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周年】抗美援朝的一曲英雄赞歌（上）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银河悦读征文，作者在谈到抗美援朝文学作品中提到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著名作家魏巍，这篇文章讲述的是抗美援朝经典影片《英雄儿女》背后的故事，讲述的是影片《英雄儿女》的原创作品《团圆》的著名作家巴金，讲述的是影片《英雄儿女》的编剧、导演、演员和《英雄赞歌》作词、作曲和演唱者，还有影片主要角色王成、王芳原型。总之，讲述的是影片《英雄儿女》背后的动人故事。
《英雄儿女》是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并出品的一部战争片。由武兆堤执导，毛烽、武兆堤编剧，刘世龙、刘尚娴、田方、周文彬等主演。影片改编自著名作家巴金小说《团圆》。
影片讲述了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战士王成、王芳兄妹同上战场，王成在坚守无名高地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王芳在师政委王文清的帮助下以哥哥的精神为榜样，为战士演出服务。王文清当年曾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后，女儿王芳由王成的父亲老工人王复标抚养。最终她和养父王复标，亲生父亲王文清在朝鲜战场上团圆了。
影片情节曲折，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抗美援朝战争的震撼力、最可爱人的感召力、人间亲情的穿透力、艺术的感染力融为一体，是革命英雄主义和艺术人性化的完美结合，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佳作。
影片公演后，好评如潮，成为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最经典的影视作品，几十年经久不衰，深深镶刻在几代人的脑海之中。
作家巴金与《英雄儿女》背后的故事
“没有巴金的小说《团圆》就没有影片《英雄儿女》，有了《英雄儿女》使《团圆》更加为读者所喜爱”。这应该是影片《英雄儿女》第一个幕后故事。
小说《团圆》的作者巴金是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开始了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代表作有《家》《春》《秋》《抗战三部曲》《火》《激流三部曲》等，曾获得“但丁国际奖”、“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名誉院士称号。巴金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巴金曾深情地说：“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无穷无尽的感情。”
小说《团圆》问世，与巴金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访问采访分不开。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开始了。1952年初，曹禺受当时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之托写信给巴金，动员他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组。
1952年冬天，全国文联安排巴金率领一个由17人组成的访问团前往朝鲜前线。访问团在朝鲜停留了七个月，巴金曾到过平壤、开城，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战场上与指战员们一起生活。为了能多看看，多吸收些生活中的养料，他采取了少休息、多跑路的办法，年近五十的他同年轻人一起不辞劳苦地翻山越岭，来回穿插在炮火硝烟之中。他经历过翻车的惊魂，也曾在雨夜中滑落到深沟里。他把目光主要集中在那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普通战士身上。巴金的真诚、坦率、谦虚，以及满腔的爱国热情，使他很快与大家打成了一片。巴金感到，他遇到的每一个志愿军，都能在他或者她的脸上看到对祖国的爱，而且每个人都准备随时为祖国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
在朝鲜战场的日子里，巴金同创作组成员黄谷柳、白朗、逯斐、魏巍等被许多英雄事迹感动着。他们的身影穿梭在弥漫的硝烟中，仅在志愿军65军194师582团6连就生活了两个多月,体验了钻防空洞的险境以及“一口炒面一口雪”的艰苦生活。
1952年10月，6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担任攻打红山包主攻任务。在连长、指导员先后负伤后，副指导员赵先有指挥全连坚守阵地，最后只剩下赵先有和通讯员刘顺武两人了。赵先有用步话机向团长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阵地射击，并大声喊：“向我开炮！”阵地被夺回来了，但赵先有和刘顺武却壮烈牺牲了。
战斗胜利后，巴金到6连所在团采访，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有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这为小说《团圆》中王成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有一次巴金在某连队采访时，发现那些战士在学习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时候，谈得更多的是他们连队自己的黄继光——谌木春。于是，他的笔下又多了一个舍生忘死的英雄。
1953年7月，该连的三排副排长谌木春率领一个班作为前锋，在进攻时遇到敌人地堡火力的阻击。谌木春看到情况紧急，为了让后续大部队减少伤亡，已经接近地堡的他，奋不顾身地用胸膛堵住了地堡的枪口。瞬间，敌人的枪声没有了，部队迅速冲上了主峰。写到这里，巴金落泪了。这样感人的英雄事迹在朝鲜战场实在太多了。他后来说：“但是即使写出十倍多、二十倍多的作品，我也写不完这些日子里堆积在我心中的爱，我也表达不出这些日子里激动着我的心的感情。我找不出适当的话来感谢我在朝鲜遇见的每个志愿军战士。”
战士们的“一人吃苦，万人幸福”的忘我精神，深深感动了巴金：“每天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有一种感情在激励我，有一种爱在我心中燃烧”。半年多时间，巴金发表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11篇作品。当他听到一桩桩一件件最可爱的人同美国侵略军殊死搏斗的悲壮事迹时，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巴金从朝鲜“带回来不少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回到上海后，他用三个月时间写出了四篇小说的合集《英雄的故事》，其中三位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只有《黄文元同志》是集中了几个四川籍战士的特点塑造出的一个志愿军邱少云的典型形象。 巴金在谈到《黄文元同志》的创作时说道：“我在小说的最后所写的是邱少云烈士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他太使人感动了，我想借用他来给我的平凡的文章添一点光彩。”
巴金回国后，当听到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他决定再次赴朝体验生活。这次出行，他准备创作中、长篇小说的设想逐渐在心中形成。
1953年8月中旬，巴金第二次去朝鲜。他想再体验体验那种激情燃烧的生活，收集更多的素材。当时交战双方在板门店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战事减少了许多。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巴金完全和那些来自农村的纯朴的战士一样，沉浸在对祖国的热爱里。
前后两次赴朝鲜共约一年的时间里，巴金的足迹遍及平壤、开城中立区和前沿阵地的潮湿坑道，会见采访了上至彭德怀司令员下至特等功臣赵先有，“钢铁战士”张渭良等英雄人物，记录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英雄们的事迹和精神，血与火的战争场面，强烈地震撼着巴金的心，他写信告诉夫人萧珊：“要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我得吃很多苦，下很多功夫……我还想在上海仔细地读两本苏联战争小说，看别人怎样写战争，好好学习一下……”
回国后，经过七八年的沉淀，1961年，巴金终于写出了3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团圆》。在这部小说中，巴金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用“我”的耳闻目睹，向读者讲述了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发表在1961年8月号的《上海文学》上。
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在《上海文学》发表后，反响很好。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看到《团圆》后很受感动，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成了电影，作为文化部年度重点影片搬上荧幕。经长春电影制片厂研究决定，任务交给了导演武兆堤。
负责改编的长影导演武兆堤1920年出生，原籍山西襄汾，生于美国匹兹堡，1925年回国。1936年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8年去延安，之后在抗大文工团、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中央军政大学文工团任戏剧队长、演员、导演。1948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回到自己队伍来》中饰演主角。1949年起在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53年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导演，代表作有《平原游击队》（与苏里联合导演）、《地下尖兵》《冰上姐妹》。
负责编剧的是毛烽，武兆堤推荐毛烽担任的编剧。武兆堤接到改编《团圆》的任务后，想到了他在抗大时期的同学、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将军秘书的毛烽。
毛烽14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朝鲜战场上工作生活了四年多，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和较高的文字写作水平。当毛烽接到武兆堤从长春打来的电话，让他帮忙改编巴金的小说《团圆》时，他对武兆堤说：“编电影我没有经验，改编大作家巴金的小说我更没把握，再说我连小说都没有看过，怎么能改编呢？不行啊！不行啊！”。武兆堤对毛烽的解释根本就不在意，他说：“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条‘贼’船上的人。明天早晨，我就到北京，为你送小说去！”
第二天，武兆堤真就从长春连夜赶到了北京。在宾馆，毛烽看了巴金的小说《团圆》后，也为小说中的情节所感动，他下决心和武兆堤共同改编这部小说。武兆堤非常高兴。
武兆堤找到夏衍，请求夏衍为毛烽请假。夏衍径直找到傅钟将军，说明了情况，傅钟答应让毛烽去改编剧本。当时，正值夏季，傅钟将军去北载河休养，毛峰和武兆堤也到达北戴河，两人躲进宾馆开始正式改编剧本，夜以继日连轴转。
经过反复商讨，他们决定将人物感情戏作为整个剧本中的灵魂。巴金小说《团圆》的基本故事情节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师政委王文清在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被捕，和女儿王芳离散。在朝鲜前线，王文清偶然发现军报的女记者王芳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他没有急于认亲，后来王文清在朝鲜见到了王复标后，王文清才和女儿团聚。整个小说只有三万多字，要把它搬上银幕，决非易事。改编成剧本难度较大，但毛烽和武兆堤知难而进。经过他俩28天的奋战，《英雄儿女》剧本终于在北戴河宣告诞生。当时没有打印机，毛烽和武兆堤连夜用手工抄写完剧本后，武兆堤连夜返回长春，把剧本交给长影厂副厂长胡苏，看完后，胡苏连连叫好。
剧本送到夏衍那里，夏衍看后非常高兴，当面对武兆堤和毛烽说：“你们真有本事啊！这么快就改编成这么好的剧本。”夏衍指示电影主管领导：“重点拍这部电影，胶片要用从英国进口的！”
剧本送到巴金那里，巴金很快回话：“没有意见，同意拍电影！”
关于电影名字《英雄儿女》是总政副主任傅钟上将起的，开始电影剧本的名字还是延用了小说的名字《团圆》，大家都觉得缺少气势，审查影片时，傅钟用四川口音说：“叫‘英雄儿女’蛮好嘛！”大家都表示赞同。
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影片公映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面对影片的巨大成功，巴金谦虚地说，小说写得并不好，是编剧编得好，导演导得好，演员演得好。寥寥数语映衬出这位文学大师的人格魅力。
1994年岁末，王芳、王成的扮演者刘尚娴和刘世龙，到上海为巴金小说《团圆》作朗诵表演。他俩自30年前一起拍摄《英雄儿女》后就各奔东西，再未见面。银幕上的“兄妹”俩再次相会，很自然地想到了巴金。
12月24日下午，刘尚娴和刘世龙手捧着巴老喜爱的玫瑰花和新年贺卡来到了医院。当巴老见到刘尚娴、刘世龙走进病房时，显得有些激动，双手不停地向他俩招手致意。刘尚娴、刘世龙分别握住巴老的手，闪着泪花，贴近巴老的耳边深情地说：“我是王芳！”“我是王成！”巴老激动得连连点头。激动人心的会面后，刘尚娴、刘世龙十分动情地说，巴老的小说影响了他俩一生。
1964年，由小说《团圆》改编成电影的《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烽烟滚滚唱英雄”的歌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连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观看了这部电影。一天晚上，在文化部和中国作协任职的刘白羽接到了周总理打来的电话：“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你们不都是到了火热斗争中才写出了新的作品吗？巴金带了个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
《英雄儿女》三个王成原型背后的故事
影片《英雄儿女》公演后，出现了3个英雄王成的原型，分别是于树昌、杨根思、赵先有，那么他们谁是真正的王成原型呢？我们来分别述说。
第一个原型是于树昌。1953年7月，志愿军23军73师217团的步行机员于树昌在战斗中呼唤炮火，与敌人同归于尽。
1953年5月28日，夏季反攻战深夜开始。志愿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汉江以北向南朝鲜军第二、五、八师实行打击。
当时，志愿军217团接到上级指示：组织一支85人的突击分队，夜半插入南朝鲜第二师守备的核心阵地8251高地。在这支小分队中，孙绍均担任队长，买荣彦担任副队长。这支小分队只要占领了这个阵地，就可以控制左右两侧敌军的阵地。团长指示，搞清地形，标明火力点位置，拂晓以前返回。
半夜时分，小分队顺利插入敌后，全面占领了8251高地的主要位置。次日3时，敌军突然组织一个营实施了快速反击，小分队被缠住了。
孙绍均让买荣彦带人撤退，买荣彦却坚持让队长撤退。在反复争了几次后，买荣彦只得服从命令，在炮火中带领10名战士撤离了高地。孙绍均则带领大部分战士和步话员于树昌留在了阵地上。
买荣彦带着仅剩的5名战士在拂晓前回到团部，向团长报告了情况，也把战士们冒死绘制的火力点位置图交给了参谋长。团长把买荣彦留在了指挥部，命令他留在指挥部等消息，必要时和8251联系。
中午时分，指挥部接到报告，8251高地的处境相当危险，战士伤亡很大，由于敌人炮火封锁，增援只能等到天黑以后。
团长、政委和参谋长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组织炮火，依靠于树昌的报告，掩护8251高地的战士们坚持到黄昏，等待增援。
报话机里，一次次精准的报告，将8251高地上一场惨烈的坚守战记录了下来。
8251高地上第一次传来了声音:“天津二号!天津二号!我是8251!”
买荣彦一下子就听出来是于树昌的声音。在随后的对话中，于树昌不断地和指挥部联系，报告高地上的敌情，指挥炮火进行准确打击。
买荣彦回忆说，当时团长就坐在报话机旁，一根接一根地吸烟，静静地听着于树昌的报告。整个指挥所里，除了报话机的应答和呼叫声，没有其他声音。
“天津二号!天津二号!我是8251，快打'东山腿！'”
一阵炮火之后，于树昌再次呼叫:“天津二号!天津二号!我是8251，约三个排的敌人从2号、4号目标分三路向我们运动，快打2号和4号目标!”
又一阵炮火之后，于树昌大叫:“打得好!打得好!天津二号，敌人又从洼地上来了，快开炮!大约一个连!”
指挥部里，回荡着于树昌呐喊声，调动着我军的炮火，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指挥所里也松了口气。
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人的反攻又开始了。于树昌又开始呼叫:“8251呼叫，快向1号目标射击!敌人又上来一个连!快开炮!加空爆弹跟踪射击!快打!快打!”
突然，步话机里一下子失去了于树昌的声音，整个指挥部安静下来。
团长猛地站起来，从步话员手里抢过话筒:“8251!8251!我是天津二号，我是天津二号!8251!8251!快回答!”
1分钟、2分钟……5分钟过去了，于树昌还是没有回答。
团长接着呼叫:“前沿观察所，8251阵地情况怎么样?”观察所回答:“8251出现大批敌人，手榴弹和爆破筒爆炸声此起彼伏，阵地可能失守了!”
团长和另外一个步话员开始一齐呼叫:“8251!8251!我是天津二号，我是天津二号，听到请回答。”
不一会儿，报话机里响起了嗡嗡声，紧接着又传出了于树昌的声音:“我是8251!我是8251!”
团长激动地说:“我是天津二号，刚才出现了什么情况?”
于树昌回答:“刚才有几个敌人从山梁后边偷偷爬到了我的地堡边，我用手榴弹把他们打回去了，顾不上呼叫。”
团长问:“你还有多少弹药?”
于树昌回答:“我这里只剩下一个重伤员，两箱手榴弹，两个爆破筒。”
忽然，于树昌又提高声音，开始呼喊:“天津二号!天津二号!敌人又上来一个连，目标0号，快开炮!”
团长心疼地说:“8251，你要保持体力!”
于树昌回答:“不要管我，快打击0号目标!敌人又从洼地上来了，快打!快打!”
团长又问:“8251，你的地堡墙土有多厚?”
于树昌着急地说:“天津二号不要问，快打!”
团长焦急地继续问:“8251，敌人距离你有多远?”
于树昌回答说:“70米，50米，30米……再近些!”
整个指挥部里，回响着报话机里传出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在担心阵地上的于树昌。
突然，于树昌连代号也不用了，直接呼叫:“团长，我的地堡被包围了!快打我的地堡!”
团长急忙问:“于树昌你说什么?”
于树昌高声呼叫:“团长!团长!敌人把我包围了，对着地堡打，向我开炮!”
紧接着，报话机中留下一阵高呼:“敌人把我包围了，祖国万岁!向我开炮!”
耳机里传来一阵爆炸声，随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我军密集的炮弹，在黄昏步兵反击前一直没有停止发射，敌人也始终没有在于树昌牺牲的阵地上站住脚。
当黄昏来临，部队反攻上去之后，8251阵地上依然保持着白天激战的面貌，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的尸体。于树昌的地堡，一半已经被炸塌，洞口有9具敌人的尸体。买荣彦和战友们在门旁找到了于树昌的遗体，他的手指上，还套着爆破筒的拉环。遗体的旁边，是被炮弹炸扁了的沾满血迹的报话机。
由于于树昌手持报话机“向我开炮”英雄献身的情景与影片王成的战场情景十分相似。因此，于树昌被认为是王成的原型。
第二个原型杨根思。1922年11月6日，杨根思出生在江苏省泰兴县羊货郎店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母早亡，8岁的杨根思成了孤儿，10岁当了放牛娃，12岁随哥哥到上海，在资本家的地毯工厂做童工，后来地毯工厂关闭，他回乡后又给地主家做“牛倌”。
1944年2月，杨根思加入新四军，成为老一团一营3连的一名战士。2月22日，参军后的杨根思首次参与作战，攻打伪军据点，他用长矛刺进了敌人的心脏，并缴获了第一杆枪。
1945年6月上旬，杨根思奋勇当先，用两枚手榴弹炸掉敌人重机枪扼守的哨口，为新四军开辟了进攻道路，被评选为团战斗模范、华东爆破大王，同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在攻打泰安天主堂的战斗中，杨根思用18颗手榴弹攻下了全城的制高点—天主堂，战后，杨根思首次获得"战斗英雄"称号。
1946年10月13日，在鲁南郭里集战斗中，杨根思冒着国民党军严密火力封锁，连续三次运送拉雷，炸毁敌前沿阵地地堡，被誉为“爆破大王”。
1947年1月，在鲁南战役齐村战斗中，杨根思连续爆破国民党守军碉堡群，炸毁敌旅部核心工事，保障部队迅速全歼齐村守敌，俘虏守敌一个排，立大功一次，被评为“华东一级战斗英雄”。
1948年底淮海战役，杨根思奉命率一个加强排攻击夏砦国民党守军，机智地摧毁一组暗堡群，歼敌一个排，战后被评为"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
杨根思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被提拔为连长，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1950年9月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1950年10月，杨根思所在的部队奉命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58师172团三连赴朝参战，他任3连连长。
11月25日，中朝军队发起了第二次战役，杨根思所在的部队奉命开往东线长津湖地区，对敌人实施分割围歼。28日，杨根思奉命坚守咸镜南道长津郡下碣隅里外围制高点"1071高地"东南屏障的小高岭，负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29日，他们打退了敌人在大量飞机、炮兵支援下的8次连续猛烈的进攻。当增援他们的分队正在途中时，敌人又发起第9次进攻，有40多个敌人爬上阵地。已负伤的杨根思毅然抱起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向敌群冲去，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时年28岁。1952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会议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由于，杨根思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与王成手持爆破筒冲入敌群与美军同归于尽非常相似，因此也被称为王成的原型。
第三个原型是赵先有。我刚当兵时在河北省军区独立师，当时的河北省军区司令员是张振川，他曾是65军代军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任志愿军65军194师582团团长兼政委，他回忆了赵先有英勇牺牲的过程和巴金采访的过程。
张振川经历了赵先有壮烈牺牲的经过。1952年10月2日，五连夺取67高地，打退敌人反击后，将阵地交给六连坚守。10月3日南朝鲜军第11师向赵先有所在六连扼守的67高地发起猛攻，六连官兵拼死抵抗，伤亡较大，连长、指导员受伤被抬下阵地，副指导员赵先有担负起了连队的指挥任务。在三天的鏖战中，他们击退了敌人多次反扑，大量地歼灭敌人。10月5日，敌人飞机先对67高地扫射和轰炸，尔后敌数个炮兵群向小小的67高地发射了上万发炮弹、炸弹、凝固汽油弹，使整个阵地变成一片火海。而后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在8架飞机、12辆坦克和3辆喷火坦克的掩护下涌上阵地，当时仅剩下多处负伤的赵先有和通信员刘顺武。面对蜂涌而来的敌人，赵先有命令刘顺武用步话机要求炮兵向自己阵地射击。
当时，在团指挥所内的团长张振川和其他团领导都受到了极大震撼。我们的同志还在阵地上，我怎能下令大炮射向自己的同志？
最后，五处负伤的副指导员赵先有已双目失明，通讯员刘顺武也多处负伤，刘顺武代替他的眼睛，向他汇报敌情。万分危急时刻，赵先有用步话机向团指挥所报告:“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此时，在团指挥所里，张振川听到了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尔后阵地沉静了。
此时，张振川把心一横，命令炮兵向阵地上的敌人开炮。后来我军夺回阵地后发现，赵先有和刘顺武已与敌人同归于尽，二十多个敌人的尸体躺在他们面前。
战后，志愿军总部为582团6连记特等功，并发来“英勇顽强、守如泰山钢铁连”的奖旗；为582团6连副政治指导员赵先有追记特等功；为6连的刘顺武追记一等功。赵先有所在连如今是“王成连”。巴金入朝鲜采访时，志愿军65军政治部主任陈亚夫（原赵先有烈士的师政委），专向作家巴金介绍了赵先有和通讯员刘顺武两位烈士的事迹，巴金便到582团采访了团长兼政委张振川，了解英雄事迹，又来到赵先有烈士所在的连队采访。巴金两次赴朝采访在194师住了两个月多月，体验生活和采访，其中巴金第二次赴朝采访与赵先有烈士生前所在的连队吃、住在一处就20多天。
张振川曾写过有关赵先有烈士的文章：《英雄“王成”的最后时刻》《一位王成式的战斗英雄》《怀念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纪念赵先有同志牺牲50周年》《怀念抗美援朝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有》《“英雄儿女”真正多》《朝鲜战场逢巴金》等文章。
张振川回忆说:“记得在保卫开城反击作战胜利后，作家巴金亲临朝鲜开城前线，曾对我志愿军六十五军第五八二团进行采访。我作为五八二团团长兼政委向巴金介绍了我团三打‘红山包’战斗中同志们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战斗作风。特别提到了我团二营六连副指导员赵先有和他的战友们在坚守67高地战斗中所表现的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完我的介绍深受感动，他说:‘你们团三打红山包，打得很漂亮。美国人武器强，我们的士气强”。
1991年，65集团军为宣传英雄事迹，决定在194师582团营区办公楼前立一座“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有”英雄塑像，河北省军区原司令员张振川撰写了800字的碑文，并请当时健在的巴金题词，巴金题写了：“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有 巴金 1991年8月20日”。
巴金为赵先有烈士题词后，巴金女儿李小林与前来取题词的赵先有所在团政治处副主任戴秀斌说：“我把信交给父亲看了，他很高兴，父亲说，‘我到过朝鲜战场许多部队，英雄们的事迹使我感动，我写了几篇真人真事的散文，以后又集中概括了许多英雄形象，才有了《团圆》里的王成。’”
《英雄儿女》剧本创作者、后来的昆明军区文化部长毛烽1938年1月参加八路军，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47军政治部秘书科科长。在朝鲜3年多的时间，他参加了第四、第五次战役和上百起战斗。他生前回忆创作王成形象的情景时说：“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凄美、惨烈的牺牲事实，至亲、至爱、至痛的感人事件多得‘撞人’，因此写《英雄儿女》这个电影剧本和电影里的每一次战斗、每一个人物、每一个镜头，都有许许多多战场上的真实原型做基础。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武兆堤创作的非常顺利，每天以2000字的速度进行着，可是在写到王成牺牲的场面时卡壳了。巴金短篇《团圆》中没有表现刻画王复标的儿子王成是怎样壮烈牺牲的细节，只有一句交待：‘他的儿子王成也光荣地战死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后来，我们根据《志愿军一日》书中于树昌‘向我开炮’的英雄事迹丰富了王成的形象，再结合杨根思拿着爆破筒冲向敌阵的英雄事迹，充实了王成牺牲时的壮烈场面。”
当时，毛烽和武兆堤还查看大量资料记载，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像于树昌这样高喊“不要管我，向我开炮”的志愿军战士共有5位。就这样，他们把众多志愿军“向我开炮”的英雄壮举结合起来，终于把王成的英雄形象树起来了。他们再次拿起笔来，很快便塑造出了在4号阵地上孤胆坚守的王成形象：在大群敌人向自己扑来之时，他果敢地向部队领导高喊“向我开炮！”炮火中他手握爆破筒跳向山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向我开炮的王成是志愿军千千万万个英雄的典型代表。”毛烽最后做了这样的回忆。
综上所述，巴金小说《团圆》里的王成原型有赵先友的成分；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后的王成原型来源于《志愿军一日》书中《向我开炮》的于树昌，因此于顺昌也是英雄王成的再现；毛烽、武兆堤创作王成形象时，同时受到杨根思英雄事迹的启发，再者杨根思手持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场面，与王成英勇献身的场面完全相同，因此，杨根思也是王成原型的组合人物之一。
三个王成的原型都是志愿军英雄，王成就是志愿军英雄的化身，志愿军里有着无数个王成式的英雄，王成是志愿军群体英雄的象征。
随着影片《英雄儿女》不断深入人心，又出现了两个王芳：一位叫柳岳继；另一位叫解秀梅。
传说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原型在河南，河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王维红拜访了柳岳继老人。
柳岳继老人86岁，身体硬朗，眼不花耳不聋。柳岳继祖籍四川叙永，口音还带着家乡的味道。王维红从客厅墙面上取下一张老照片说：“那您给我们讲讲抗美援朝的故事好吗？您是不是参加了上甘岭战役？”
“参加了。”柳岳继老人点着头说：“上甘岭战役43天，我全程都参加了。”
柳岳继参军的时候还不满16周岁，参军那一年是1950年，她报考了军队文工团。1951年，柳岳继随军入朝。
“我是第二批去朝鲜的。”老人说：“我们文工团在军部，经常见到首长秦基伟。”柳岳继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正是秦基伟。
“当时领导派我们三个文艺战士到前线去慰问。”柳岳继说：“我和王子毅还有一位同志。”
“我们到前线时候，上甘岭战役还没有开始。我们教战士们打快板、唱歌，活跃他们的文化生活。”柳岳继说：“后来要打仗了，领导让我们回去。我们没有走，就留下来了，一直坚持了43天，直到战役结束。”
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进行了43天。战役打响之后，柳岳继等三个文艺兵也参加了战斗，主要是负责救护伤员。在战斗的间隙，柳岳继为战友们缝被子、包饺子。柳岳继在朝鲜三年多，基本经历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战争结束后，参军五年的柳岳继转业到了河南。先后到过新乡、开封，后来又到了郑州。
“那您怎么成为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原型呢？”记者问。柳岳继老人说：“有一次我们在郑州拍一个片子，有一个记者采访我。他说，别人都没有戴军功章，只有我戴了军功章，就单独采访了我。我讲了上甘岭战役，讲了抗美援朝的故事。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讲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女战士的故事，他写完文章让我改。记者写得很好，我没改动一个字。我只在电影《英雄儿女》王芳原型后来加了两个字‘之一’。王芳是抗美援朝女战士的代表形象，并不属于我一个人。我们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女兵都是王芳。”
另一位王芳的解秀梅，1932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于提村的一个贫寒农家。1950年2月，18岁的解秀梅参加人民解放军。不久，战争爆发，她加入志愿军，随志愿军第68军经过18天的艰苦行军来到朝鲜战场。
解秀梅是文工队的女兵，从事战场鼓动工作，她经常和文工队的战友们穿过敌人炮火空袭的封锁线，深入到阵地前沿，奋不顾身地为战士们演唱各种节目，鼓舞战士们的作战士气。
解秀梅不仅要做好宣传鼓舞工作，还要给战士们缝补衣服，甚至充当护士等。1951年11月，上级派解秀梅和文工队的几个同志，到前线慰问和护理伤员。在手术所，解秀梅对伤员的护理尽心尽责，倾注了全部心血。朝鲜的冬天十分寒冷，伤员冻伤严重，有伤员双脚冻得红肿，解秀梅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伤员一双冻坏的脚放进自己的怀里取暖。
1951年11月30日，解秀梅遇到9架敌机的袭击。敌机在志愿军的病房附近狂轰滥炸，手术所顿时陷入火海之中。在护理员们的帮助下，伤员们都转移了，只剩下605团的一名重伤员排长李永华还没来得及转移，在手术所门口的解秀梅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她在烟火中找到李永华后，没有任何犹豫，背起他就往外冲。突然一颗炸弹向她飞了过来，趴在李永华身上。李永华毫发无损，他却负了伤，胳膊上、手上鲜血直流。为此，志愿军68军给解秀梅记了一等功。
1952年5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大草坪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文艺工作者归国团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作为志愿军文工团归国代表，解秀梅也荣幸到场。毛主席和解秀梅握手时，她突然扑到毛主席怀里，幸福地放声大哭……
1952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两周年时，解秀梅随志愿军到平壤参加朝鲜召开的庆祝大会，她又受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接见。
由于解秀梅的经历与影片中的王芳相似，也被人们称为王芳的原型。解秀梅于1956年从部队转业在河北华兴印刷厂工作。
柳岳继和解秀梅都有和王芳相同的经历，但与巴金小说《团圆》中的王芳和武兆堤、毛烽改编《英雄儿女》中的王芳都没有联系。
现实中，志愿军里有数不清的王成原型，也有数不清的王芳原型，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骄傲！都值得后人与艺术化的《英雄儿女》进行联想！都值得人们的敬仰！
