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大荒笔记

　　迎着晨风，迎着太阳，跨山过水到边疆。

　　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哪里有荒原，就让哪里盛产棉粮；

　　哪里有高山，就让哪里献出宝藏。

　　革命的重担扛在肩上，

　　毛主席的指示记在心上。

　　红在边疆，专在边疆，在斗争中奋勇前进，

　　朝着共产主义的坚定方向。

　　这是1965年拍摄的纪录片《军垦战歌》的主题歌词。当年一代知识青年就是唱着这样的豪迈歌曲，抱着哪里最艰苦，就在哪里奋发图强；哪里最困难，就在哪里百炼成钢的革命理想走向农村，走向边疆，走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一 、母亲站出来说话了

　　老三届的学生大都有一段上山下乡的经历，我也不例外，于1969年秋天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实话说，此次去兵团并非情愿，走的时候更谈不上什么满怀激情，而是犹豫不决。要不是之前说好了和老同学曲伟光一块儿去，这回我可能还不去了呢。

　　当时年老体弱的父母刚解除监管放回家，父亲还背着“双料特务”的嫌疑，无人敢接近，举目无亲，正需要人照顾。我怎么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撒手离去呢。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父亲更是不想让我走。 这时母亲站出来说话了，打破了难解的局面。她对父亲说：“孩子有自己的前途，不能总留在我们身边，让他独自出去闯一闯有好处。况且你的问题还没有结论，把他留在身边，影响他的前途。”母亲又对我说：“我们再困难，还能比关押在里面困难。纵使有天大的困难，妈妈扛着，你就放心走吧。”母亲这番情深意切的话，听得我心都快碎了。我内心知道，母亲虽然这样说 ，但她是多么舍不得我走啊，此时又是多么需要我在他们的身边。临行前那夜，我辗转不能入睡，想给他们留封信，但不知从何下笔。最后我抄了一段《长征组歌》的歌词：“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压在了枕头底下。我走后，母亲发现了这张条子，她感动得流下了泪。这次痛苦的离别让我终生难忘。

　　1969年8月22号早晨，一辆运送知青的专列早早的就停在了丰台火车站，等候远行的战士。今天我们就要出发了，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四十一团，它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县，毗邻兴凯湖。这批学生大部分都是北京四中六九届的毕业生，16岁开外，还是没成年的孩子，但就要离开父母出远门了。他们的父母亲友都赶到火车站来送行。做父母的不放心啊，千叮咛万嘱咐，车站上充满了离别时依依难舍的场面，就像一首歌里唱的：“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差五分钟就要开车时，站台的铃声拉响。喇叭里传来喊话声，要求学生赶快上车，请勿再与家长握手。（注：每个学生的乘车证上写着，此时“要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革命口号”。）我挥手告别了前来送行的亲友，含着泪水走进了车厢。离别即将成为现实，人群里传出越来越多的哭泣声，车上车下连成了一片。就要分别了，孩子家长都舍不得对方。但时间无情，一声汽笛响，火车出发了。这时的时间是1969年8月22日早08:44。

　　二 、馒、 辘轳和野猪

　　我们搭乘火车经过两天时间，于8月24日早晨到达密山。密山是四师的师部所在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六个师，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六个师的代号分别为“建、设、钢、铁、边、疆”，第四师的代号就是“铁”字。在这里我们换乘卡车，又一路颠簸，抵达指定的团和连队。我和北京四中老三届的八个同学，六九届的一个班，被分到41团11连。

　　这是一个拥有2万多亩耕地的农业大连，仅知青就有上百人之多。到连队时，正赶上午饭时间，人们都在食堂前的空场上吃饭。人很多，但说话的口音好像哪里的都有，我听出来至少有上海人、天津人，还有东北人。看上去他们大部分都是知青，很多人裤腿还挽在腿肚子上面，像是刚从田里干完活出来，身上、脚上都是泥。

　　在食堂门口，放着一个大木箱，箱子里头盛着很多馒头，馒头又白又大，每个足有半斤，看上去就让人流口水。但是雪白的馒头上面有一层黑黑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我们走上前去一看，原来全是苍蝇，当人过去时，苍蝇“呼”的一下都飞走了。这样的馒头怎么吃啊？我们面带难色。有个小伙子拿了一个馒头，把馒头皮儿剥下来扔了，只吃里头的芯儿，遭到老职工的白眼儿。这时大家肚子都已经饿的咕咕叫，不是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吗，那就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再看看住的地方，老职工正在一片草地上面搭帐篷。帐篷的顶还没有盖全，我们就七手八脚帮师傅一起把帐篷顶儿支起来，然后把帐篷里的草割干净，在木板上铺上席子，就算有了一个住的地方。

　　喝的、用的水都是井水，要到井里去打。自此在北大荒没有再喝过开水。用辘轳打水平生还是第一次，我把水桶在井里摆了好几次才把水盛进桶里。路过家属区，看家护院的狗向你狂吠，这时你千万别跑，越跑它越追你，而是要摆出下蹲的姿势，狗就不敢往前动了，这也是事先学的知识，第一天就用上了，果然灵验。

　　晚上帐篷里没有电，只能用油灯来照明。老三届的学生见多识广，活的淡定潇洒，不知哪位老兄到了这步境地还提议打桥牌。打桥牌在老四中学生中成瘾，我们八个老三届的，凑四个会玩的人还是不难。于是我和曲伟光、王震亚、王俊明四人就借着油灯微弱的亮光，打起了桥牌。1D、2C、3NT，叫的挺热闹，小字辈的同学没见过，也过来看热闹。最后油熬干了，我们就拿一个手电筒，倒吊在帐篷顶上，借着电筒的光，玩到半夜。连队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连里有人告诉我们，昨天夜里有野猪前来拱我们的帐篷。因为帐篷外面地上扔有同学吃剩下的东西或者是面包纸，野猪闻着味儿就来拱帐篷。大家听了，都有点吃惊。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北大荒“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但野兽仍旧还有不少。特别是包谷熟了的时候，野猪经常出没。就在这天，有一个猎户带着两只狗上山去打猎，碰上了野猪。两只猎狗上去跟野猪搏斗，野猪把其中一只狗的肚子给挑了一个大口子。当时这个猎户带着受伤的狗回到连里，狗已经奄奄一息。我们都看到了，小狗真是挺可怜的！除了野猪之外，像熊啊，狼啊，狐狸啊，也时有出没，伤害人畜的事也有发生。

　　三 、人定胜天 镰刀万岁

　　8月底正是当地的麦收季节，往年都是用收割机收麦，但是今年正赶上麦收期间雨水大，麦田一片沼泽，收割机下不了地，无法作业，只有靠人来割。几千亩小麦，一个连队二百多号人来完成，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为此，全连指战员全部下地割麦。虽然我们到连队时割麦已接近尾声，但新职工还是没休整两天，就直接投入大田割麦了。连里发给我们每人一把镰刀，每个人的首要任务就是磨好镰刀，把镰刀磨的越快越好。

　　割麦开始了。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起床了。每个人准备好自己的行装，也就是草帽、镰刀、水壶和毛巾，然后排好队，唱着歌，像麦田开发。记得当时唱的最多的歌就是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几乎天天唱。走到田边儿，天也才刚刚亮。北大荒不愧是北大仓。广阔的麦田一望无际，微风吹来，就像大海的波浪。太阳照在麦田上，金碧辉煌，这样的自然美景在城里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没有心情去欣赏，因为完成定额是硬道理。割麦子虽算不上是力气活，却是功夫活。而对我身高有1米83的大个子来说，干农活最吃亏的要算腰，从早到晚90度的大弯腰，真吃不消啊。开始几天还过得去，时间一久，每天早晨腰疼的都直不起来。记得割麦子时，一不小心，我的左腿膝盖骨部位挨了自己一镰刀。幸亏这一刀砍的还不算深，没有伤到筋骨，只是在刀口处留下了一个疤痕，算是割过麦子的佐证吧。

　　而在沼泽地里干活，穿不穿鞋成了难题。穿鞋吧，鞋里面灌进泥沙，磨的脚疼的受不了；不穿鞋呢，麦茬扎脚也是疼痛难忍。我索性选择了光脚，麦收结束，我数数脚底上扎了足有几十个刺。长时间紧攥镰刀的右手，总是卷曲着，想要伸开都费劲。每天早晨起床后，要用左手把右手手指一个个掰直。开始干农活总会经历各种艰难痛苦，咬着牙硬扛过来就好了。

　　大自然好像有意和人作对， 这个季节每逢到了黄昏时分，东北特有的一种叫“小咬”的群居昆虫就准时上班来了。小咬的学名叫墨蚊，它们比蚊子小，比蚊子毒性大，好吸人血，围着人叮，赶也赶不走。据东北的老人说，当年土匪抢劫，把抓住的人打伤后绑在树上，成群的小咬蜂拥而上，人就被它们活活叮死，这你就知道小咬有多厉害了吧。

　　麦子割完了，接着要割豆子，也是在沼泽地里头作业，这回苦了左手。因为割豆子是用左手去攥住豆梗，然后用拿着镰刀的右手去割。豆梗上长有很多的刺儿，左手攥上去，一攥就会把手心上的皮肤划伤。活干完了，左手血迹斑斑。在广袤的沼泽地里割豆子，有时喝水成为一个难题。八月底的北大荒虽然早晚天气已很凉，有时田里还会结有薄冰，脚被冰水冻得发木。而中午前后太阳又烤的人大汗淋漓，口渴难忍。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用脚在沼泽地里踩一个坑儿，让水慢慢地渗出来，不管脏不脏，用手捧着就喝。

　　中午吃饭是最幸福的时候，马车把饭拉到田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马车旁。也没条件洗手，抓着馒头就吃。半斤一个的馒头，每个人至少要吃两个，一是人太饿，二是馒头太香。至于筷子，就找两个小树枝，把树皮剥了，筷子就有了。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沼泽地里的收割工作完成了，终于盼来了到建设兵团后第一个难得的休息日。

　　四 、假日里相见白桦林

　　放假了，平日连队里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一下变得恬静了。辛苦了将近一个月的人们，有的借机睡懒觉，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爱干净的女孩子，洗洗涮涮、晒被子、缝衣服，为干净，漂亮付出辛苦心甘情愿。好吃的男生三五个同乡好友凑在一起，琢磨做点好吃的，再到代销店买点酒助兴。当时常喝的酒，记得有“边疆”和“北大荒”，都很便宜，“边疆”好像一元四角一瓶。

　　这两天连里的代销店最热闹，来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代销店的代销员刘红又上货又卖货，忙的不亦乐乎。刘红是来自北京的知青，是个热心肠的姑娘。工作热情周到，人长得也漂亮。少不了有男生想打她的主意，但没听说有谁能敲开她的门。团部金沙是假日去的热点。去金沙就相当进城，那里商店、邮局、银行、医院、理发店都有。我呢有自己的打算，背上一个书包到连队附近的白桦林里，找块我向往的环境去完成我的“计划”。

　　那时，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阶段已经过去，社会逐渐冷静下来。在北京老三届学生中兴起一股阅读马列原著的潮流，从理论上探讨革命的真谛。正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受这股思潮的影响，我也开始把热情转移到大量研读马列和毛泽东的原著上面。来之前，我已经通读了毛选四卷，看了大量党史资料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反杜林论》等原著。《反杜林论》还没有看完，就夹带着来到了东北。

　　我是带着将近半箱子书到边疆的。已经把封面都看破了的《马克思青年时代》仍旧带在身边。书中马克思说的这句话：“任何时候我也不会满足。越是多读书，就越是深刻地感觉不满足，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科学是奥妙无穷的，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的完美思想”，我把它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抄在笔记本上。而让我在哲学上启蒙且受益匪浅的三本书：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像字典一样是必备之书。而携带的大部分书是计划中准备阅读的马列原著。

　　我想象中的北大荒生活就像列宁在流放地拉兹里夫那幅油画。列宁在自己居住的草棚外，坐在一个伐过的树墩子上，聚精会神地读书写作，背景是一片浓郁秋色的白桦林。我非常喜欢这幅油画的意境。因此在第一个假日就来到连队附近的白桦林中，在一个树墩子上坐下，静心地吸吮着书中丰富的营养。我记得那天读的是恩格斯的著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看后我在书的最后一页上写了一句评语：“本书是阐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最系统、最完整的著作。”来到兵团整日劳动，就没看过一眼书，这个假日终于如愿以偿，我和我的书见面在白桦林。

　　现在想来，当年的我太浪漫了。到北大荒来是屯垦戍边的，不是来学习理论的。因此在白桦林里读马列没有第二次。

　　五、扛木头枪的武装排

　　这年冬天来的特别早，10月1日就下雪了，这天正好是国庆节，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北京如常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转播了大会的实况。听播音员介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广播里不断传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备战为荒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

　　其中“备战为荒为人民”这口号明显意味着要准备打仗，最直接涉及到的就是处在漫长的中苏边界区域内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天上午连里有不少知青冒着纷飞的雪花来到食堂前的广场，通过广播收听这个实况转播。但是天气实在太冷了，到最后没剩下几个人，大部分是来自北京的知青。因为他们听到广播里的这些声音，就好像看到了北京，勾起了对北京的思念，我一直坚持听到转播结束。

　　此时，北京各单位、街道、住户都已开始着手挖防空洞，防备敌人的空袭，准备迎接战争。不久，北京家里又发生了变故。我是从母亲来自宁夏黄羊滩的信中得知的。我当时很奇怪，母亲的信怎么会从黄羊滩发出？我打开一看，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母亲在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很大，党教育培养我这么多年，我没能给党做什么工作。现在党号召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再教育。我响应这一号召，你爸爸也很支持我。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尽可放心。”

　　30年前母亲毅然舍弃在北大的学业，到抗日根据地冒死打鬼子。30年后，她已经53岁了，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主动要求到五·七干校去锻炼自己。她的行为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母亲在信中对黄羊滩只提到风沙很大，别的没说太多。中苏边界形势吃紧，倒是让母亲很担心，来信经常过问这边的情况。

　　由于去年冬天中苏军队在珍宝岛打了一仗，这一带就成了前方。今年天气一冷，乌苏里江、黑龙江一封冻，形势自然趋紧。为了防备对岸苏军的冒犯，11连决定成立武装排，由志愿军转业来的陈维敏当排长，北京知青张继彩任副排长。下辖19至22四个班，两个男生班，两个女生班。1965年就来到这里的北京青年邓文魁任19班班长，我任副班长，来到11连就在一起劳动的四中六九届那个班的班长彭万栓，也分在了这个班。虽然我们接触时间不长，但性格趣味相投，一见如故。多了一个知心伴侣，很高兴。我们说是武装排，实际上还是个劳动突击队，劳动仍旧是主要任务。接下来收玉米、盖房子、运石头等等活，一个也没落下，而且增加了夜间巡岗，军训等任务。直到我离开这个排，也没摸过真枪，打过实弹，只是每人发了一个木头枪，操练时用。

　　六 、今日摩拳 明日擦掌

　　玉米是高产作物，种植面积也大，连里的政绩主要取决于玉米的产量。所以每年秋收玉米是连队里面的头等大事，为此，连里每次秋收前都要开誓师大会，连首长都要上台讲话亲自做动员。任相普副连长是农业生产的老把式，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说话非常风趣。他把掰苞米手掌受的皮肉苦比作“擦掌”，所以他说掰苞米是：“今日摩拳，明日擦掌。”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全场哄然大笑，紧张的气氛顿时变得轻松了。各个排也纷纷表态，保证完成任务。发言的知青南腔北调，还是北京的知青发音最标准。四中老三届的姚立文学底子好，也能讲，他的激情四射、文采飞扬的发言获得了满堂彩。秋收大会战就此拉开序幕。

　　收麦子、收豆子都是用镰刀割。而收玉米呢，要用一个签子，借助签子剥开玉米皮。里头的玉米芯儿就暴露出来了，然后把玉米芯儿掰下来扔到背着的筐里，接着掰。要说这活比割豆子、割麦子要轻松的多，但是它考验的是你的体力、耐力，时间一长，干得快慢还是能显出来。

　　我很佩服小个子班长邓文魁，他是1965年第一批从北京落户到北大荒的青年人，当时只有16岁。武装排的北京知青卢燕君告诉我，当年北京流行着这么一句话：“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批青年人毅然离开家乡北京，来到艰苦的北大荒务农，思想境界可谓不低。邓文魁虽然只有一米五十几的个儿，干活却是非常麻利，他脾气急，好胜，要求也高，达到他的标准不是那么容易。我和彭万栓都不是偷懒的人，虽然很努力，但时间一长，体力不济，我们还是被甩到了大队的后头。邓文魁急了，催彭万栓和我快点。彭万栓也是倔脾气，不客气地回敬了他一句“我们尽力了”。邓没再说什么，上去就帮我们干。很快，大家的进度就拉齐了。彭万栓笑着对我说：“心眼还不错。”

　　中午是地里最热闹的时候，这时候马车拉着饭菜来到了田头。大家又可以吃上又大、又暄的馒头。兵团就这点儿好，吃饭管够。为了给大家鼓劲，连部派文书夏国华到现场宣传助威。小夏个子不高，嗓门儿不小，站在马车上举着大喇叭喊。报道各排的生产进度、好人好事和大家关心的消息，内容丰富、数据翔实。她说自己是露脸的，稿件身后有高人支持，那就是连里的统计孟久成，1965年从北京来的，也是北京四中的学生，文笔相当好，后来曾在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任职。

　　中午难得的休息时间，大家一边晒太阳，一边谈古论今、说天道地。我学会了一个猜人的玩儿法，就对彭万栓说：“你心里想一个人。我问你不多于20个问题，就能猜出来你想的是谁。”彭万栓半信半疑地说：“那就试试看。”他就把他母亲作为他想的人。然后我就问他:“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说：“是中国人。”我接着问：“这个人活着还是去世了？”他说：“活着。”我又问：“他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他说：“是北京人。”我接着问：“是家里人还是社会上的人？”他说是：“家里人。”我又问：“他是你的直系亲属还是非直系亲属？”他说：“是直系亲属。”这时候我已经猜着了。我说：“是你妹妹，还是你母亲？”他说：“是我母亲。”一算总共用了五问就猜着了。彭万栓大感惊奇“真是这样啊！” 通过这种猜法，无论你想的是古今中外任何人，都能被猜着。所以这种即扩充了知识面，又锻炼了逻辑思维能力的玩儿法很流行。

　　七 、紧急集合事必有因

　　大概是10月中旬林彪发布“一号号令”期间。有一天连里突然通知武装排紧急集合，打好背包，随时准备出发。还在打麦场上背着背包试跑了几圈，结果洋相尽出。有把背包跑散了的，有把东西从背包里掉出来的，还有的忘记带水壶直犯难，什么新鲜事都有。平时不训练，真拉出来实操，出这些问题不奇怪。

　　但这突如其来的紧急集合，也让人费猜想。我和20班副班长王震亚凑在一起仔细分析。根据种种迹象看，肯定是演练，而不是发生了什么真的敌情。如果真有什么事儿，集合这几十号没拿过枪，不会打仗的人有什么用？以不变应万变吧，解衣睡觉，养精蓄锐等明天，果然一夜平安无事。这件事判断准确，应对自如，我们彼此会意一笑。

　　我与王震亚的交情可以说是通过打桥牌建立起来的。人们常说“文若其人”，其实牌风也能体现一个人的品质和修养。通过打桥牌，我发现我们在阅历、兴趣、看法上有很多相同点。成为最谈得来的莫逆之友。有一年春节，我给王震亚发了一条微信：“黑土地，论天下，犹如昨日。”王震亚为人最优秀的品质是“真人不露相”。他篮球打的很好，但从来不说，上场了自然知高低。他善于画工笔画的虎，师从马晋，我一直都不知道。直到晚年，一次偶然的交往，才知道他有这方面的天赋。

　　不久武装排又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这回是真的了，通知去救山火，马上出发。我们就带了一些铁锹、镐头等工具，乘上卡车，直奔火点而去。还没到火点，就看到烧红了的山，即壮观又恐怖。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已经建好的第一道防火线，防止火窜过去。我们下了车，直奔防火线，用铁锹，用树枝儿，用扫帚使劲儿扑灭越过防火线的火。但火势汹汹，浓烟滚滚，想扑灭越过防火线的火已不可能，我们只得撤下来去烧出第二道防火线。这时其他连队的战士也赶到了。大家齐心协力把第二道防治防火线建立起来。然后在这里严阵以待。准备扑灭冲过新防线的火。幸亏当天风力不大，火势经过扑打逐渐减弱，最终没有突破第二道防火线。我们等到后半夜，接到通知可以回连队了，才撤出阵地。这是我人生中难得的一次经历。

　　八 、连里十一户特殊人家

　　随着冬天的到来，中苏边境的气氛愈加紧张。我们武装排也更加忙碌。兴凯湖有一座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的劳改农场。住着不少刑满释放的劳教人员。但由于那里距中苏边境太近，就决定把这些劳改就业人员撤到三线的连队，11连接收了十一户人家和几个未成家的散户。这十一户劳改释放人员，集中住在一排房子，与其它职工住房都不挨着。连队的人一提十一户就明白是这十一户。文革期间，像这类历史上有前科人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他们来到11连之后，就多次在公开场合承认罪行，检查罪行。汇报改造的情况。他们的家时不时也要遭到检查。

　　记得有一天晚上睡觉时间已过，上级突然命令我们排到这十一户去检查。我们就奉命来到这十一户，一户一户地过筛子。我们敲开门，让他们穿上衣服，都从床上起来，集中站在一块儿，挨个询问。查看少不少人，多不多人，就是按着户口查人，气氛很紧张。回答我们问题的是劳教人员，他的家属站在一边连大气都不敢喘。不懂事儿的小孩儿则依偎在他们父母身边用恐惧的眼神儿看着我们，孩子那种眼神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劳教人员心里明白，他们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因此他们处人处事总是谨小慎微，不敢得罪任何人。他们总是在不紧不慢地干活，你说不着他们偷懒。但在盖房子时发生了一件事，还是把两个劳教人员牵扯了进去。

　　随着冬天的一天天临近，新职工的住房还没有盖好。连里很着急，就派了两个有经验的泥瓦工来帮忙。这两个泥瓦工都是劳教人员，他们热情还是很高的，不知疲倦的忙碌。我当时也在工地，干和泥送泥的差事。眼看这个扇墙就要到顶了，大家都很高兴。这时候拿定位锤儿一量，发现这扇墙不直。这下两个劳教人员都傻了眼，这可是大事故了。管事知道了这个情况，非常生气，狠狠训斥了他们倆。有人则习惯了上纲上线，说他们是有意破坏，是阶级报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应该对两人进行批判。两个劳教人员吓得直哆嗦，连连道歉、认错，再三强调不是有意的，一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做了技术处理，总算把这事了了，连里也没有追究。其实这排平房不直的墙还有，我住的那间房子也是如此，门推开自动就回去了，说明墙是歪的，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

　　九、严冬逞威难招架

　　我们的新宿舍在严冬到来之前终于盖好了。从外表看还挺漂亮。房顶铺的是红色的瓦。石头底座显得很敦实，每个房间左右各一排炕，每个炕上可以睡六个人。进门就是一个灶，可以烧水，取暖，最重要的是用来烧炕。

　　这年北大荒的冬天特别冷，夜晚室外温度达到过零下四十摄氏度。晚上给苞谷脱粒是常态工作，但大家都没想到会这么冷，一般的皮帽子都被冷风吹透了，脑袋、耳朵冻得生疼。哈气成冰，鼻子冻得也受不了，不得不戴上口罩。由于有热气，一会儿功夫，口罩就结冰了。休息时大家就都跑到屋里灶台上考口罩。考口罩成为了当时的一景。陈排长曾是志愿军，军人吗，哪能戴口罩，因此死活不戴口罩。第二天上班儿来，大家看见他的鼻子上被冻了一个泡，都暗地里笑。

　　而我们自己盖的房子在严冬面前现丑了。由于房顶四角漏风，冷热相交，形成一柱柱冰凌挂在房角上。到了后半夜，炕火灭了，屋里就像冰窖一样冷。牙膏、牙刷和缸子冻在了一起；鞋子、鞋垫和地冻在了一起；每个人的被头上都由于哈出的热气结上了一层白霜。大伙儿钻在被窝里不敢出来。屋里没有一点生气，北大荒严冬的淫威把我们逼到了生存的边缘。

　　十、 不公平 就干八小时

　　严冬时节，伙食非常单调，吃不到什么菜。而三顿饭，不是玉米碴子粥，就是玉米碴子饭。好多人不习惯，整吃整拉，消化不了。天天这么吃，大家心里都有怨气。又赶上从山里往外运石头，武装排每天晚上都要上班，直到清晨。而机务的人隔天上一次夜班，大家觉得不公平，心里怨气更大。大家纷纷要求到连部讨个说法儿。我是副班长，有义务反映大家的情绪，就把情况向副排长张继彩做了汇报。张继彩从连部得到的反馈是，已经决定的事，不能随便改。让大家端正认识，克服困难。我听后一气之下，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明天干够八小时就撂挑子。我为大伙儿争利益，大伙儿当然都支持。第二天一到点，我们就下了车，回宿舍睡觉去了。这下事儿闹大了。

　　第二天一清早，任相普副连长带着两个排长，来到我们的房间，当时我们还在睡觉。他冲着我说：“有什么意见说说看。”我连忙坐起来，穿上棉袄回答他说：“昨天我已经把情况向张排长汇报了，我们就是觉得干同样的劳动，机务隔天上夜班，我们天天上夜班，这不公平。再说了，昨晚我们也干够了八个小时，干八个小时是我们的权利，合乎法律。”任相普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连长，对付我们这些小青年有办法。他问我：“你们排长回去怎么跟你说的，连队同意吗？”我说：“没同意。”任说：“这就得了。有问题向上请示没有错，但是上面没有批准就不能擅自行动，否则就是违反纪律。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任接着说：“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中苏边界的前沿，实行军事管理，不能随便乱来。”然后，他转过头来对两个排长说“排里有什么困难，解决什么困难，今天晚上照常上班，一切不变。”说完他甩手就走了，在他看来这是小事一桩。但我觉得很沮丧，晚上到点只好乖乖地去上班。任连长提到中苏边界冲突，的确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也不好再辩解。

　　此时，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都已经冻得结结实实，苏军的坦克开过来没有任何问题。父亲当年在绥滨县抗日，日本军队就是借着冬天松花江上冻，乘车越过江打到绥滨县的。父亲受伤撤到苏联，也是多亏黑龙江封冻才能到对岸。

　　出于备战需要，连队派出人员到团部去学习战场用俄语和打坦克的方法。回来教给我们。这个教员说，苏军的坦克开到我们连队，只需用七十分钟。但苏军坦克的结构也不是完美无缺，也有薄弱的地方，如果把炸药包放在这个地方，苏军的坦克就容易被炸毁。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我们没有武器弹药，拿什么与苏军作战。教战地俄语的是四中老三届高中学生戴宗亨和文书夏国华，他们都是学俄语的，尤其戴宗亨俄语在学校就讲得特别好，这回派上了用场。我记得当时教的战地俄语都是短语口号，诸如“举起你的双手！”“这里是中国的领土！”“请你放下武器！”等等。当地冬天是打石头的季节，打石头放炮的声音人们习以为常。而如今不同，炮声一响，大家的神经就不由自主地绷紧了。

　　十一 、“父亲病重 立即回京”

　　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电报。电报只有八个字：“父亲病重，立刻回京。” 我把父亲来的电报交给副排长张继彩，请她代我向连里请假。张继彩当即把电报交给连里，但没有回复。我急了，就跟张继彩说：我父亲做事一向认真，既然打电报让我回去，肯定是有事儿。我必须得回去。批准我要走，不批准我也要走。我也不会当逃兵，办完事我就回来。张继彩劝我别把事办得太绝，这样对我不利，还是等一等连里的意见。我说谢谢你了，等不及了，说罢我就收拾行装出发了。当时已调到团部麻袋厂的彭万栓，亲自把我从团部送到密山火车站，在火车的汽笛声中我们怀着不平静的心情招手告别。

　　我赶回北京到了家，看见父亲正躺在床上休息。我轻轻地走过去，问父亲怎么样了，父亲说好多了。原来是林彪的“一号号令”发出后，中央机关要把一些老干部清出北京，父亲也没能幸免。父亲说自己身体不好，能不能天暖和些再走，铁道部当权派不答应，气得父亲病了过去。他们一看，也怕真闹出事来担责任，只得同意了父亲的意见。我到家时，事已经了了。患难之际父子相聚，百感交集。父亲看见自己的儿子经过半年的劳动锻炼，身体变得壮实多了，而且精神饱满，非常高兴。但言语中觉得我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就有意让我去看看他过去的警卫员王德杰，汇报一下思想，受受教育。王德杰是父亲心中身后之事托付之人。这时他已经是铁道兵政治部干部部部长。不枉此行，与王叔叔一席谈，受益匪浅。王叔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习马列的原著，毛主席的原著，这很好，也很重要。但当好班长，干好农活，处理好与同事，与领导的关系，也同样重要。能力是通过实践锻炼出来的。理论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掌握。实践现在对你更重要。”王叔叔还说：“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要自以为是、逞强好胜，仅从小集体，小圈圈的局部利益去计较。而是要从有利于党和人民的全局利益去考虑。” 北京之行，政治上最大的收获就是王叔叔这番教诲。我感觉自己突然长大了。

　　十二 、月下独行送饭人

　　北大荒那边一开春，我就赶回连队去了。我走这段时间，连里人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文魁和彭万栓去了团部麻袋厂，卢燕君小姑娘去了团部汽车连，王震亚随他们20班整个去了19连。曲伟光也上了机务。还有不少熟悉的四中同学去了新建的26连。武装排缺少人员重新做了调整，补上来一批新到的上海知识青年。我所在的19班，只剩下两个北方人，我一个北京的，还有一个齐齐哈尔的，其它的十个就都是上海知青了。19班的班长是新来的上海知青苏月明，我的副班长职务没有变，只不过工作暂时不在班里，而是每天晚上去地里给机务人员送饭。

　　让我干送饭这个活，心里很纳闷。既不是瘦马拉大车，也不是大炮打蚊子，想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让我体验一下机务人员上夜班的辛苦，认识自己过去做的不对。老连长教育人真有一套。的确，每到春耕季节，机务就非常忙。通宵达旦在地里翻地耕种。他们是干在地里，吃在地里。每天晚上12点派人到地里给他们送饭。今年这个任务落在我头上，连炊事班的姑娘们都觉得奇怪。

　　说起11连的炊事班全是女知青，来自哪儿的都有。班长姓崔，是六八年来连里的北京知青，人非常好，像个老大姐。在她的带领下，炊事班就像一个快乐的集体。每天上午总会看见她们在食堂前有说有笑，忙忙叨叨地摘菜、切菜。菜主要是土豆和黄瓜，黄瓜真是黄颜色的，又短又胖。以前在北京从未见过。要说炊事班的姑娘美中不足的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比起机务和农工班的女知青，她们的腰围是要大那么一点儿。

　　每天夜里11点我准时到厨房去取饭菜。用扁担把一桶饭一桶菜扛在肩膀上，然后往地里走。十几里路，大概走半个小时。活儿倒不重，就是夜间独自一人走在无人迹的道路上，危险还是有的，主要面对的是狼。这里的人们常讲一些狼的故事，大家往往也是谈狼色变。其实狼也不会轻易攻击人，它也是在饿极的情况下才攻击人畜。据连里的人说，在连里的“猪号”就曾经发生过狼偷走猪的事。狼钻进猪圈抓住猪以后，就用牙咬住猪的耳朵，然后用尾巴扫猪的屁股，这样就把猪给带出猪圈，然后把它吃掉。而他攻击人呢？据说它是从你的背后突然把两个前爪搭在你的肩膀上，你一回头，它就咬住你的气管，然后把你咬死。

　　有一次送饭，机务的人打开拖拉机的灯给我照道，灯光照的很远，就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两只白狼在那里蹲着。夜间，狼的眼睛是亮的，从很远的地方你就能看到狼闪闪发光的眼，还是挺吓人的。好歹送饭这将近一个月时间，托炊事班姑娘们的福，没有碰到狼的袭扰。

　　十三、斯大林论规律颇有见地

　　转眼到了五·一，麦苗绿了，玉米苗也长出来了。大地披上了绿装，草甸子里面也开满了各色的花朵。这是北大荒一年里最美丽的季节，然而这大自然造化的美景还没有欣赏够，就开始忙于给长出来的庄稼间苗了。用锄头间苗是一项大弯腰的工作，一天下来腰酸腿疼。但我还是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不管多忙多累，也要利用一切时间完成制定的读书计划。

　　我在五月份的笔记中说：“对于学习形式，必须适应现实的客观环境，不能按常规走路，要化整为零，善于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读书。” 化整为零的意思就是说把书带在身上，有空就拿出来看，而不拘于时间的长短。我在七月份的笔记里写到：“七月份最大的一个成绩就是用化整为零的学习方法，学习了一篇斯大林的著作。”说的这篇著作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斯大林在该书中对规律有一段精辟论述我至今记忆犹新。斯大林认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既不可能创作，也不可能消灭，只能认识它、把握它和利用它趋利避害，造福人类。

　　我在这篇笔记中还要求自己，“哪怕每天看一页，要坚持天天学，争取每天看一个小时。周日保证四个小时。”而且我还写到，“从今天开始要有计划的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论文艺和文学创作问题，有计划的学习和锻炼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 在8月11日的笔记里，我又将学习内容具体化，具体书目名字都开出来了。计划在1年半内读完这些书，看来不切实际的老毛病又犯了。

　　十四、灌注激情的处女作

　　果然，读书计划还没有动手，连里就有新的任务下来了。10月1日，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连里要组织文艺汇演，让各排出节目。张排长说：“陈虎，你来试试吧，拿个方案。”这可是初出茅庐第一次。领导这么信任我，我可不能掉链子。我放下手头的所有事，专心致志来设计这个节目。我翻开当年的笔记本，发现当时的撰稿还完整的保留着，演出节目的名字是《毛泽东诗词演唱》。我当时选择了毛主席的四首诗：《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作为四个有代表性的历史节点，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反对美帝和苏修的霸权主义”作为节目的架构，语言叙事风格则类似《长征组歌》。结尾时全体演员齐声朗诵：“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彻底埋葬帝修反的日子为期不远了。让我们紧跟伟大导师毛主席，中国红，东方红，世界红。”老排长张继彩记得节目非常成功，获得大家一致好评。现在还热衷于唱K歌的上海知青张宝慈回忆他在节目中就有独唱角色。

　　一年前的国庆节这里已经下雪了，天很冷。1970年的十·一截然不同，阳光高照，大家都把被子、衣服拿出来晒。武装排的女生班还主动上门来帮助男同学拆洗被子，缝被子。我谢绝了她们的好意，还是趁着休息日的时间，完成读书计划。我听说夏国华有艾思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艾思奇是哲学大家，我对他的这本书早有耳闻，我就向夏国华借来看。休息两天，看了两天，真是解渴啊。那时正版书种类少得可怜，《红楼梦》都是禁书，能看到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都不容易。与我要好的上海知青成文梁对我说，有一次他到外连同学那儿看到《牛氓》这本儿书，爱不释手，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可见当时文化干涸到何等程度。

　　十五、当老师的感觉真好

　　我母亲家是教育世家，多位亲戚从事教师工作。教师的职业在我心中很崇高，没想到在北大荒我也有机会尝试了一次当教师的感觉。十·一过后，连里因为有个老师回家休假，领导决定让我去连里学校代一段时间课。任务是让我教几何和常识，也不知道算几年级的课。

　　讲常识我不怵，常识是大众课，讲什么都行。还可以把哲学的道理结合进去，这是我的长处。我讲楚汉相争这段历史，讲的是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个故事，就把认识论的“现象和本质”揉在里面。讲农历节气。冬至是一年白天最短的一天，但也意味着白天开始变长，而夏至呢，是白天最长的一天，但也意味着白天越来越短，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我讲的课孩子们都喜欢听，还老爱提问题，问题千奇百怪。记得有一次我讲人的身体需要各种元素，其中也需要铁。铁的摄入量大概是每天10到15毫克。是从各种含铁的食物中摄取来的。一个顽皮的学生马上问：“老师，那我每天吃一个钉子可以吗？”我笑着反问他：“你说可以吗？”我以前没有当过老师，没有经验，有时思路被孩子们的问题牵着走了。不但时间超了，嗓子也说哑了，我自己都没注意到。隔壁的刘老师听到了，给我端过来一杯开水，轻轻地对我说：“陈老师，不要着急，慢慢儿讲，你嗓子都哑了。”我非常感激。这事为什么我记的那么清楚呢？因为这是我在连队唯一喝过的一杯开水。

　　但是让我教几何确实是有点儿为难，我虽然名为初中毕业，但实际上是初二水平，几何还没有学。我只能现学现教、现买现卖。但不能误人子弟呀，所以几何课我事先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教什么内容，怎么教，反复推敲演练。

　　说来这个学生集体也是连队这个小社会的一个反光镜。20多个孩子有来自干部，职工，转业军人，支边青年各种不同家庭。家庭也有文化高的，文化低的，家境好的，家境差的。孩子的行为举止都与家庭背景息息相关。班上有一个白净的小姑娘，穿着干净，学习也好。每天来得最早，坐在教室中间排位。举止得体，但就是轻易不说话。据说是个劳教人员的孩子，否则不会处人处事如此谨慎周全。而有个男孩，大大咧咧，衣着不整，也不爱念书，但乐于助人。他身上也折射出家长没有文化的影响。 我对他们一视同仁，与这些孩子处得都挺好。有时候孩子们下了学还跑到宿舍找我聊天，一块儿打篮球。代课月余，我教孩子们文化知识，我是老师。孩子们讲他们生活中的故事，等于给我上社会常识课，他们是我的老师。

　　十六、班长就是父母官

　　我们这个班大部分是六九届的上海知青，不到18岁，在我眼里他们都是还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从没离开过父母和家门，更没干过农活。我就像兄长一样对待他们，帮助他们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做人。我体会把思想工作做到点上，使他们学会做人处事最重要。记得有个孩子爱打架，觉得靠拳头说话才是英雄。我就给他讲项羽和韩信的故事，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英雄。有的孩子正相反，胆小怕事不敢作为。我就鼓励他看到自己的长处，树立做事的自信心。

　　真是别小看班长，这个最基层的芝麻官最不容易当。事无巨细，就像给他们当父母。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换来了是大家真诚的回报，是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友情。你是上海人，我是北京人的界限和隔阂消除了。生活在一起久了，我基本上已经能够听懂上海话，他们说什么我都明白。比方说“阿拉—侬”，就是我和你的意思。“夏夏侬”，就是谢谢你。“阿拉桑海宁”意我是上海人。“侬来赛”意你很棒。语言没障碍了，我们更像是一家人，又生活在一个空间，真正成为了好兄弟、好朋友。

　　记得过年包饺子，这帮上海小兄弟都傻眼了，从来没干过啊。只好我这个北京班长来显身手，连擀皮带教他们包。包出来的饺子大大小小，五花八门，下锅一煮，露馅的不少。但大家高高兴兴，吃了个锅底朝天，好不热闹。作为回民的张宝慈还吃上了一碗牛肉馅儿的饺子，高兴得他合不拢嘴。此时的19班已是一个团结和睦，有战斗力的集体。在一次冬季挖灌渠的劳动竞赛中我们班露了一大脸。

　　冬季挖地，最难挖的是冻土层。每天收工前，各班都把当天挖的工作面打扫干净，唯独我们班在工作面上留足一层浮土。夜间被冻硬的是这层浮土。第二天上工，拿镐头一敲，这层浮土就裂成块，搬走后，底下就非常好挖了。而没有放浮土层的工作面，一夜之间，地面就会形成新的冻土层，挖掉它就很费力气和时间。这样，我们班的挖掘进度就远远领先在其他班之前。为此连里组织现场会，让我介绍经验，我就讲了这个窍门。讲话时我和平常劳动时一样，穿着兵团发的大棉袄、大棉裤，腰上系着一根麻绳儿，就像一个老农民。平时最爱和我开玩笑的好友杨石明这时仍旧顽皮，看着我说，活脱一个永贵大叔啊！他一言逗得大家都笑了。

　　其实，我哪能想出这个办法，都是从一个下放到我们班被监督劳动的老会计汪自谦那学来的。他虽然属于被审查对象，但也没有证据说他有贪污行为。工作组三天两头给他开会，让他交代。那个工作组组长最爱说的话就是“竹筒子倒豆子，稀里哗啦，痛痛快快把问题交代了就完了。”但老汪就是不说话，闷头抽他的旱烟袋。我俩睡在一个炕上，我也劝他早点交代，早交代了早轻松。他说我没有问题，交代什么。虽说我也是专案组的成员，但我从不歧视他，关系处得很融洽，他在干农活上给我们不少指导和帮助。

　　转眼就快到1971年春节了，汪自谦的问题审了半天也没审出什么名堂。春节前解除了对老王的监督劳动，放他回家了。通过与老王的这一段儿的交往，老王与我成为了真正的忘年之交。临分别时，还真有点儿留恋。

　　而我预感，自己要离开11连的时间似乎也不远了。果然送走汪自谦没多久，我就收到铁道部军管会发来的调令，调我到铁道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工作。这时，父亲已被孤身押送出京，到了河南新蔡县。由于他生活不能自理，也算落实政策吧，允许让他带一个孩子在身边照顾他的生活，所以我是不由得不去了。

　　“相识不易别也难”，就要和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同班、同宿舍的战友告别了，昔日一幅幅同甘共苦，共同生活战斗的情景，不断在脑海中闪现，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大家也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一块儿把我送出门，含着泪水相互告别。那个场景让我终身难忘。

　　收笔的话

　　至此我的北大荒笔记也该收笔了，在收笔之际我不能不说，母亲下决心让我去北大荒，这一步对我人生道路的影响太大了。在边疆艰苦坎坷的生活环境里我身体锻炼的强壮了，思想变得成熟了，我从一介白面书生成长为一个有为的男子汉。我终生都感激母亲这一果敢的抉择，这里面蕴含着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多么伟大的爱。

　　北京广播电视台 陈虎

　　2023·8·22

　　撰写本文得到原11连老战友、老同学王震亚、戴宗亨、彭万栓、夏国华、李永生、卢燕君、张继彩、成文梁、张宝慈等的热情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