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将军的中国情缘

俄罗斯老战士“中国组”

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我曾在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武官处，以及驻俄罗斯大使馆武官处两次任职，前后约8年时间。

在莫斯科工作的日子里，我有幸结识了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的老英雄们，经多年的接触和交往，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建立了深厚的忘年情谊。30多年过去，绝大多数老英雄们已离我而去，但他们的英雄事迹，他们的高尚品德，他们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地记忆在我的心中，终生不会忘记。

前苏联（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成立于1980年，由参加过二战以及援华抗战、抗美援朝等老英雄们自发建立的组织。当时，这些老战士多数已经退役，但却对曾经经历过的岁月难以忘怀，他们组织起来，利用各种形式，回忆历史，缅怀过往，建立友谊。中国组有100多人，其人员构成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1937—1940年参加苏联空军援华抗日志愿队的苏联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二是1945年8—9月参与击败日本关东军的老战士；三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的援华人员。

这其中，抗美援朝前后援华人员中，包含有帮助新中国建设空军的专家、顾问、军校教员；帮助我国在华南地区保卫上海等城市的苏联空军飞行员（如鲍克雷斯金，后晋升为空军元帅）；帮助我空军保卫援朝运输大通道，并截击来犯美机的苏空军指战员（如阔日杜布，卡拉马仁柯将军等）。

这些人中，个个声名显赫，经历不凡，且大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或国防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当时，“中国组”组长是“苏联英雄”、“功勋飞行员”安·伊·普希金空军中将，副组长是前驻华武官瓦·伊·伊万诺夫。

来莫斯科后，在各种外事场合，我经常与《中国组》的老战士见面。我发现，尽管这些老战士已步入古稀之年，但大都神采奕奕、乐观热情。那个时候，两国两军关系尚未正常化，但他们仍将我视为朋友、亲人。常常里，他们称自己是“半个中国人”，中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些经历不同的老英雄们性格不一样。布拉戈维申斯基沉默寡言，普希金热情奔放，费德洛夫文质彬彬，齐姆良斯基爱开玩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十分热爱中国，也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感到由衷高兴，就像关心他们自己的国家一样。

当时，对恢复两国两军间的传统友谊，老战士们充满信心。每次在一起，他们都会说：“正常化早已存在于我们的心中，等着吧，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他们不受干扰，像过去一样，定期举办一些友好活动。例如：举办北伐战争60周年座谈会，朱德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等等。

招待会上的初识

第一次见到阿•伊•普希金中将，是1985年在苏中友协举行的北伐战争60周年招待会上。那时老英雄刚满七十岁，身体结实，高高的个子，仍不失年轻时的风度。眼睛不大，炯炯有神，充满着热情和智慧。他面带微笑，亲切地接待每位到会嘉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5年，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生性活泼好动的他，自小对飞上蓝天有一种特别的酷爱，梦想着长大后，驾驶着飞机在蓝天自由翱翔。1933年，他考入伏罗希洛夫格勒空军学校，先学习开侦察机，第二年学习驾驶CB—2中程轰炸机。1935年开始，在空军部队服役。

抗战爆发后，中国空军经4个月艰苦奋战，可用飞机所剩无几，制空权落入日军之手。危急形势下，国民政府向苏联求援，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苏联着手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援助中国。9月15日，苏联开始调运飞机。10月22日，首批225架飞机抵达新疆迪化，同时到达的还有苏联两个飞行志愿大队，共计254人。12月1日，苏联志愿航空队23架歼击机、20架轰炸机飞抵南京，当日升空作战。

1938年初，普希金未满23岁，刚刚结婚。苏联空军征召援华空军志愿队，他和战友一起，主动报名来华助战。当时，选拔官问他为什么报名，普希金说，他热爱中国这个国家，他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中国人民赶走日本侵略者。当听说自己入选后，普希金高兴地跳了起来。

不久，在大队长赫留金率领下，普希金乘坐一架四个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TG—3改装的运输机，经阿拉木图、伊宁、哈密、到达兰州，中国西北的荒凉，机场的简陋，令普希金感到吃惊。

在兰州，普希金和战友开始了飞机的改装，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基地的条件非常差，飞行员与地勤人员一起，拆卸部件，更换马达，焊接起落架。将3架飞机拆装成两架。时间紧迫，大家不歇息地工作，在机场上一直干到天黑。普希金同焊工祖柏一起铆接，缺乏气锤，两个人便手工操作，许多困难都需要自己克服。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飞机，中国哨兵在机场上日夜巡逻站岗，志愿队也派出了自己的便衣卫队，携带 TT 手枪，协同警戒。

改装的同时，志愿队还会不定期地召开党的会议。很多时候，派来的中国翻译会来探听情况。常常，会议刚开始，放风哨就报告：翻译来了。赫留金马上收住话头，改说事务性的话语。参谋长尤施帕拉赫，实际职务是队里的政委。当然这些事情，不会让国民党知道。

一切准备就绪， 1938年5月16日夜晚，普希金一行到了武汉。在这里，轰炸机大队用了几天时间，整理器材 ，研究将要出击的地区，熟悉地图标识，航路地形。

此时日本人尚未占领武汉，城里的人们还在正常地生活，战争的气氛像还未传导到这里。普希金他们住的地方位于长江边，沿河岸有各国的领事馆，旅馆条件不错，有一个电影放映厅, 隔一天便放映一些电影。住的房间宽敞明亮，有电风扇、蚊帐。中国服务员可以做出精美的俄式西餐 ，餐具餐桌也符合他们的习惯。

 5月21日，第一次战斗任务开始执行，12架飞机轰炸黄河渡口的日军。因为飞机发动机有故障，普希金没有参加这次任务。而是驾驶一架单引擎飞机，到另一个机场为轰炸机补充油料。他们到了指定机场，做好准备，却并没有等来轰炸机。原来前去执行任务的飞机碰上了恶劣天气，迫降在几个不同地方。普希金只好在一个中国士兵陪同下，挤上火车的邮政车厢，返回汉口。

第一次出击中，一个机组壮烈牺牲，包括飞行员若拉·维利古洛夫。听到这个消息，普希金感到非常悲伤，因为他们是邻居，同住一座楼，一个单元，而且普希金和他的新婚妻子也都是好朋友，两家人象一家人一样。

直到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普希金一直想到中国的安庆，到维利古洛夫的坟墓前，为战友献上一束花。每每提到这件事，普希金眼里总是闪着泪花。

在中国上空的搏斗

这一天终于到了。普希金奉命轰炸新安地区渡黄河的日军。这是他来到中国后的第一次出击。

天气不好，云很低，下着雨。普希金驾驶着僚机，快接近目标时，便望见黄河渡口附近，集结了大批日军。普希金跟在长机后面，对准目标飞去。地面的高射炮开火了，炮弹的爆炸声传到座舱里。在目标上空，普希金将炸弹投下，准确命中目标后，立刻钻进云里。害怕与长机相撞，尽量向上爬高，云愈加浓厚，已经寻找不到长机的踪影。

天气越来越差，雨下个不停，油料不多了，普希金只能单机到备用机场着陆。事后得知，此次任务，所有的炸弹，都准确命中了目标，敌人的渡口被破坏了。

担任中队长后，他多次驾驶轰炸机，将无数炸弹准确地投到日军阵地、机场或舰船上，多次受到嘉奖。有时为了作战需要，他单机飞往敌后侦察。尽管危险性更大，但每次他都能凭借智慧和高超的飞行本领，圆满完成任务。

有一次，普希金接到轰炸安庆附近长江里日本军舰的任务。在赫留金指挥下，10架飞机分成两个分队。事先知道，一定会同日本战斗机遭遇，并且，还要飞越敌人高射炮火力网地区。

飞行高度5500米，天气多云，梯队顺利进人了目标区。突然，日军的战斗机从云层中钻了出来，向轰炸机进攻，地面的高射炮也密集开了火。一时间，空中绽开朵朵烟雾，响起各种枪炮声。

没有战斗机掩护，轰炸机炸弹投下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机队采取密集的队形，迎击敌战斗机的围攻，机枪扫射猛烈，机队相互掩护。战斗中，两架日机偷袭过来，咬住了编队的尾巴，对准莫斯卡尔中尉驾驶的僚机开了火，莫斯卡尔的飞机被击落了。

莫斯卡尔是一个谦虚向上的同志，他家里贫穷，自小吃不饱肚子，到处乞讨流浪，是飞行员的理想使他找到了一条正确的生活道路。他成绩优异，仿佛生来就是学飞行的料，而在异国他乡，死于日寇战斗机的攻击之下。

稻田里的救护

1938 年 7 月，赫留金亲自向普希金下达命令：“明天您带队伍去执行任务，有四个中国机组同你们一道去，具体情况起飞前会告诉您。”

在轰炸机发动开始滑行到起飞线集结时，普希金被告知，5架飞机里，只剩下两架能够起飞，其余的已经飞不了。普希金同领航员商量，最后决定，剩两架飞机，也要完成任务。就这样，飞机起飞了。在空中，普希金发现僚机始终坚定地跟着他，心里有些感动。

天气非常好，只有丝丝薄云。“柯斯嘉，对准目标飞。”普希金对领航员说。

到达预定的目标，那是一个日军机场，领航员精确瞄准目标。真棒。普希金心想。

此时，射击士发现有敌人战斗机偷袭。普希金立刻命令飞机爬高，摆脱敌人进攻。高度上升到达到六千米，没有氧气瓶，开始呼吸困难。与此同时，领航员发现港口里有停泊的敌人军舰。飞机上只载有一枚 500 公斤的炸弹，轰炸机场恐不会有太大效果，但对军舰就会大不一样。

舱门打开，炸弹投下去了，开始转弯返航。此时，射击士在喊：“两队战斗机，正在爬高，从后面绕过来了。”

“准备战斗! ”普希金命令。

氧气不够，呼吸变得更加困难了。

飞机周围突然响起连续的爆炸声，接着，右发动机声音开始不正常，发动机被打坏了。敌人想再次发起进攻时，普希金的飞机已躲进云里。

停了一会儿，另一个发动机转速也开始变慢。敌人的飞机没有再出现。向下望去，地面有山。发动机喘得越来越厉害，很明显，已经飞不回汉口机场了。

此时，只有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强行着陆，但在山区里，这样的场地很难选到。

忽然，普希金发现台地上有一片稻田。发动机已经熄火，普希金下令：“准备好，用机身着陆。”飞机转过弯来，对准那块稻田，开始降落。刚刚拉平，“啪”的一声，飞机重重砸到了稻田的水里，在稀泥中擦了一下，停了下来。  

 所幸的是，机组人员未受重伤，只是轻微擦伤。稍一清醒，普希金看见，一些村民跑了过来，忙着帮他们打开了座舱盖。按照事先培训的方法，普希金掏出飞行服里的身份证与“护身符”，那是中国方面发的请求救护的单子。上面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村民们看到那张布条后，围拢过来。赶紧帮机上人员下了飞机，拿出降落伞，带他们回到村里。快进村子时，人们高兴地放起了烟花，劈啪作响，在迎接客人。

那一夜，机组是在村长家里过的。第二天，天还没亮，街上就聚满了人，这是村民们自发来为他们送行。门口放着3顶轿子，村民们要将机组抬到城里去，老百姓们认为，这些人是打击日寇的英雄，是来保护他们的。普希金说，他们3人只是轻伤，自己能走路，谢绝了村民的好意，坚持步行，轿子里装了降落伞和机枪。一行人匆匆吃了早饭，便就上路。

到了城里，恰好广场上正召开群众大会，陪同人员告知他们所发生的情况后，群众大会立刻中断，人们争先恐后，抬着普希金他们游行，排起长长的队伍，群情激昂，一路不停地喊着口号。这使得机组人员非常感动，那一会，人们将他们当做了英雄。

回到基地后才知道，那一次，机队遭到了7架敌战斗机攻击。僚机见普希金的飞机冒了白烟，认为已经被击落，便拉高躲进云中。因没有再发现踪迹，便回来报告，说普希金他们已经牺牲。没想到，两天以后，又奇迹般地见到了他们。

“我不会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死掉的，我还要为维利古洛夫他们报仇。”普希金说。

“我们援助了中国，中国军民也救了他们的性命，中国人是生死之交的朋友和兄弟。”他还说。

友谊总是长存的

1938年7月，在经历了艰难的返回途中之后，普希金回到了国内。一边到医院里治疗疟疾，一边利用这段时间，总结他和他的同志在中国战斗期间的所见所闻，回顾与中国人的友谊。两个月后，他被派到第31轰炸机团工作。

卫国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并因战功卓著，被授予“苏联英雄”和“苏联功勋飞行员”光荣称号，并获列宁勋章。

退役后，普希金担任了老战士《中国组》组长，为发展两国老战士们的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

热情活跃的普希金很少谈起自己的英雄事迹，却对战友们的勇敢行为常常赞叹。我常听普希金说起，当年志愿队袭击日军在杭州的基地，炸毁30余架飞机，烧掉机库；飞越台湾海峡，炸毁日军在台湾松山航空基地的40架飞机，烧掉可供该基地使用3年的航空汽油。武汉空战，中苏两国飞行员并肩迎战，击落36架敌机，在日本天皇生日这天，收到如此礼物，使日本人受到奇耻大辱。

早在1985年春天，普希金就陪同布拉戈维申斯基来华访问，做恢复友好关系的“报春之燕”。他们访问了沈阳、长春、哈尔滨和武汉等地，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友好的接待。尤其在武汉，他们会见了当年与其并肩战斗过的中国飞行员吴鼎臣（吴是北京航空联谊会终身荣誉会员。武汉保卫战时曾打下1驾敌机），宾主热情交谈并合影留念。1992年，他们接待了以邢海帆为团长的北京航空联谊会代表团。第二年他们又陪同苏联空军元帅斯科莫洛霍夫夫妇来华访问，正式开始了两国老战士的友好往来。1995年，尽管普希金已病入膏肓，仍然在女儿的搀扶下奇迹般地来到南京，参加了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和《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落成仪式。

1994年我奉调回国前，俄罗斯几位老战士为我举行欢送会，尽管那时老战士们生活都不是很宽裕。那一次，84岁的勃拉戈维申斯基对我说，最难忘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尽管当时生活艰难，但中国人民对苏联飞行员非常关心，每次战后都来慰问，亲如一家。

那年，普希金曾抱病接见我，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努力发展老战士的传统友谊。

2002年4月15日，阿•伊•普希金中将在莫斯科去世，享年87岁。

尽管老英雄离开了我们，但他所体现的苏联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留在我国人民的心中，他所从事的崇高事业后继有人，将会世代相传。

在莫斯科期间，我曾与普希金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志愿队面对日本强大的空中力量，敢于并且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普希金讲了自己的看法。回国后，我读了毛主席《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是1939年2月16日，毛主席为纪念苏联红军建军21周年撰写的，深感毛主席概括得极其全面、明确。

文中写到：“由于他是工农人民的军队，由于他有坚强的技术装备，深厚的军事素养，正确的政治工作，不但早已成为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顽石，而且早已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中坚力量，成为全世界任何真正愿意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武装部队的模范。”

这个论断，不仅是对当时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真实写照，而且也对我军数十年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今世界，变化纷纭，霸权欺凌，弱肉强食。要维护祖国的安宁与统一，就必须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人民军队。而苏联红军，尤其是普希金他们援华空军志愿队的一些经验尤可借鉴。未来战争，一定是立体的、跨疆域、跨国界的。而8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种超越国度的友谊与援助，足可以作为今日之参考。

图片说明：

（一）1993年，在中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上，作者与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部分成员合影（自左至右：马琴、王常福、费德洛夫、伊万诺夫、普希金）。

（二）苏联援华志愿队轰炸机飞行员在CB—2飞机上。

（三）中国为外国援华空军飞行员颁发的军民一体救护书。

（四）退役后担任苏联（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组长的普希金空军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