绶卿的女儿，朱枫嫁到陈家时她才7岁，朱枫亲手将她带大，母女间的感情融洽。
1946年秋，阿菊和同在国民党警务部门的丈夫王昌诚随机关由上海迁台。朱枫抵台后，就住在阿菊家里从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
徐宗懋请林正修一起去拜访陈莲芳。在一个健康疗养院，他们见到了85岁的陈莲芳，她坐在健身椅上，面色红润。
“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徐宗懋开门见山。
“妹妹？我没有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脸色变得凝重。徐宗懋随即提到她的继母朱枫。老太厉色相对：“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朱谌之被枪决后，是您先生收的尸？”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又落空了。
当天中午，朱晓枫接到徐宗懋打来的电话，听说找到了台北的姐姐当然高兴，阿菊的“排斥反应”她能够理解。她对徐宗懋说：“我那时还小，与阿菊相处时间不长，北京的陈兰芳是她亲姐姐，今年88岁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见她一面。”
虽然朱枫遗骸的下落未查明，找到活着的人也很有意义。当天下午3时，徐宗懋又带着一批资料赶回疗养院，他拿出朱晓枫提供的她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
“你怎么有这个……”老人凝视照片，久久不能言语。徐宗懋说，她的两个哥哥已经过世，可是姐姐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她一面。
她露出笑容，但对于双方重新联系却仍拿不定主意，“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让我再考虑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当徐宗懋是外人了，用惆怅的口吻谈起往事：“唉，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听到此言，徐宗懋一下子被激醒，自己怎么忽略了如此重要的情节！林正修也告诉过他，通过户政档案找不到王昌诚和陈莲芳，因为他们根本是躲着不让人找到。尽管两岸探亲通商快20年了，王昌诚夫妇不仅没有回大陆，还刻意躲避亲人寻访，避开可能出现的任何危险。
不久，有关当局的档案查阅也有了结果，徐宗懋了解到大概的真相：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遇难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3个月后，陈莲芳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并出函通知她来领，但她最后却没有去认领。
2010年12月9日，有位上海的潘先生反映，他不久前去台北参加“2009秋祭”，在那里仔细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骨灰的下落，看到了有关部门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名册上编号77的无主骨灰罐署名为“朱湛文”。他认为“湛文”有可能是“谌之”二字之误。
徐宗懋根据潘先生提供的信息，托请他的大学同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以“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义向台北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提出呈请，查询相关资料，确有一个疑似朱谌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记在第二殡仪馆提供的政治受难者名册上，原编号233，后改为77。
2010年3月4日早晨8时，朱教授再次上山寻找，在富德公墓第11墓区的纳骨室内，逐一翻找，至最角落处，看到了红漆写着“77”、外套白色编织袋的“无主骨灰罐”。
最终确认这就是朱枫的遗骨。
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殉难60周年后，她的骨灰罐由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飞抵北京。国家民政部在机场贵宾厅临时设了一个灵堂，看到刘添财先生亲手捧着骨灰坛，小心翼翼地走进贵宾厅，朱晓枫女儿、女婿悲痛地接过了外祖母的骨灰。朱枫的骨灰暂存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早在这之前的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并指出“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诬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会议由罗青长主持，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大庭广众宣布：“我非常赞成朱明同志要很好纪念宣传朱枫烈士的意见建议”。并对朱枫烈士表示怀念对其后人表达亲切慰问。后来，国家有关部门又亲自审定特批款项出版了《朱枫烈士纪念文集》、《朱枫烈士传略》二书。
1994年，朱枫的家乡宁波镇海在烈士的故居，建立朱枫烈士纪念楼，现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楼内收藏有杨成武、张爱萍、薛暮桥、罗青长等中央有关领导、烈士生前亲友的题词和纪念书画作品等。
反映朱枫英雄事迹的《镇海的女儿－朱枫传》，出版发行，作者冯亦同。
2001年5月，一部专门反映朱枫事迹的3集广播连续剧《宝岛红枫》，在宁波市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反响强烈。
2005年10月，朱枫的家乡宁波镇海举行了一个公开的悼念活动——纪念朱枫烈士100周年诞辰。
2011年，位于朱枫老家浙江宁波镇海的朱枫纪念园，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朱枫骨灰迁葬老家，倍享哀荣，叶落归根。
吴石将军的遗骨回归大陆比朱枫早了10年，但他被确定革命烈士却比朱枫晚了23年。
与朱枫等同时被国民党处决的烈士们不同，吴石的革命烈士身份一直没能得到华东局的确认，直至1973年才得到确认。
吴韶成在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冷暖人生》栏目陈晓楠访谈时，回忆说，父亲在离开大陆赴台湾时，曾留给他一张纸条，写着：“有困难，找何康”。
何康是何遂将军 的三儿子，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工作。而何遂将军当时已在台湾，与自己的二儿子何世平一家潜伏台湾做高层情报工作。吴石将军是自告奋勇，代替何遂将军留在台湾从事情报工作，为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做贡献的。
吴石将军的噩耗传来，当时已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的何遂将军认为吴石是替自己去牺牲，因此据理力争吴石身 后的待遇，聊以慰忠魂。但华东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吴石的冷漠态度，令何遂将军感到不解，以致爆发严重的心脏病。
吴石有一子一女留在大陆，长子吴韶成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高级经济师，是河南省冶金建材厅总经济师，河南省第六、七届人大代表；长女吴兰成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北京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还是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们长期承受外界的误解甚至迫害。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吴韶成写信向中央申诉。周恩来看信后，会同当年中央军委主管何遂、吴石两位将军单线联系的叶剑英元帅，力排众议，报请毛泽东批准，1973年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吴石的大儿子吴韶成和女儿吴兰成才得以解脱困境。
吴石夫人王碧奎女士当年也牵连入狱，吴石牺牲后，经故旧多方营救才被释放，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尚幼的一子一女，直到1980年5月才得以移居美国洛杉矶。翌年冬，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吴韶成、吴兰成赴美探亲，分离近40年后骨肉终获团聚。
1991年12月10日，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国务院原副秘书长罗青长，在接见韶成、兰成兄妹时说：“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当时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指韶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案，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作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1993年2月，王碧奎女士在洛杉矶逝世。1994年，吴石小女吴学成从台湾捧回了父亲的遗骨，吴石幼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了母亲的遗骨，国家有关部门遵照二位故人的遗愿，把他们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1994年1月4日，罗青长为吴石烈士纪念册题词：“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2013年清明节，武月菊（吴韶成妻）、吴韶成（吴石长子）、何康等在北京福田公墓祭扫父亲。吴石与何遂两位至交入土相隔十多年，居然死后在福田公墓成为邻居，这既是巧合，也是天意。
记载吴石将军辉煌一生的传记文学《冷月无声——吴石传》已出版发行。
2014年是吴石将军诞辰120周年，福州建了吴石烈士纪念园。纪念园在福州文林山革命陵园分园内，占地约100亩，内建吴石烈士墓、纪念广场等。
陈宝仓将军遗骨回归大陆最早，但也历经艰险。
2013年清明节前夕，陈宝仓烈士83岁的女儿来到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烈士广场悼念先父和英烈，老人的衣着已经很整齐了，但她依然对着父亲的肖像整了整装，然后深深鞠躬，父女阴阳两隔60载。
据陈将军女儿介绍，陈宝仓1900年出生在北京，23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45岁负责主持了中美盟军接受日军投降仪式；1948年春在香港加入民革，1948年49岁任国防部中将高参；1949年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指派赴台湾工作；1950年因“吴石案”暴露身份，6月10日与吴石、朱枫和聂曦在台北就义。
陈将军遇难时妻女在香港，有好心人根据衣服和旧伤找回遗体并火化。7月，女儿的一位台湾同学乘船将骨灰送往香港，快要抵达时，由于没有搞到入港证，情急之下，她将骨灰绑在身上，跳入大海，偷渡登岸。当陈家人拿到骨灰时，里面还是潮的。（革命烈士陈宝仓将军）
1952年陈宝仓将军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53年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隆重公祭，李济深主祭并宣读长篇祭文。而当年陈家人要求从简，没有在碑后面镌刻任何文字。
周恩来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罗青长则长期受周恩来领导。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临终前夕特意约见罗青长。按照《周恩来年谱》记载罗青长1997年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人员访谈时所言，周恩来说：“我平常给你们讲的台湾那些老朋友，他们这些人，过去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你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他们。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不要忘记他们。”
与朱枫、吴石、陈宝仓等英烈相比，其它烈士遗骨回归大陆步履艰难。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接受渗透任务的中共情报人员，纷纷蹈海远行。这一年，中共地下党、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中尉王灜成被派往台湾；这一年，某舰队政治部干部戴龙被派往台湾。
1949年的初秋，戴龙被派往台湾时，女儿戴筱萍四岁，她记得那一天，穿着黑西装的父亲抱着她开始流泪，然后出门远行。戴筱萍对父亲只剩下模糊的印象，高高瘦瘦的，有军人的威严。
这一年的10月，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检验科二级检验员、中尉军衔的王灜成没 有能和王道元、王道乾兄妹告别就奔赴台湾。上海解放后，兄妹从苏北老家赶往上海，却发现父亲已经不知所终。
就在此前半年，已经在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的王道元来上海替解放区的医院购买药品。他和穿着国民党军装的父亲在城郊的一座道观见了面，他劝父亲回老家，父亲不肯，临分别时，他只好送给父亲一本《革命人生观》的小册子。
王灜成是最早离开的情报人员，在上海城破之前，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已经乘船南下。
某舰队政治部干部戴龙则辗转内陆，先至广州，再到香港，以测量学校教官的身份，最后渡海到台湾。
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台湾。1949年，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非常艰难甚至失利，对台情报工作越发急需。这一年，先后有1000多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难民、香烟小贩、商人、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迁台大军，同时也揭开了上世纪中叶两岸情报战的序幕。
戴龙到台后借住在台北的亲戚家，以访友问旧的名义四处联络，收集情报。他和更早来台的王灜成想策反一位电台人员，但最终失败。最后只好通过挂号密码的形式报告情报。
蔡孝乾被捕叛变后，戴龙和王灜成也被捕了，后被枪杀，行刑前王灜成还随身带着儿子送的《革命人生观》。
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戴筱萍都想寻找父亲戴龙。他和母亲成了“失踪军人家属”，这个身份的重量曾让他喘不过气来。
“是死了还是叛变了都不知道，到头来好像还是我们的过错。”戴筱萍记得那时一有政治运动，就会有人来家里，质问他的父亲到底去了哪儿。他的母亲垂着头，只是哭。他们也去某舰队问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秘密，不能说。
直到60年代，组织上终于通知了他们，他的父亲戴龙，早在1950年就在台湾牺牲，出卖他的叛徒如今被抓获，情况搞清楚了，可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当时他和母亲就想能拿回父亲的遗骨，但两岸的剑拔弩张，让这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和戴筱萍一样，王道元兄妹也希望知道父亲王灜成的下落。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和妹妹两个人提着西瓜，去拜访中共地下斗争的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的军旅作家吕铮，听说这位老作家曾是上海的地下党员，又曾在广州担任过对台的联络员。
作家果然认识父亲，并讲述了他蒙难的经过。“他还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后来，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兄妹俩反复看了四遍，总感觉里面有父亲的身影。
当年的那段历史，随着受难者埋入荒坡四十载，逐渐被人遗忘，直到1993年，在台北六张犁，一片乱坟岗被上山采摘野菜的人偶然发现，这里掩埋了两百多个1950年代被处死的政治受难者的遗骸，随之浮出水面的，则是那一批葬身在台的大陆对台“特工”。
同年，台湾《中国时报》发布288位“台湾地区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人名单”，朱枫、吴石、戴龙、王灜成和黄贤忠皆在其列。
2010年，这一年是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的第二年，两岸关系持续和缓。一份由台北辛亥路第二殡仪馆提供的《600骨罐名册》曝光，这些无人认领的骨灰罐，绝大多数都属于来自大陆的死难者。纳骨塔内，两百多个无主骨灰罐套着白色编织袋，杂乱无章地堆放其中，骨灰罐已经静静躺满了60年。
2010年底，一架运送朱枫骨灰罐的飞机从台北直飞北京，随后朱枫的骨灰罐被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朱枫遗骨回归只是一个开始。还有许多人没回来呢？”徐志耕是《宁波帮》杂志的主编，在朱枫之前，从不了解这段历史，直到2011年，他受邀参加朱枫骨灰回葬故乡的隆重仪式，萌生了帮助其他死难者的后代将遗骸迎回大陆的打算。
在2011年6月的杂志上，徐志耕刊发了一则《寻亲告示》，表明杂志将协助亲属寻找在1950年代牺牲在台湾的对台特工的遗骸。而结果并不理想，看到《寻亲告示》后，自觉在网上填写寻亲表格的家属，只有不到五个人。而原因可能是，由于保密措施，许多的后代家属，连他们的父辈牺牲在台湾都不知道。
这一年，台北第二殡仪馆和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提供给了《宁波帮》杂志881名在台湾受难者的名单。
“当时杂志有三步打算，第一步是公布名单，让家属知道；第二步是帮助他们和台湾方面联系，比如互助会，提供帮助；第三步是成立一个基金，赞助家属将遗骸迎回来安葬。”徐志耕说。
戴筱萍是极少数找到了自己父亲的幸运儿。2012年，戴龙的墓碑在台北六张犁墓区被找到，墓碑的照片从台湾发到上海。
戴筱萍拿着照片去了某舰队政治部，当年，这是父亲的派出单位，他希望能由组织出面将父亲迎回来，“对方很为难，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不能为你一个人拿回来，开销太大”。这和他在民政部门得到的表态相似，领导说，如果是自己去拿回来，那组织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戴筱萍、王道乾和几个后代家属曾在上海碰过一次面，讨论组织上不肯出面寻找怎么办，最后也没说出个结果，有人说，要么就在福建沿海遥祭一下，王道乾不同意。
直到如今，她和哥哥还没有找到父亲，而她已经满了八十岁。戴筱萍不愿再拖了，今年清明节的时候想去台湾，将父亲的遗骸迎回家乡。
在这场悄然的寻人潮中，台湾的公益力量也在持续加入。2013年一年，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协助了8起大陆亲属来台寻找亲人遗骸，多年来，他们已成了大陆亲属来台寻找的重要窗口。
互助会成立于1987年，会员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互称“老同学”，以示有着相同的遭际和信仰。自1993年台北六张犁墓区发现之后，每一年，互助会都会为死难者举办春祭和秋祭。
在互助会会长吴荣元看来，台湾的“白色恐怖”是国际冷战情势和国共内战共同作用的产物，葬身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同样是政治的受难者，让他们的遗骨返回故乡，既是人情义理，也是历史和解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台湾官方开始面对当年这段历史。2003年台湾“国防部”开放档案，随后在政治受难者以及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简称真促会）的推动下，台湾当局陆续解密了“白色恐怖”时期的档案文件，向家属归还了受难者的遗物。
目前，互助会找到了１６３座政治犯的坟墓，并发表声明说：“这些被屠杀的尸首，或因来自外省，在台湾没有亲人领尸，亦无朋友敢于认领；本省籍或因家贫无力支付狱卒巨额赎尸金，或因极端恐惧而不敢认领归葬，最终由国府当局交由殡仪馆草草掩埋于公墓之隅。于是孤魂枯骸，局促荒野，无人尊祀，与一时代暴力、逮捕、拷讯、刑死的历史，同遭湮泯，长达４０余年。以‘反共’、‘国家安全’为借口的暴力，使谎言、诬陷、懦弱成为制度，正义与自由枯萎殆尽，良心麻痹，恐怖和暴力横行，同胞相疑，两岸血肉相憎相残，在我们的心灵和生命中，造成深重的残害……”
2000年，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落成，马场町的河堤边曾是用来枪决共产党、“匪谍”与政治犯的著名刑场，每每行刑后，需要用土遮盖地上大量的鲜血，久而久之，层层堆叠，积沙成丘。当年无论是吴石、朱枫，还是戴龙、王灜成，皆于此受刑。昔日的土丘修整过长满青草，土丘前竖立石碑，《马场町河滨公园纪念丘碑文》写道：“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徐宗懋先生在《台湾地下共产党员的命运》一文中说：“半世纪以来，幸存者以及受难者家属各有境遇，有的长年暗夜饮泣，埋名隐姓；有的穿起西装打起领带，没入商业社会的洪流；有的则投身国民党政府部门，甚至最后当了国民党的大官。当然，也有的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组成劳动党，在办公室高挂着毛泽东的肖像，或组织车队上街游行，呼吁民众支持两岸的和平统一。”忠与奸、善与恶、英雄与人渣都由历史来评说。
在台湾英勇献身的千余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截至目前许多还是无名英雄，没有姓名、没有回归大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烈士广场的“烈士墙”上，为他们还留有空白，期盼着无名英雄成为有名英雄，盼望着海外的英雄早日回家，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这些在新中国已经建立又赴汤蹈火献出生命的烈士。
为创建新中国拼死沙场，又为“保家卫国”出生入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为创建新中国九死一生，又为祖国统一舍生取义的中共台湾地下党和进步人士是“最可敬的人”！
台湾英烈回归大陆也将像志愿军英烈从韩国回归祖国一样，在大陆得到温暖的安息之地，供后人景仰、缅怀、凭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