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周年】志愿军战俘营：履行《日内瓦战俘公约》的世界典范 （三） 
中国人民志愿军对“联合国军”战俘的教育和改造，不是靠打骂和酷刑，是以理服人，是用事实说话，是用以身作则进行仁义的感召和融化。
“联合国军”战俘被仁义之师所感召
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各国战俘的教育改造，不是靠单纯的说教，主要采取行动的感召。
美军第2师被俘士兵贝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了他亲眼目睹的事实：“1950年11月30日，我在顺川和军隅里之间，看到有200多个中国和朝鲜的被俘人员被南朝鲜军队残酷地杀死。
“在我被俘之前，我知道所有的中国和朝鲜俘虏都被关在带刺的铁丝网的笼子里，放在户外。那时是冬天，因为天气很冷，所有俘虏都冻得打战。
“在我被俘前，我被告知如果我被俘，中国人和朝鲜人一定要把我杀死。”
贝尔接着在信中谈了他被志愿军俘虏后的情景：“我于1950年12月1日下午3点半钟被俘时，5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前来和我握手，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当时我又冷又饿，中国人把我带到一个暖和的房子里给我晚饭吃。里头有牛肉和马铃薯。中国人叫我安心，说我不会受到伤害。我当俘虏到今天已经十个多月了，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侮辱和伤害。”
（战俘进行会餐）
没有任何志愿军对贝尔进行说教，他是用美军、韩军与志愿军对待战俘的比较中，悟出了谁是仁义之师。
英国战俘亨特说：“我们被俘之后，曾走了300多英里路，但是由于我受伤的缘故，大部分路程，都是被人抬着走的。”
美军在溃逃时，经常把伤员遗弃在战场上。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种缺德的行为反而为志愿军展现仁义之师的美德创造了条件。
美俘乔治·Ａ·坦利谈到他被美军遗弃和志愿军营救的情景：“我的右膝和左肩两处都负了伤，但为了躲避被俘，我却挣扎着四处隐藏。这时，我的右脚右手又被严重冻伤，受着双重折磨，疼痛不堪。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被俘了。使我惊奇的是，我一被俘，就被迅速抬送到一个暖和的朝鲜居民屋中，志愿军为我把鞋子慢慢脱下，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尽量为我医治。又叫我和俘管人员吃同样的伙食，有牛肉、有土豆，接着又把我送到一个有医院的林子里。这里什么药都有，我得到了治疗，又有饭吃。同时还发给我肥皂、毛巾和各种生活用品。”
1952年9月6日，在中线西方山战斗中，美军二等兵斯梅瑟被打断右锁骨，下士博伊尔斯的右腿及背部受了重伤，一等兵霍特、帕克两脚和手部受了伤。4名士兵在美军撤退时被遗弃在战场上。
当他们成为战俘后，志愿军立即把他们送到战地医院，为他们进行了良好的治疗。释放时，志愿军为避免他们遭受美军炮火和枪弹的杀伤，沿较安全线路，把他们送到敌我双方经常活动的地区。并给他们一面白旗，使他们安全地通过了火线。
斯梅瑟尔感动地说：“我能回家去非常高兴。我回国后，一定要告诉美国人民，中国人民是美国人民的朋友。同时，我一定要把我了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他们如何宽待俘虏的情景告诉我的朋友们。”
博伊尔斯说：“你们救了我的性命，这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美军的欺骗宣传也在志愿军的人道主义行动中不攻自破。
（一位战俘给大家进行小提琴表演）
美军一等兵爱德华说：“我在被俘前，对中国志愿军有十分敌对的思想，因为我听说他们很残酷，假如我被他们俘虏，会受到很坏的待遇。
“但我所看到的是志愿军对被打断了腿的我方上尉进行最好的治疗。他们为他在腿上上了夹板，还有一个小伙子胳膊负伤，伤了骨头，中国人为他动了手术，取出了碎骨。后来在他们准备离开时，中国人又为这个小伙子输了血，救活了他。在我内心里，真是太感动了。”
志愿军英语翻译周道回忆说：“当时的盘尼西林青霉素极为珍贵，就是我军团级以上干部使用时，也得上级批准才行。可是为抢救重伤病俘虏，上级也同意使用，这使许多伤病战俘获救。”
志愿军在执行俘虏纪律时也同样严格执行俘虏政策。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不久，朝中双方最高指挥官金日成和彭德怀签署了关于战俘待遇的命令规定：
1.保证战俘生命安全。
2.保留战俘个人的财物不准动。
3.不得侮辱战俘人格，不准虐待战俘。
4.如有伤、有病应予治疗。
1951年4月7日，志愿军释放美军“王牌”陆战1师上等兵冈查里兹时的情景使他终生难忘：冈查里兹被俘时受了伤，志愿军在战场上对他进行治疗包扎后，决定释放他回去。志愿军将他的所有私人财物，手表、戒指等原封不动地交给他，还送给他一些食品。冈查里兹流着泪说：“我根本不愿打仗，都是受了欺骗，今后无论如何也不当兵了。”
(志愿军战俘营的“奥运会”)
志愿军某部将一名韩国负伤战俘释放后，发现其个人物品没有带走，利用当地的一个朝鲜老乡前往对方阵地送还，使这名韩俘很受感动。韩军战俘所在的大队长张时雨还专门回信说：“感谢贵军的人道主义行为。”
不用志愿军更多的表白，他们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人类最文明的军队。这一点，连敌对国也不得不承认。
1951年10月27日，加拿大《温哥华日报》报道：“中国人曾无数次将美国负伤的战俘放回他们的阵地，有不少次，在伤员不能走路、中国人又无法抬送时，他们就把伤员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再给战俘们一面白旗，以向美国部队标明受伤战俘的所在位置。有时，中国军队在美国人去收运伤员时，还停止射击。”
美国人约瑟夫·戈登所著的《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中写到：“中国人对俘虏，尤其是对伤员，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同情之心，有时他们会把美国伤员放到担架上，把他们抬到路边，然后撤退并停止射击，以等待联合国军的战地医务人员把他们弄走。”
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战俘有仁慈的感召，有说服教育，当然对顽固不化者和违犯战俘营规定者也有惩罚。
1953年2月14日晚，土耳其战俘米尔吉擅自溜出营区，跑到一个村庄闯入一户朝鲜居民家企图强奸妇女，被朝鲜人民军抓获送回。经过调查取证，军事法庭按《对战俘处分条例》，判米尔吉强奸未遂罪，从轻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令其服了一些劳役，米尔吉心服口服。
美军骑1师战俘麦中尉在战俘营从事特务活动，被识破后，志愿军战俘营审处科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教育，关了数天禁闭。释放时，他流下了忏悔的眼泪。
英军有一名老战俘是“二战”老兵，狂得很，他对志愿军管理人员说：“你们中国人只配给我擦皮鞋。”坚持侵略立场，不服从管理，时常闹事。志愿军管理人员将其关禁闭，要他反省。但他不思悔改，常与警卫人员顶撞。一次，警卫连一名副排长给他送饭，他吃完后竟当着副排长面把碗摔得粉碎，并冲着门大喊狂叫。副排长用枪托捣门警告他，不慎枪走火，副排长当场牺牲。
副排长的死与英军战俘有着直接关系，一些官兵要求严惩这家伙。但最后志愿军战俘营领导没有感情用事，只是将英军俘虏的禁闭时间延长了，没有作出枪毙他的决定。这名英军老战俘非常后悔，一再表示：“志愿军真是了不起的军队，对我太宽大了，我真感谢不尽！”
（志愿军战士给战俘理发）
1953年5月26日，战俘营正在进行篮球比赛，美军战俘马丁突然抢夺警卫的枪，被当场制服。事后，马丁写了悔罪书，志愿军战俘营对其只关了45天禁闭。许多战俘感慨地说：“要是‘二战’时被德国俘虏，就会被枪毙；如被日本人俘虏，不仅会将其当场用刀砍死，甚至还会牵连其他俘虏”。
对战俘的教育改造，志愿军不是采取压服的方式，而是采取说理、平等辩论，特别是用事实说话的方式，以理服人。1952年3月，美军飞机在朝鲜北方临近中国边境地区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这些细菌弹带有霍乱、鼠疫等病毒的昆虫，在五世面战俘团驻地的山上就发现了一枚打开的细菌弹，炸弹下面有许多死苍蝇、老鼠等动物和昆虫。战俘营的志愿军干部把美军的细菌弹和昆虫照片拿给战俘们看。
“我们美国没有细菌武器，美国政府不会作出这样的蠢事，我们美国是最讲人道，最讲文明的国家，这是中国军队的欺骗宣传。”许多美俘这样认为。
“我不相信美国政府会允许美国军队干出这种可怕的事情，只有纳粹德国和日本人才能干出来。”一名英军战俘也持怀疑态度。
为了防止细菌弹的感染，战俘营紧急从国内调来细菌疫苗。美军战俘斯道曼拒绝注射疫苗，他叫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们美国是民主国家，如果我们国家在战场上使用了细菌武器是要受到国际法庭审判的。我不相信中国人的话，打什么预防针，是他们用我们战俘做细菌试验，肯定是这么回事。”
许多战俘也跟着叫嚷：“上帝啊！保佑我们吧！不要拿我们当试验品。”
铁的事实，很快由美军送到了战俘营。4月初，从前线送来了4名美军Ｂ—29飞机的飞行员，他们是从日本起飞来朝鲜投细菌弹的，他们还轰炸过昌城战俘营。在其他战俘的询问中，这4名美军飞行员承认了志愿军公布的照片都是真实的，他们承认投过特种炸弹，也承认轰炸过战俘营。接着，投掷细菌弹的美军飞行员伊纳克被送到了战俘营，他是在平壤地区执行轰炸任务时，被志愿军击落跳伞后被俘的。他供认曾在北朝鲜和中国东北边境地区投掷过细菌弹。
(战俘在看报纸)
5名美军飞行员的到来，在志愿军战俘营投下了比细菌弹威力更大的“精神炸弹”，炸在了战俘们的心灵深处，使他们哑口无言，使他们如梦初醒，使他们认清了美国政府的狰狞面目。
志愿军战俘营对战俘最严厉的处罚就是禁闭，没有枪毙、没有酷刑、没有辱骂、没有虐待过战俘，这是各国战俘有口皆碑的。
在这样仁义的军队面前，有什么样的战俘能不被感召呢？
战俘中的几位传奇人物
“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当年在朝鲜战场被我审讯过的美军
战俘詹姆斯·柏特纳，20多年后，在美国纽约我们又邂逅重逢，并结成为好朋友。这个戏剧性的情节，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是我为《志愿军女军人》一书出版发新闻时，在书中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2021年我专门采访了刘禄曾老人。
（晚年的志愿军老兵刘禄曾）
这篇名为《我在朝鲜审战俘》的作者叫刘禄曾，1950年冬参加志愿军，在9兵团政治部敌工部任英文翻译。
后来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南京分社美大部经理的刘禄曾老人，这样叙述了她与美军“王牌”陆战1师士兵詹姆斯的相识的传奇经历：
1951年夏天，随着第五次战役的胜利，一批批战俘被押到兵团部来，每批俘虏滞留不得超过3天。初审后，分类再押送到志愿军总部的战俘管理团。詹姆斯就是这时被俘送到兵团部来的。
接触后我得知，詹姆斯是美军陆战1师的一名士兵，第一次上战场就当了俘虏。我注意到詹姆斯高个子、棕头发、蓝眼睛、高鼻梁、尖下巴。审讯中，我得知詹姆斯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人，信仰基督教，高中文化程度，22岁，入伍前在一家饭馆洗盘子。我问啥他说啥，但詹姆斯最初给我的印象有点“油气”。
詹姆斯歪戴着帽子，拖着鞋走路，没精打采。后来，我了解到他当了俘虏后，对真诚信仰的基督教产生了动摇。他说：“上战场前，随军牧师虔诚地为我们做了祈祷，还特地拍拍我的肩膀说：‘詹姆斯，放心去吧，上帝与你同在，我每天为你祷告。’结果上帝保佑不了我，还是当了俘虏。”
作为志愿军敌工部门的工作人员，詹姆斯的话题正是我需要了解的课题：“美军在前线是怎样鼓舞官兵士气的？”经过进一步审讯，我又得知詹姆斯从小父母离异，他随父亲长到18岁便外出谋生。有一次，为打群架被警方拘留半个月并丢了饭碗。以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饭店洗盘子，又因偷窃一位客人的汽车外出旅行，并将车子撞坏而遭到法院判刑。
正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政府的欺骗宣传中，詹姆斯同意到朝鲜当半年“联合国军”，以抵刑期。没想到上战场一枪没放就当了俘虏。
我问：“你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的吗？”他说：“报上没说战火怎么厉害，只说东方女人长得漂亮；朝鲜的苹果又大又甜。”
经过几次审讯，我终于了解到詹姆斯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参加朝鲜战争的目的，对他的“油气”和沮丧能够理解了。
(战俘在帮厨)
两天后，准备将詹姆斯这批战俘后送时，一名志愿军战士前来报告：“有个高个子俘虏表现不好，昨晚不肯出去背粮。”经了解，原来詹姆斯有病发烧，而且不是装的。我找军医送给他几片药吃，并报告押送战俘的领导，批准他当晚后送时可以乘车。
下午，我去检查战俘后送工作，看到一名志愿军小战士正在用食指刮詹姆斯的大鼻子。原来这名小战士看詹姆斯的大鼻子好玩，便用手刮了起来。从维护我军不打、不辱、不搜腰包的俘虏政策出发，我向小战士说明，刮鼻子也属侮辱人格，以后不能这样做了，小战士连连点头。
离开詹姆斯的时候，他忽然向我提了一个建议，要我在驻地附近空地上用木材搭成Ｐ·Ｏ·Ｗ三个大写是英文字母（战俘的缩写？）。他说：“美国飞机看见这三个大字，就不来轰炸了。”我没有理他，因为他不知道美军飞机曾多次轰炸志愿军战俘营，炸死许多“联合国军”战俘和志愿军管理人员。
不久，我从在志愿军战俘营工作的同志那里了解到，根据詹姆斯的阶级成分和政治表现，他被排在落后类，没有进入反动类。经过教育改造，詹姆斯从落后类转变到中间类，并开始向进步类转变。他在墙报和油印小刊物上写文章，并把战地生活详情写给美国的女朋友——他惟一的亲人。
（战俘们的伙食保障）
在墙报上，他写道：“在我被俘前，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态度非常敌对，因为我被告之将受到虐待，而事实却完全相反。经过战俘营生活的亲身体验，才知道志愿军对俘虏的宽大政策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我没有被当做战俘，而是当作朋友。给予我这种启蒙教育的，是最早审讯我的一位女军人。”
我没想到我与詹姆斯相处时的“看病、乘车、刮鼻子”几件区区小事，几十年后他仍铭记不忘。
刘禄曾老人接着谈了她与詹姆斯偶然重逢的情景：80年代初，我陪同著名女教育家、江苏省副省长吴贻芳到她的母校——美国密执安大学领取“智慧女神奖”。一天，我们在美国客人陪同下参观白罗克仓博物馆，好客的馆长执意要我们参加他们的会餐晚会。冷餐会办得很丰盛，气氛非常热烈，在共叙中美友情时，我的眼前一亮，发现一位身材略胖，年龄与我相仿的高个子男人有曾相识的感觉，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开心地交谈)
这位男子也发现了我，我看到他的眼睛也在发亮，还是他先开了口：“你是中国人吧？是刚来还是定居很久了？”
听完我的回答，他猛然靠近我，热烈地与我握手，久久不放，我当时楞住了。
我看到他眼里流出了激动的泪花，他肯定地说：“你姓刘，还记得吧？在朝鲜战场上，在志愿军战俘营里，你曾与我这个联合国军战俘相处过。过圣诞节时，发给我们的礼物——红底上写着白字‘和平’的小别针，至今我还保存在家里。”
我恍然大悟，激动不已。当年在朝鲜战场的连天烽火又浮现在眼前。我激动地说：“我们终于以朋友的身份在纽约相会了！”
“是啊！这真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幸会！”他说。
“人类本来就应该这样友好往来的，可是当时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被那些战争疯子破坏了。”他听我这样说后，深情地吁了一口气，说：“现在我懂了，我的命运不靠上帝安排，要靠自己努力。中国人民是真正热爱和平的，是真正的朋友。人民都是不希望战争的。”
当他得知我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南京分社任美大部经理时，举杯向我祝贺：“你是中国来的民间大使，美中人民的友谊桥梁，我要向你学习！”
詹姆斯的家远在佛罗里达洲，不能邀我去他开的餐馆做客，深表遗憾。他表示一定要带全家来中国旅游，到南京来看望我。
(战俘们在抓鱼改善生活)
席间，他悄悄告诉我，他太太并不知道他当战俘的那段历史。当年他在战俘营中日夜思念着的那位心上人，却不知道他在那里……
我俩谈起了朝鲜战争，谈起了停战后的情况，但是谈得最多的是过去。尽管我们的过去是一段不愉快的话题，如今谈起来却别有一番意义，我们谈起了“看病、乘车、刮鼻子”……我参加志愿军前是资本家的娇小姐，他参加联合国军前是苦出身，我们出身不同的家庭，又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但最终我们走上了中美友谊的道路，人类和平的道路。朝鲜战争，那是一段多么令人难忘的岁月啊！
我与詹姆斯不打不相识的友谊，说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容博大与人道主义的俘虏政策的威力；标志着人类正走向了解，走向相互尊重；证明了只要高举和平与友谊的大旗，就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变敌人为朋友。
这是一个英军“王牌”坦克营士兵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医的传奇故事。
1988年9月25日，中国泉洲机场，一位黄头发的英国老人和一位白头发的中国老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久久不肯放开。过路的旅客对两位老人侧目凝视，被眼前的情景所感动。
黄头发老人叫彼德·饶雷，白头发老人叫黄远，他俩相识在37年前的朝鲜战场。
1951年1月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50军149师某团在朝鲜高阳以南地区全歼英军29旅“王牌”皇家坦克营，击毁和缴获坦克31辆，装甲车和汽车240辆，俘虏了大批英军，其中包括19岁的新兵彼德·饶雷。
（志愿军医务人员为战俘治病）
5月初，彼德同其他英军战俘被送到志愿军昌城第一战俘营。就在这时，彼德不幸患了大叶性肺炎，进入晚期，高烧不退，呼吸急促，危在旦夕。
当时，第一战俘营刚建立不久，条件十分艰苦，缺医少药。军医黄远为彼德检查后，发现他已在生死边缘。黄远急忙跑到卫生所同所长钱华商量采取紧急抢救措施。
“所长，看来用磺胺恐怕难挽救他的生命了，不用青霉素不行！”黄远说。但他清楚，青霉素全所仅有10瓶，如全用了，万一志愿军再有紧急病号，就没办法了。
钱所长也有同样的忧虑。于是，他俩决定火速请示张芝团长。
“救人要紧！”张团长不假思索地说。
就这样，黄远将10瓶青霉素全部投入了彼德的抢救工作，使彼德转危为安。
然而，英军在此时却将彼德编入了朝鲜战争阵亡人员名单，向彼德的家属发出了“阵亡通知书”。彼德的父母悲痛欲绝，女友芙妮哭红了双眼。
没有多久，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登载了一篇惊人的消息：彼德·饶雷没有死，被列入被俘者的名单。彼德的家人看到报道后，喜出望外。立即向英国政府当局发出质问，英国政府无奈，只得向《工人日报》查问，并威胁该报说，如报道无根据就判该报停业！
为此，英国共产党迅即向中国共产党发电，要求帮助澄清核实彼德被俘一事。
中央军委专门派人到朝鲜第一战俘营调查彼德的情况，以便答复英国共产党。张团长让黄远向军委派来的同志介绍了抢救彼德的经过，并让他和彼德照了一张合影像。
后来，这张照片以彼德和抢救他的志愿军医生在一起，随后续报道同时刊登在英国《工人日报》上，同时还刊出了彼德致其父母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叙述了他患重病后，如何被志愿军抢救的全部经过。彼德的后续报道，在英国引起了轰动，使英政府当局和英军方狼狈不堪。
从这以后，张团长让黄远专门负责彼德的健康。为了便于照顾彼德，黄远和比他小12岁的彼德住在了一起，朝夕相处。他俩同吃、同住、同聊天谈心，结下了深厚情谊。1953年春，彼德作为伤病战俘被提前释放回国。
（战俘运动会上的体育表演）
几十年过去了，黄远无时不挂念着当年他抢救过的英国小兄弟。彼德也十分想念救过他命的中国老大哥。
1985年4月15日，后来在泉州第一医院工作的黄远在广州交易会上，结识了英国商人莫朗尼，两人谈得很投机。他邀请莫朗尼先生到泉州做生意。在泉州相遇后，黄远向莫朗尼谈起了当年朝鲜战争的往事，谈起了他的小兄弟彼德，并将当年的英国《工人日报》拿给莫朗尼过目。莫朗尼连声称奇。当即答应回国后帮助寻找彼德。
莫朗尼果然没有失言。回国后，通过一名记者朋友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医生寻找他在朝战中搭救过的彼德”，文中详细介绍了事情经过，并附有黄远的地址。
这篇新闻又一次在英国引起轰动。彼德很快有了下落。
后来，彼德对黄远这样介绍了他得知这篇新闻时的情景：“当时不出两个小时，我就接到了12个电话，向我报告这个好消息。我的女儿也急匆匆从15英里以外的地方专程开车回来，为我送来报纸。当时女儿兴奋地说：‘爸爸，你瞧，这准是你！’我看了报纸后，一时间心中感到恍如隔世，又感到我们宛如又再度重逢了，真说不出有多么的高兴！”
很快，黄远收到了彼德的来信。信中说，我已经有两个外孙，并表示要来中国看望老大哥，但因为他是工人，必须攒足了钱，才能实现。黄远毫不犹豫地立即回信说：“只要你踏上中国的土地，一切都算我的，我负责到底。”从那以后，两位老朋友，书信不断。
4年后的1988年9月25日，当年朝鲜战场上的异国兄弟，终于在中国泉州重逢。两位老人又像当年在朝鲜志愿军战俘营一样同吃、同住在一起，同叙别离之情和中英友谊。
彼德在中国住了将近一个月，黄远陪他游览了德化、厦门、桂林、广州等地。1998年11月10日，黄远又邀请彼德和他当年的女友，现在的妻子芙妮一同到中国旅游，他陪老朋友夫妇游览和参观了西安兵马俑和北京长城，两家就像亲戚一样亲密无间。
彼德回国后，把他万里寻访救命恩人的动人故事发表在英国报刊上，并以“民间大使”的身份，举办过中国讲座；黄远也在中国报刊上撰文介绍他和彼德的传奇故事，两人的文章，在中英两国读者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为中英友谊增添了光彩。
“中国战俘营里的‘诺尔老爸’”，这一称呼不仅当年在志愿军中叫得响呱呱，而且在世界也闻名遐迩。
“诺尔老爸”何许人也？志愿军战俘档案中做了记载：“诺尔老爸”名叫弗兰克·诺埃尔，50多岁，是美联社资深的摄影记者，摄影技能娴熟，还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较深厚的文化功底。”1950年11月，诺埃尔配属于美军“王牌”陆战第1师先头部队，在长津湖地区与志愿军交战时，与陆1师约翰·Ｍ·麦克劳弗林少校等一同被俘。当时，诺埃尔独自驾驶一辆吉普车，携带全套战地摄影器材，身着戎装，佩带上尉军衔，腰间挎着一支手枪。
诺埃尔初到志愿军碧潼战俘营时，对志愿军的俘虏政策不了解，比较沉闷，很少说话。过了一段时间，他向战俘营翻译人员提出要见俘管处的领导，说他是记者身份，不应被当做一般战俘看待，甚至还要求以适当方式把他送还给美国方面。
俘管处军官大队政委丁山找诺埃尔进行了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并不是用请柬邀请你到战俘营来的，而是经过激烈的战斗把你俘虏过来的。当时你身穿军装，佩带上尉军衔，并携带武器。你并不是在为朝鲜人民服务，而是在美军精锐部队的前方为美国侵略军效劳。”
诺埃尔又争辩说他是文职人员。
丁山反驳说：“美军中神甫、牧师等神职人员，也是文职，不也同样有被俘的吗？难道也应该释放吗？更何况你佩带有上尉军衔，足以证明你的身份绝非普通平民。”诺埃尔无言以对，只好不情愿地当了俘虏。
但是，时间不长，诺埃尔“因祸得福”，把当志愿军战俘当成一生中最大的幸运，连美国合众社都嫉妒得要命，感叹自己没有记者成为志愿军俘虏，遗憾得不得了。
这是为什么呢？当年新华社朝鲜前线摄影记者、我的老前辈江宁生道出了原由：50多岁的诺埃尔被俘一年后，美联社东京分社办公室里有4个人正商量给他们的老同事、被昵称为“老爸”的诺埃尔送点圣诞礼品。
“寄些香烟去怎么样？”
“来点罐头食品好吗？”
“战俘营里冷，最好送瓶威士忌去。”
马克斯·迪斯福开玩笑说：“送只照相机去怎么样？”
这下提醒了所有的人。他们认真地考虑，如果这件事被认可，美联社岂不有了“独家新闻”？对，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想法。于是，他们想试探一下。
几天后，美联社两名记者利用在板门店举行停战谈判的机会，向在我方采访的巴黎《晚报》记者贝却迪、伦敦《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和《大公报》记者朱启平提出这一要求。这一要求与我方意见正巧不谋而合。
在这之前，江宁生作为新华社摄影记者拍了不少战俘营的生活照片，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送往美国发表。但美国当局却扣了不少照片，有的照片即使能在美国报刊上登出，却在说明中加上“来自赤色中国”的字样。甚至有的报刊还造谣说，这是在枪口威逼下拍出来的假照片。有些战俘的家属也写信询问照片中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
于是，过了不久，朝中军方当局就正式批准了他们的这个要求。美联社于是很快就把一只新闻箱和一些散页胶片交给了我方代转，并给诺埃尔捎来了慰问信和一些食品饮料。为了不惊动和美联社竞争的其他记者，这一安排是秘密进行的。后来，我听说，合众社对此垂涎万分，曾对我方记者开玩笑说，让我们也派个记者到那边当俘虏好吗？美联社给这个安排起了个代号，叫做“老爸圣诞节行动”。
后来，按照上级的安排，新华社朝鲜前线摄影记者江宁生、诺埃尔和我方一名通讯员，组成了“特殊采访小组”，活跃在朝鲜前线和志愿军各个战俘营。
几十年后，江宁生在新华社内部刊物《新闻业务》上，写了一篇题为《新闻摄影史中的一支插曲》的文章，描述了他和诺埃尔共同“战斗”的情景：
1952年的严冬虽已过去，中朝边界上仍是冰封雪拥，寒气袭人。我们3个人——两个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一个身穿厚实的蓝棉衣裤的“大鼻子”，看着覆盖着冰层的河面，有些踌躇不定。因为毕竟是早春了，岸边的冰层已经开始融化变薄了。
“过得去吗？”我没有把握地问我身边的通讯员。
通讯员回答：“江中心问题不大，岸边的冰薄了一些。拣着厚地方走，只要这边过得去，就算掉在对岸边上的水里，顶多也就齐腰深了。”
“过！”我下了决心。3人鱼贯而行。小心地在冰上走着。脚下的冰层发出咯咯的断裂声。好容易快到对岸边了，借着月光可以看出冰层越来越薄了，有的地方已从裂缝中渗出了水来。
“小心！快……”我话音未落，那个“大鼻子”扑通一声掉到水里，只露出上半身。我和通讯员也随着陷了下去。3个人马上你拉我推，一会儿就上了岸。好在我们的棉裤棉靴很厚，一时还没有湿透。上岸后离驻地不远，不用20分钟，我们已把湿了的衣裤和靴子脱下，放在热炕头上烤起来了。朝鲜老大娘又给添了一把火。外出执行任务10天，回来就是暖烘烘的屋子，真是别有一番好滋味儿。
回到屋里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散页胶片包。原来为了保险，过河以前我就把几匣拍过的胶片放在棉帽里，戴在头上，扣紧棉帽罩下边的扣子。再检查一下照相机也安然无恙，这才放心了。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任务。那个“大鼻子”就是被俘的美联社随军摄影记者诺埃尔。
1952年1月24日，诺埃尔拍摄的第一批7张照片，通过东京无线电传真发往美国。美国报纸除普遍大幅采用这些战俘生活和娱乐活动的照片外，还用“美联社摄影记者在铁幕后拍到的独一无二的照片”、“‘老爸诺埃尔’获得成功”等大字标题作为头条新闻发表。
从此，有诺埃尔参加的“特殊采访小组”每到一处战俘营，战俘们纷纷围上来，将家信和附在信中的登载他们照片的剪报拿给我们看。有的家信中说：“从诺埃尔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你的身体像在家里一样健康，我们放心了。”有一个战俘收到他女朋友来信说：“你穿着那身中国式制服很帅，我等着你……”有的父母写信让他们的儿子向诺埃尔和战俘营人员表示感谢。从此以后，美国报纸不但经常刊登诺埃尔的照片，也同样刊登我们拍的照片。“假照片”的谣言不攻自破，弄得美国军方十分狼狈。
在那些日子里，诺埃尔的嘴角上经常露出笑意。夫人给他的信也增多了，信里也从相互思念之情转到谈钱了。美联社为此付给诺埃尔很高的稿酬。他夫人每次来信都告诉他累计收到多少稿酬了。诺埃尔也经常躺在炕上心里数着数．……有一次他情不自禁地念叨着：“我是因祸得福呵！当了俘虏还发了一笔小财。”是的，诺埃尔干劲十足，他得意地把一张威士忌酒瓶上的商标揭下来贴在照相机的箱子上。从此，经常听俘虏说：“老威士忌”又来了。有一次，他竟然得意忘形地把他写给美联社一封信上的落款写成“美联社鸭绿江分社”。我严肃地警告他说：“你太忘乎所以了。不要忘记，你现在的身份不是记者，而是战俘！”诺埃尔连声说：“对，对，先生。”
诺埃尔的采访也不都是称心如意的。少数战俘对诺埃尔也有讥讽和恫吓。
“诺埃尔，你是为共产党做宣传。简直是叛徒！”
“诺埃尔，你大概是想尝尝军法审判的滋味儿了吧！”
……
这些话有阵子的确吓住了诺埃尔。他开始表现得沉默寡言了。该出去拍照的时候，也总是借口肚子疼，不然就是说脑袋发晕。有好些日子躺倒不干了，他打蔫了。经过我们耐心的工作和实际生活的感化，加之美联社不断来信催促，并许以更多的报酬，诺埃尔又逐渐振作起来了。他又拿起照相机，口中风趣地说：“美联社这帮小子，出了这个馊主意，让我上了当。真是叫我不干吧，舍不得；干吧，也真担风险……”
诺埃尔除搞摄影外，偶尔也动笔写点文章。他在《记者亲历的战俘生活》一文中，对志愿军战俘营做了公正的描述：“在各战俘营里，战俘们在管理自己的生活方面，确实发挥着很大作用。每个战俘营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在60天内进行一次全体参加的无记名投票，由大家直接行使权利，选举俱乐部正、副主任和各个委员会的委员。
“中国人慷慨宽大，又态度公正，在平时充足供应的份额之外，常额外供应各种食品。对各国战俘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对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穆斯林都一样。战俘们的生活待遇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日内瓦战俘公约》中关于战俘管理和生活待遇所规定的标准。
“整个营区都严格保持良好的卫生条件。对伙房内食品、饮用水的管理尤为严格。饭食一律要做熟，饮用水必须烧开后才倒入大容器内，供大家饮用。
“所有战俘都要定期注射疫苗，以预防伤寒、斑疹伤寒、霍乱的流行。各营区都设有门诊部，战俘们可以自由去看病。另外，门诊部还要定期对战俘进行身体检查。
“每逢星期天，所有基督徒、天主教徒都分别进行礼拜。”
……
诺埃尔在遣返回国以前，在战俘营拍了好几百张照片。这些照片以它独特的表现内容、发表方式，在世界舆论上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1953年8月，诺埃尔被遣返回国。美国当局慑于形势和人民舆论的压力，没有敢对诺埃尔进行迫害。美联社把这件事称做“一个了不起的插曲”。如今，诺埃尔不在人间了。但是我方让战俘来担任新闻摄影记者的做法，在世界新闻摄影史上的确是一个创举，也诚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插曲”。
“中国，中国，我选定到中国一生无悔！永远无悔！活着我乐于同中国人民在一起，死后也要将骨灰撒在黄河中。”这段肺腑之言出自美军战俘温纳瑞斯。
1950年11月28日，温纳瑞斯在战场上被志愿军俘虏。经过战俘营亲身感受，在1953年停战遣返战俘回国时，他和20名美军士兵自愿选择了中国。
（温纳瑞斯年轻时与中国妻子的合影）
美国罗得岛《普罗维登斯星期日报》1981年12月13日，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史。”他经历过“土改”、“大跃进”、工业化运动，目睹过人民公社化、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参加过“文化大革命”，上过北京大学，在基层当过工人，又在山东大学任教多年等。现在他是75岁的高龄老人，已从教学第一线退下来，住在国家为他一家准备的一套宽敞明亮的公寓里，安度晚年。
温纳瑞斯出身工人家庭。父亲当过海员、司炉工、纺织工、煤矿工、清洁工、码头搬运工，也给庄园主种过地。温纳瑞斯也当过杂工，为生活所迫，18岁时从军，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复员，但始终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四处打零工，只能勉强填饱肚子。为生活所迫，温纳瑞斯再次参军，随美军参加了朝鲜战争，成为志愿军战俘。
一个美国人选择了当时贫穷的中国，一生无怨无悔，是什么原因使他对中国这样一往情深呢？
朝鲜战争几十年后，温纳瑞斯在与当年的志愿军战俘营管教干部郭维敬促膝长谈时，道出了原由：
1950年11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说它是我的被俘日固然不错，但更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我的“解放日”。因为这一天起，我意外地逐渐获得了真理，有了真正的理想。
(拒绝回美国的战俘温纳瑞斯在中国定居)
那年冬天，天气极为寒冷，我们撤退，凌晨两点钟时，我们突然被打散了。天快亮的时候，我和一名墨西哥籍的士兵爬到一个山洞里藏身。山洞里的冷气几乎要把我们冻死，可我又怕如果叫中国人俘虏，肯定会被枪杀。因为当官的一直告诫我们说，一旦被志愿军俘虏就意味着必死无疑。
下午4点半的时候，我听到附近有人说话，探身一看，发现一队志愿军押着几百名联合国军战俘，在附近的一所民房周围坐了下来。这时，我看到一个志愿军拿着一捆钱送给朝鲜老百姓，买了一些白菜、大米、猪肉和辣椒等吃的东西，做给俘虏吃。我当时很不理解，感到不可思议：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这些东西去拿、去抢不就行了吗，根本用不着花钱买。眼前发生的事和美军的宣传截然不同，美军的宣传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是：志愿军要用共产主义统治全世界，让我们当奴隶。
看到这些，我不再担心害怕了，与那个墨西哥籍兵把枪扔掉，爬出山洞，举着手向志愿军投降。一名高个子志愿军军官用英语对我俩说：“你们不要怕，我们会待你们很好，等停战和平以后，我们就送你们回家。战争的责任不是你们，而是美国一小撮搞政治的人。”说着，他还掏烟给我吸，使我完全解除了恐惧。
后来，我们被分散安置到一户朝鲜居民屋中，叫我们取暖，吃东西。临走时，我见志愿军从身上掏出来钱给朝鲜老百姓。我心里想，哪有这样好的军队！后来，我慢慢才弄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志愿军的纪律，也是中国军队一贯的作风。当时，这件事使我非常新奇，到后来则十分感动，觉得志愿军真是一支迥然不同于其他任何军队的军队。
我被俘后，同大批战俘一起随志愿军跑了三个月，主要是为了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最后跑到鸭绿江畔的一个战俘营安定了下来。
我们这些战俘中有美国兵、英国兵、希腊兵、比利时兵、加拿大兵和土耳其兵等，分别来自十几个国家。
在战俘营里，我度过了将近3年的岁月。我和其他伙伴们谁也没有受到过任何或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与志愿军同住一个营区里，我们的伙食比志愿军还好，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面包，蔬菜和肉、鱼、鸡蛋，供应充足，平时都不缺乏。
志愿军用国际主义精神对待广大战俘，用阶级友爱对待像我这样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人，用革命人道主义关心我们的健康忧乐，使我们过着校园式的愉快生活。这一切使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感受很深，终生也不会忘记。
中国有句古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和志愿军朝夕相处的几年岁月中，使我领悟到的一个确信无疑的事实是志愿军自始至终言行一致。他们凡是说到的都能样样做到，而且纪律严明。其吃苦耐劳的精神更是我以前所不曾见过的。
我和同伴们，之所以能由战场上中国人的敌人，变为中国人民的朋友，首先是因为我们从心中佩服志愿军，感到志愿军确实把我们当朋友一样对待。
因此，可以清楚地证明，所谓中国人民志愿军用强迫手段，改变战俘信仰的说法，或志愿军强迫战俘说志愿军待战俘人道宽大的这类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
从志愿军官兵的实际行动中，我有很深的感悟，因此，通过回忆、思考、比较，我终于选择了新的人生道路，自愿到中国来，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朝鲜战争达成停战协定和战俘遣返时，我断然决定拒绝遣返。美国当局为了说服我，使我改变主意回美国，曾以回美国后年薪6万元相许，后又通知我的父亲病逝，要我回美奔丧。随后，又说在日本有家里寄来的很多东西，包括《圣经》，叫我去取。但我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还是不改初衷，要到中国寻找理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从今天看，我当时的决定可说是完全正确的！
温纳瑞斯到中国后，中国红十字会给了他四个选择：上大学、下工厂、下农场或闲居。他选择了山东济南国营造纸厂。
1963年，经工厂推荐，中国红十字会保送温纳瑞斯上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他又主动要求回了原工厂。
(温纳瑞斯与中国工友在一起)
“文革”中，北京的红卫兵诬陷温纳瑞斯是特务，派人到济南抓他，受到了造纸厂工人们的奋力保护。后来，情况反映到中央，周总理说，温纳瑞斯是“和平战士”，不能动他一根毫毛，才使温纳瑞斯躲过了“文革”的劫难。
后来，温纳瑞斯在山东大学从事教学多年，退休时享受教授待遇。温纳瑞斯与一位中国姑娘成了家，如今已经儿孙满堂。
1976年，在离开家乡26年后，温纳瑞斯到美国探亲，见到了89岁的老母。他对母亲叙说了中国人民对他的种种厚爱，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中国人民对你这样好，你可千万要对住中国人啊！”
1983年在母亲百岁时，温纳瑞斯再次飞往洛杉矶探望病榻前的母亲，每次到美国探亲都是中国红十字会为他免费解决往返机票。
温纳瑞斯两次返美，都引起了轰动效应。第一次回美国，全国到处请他做报告。他在美国住了十来个月，走了美国50个州的47个州，演讲了700多场，到处宣讲：“中国好，中国人好”。
美国新闻界掀起了“老温热”。《洛杉矶时报》《旧金山日报》《谷间新闻快报》等几十家报纸纷纷以《老温被俘31年仍然留在中国》《他为什么当中国公民》《不是洗过脑的战俘而是不再受蒙蔽》为题，报道了温纳瑞斯在中国的传奇经历。温纳瑞斯也发表了《由敌人变为朋友》和《深深扎根于两个国家》，谈了他当年选择中国的感受。
“曾有人问我究竟是一个美国人还是一个中国人？我在中国度过了30年，我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我的生活已经与中国人建立了密切关系。我的妻子和6个孩子都在中国，我在工厂和大学结交的朋友也都在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我和其他中国人一样，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我热爱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是他的教导把我从绝望中救出来，是他在社会主义中国给了我新的生命。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是美国人。作为美国人，我感到很自豪。我对美国人民充满信心，我爱美国人民……”这就是温纳瑞斯肺腑之言，也是这位传奇人物对当年选择中国的历史结论。
霍华德·亚当斯是至今留在中国的第二位美军战俘，他有着与温纳瑞斯同样的传奇经历。
（英军战俘彼德与黄远的友谊成为英国的重要新闻）
霍华德是美国黑人士兵，没有上过学。他从朝鲜战俘营来到中国后，1954年9月到济南市的山东造纸厂从事技术工作，由于他的勤奋和敬业，他很快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后来，政府送他到中国人民大学上了学。
1956年初，经人介绍，霍华德认识了漂亮的济南姑娘辛丽华，当年11月1日，他们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举办了婚礼。婚后，他们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岳父、岳母大人对这个美国女婿也很喜欢。
改革开放后，霍华德走上了山东医学院的讲台，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批的学生。
1983年，霍华德的外孙女沙沙、沙曼出世，给他和妻子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1989年，霍华德陪多病初愈的妻子辛丽华到欧洲进行了一次旅游。
1993年10月，67岁的妻子辛丽华患肺癌永远离他而去。
如今，74岁的霍华德老人仍在中国安度晚年，他把济南当成他的第二故乡。每当有人问起他一生的经历，他总是说：“我感激中国，我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穷苦黑人，他们让我受教育，待我很好。”
“联合国军”战俘最具传奇色彩的是英国的安东尼？法勒？霍克利将军，他走了一条从志愿军战俘到北约北欧军队总司令的道路。
法勒．霍克利将军1924年出生，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求学期间投笔从戎，加入英军格勒斯特郡团。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20岁时被提升为连长。1950年，他随格勒斯特郡团参加朝鲜战争。次年4月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重返英军。以后，在英军步步高升，1983年退休前任北约北欧军队总司令。1968年至1970年曾重返牛津大学，担任防务研究员，研究战史之余，完成硕士学位。他是英国官方战史《朝鲜战争中英国的角色》的作者。此外，还著有其他近十种战史和回忆录。
英籍华人徐泽荣曾采访了法勒·霍克利将军，请他评价了中国军队。
将军感慨地说：“我当了一辈子兵，同德国兵、中国兵打过仗，也看过美国兵、苏联兵打仗。德国兵很优秀，但最优秀的我看还是中国兵。我赞赏他们。志愿军严格执行命令，不枪杀和虐待俘虏。有时供应紧张，志愿军就自己吃差的，让我们俘虏吃好的。”
当徐先生告别时，将军真诚地说：“中国地大物博，人民智慧进取，改革有成效，有希望在下一世纪成为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
法勒·霍克利将军作为职业军人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